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 中共的诤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诤友论文,中共论文,章乃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有份资料集名为《章乃器反共三十年》，这是配合“反右斗争”编写的材料。章乃器遭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一夜之间就成了“极右派”、“反共老手”。纵观章乃器的一生，他恰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二十多年的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昭雪，尽管此时章乃器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然而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将永载于中国史册。
热血沸腾 追求革命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乡绅家。原名章埏，后因读《老子》有“陶人埏埴以为器”一语，遂改名“乃器”。
章乃器的祖父章楷，是清同治年间浙东名士，为人耿直，好济困扶危、伸张正义。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在章乃器身上得到继承。
1918年夏，章乃器从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练习生。翌年春，他便辞职来到北京，进了北通州京兆银行，当了营业部主任。此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对年轻的章乃器以极深刻的影响。从此，“科学和民主”成了他终生不渝的信条。1921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他进了一家中美合办的实业公司。这里虽然待遇优厚，但是洋经理却骄横跋扈，章乃器不愿意卑躬屈膝，只干了三个月便愤然辞职。章乃器回到上海重新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欢欣万分，和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当他“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为期不远”而对国家前途充满美好憧憬时，蒋介石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转入低潮。
这年11月，章乃器独立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这是他参与政治的初步尝试。他把“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做潮流的追逐者”奉为《新评论》办刊的信条。1928年5月3日，济南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制造了“济南惨案”。章乃器在《新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他一方面呼吁对日宣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旧军阀换新军阀，或旧军阀做新军阀，还不依然是一个军阀？”他宣称：“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几十年来政府的压迫，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压迫，这许多压迫还不沉重吗？当然，这一定需要革命——激烈的革命，非如此，无以泄发郁结的民气。”章乃器的激烈言论，自然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1929年春，便以“袒共”的罪名将《新评论》查禁。
掌的诤友 抗日斗士
1932年，章乃器出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总经理。6月，又主持创立了国内第一家完全由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为中国征信所制定了一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使该所的调查工作效率极高，受到了社会的赞扬。章乃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理论家，他主张用经济手段管理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以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支持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汉地下党的领导人杨贤江经常将款项汇到上海，通过章乃器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保护党的活动经费。章乃器三弟章郁庵是共产党员，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就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曾多次将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现钱，充当党的活动经费。
30年代初，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一些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处境危险、生活困难，章郁庵便通过章乃器把这些同志安排到中国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1935年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也是通过章乃器与章郁庵联系上的。当时章乃器曾安排陈云在秘密住所隐蔽，后来才转道前往苏联，可见章乃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1935年12月，他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章乃器被推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主管财务，兼作宣传工作。
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继续实行“剿共”内战，章乃器于1936年1月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四年间的清算》一文，文章指出：“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的勇敢有为的英俊少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到了今日，外无以攘，内未得安。‘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在文中呼吁：“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致向外”，他还表示：“刀锥斧钺，我自己来担当”。沈钧儒当时就称赞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前往市政府会见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向他阐明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宗旨，递交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吴铁城当即诬称救国会有野心。章乃器和沈钧儒毫不为吴铁城的诬指所屈，严词拒绝收回《宣言》。而后，章乃器与沈钧儒、史良等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救国主张，唤起民众。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后，章乃器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署名文章《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条件》，公开表示赞同。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反响很大。
由于救国会的团结抗日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对它的仇恨也与日俱增。章乃器也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章乃器干脆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之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去。救国会的活动，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对救国会下了毒手。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无理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救国会领袖无辜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人们极大义愤，抗议和营救的文、电雪片似地从国内外飞来。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后20天，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于国内外形势，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释放“七君子”。
章乃器出狱后，斗志不减，将他在狱中撰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两个部分印成小册子于1937年10月正式出版。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见解。他还批驳了形形色色的亡国论调。他指出“有些人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苏或日美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结盟等外力因素上，也是不现实的，是机械主义的抗日论。”他认为“抵抗侵略主要的力量是我们自己”。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在任职期间，他了解到新四军军饷很困难，便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元。这在当时“是任何地方政府所不敢的。”结果，1939年3、4月间，蒋介石终于下令“另有任用”罢了他的官。
“红色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筹建昆仑影片公司，同时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民主建国会成立后，即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1946年2月10日上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万余。国民党当局派出特务暴徒殴打与会群众，受伤、失踪者达六十余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事发后，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即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
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迁往上海，章乃器也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继续从事和平民主活动。1947年9月，蒋介石阴谋对民主人士大逮捕，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1948年底，应毛泽东的邀请，在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章乃器和其他三十余位民主人士搭乘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北上。1949年1月7日船抵大连。章乃器在东北亲眼目睹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进行生产建设的热烈场景，而旧社会常见的烟、赌、淫、乞等弊病，在解放区几乎绝迹，这使章乃器感慨万分。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一支革命歌曲，歌曲第一句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认为要确切表达党的历史功绩，建议在“中国”之前冠以“新”字，将歌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过来了。”
1949年6月15日，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10月1日章乃器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由于职务上的原因，他经常涉及一些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在1955年4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章乃器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主要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但他同时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1956年10月，章乃器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都是章乃器在国内出现了新形势的情况下，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转换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新的估价，在理论问题上作探讨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见解。
披肝沥胆 推心置腹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于4月30日起，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要抽筋剥皮’”等。
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关于“与党争权力”的问题。当时，曾有党外人士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他说：“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同时他也声明：“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织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织管政治思想领导，党组织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章乃器说这段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曾于1955年先后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工作中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和宗派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复信说：“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章乃器所说的“斗争”，就是指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而言的。但在1957年却以此诬指章乃器与党争夺权力。
其次，关于定息是不是剥削的问题。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经济学界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章乃器在《关于工商业改造辅导报告工作的几个问题》中讲：“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像这类学术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制定政策的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但在那场“反右斗争”中硬把章乃器对这个问题中的看法不确切地概括为“定息不是剥削”，因而成了当时集中火力批判的靶子。
第三，关于对民族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的问题。章乃器认为“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章乃器不同意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他认为民族资本家改造了近8年仍然需“脱胎换骨”的地步，会使人望而生畏，其结果是“阻碍了人们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但是章乃器的观点却被曲解为“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而加以批判。
第四，关于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问题。章乃器说：“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他还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而讲的一些话，也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他举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生产建设中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残酷的手段，而是采用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他还提出“不要神化个人”。就是因为这些，章乃器被说成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争辩，也表示：“不勉强争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帽子。”
1958年1月，章乃器写出了三万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文中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
没有沉沦 依然乐观
1958年1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先后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从此，章乃器开始了漫长的家居生活。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最大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沉沦于痛苦之中，他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及各种专著，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后来他虽然曾经提出过申诉，却未被接受反而被斥之为“翻案”，接着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职务。此刻，章乃器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1966年6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飚震撼了中国大地，8月24日，红卫兵冲入了他的住所，章乃器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举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到这里的“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得倒在血泊之中，章乃器也被打昏在地。他曾作过以下的回忆：
“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遇：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充分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章乃器面对暴行，镇定自若，相信党和大多数群众是会理解他的。他说：“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他又说：“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十年，就是在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民楼的斗室中度过的，他身处逆境却依然乐观，而且始终保持着坦率、正直的秉性。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终于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20年，而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呢？直到他去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不能不想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在一个静静的小型的追悼会上，当年“七君子”中两位健在者——史良和沙千里为他们的同志送行。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1982年5月，他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