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生和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繁荣论文,经济学论文,新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周年的时候， 也即将走完20世纪。20世纪是人类从理论到实践对社会主义进行伟大探索的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是社会主义实践的50年，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历经诞生和发展的50年。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在前苏联诞生的，10年前，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偃旗息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它诞生的故乡也随之终结。但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停止，在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套不断发展的理论正在通过对它的实践显示着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经由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家实践家的不懈奋斗，社会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新生，并走向新的繁荣。
一
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思想虽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上世纪末，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是很晚才提出来的。1929年末，列宁《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一书的评论》的发表，结束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消论”的统治，以后一直到50年代初，才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问世为标志，第一次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该指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建设和发展曾有过重要影响。如第一版教科书共印刷400万册，在国际上广为传播， 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但它的错误之处，也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如，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起调节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只是企业用来进行核算的工具等错误观点，长时间困扰着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且该书在结构上也是规律排队，政策汇编，缺乏内在的逻辑性。这种现象在一门学科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却一直延续到80年代，受其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很长时期内也充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简单对比。特别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仍然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经营机制的中心环节，市场关系不具备普遍性。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支撑了一个庞大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体制的解体，不但丧失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使其理论走向终结。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决不是偶然的。在它创立之初，就存在着在理论上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偏差和错误。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
首先，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苏联理论界不承认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认为“完全相适应”。毛泽东在1957年初就曾尖锐地指出，斯大林在一个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其次，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苏联一直把计划发展规律与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认为在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地方，价值规律就不发生作用，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把计划与市场完全对立起来，排斥市场，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重要思想根源。毛泽东曾针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指出：“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5页。）
最后，封闭性体系失去了发展的生命力。只有单纯的批判，不准备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封闭起来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一致命弱点。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为一门科学更是这样。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我们有益的经验”。（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仍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刚刚诞生时就存在的这些问题，毛泽东是凭着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透彻的理解和娴熟的运用才认识到的。当时中国搞经济建设只有7年， 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不可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但是他已经敏锐地感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首先从50年代开始，在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过程中，毛泽东就曾批评过国内一些人片面地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的观点。同时，毛泽东一直强调发展生产力，在《论联合政府》中最先提出生产力标准。1956年1 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他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遗憾的是1957年后，受国内外发生的若干事件的影响，这些正确的认识被抛弃了。值得庆幸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在邓小平“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得以继承、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新生。
二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繁荣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实践，20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获得新生的开始，为经济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新时期的前进方向。邓小平的“走自己的路”的号召，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新生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指明了方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的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改革的推进和理论的突破，有机地融汇在一起，经济理论与经济建设双双丰收，十四大报告概括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刻总结，而九条重要内容几乎都是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有密切的联系的，这些内容已经和正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到经济体制目标、战略部署和发展方式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框架。正如十四大报告总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财富。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这一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繁荣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之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次大的突破和发展。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这一决定被誉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次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的束缚，这是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艰辛探索而取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改革成果。多年争论不清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我认为，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最基本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资源是稀缺的；一个是人类的需要是丰富的、无限的。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没有对资源的稀缺性进行分析，如中国资源状况的分析，也没有对人的需要及需要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而是从所有制出发，直接论及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经济规律。市场理论的提出，使我们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回到这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2.重新明确资源配置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和无限性出发，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以满足众多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资源配置就是马克思讲的“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他认为这个问题如此基本，以致“决不可以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经济学同样不能离开这一基本问题。
3.重新认识经济体制的实质。改革初，我们在区分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时，提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实现方式，我们是在坚持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经济体制的实质就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资源配置方式有两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再选择。
4.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开放系统，为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更大空间。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带来一系列新范畴、新内容、新方法，从而引起结构、体系的更新。结束了传统体系的封闭性，为广泛吸收一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用的经验敞开了大门。
5.为计划与市场结合方式的研究提供新的起点。计划是一切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公有制为计划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计划性是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如何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实现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性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研究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新起点。
6.改变了对生产关系、经济规律的研究方式。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直接实现的。而市场经济的提出，就使社会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同样要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要求对生产关系的研究采取新的研究方式，即在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研究中揭示经济规律，使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回顾本世纪初，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不可能存在为前奏曲的。1901年，桑巴特预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因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盲目的经济规律，而是有经济目的的思想。”罗沙·卢森堡则提出“一旦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经济，让位于由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有意识地组织和领导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就将失去它的作用了。于是，现代工人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即意味着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终结”。一个世纪就要过去了，克服了“取消论”而生长起来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终于也走向了终结。当社会主义在中国向下一个世纪进军时，问题又回到了本世纪初的起点。不过命题的前提已经改变，社会主义还必须搞市场经济。“作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找到了新的生长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里继续成长、壮大。
三
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除了积极的影响外，也会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来一些新的难题、新的考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市场把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且能够扩大地再生产出来，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时，郑重地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探索。这一探索的重要里程碑就是党的十五大。
十五大报告不仅站在跨世纪的高度，向全党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深层次理论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这个历史文献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贡献主要有：
系统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上的主要特征、具体任务和历史区间，强调了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正确把握的现实意义。这些都丰富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对邓小平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新贡献，充实了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
首次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如何建设这样的经济。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简要地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内涵。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了新的表述。这有两个突破：一是，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关系由“补充”变为“共同发展”；二是，多种经济成分从“基本经济制度”外进入“基本经济制度”内，充分体现了非公有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在分配领域，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明确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对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江泽民同志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通过改革，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十五大和十五大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和最重要的理论发展就是关于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新表述和新认识以及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探讨。
十五大报告提出“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对所有制研究的禁区。报告中提出的“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标志着我们对公有制的认识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中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向市场经济中价值形态的“公有资产”和“公有资本”的转变。公有制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新的变化。围绕着公有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认识：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认识上，第一次提出了以质和量相统一，更注重质的提高的新观念。把握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突破了单纯以量的比重衡量优势的片面认识，把对公有制主体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认识上，第一次提出了以“控制力”这个新概念把握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由此，在这个问题上一批学者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推出了一批新成果。
确立了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整体观。报告突破了国有经济全面出击、一统天下的社会主义观，提出了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新观念。如，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出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战略上对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分为两类，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而在其他领域，则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国有企业改革，更是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完成了由搞好每个国有企业到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认识转变。整体观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上，消除了人们的顾虑，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
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命题的肯定，充满了理论智慧。把公有制实现形式从公有制中剥离出来，为既要坚持公有制又要改革公有制的两难课题找到了出路。公有制是制度性概念，而公有制实现形式是体制性概念。制度性的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始终坚持，丢了公有制就是丢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性质；但体制性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定要改革、要创新，不改革、不创新同样会断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提出为公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对集体经济也有了新的认识，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在城乡经济改革中创造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特别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的理论概括，为集体经济的理论注入了新的营养，为集体经济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开辟了新的路径。
十五大后，围绕着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和实践都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但国外有些人以为中国要搞私有化了，而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在今年七一座谈会上旗帜鲜明的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正确地认识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两个概念的交替使用，主要考虑两个因素：其一，涵义因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除生产关系外，还包括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其二，历史因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改革开放以来，普遍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有的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实，就其实质而讲两者是一致的。考虑到，一般已经习惯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所以我们更多地使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兴衰反映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回顾建国5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学走过的历程，我们坚信，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定会更加繁荣、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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