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机制论文,稳定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2)05-0090-08
现代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使社会各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进行着重大调整，它既给社会带来生机和进步的动力，又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政治问题，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国家走向现代化之时，之所以发生政治不稳定，真正的原因是整个社会面临新旧两种社会结构的交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就是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几乎都产生于向现代化迈进的社会剧变之中这一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同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
1978年以来，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在优化社会结构、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在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政治稳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会出现政治不稳定现象，欧美一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了一个很长的动荡时期。这些事实说明，在社会转型的情况下政治不稳定现象的出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社会转型增加了政治稳定的难度，但又不是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政治不稳定在社会转型时期是否会从可能变为现实，形成政治动荡，关键在于社会能否成功解决各种难题，消除不稳定因素。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加强防范和正确处理不稳定因素，就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稳定局面。这就要求我国各种政治机构、组织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严密体系，从而构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稳定的保障机制。本文围绕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从政治稳定所要求的制度保障、动力保障和社会保障机制的角度，探讨保持我国安定团结局面的机制要求。
一、政治稳定的内涵
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揭示政治稳定的涵义，众说纷纭。西方学者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派伊、梅隆·韦纳和伯特·豪斯里兹等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政治稳定。西方研究政治稳定的权威首推保守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亨廷顿，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稳定理论。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与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平衡关系，他的这一观点几乎成了以后西
方学者们分析政治稳定问题的基本框架。他提出一个命题：“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P38)亨廷顿首先以戴维斯J型曲线理论为框架，从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上进行分析，指出经济发展导致人们欲望和期待的急剧高涨，各种社会问题和压力同时涌现。而过渡性的社会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却总是低于这些欲望的增长，这种差距便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和社会挫折感，成为政治不稳定的诱因。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恰恰在于既缺少流动性机会，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于是“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1](P51)亨廷顿认为社会和经济的变革造成了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偏高，即政治不稳定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
西方学者对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有不少发人深思之处，但他们均十分自然地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为参照系，认为只有实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才能最终达到政治稳定。对于西方学者的政治稳定理论，我们必须处理好借鉴与批判的辩证关系，吸取其中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剔除其糟粕。总之，对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才能建立起科学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稳定理论。
我国政治学界对政治稳定理论的系统研究由于一段时期政治学科本身的滞后发展而落后了一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者们才逐渐从政治学角度运用政治稳定这一概念来分析政治现实，从而丰富了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如何从学理上界定政治稳定，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政治稳定概念的合理界定应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国家政体的连续性、社会政治制度的内聚性和价值观念的稳定性。
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相对不存在暴力事件，不存在带来全局性的、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政治动乱，也不需要使用武力或高压手段解决政治危机。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和大政方针不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并能长期坚持，也不允许任何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组织合法存在。国家政体的连续性是指一届政府继承前一届政府的阶级性质，维护同一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标志着该社会制度是稳固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还包括政府的换届是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的，而不是用非法的手段完成。社会政治制度的内聚性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应具有的凝聚力，社会政治制度具有凝聚力意味着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拥护这一社会制度，认为这一社会制度优越于其他社会制度，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利益，愿意在这一社会政治制度下长期生活下去并为捍卫和发展这一社会制度贡献自己的力量。价值观念的稳定性是政治稳定的一个深层次要求，价值观的动摇，意味着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念的动摇，意味着人们追求的信念、理想、信仰的动摇。同现存制度相左的价值观，是破坏该社会内聚力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动摇该社会制度稳定的潜在危险。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政治稳定总是相对的，稳定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
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2](P166)恩格斯的这段经典论述为我们分析政治稳定的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表明，不是说国家一旦产生，社会上的矛盾和对立面就消失了，国家只是缓和、限制了这些矛盾和对立面并使这些矛盾和对立面存在于符合统治集团利益的秩序之中。所以，国家正是社会不稳定的产物，国家的存在表明社会中不稳定因素无法从根本上克服，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力量的控制，一旦国家的控制发生障碍，社会发生难以控制的动乱，政治稳定就会转化为政治不稳定。
政治稳定不等于僵化、停滞；不等于无视矛盾、冲突和斗争；也不等于固守某种政治形式、政治方法、政治决策、政治观念和政治经验，而是稳定与发展、稳定与改革、稳定与民主相统一的辩证过程。
在谋求政治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无疑是每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日益突出的政治不稳定现象是由政治发展引起的。但现实的考察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并非直接源于政治发展，恰恰相反，是源于政治不发展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实质性巨变之间的对抗性。政治不发展必然带来政治不稳定，但事实证明发展也未必带来政治稳定，有时甚至相反，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原有的政治不稳定激化和扩大的现象。我国若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取得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双重效应，我们首先必须全面认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关系。
二、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政治体系的包容和平衡机制
政治体系，即政治统治体系，从本质上说，是指“由统治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各种机构、组织所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3](P100)政治体系是由全部统治机构组成的，这些政治组织和机构各有特点，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按一定的结构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国的政治体系是由政党、国家机关和各种社会政治组织三个部分集合而成，是为维护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我国的政治体系除具有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外，还具有集合性、整体性、有序性和变动性的一般特征，就其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言，这些特征具体体现在保持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所要求的制度、动力和社会保障三方面稳定机制上。
政治稳定要求有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机制的政治体系。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体系中必然涵盖多种政治主体，如政党、阶级、阶层、民族、机构、团体等。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各种政治主体在政治体系中并没有严格的一致性。我国应努力建构一种能够包容各种政治主体的宏大结构，尽量使各种政治主体可以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以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有序、稳定的态势。同时，需要建立多层次的、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实现高效能、全优化的权力制约，从而成为保持政治稳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1.政治体系的统摄机制。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庞大复杂的社会体系，政治主体日趋多元化，政治体系涵盖它们的难度逐渐增大，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具有统摄性的政治结构，既能为日益发达的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又能驾驭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动，使整个社会保持有序、公平的发展态势。政治体系是一个自身运转的过程，每个组成部分都是全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实现体系的总目标。社会转型一方面对政治体系的统摄力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又为政治体系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和现代化的手段。所以，当前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建立涵盖着多元主体的政治结构，使各种政治主体能在统一的结构体系中沿着合法、有序的轨道实现其功能、释放其能量，以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相互关系为载体形成上下相通、左右相连的包容机制，为我国的政治稳定奠定强有力的制度基础。
2.政治体系的凝聚机制。政治体系的凝聚机制实际上是各种政治主体联结程度的紧密性。政治体系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然而，政治体系内部的组合方式、结构序列和层次性是由各个机构、组织在政治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在实现政治体系总目标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功能、不同作用决定的。事实上，当今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要求形成一个制度轴心和文化轴心。制度轴心不只是具有政治象征功能，而且还是真正的权力中枢并能得到社会和民众的普遍认同。在我国，制度轴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不稳定常常出自政党的脆弱性和政治动员能力的衰弱及政党自身的离散性。政党的凝聚性突出表现在其政党指导思想的内聚力和组织结构的状况，是否具有稳定的领导集体和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否具有一套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个政治体系的制度轴心，已成为普遍的政治共识，是保证我国政治稳定的前提和条件。文化轴心是指政治文化凝聚机制。“政治文化凝聚机制应符合政治体系的一体化要求”，[4]政治体系如何强化人们的认同意识，减少疏离和对抗意识，使自己的运转具有权威性非常重要。人民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具有共识以及对政治体系赖以建立的传统和原则所持有的共识，是政治体系凝聚机制的重要体现。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刻性和多维性，决定了人们对各种政治现象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并由此产生新的价值观，这就需要政治文化凝聚机制来整合。
3.政治体系的平衡机制。社会转型过程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但又不能让政府发展到专制和腐化的程度，这就要求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防止滥用权力。这也就是说，政治体系的各个机构、各个组织之间发生关系，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方式、一定的渠道进行，这是政治体系和谐而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一定的平衡机制。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和最高层次上，加强人民群众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把党和国家机关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其次，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内部和相互之间建立制约机制，理顺各种权力关系，努力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最后，在微观上建立各种制度，保证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平衡机制常常是宏观的、原则性的，要使它具体到某项政策的决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去，还要借助于程序机制和纠错机制。一项政治决策从提出到决定和执行，必须是在精细设计和制定的政策中实施的
，必须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和规范，并且有明确的运行标准，明确不同政治机构在决策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不同功能，监督其运营并且接受实际效果的检验。但有了程序还有可能出现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失误，因此，纠错机制十分重要。当然纠错机制本身也应该有预定程序和制衡原则。政治体系的平衡机制内部各分支应当相互配合，才能有效地排除影响政治稳定的各种因素，促进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
三、政治稳定的动力保障：政治体系的吸纳和分配机制
政治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政治体系。体系内部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改革，是政治体系生存、发展和达到完善的不可缺少的动力，从而也构成政治稳定的动力机制。
1.政治体系的吸纳机制。政治稳定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自我更新，也就是说，政治体系要不断把先进的资源吸纳进来，以增强自身的能量。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体系，都已建构了一套相当灵巧而有效的吸纳机制，使政治体系保持均衡。当前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政治体系的吸纳机制应不断完善。其一，对物质资源的吸纳。物质资源往往是政治体系保持稳定的基础。我国政治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为政治体系吸纳先进的物质资源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公有制是我国维持政治稳定的基石，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动摇的。当然，目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日渐壮大，这就需要政治体系创建新的吸纳手段，把其他经济成分纳入政治体系的调控之下。其二，对人力资源的吸纳。人力资源对政治体系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制度一旦定型，便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要使制度持久地生存下去，则要靠对人力资源的更新和对新人力资源的吸纳。一个民族要建构先进、理性的政治文明，不在于创建新制度能力的强弱，而是取决于使制度得到持久、健康运行的能力有多大。后一种能力的培养就得益于对人力资源的吸纳机制。从吸纳人力资源的方向来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体系外人力资源的吸纳，扩大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二是体系内人力资源的吸纳，这是人力资源在体系内的纵向流动，提高高层管理者的执政水平。对人力资源的吸纳，可以为社会上先进的人力资源提供一种政治期望，为他们的精力投向提供一个引导，以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另外，还可以提高政治体系的质量，扩充政治体系的能量。其三，对世界范围内人类共享资源的吸纳。人类在进步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人类共享的，如先进的管理经验，化解突出性政治冲突的经验，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经验，提高综合国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等，都需要政治体系去积极吸纳。因为目前政治体系间相融的程度越来越大，许多问题并不是靠单个政治体系就能解决的。在这样一个世界性文明体系日渐形成的时代，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都要积极吸纳这些人类共享资源，以便保持体系与世界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不至于被排除在世界性的文明体系之外。这种吸纳机制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外部保障，我国奉行的开放政策恰恰是这种机制的表现形式。社会转型使我国认识到吸纳人类共享资源的迫切性，同时它也是补充当代我国政治体系能量的必要手段。
2.政治体系的分配机制。政治体系应具有把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资源转变为支持政治体系的政治资源的合理化分配机制。经济发展给政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可供其分配的物质资源，但如果政治体系在社会各阶级、阶层、团体间分配这些资源时，出现严重的不合理现象，那么就很可能导致物质资源的激增与支持体系的政治资源锐减之间的反比关系；相反，如果政治体系合理地分配物质资源，就会赢得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使物质资源间接地转换为支持政治体系的政治资源，从而促进政治稳定。由于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要建构资源的合理化分配机制，目前还不能急于抛弃政策调控的功能，而是应努力完善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尽可能使重大决策更为科学化、合理化，同时注意政策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过渡问题。随着今后市场体系的日益健全，应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部分，政府政策从微观干预逐渐向宏观调控方面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合理地分配物质资源并使之有利于政治稳定。
四、政治稳定的社会保障：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政治体系与社会逐渐相融的过程，是当前中国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社会保障。政治体系只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当前中国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输入机制。输入机制即社会信息向政治体系的传送，如信访制度、人大和政府组织的特别调查制度、新闻机构对社会各种信息的收集、对领导干部的调查等，它为社会参与政治体系提供了多种渠道，社会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感日渐深厚，同时使政治体系能够准确、及时地把握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就一个社会来说，它认知政治体系的欲望尤为强烈，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是释放自身能量，展示自身社会地位之需要。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体系不仅要能满足社会的政治要求，而且还要能化解这些政治要求，使各种矛盾和冲突不至于滞留在社会之中，否则，政治稳定就会失去重要的社会保障。其中包括：(1)社会预警机制。社会预警是对可能酿成社会问题、妨碍政治稳定的社会偏离现象和失序状态的预警，它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范、控制政治不稳定现象的发生。要发挥社会预警作用必须拥有完善的社会预警系统，社会预警系统是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机结合体，应包括预警报告系统、预警分析系统和预警协调系统三个层次。只有在社会预警系统完善、社会预警机制健康运行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2)协调保障机制。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的正常运行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协调。如果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不协调，对于维护社会安定的大局是不利的。另外，社会转型会造成利益的不均衡，必定会有某些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暂时丧失部分既得利益或分享社会利益相对较少，如果他们得不到相应补偿，不满和愤怒极有可能转化为政治稳定的破坏力量，因而必须建立一种完善健全的协调保障机制。(3)缓冲机制。社会缓冲机制是指分解社会冲突、吸附社会混乱因素的一种机制。社会转型时期有些不稳定因素往往冲破社会控制，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如何将这些因素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力分解和吸收，减少它们对社会的破坏，这就是缓冲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缓冲机制是联结社会和国家的中介体，它像一道防护层那样，缓解、吸收不稳定因素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家庭、群众组织、民间团体、学术团体等都是缓冲机制的重要环节。当这些组织结成一个缓冲网时，将对政治稳定产生巨大作用。
2.输出机制。即政治体系的各种决策通过大众传媒和各级政府输送到社会有机体中去，使社会对政治体系的目的、意向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并且政治体系的形象也逐渐得到改善。输出机制不仅仅是政策输出，其中还包括形象的输出、价值的输出、情感的输出以及理想的输出。转型社会对政治体系输出信念的数量、质量及频率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政治稳定也就越来越依赖于输出机制的建构和完善。其中包括：(1)合法性机制。无论是物质资源的分配，还是把政治参与、政治要求等政治资源引导到政治体系的轨道上来，均需以合法性为原则。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制度化，即把物质资源的分配规则、程序等以制度化的形式规范下来，把政治要求和政治参与等政治资源可能释放的能量纳入到既定的政治规则和政治程序的可控范围内，从而避免因政治机制落后于经济体制而导致的政治不稳定。(2)疏导机制。疏导机制的作用在于，能使各利益群体畅快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为政府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提供充足的信息；对社会失范与越轨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广开沟通渠道，充分发扬民主，使人们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有参与、建议、批评的正常途径，能直接与决策部门沟通；面对多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冲突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局面，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导向功能，使各种社会意识形成支持和认同政府的意志和决策，有利于政治稳定。(3)控制机制。控制机制是指运用法律、权力、道德习俗等力量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纳入一定轨道的机制。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都要求一定的方向和秩序，这就要求有控制机制。控制机制分为强力性和引导性两种。强力性控制主要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引导性控制主要用于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要求有一定的集权和服从。集权和服从既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前提，又是实现控制的结果。社会的控制机制不在于有无集权，而在于集权是合理的、积极的，还是专制的、消极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控制机制是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出发，把个别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它既要把握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又不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以保持政治稳定。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比较突出，有的还比较尖锐，处理不好就会破坏政治稳定，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得而复失。因此，如何在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政治稳定，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难题，它要求领导者具有更高超的政治技能和智慧，也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挑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实践证明，我们党确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要始终遵循这个方针，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通观全局，精心谋划，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5]我们除了更加突出地强调全国上下的政治统一外，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有效地消除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的现实或潜在的因素，以维护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
收稿日期：2002-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