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绿色”思想的理论构成及其未来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绿色论文,含义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深绿色”与“浅绿色”的基本对立
广义的绿色运动是一个包含甚广的概念。一般说，在这个概念下可以包含环境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等。从历史上说，它起源于资源保护运动以及和平运动，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形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广泛的社会运动。从绿色运动的力量构成来说，它大体包含三个部分，一是主要在欧洲各国存在的绿党；二是不以直接参加竞选为目标的绿色组织，如英国的“绿色和平”，(Greenpeace)；三是不参加任何绿色组织的绿色思想的拥护者，及与环境保护事物有关的各种职业人员，如主持环境问题专栏的报刊编辑等。三种力量中的任何一支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在整个绿色运动中当然也无一致认可的系统理论主张。使绿色运动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因素仅仅在于其成员对生态问题的责任感和不同程度的危机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希望通过自己的活动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心理有所影响，从而改变生态环境的状况。几乎所有的绿色运动成员都希望对现代生存方式有所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的主张又都引起绿色运动内部无休止的激烈争吵。这些争吵无疑包含许多具体技术方案和策略动议的讨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立场和目标上的对立。分清楚这些对立的界限，找出错综复杂的各种主张背后价值取向的差异，就可以对绿色运动的可能走向和思想构成有一个概念化的理解。绿色运动中的一些人已认识到绿色思想中存在的这种基本的分歧。
表面上看起来，绿色运动的大部分成员都在鼓吹可再生能源技术。太阳能几乎是大家心目中的希望之星。诸如此类的新能源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都为绿色运动所提倡。可是，当对这些技术手段作总体的估价时，就会立即产生非技术性的争论。问题一般是如下两个：首先是，人类将能通过寻找可行的技术手段而根本解决生态问题吗？其次是，如果某类能源在一种合理设想的规模上确实是取之不尽的，是否就应该维持一种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形成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找到充足的新能源，并克服其它生态问题。原则上说，生态危机中产生的所有物质技术问题都能有一种技术的解决。而经过适当调整的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可以最有效地推进技术进步，从而有效地解决各种全球问题。毫无疑问，在有充足资源的条件下，应保持经济增长，从而保证人类的幸福生活。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不能根本解决资源和生态问题，因为技术既使可以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但不能克服地球物质系统本身的极限性。原则上说，生态危机中产生的物质技术问题，如空气污染，本质上是当代社会机制的问题，必须根本改变当代社会的整个方向，根本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才能对各种全球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解决。即使能找到无限的资源和能源，也不能无限增长。因为全球问题是系统问题，一种因素的无限将被另一种因素的有限所扼止；又因为迷恋于物质增长本身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上述两种观点，前一种一般称之为“浅绿色”观点，后一种一般称为“深绿色”观点。
从绿色运动的整体上说，我们不可根据这两种不同观点，而把它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绝大部分人是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有些人较为偏向于这一边，另一些人更为偏向于那一边。对于绿党来说，情况特殊一些，因为它要在现代政治体制下进行选举。故虽然它声称自己是站在左派、右派和中间派之外，是独立于现代各政党的，有全新的改造社会的要求。但它在具体的理论和行动上并不总是激进的。“运动和党是有关系的，但决不是一样的，运动就是要通过演说、写作和绿色运动各种有想象力的行动，清楚而有力地宣讲（绿色）价值。而党是这些价值的担当者之一，要参加选举的系统，逐步进入国家和地区的机构。”所以，它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永远不是象价值那样纯粹，”[1]因此，绿党的政纲与它的成员的一些理论有区别。虽然它在绿色运动中一般是较为激进的一支力量，但它的主张并不完全等于“深绿色”观点。本文所论及的“浅绿色”和“深绿色”的区别是研究绿色思想的概念框架，两种思想的各种组合是绿色运动不同构成部分的思想基础。
有了绿色思想的上述概念区分，相应地就可把绿色运动本身作一个分类，即浅绿色的、中间的和深绿色的，这即可是思想上的分类，也可是组织成员上的分类。“浅绿色”的思想，本质上是改良了的培根思想和工业主义的综合，其改良就是要把保护环境的思想加进改造自然的思想框架之中，把生态改善的技术措施不断施用于工业体系之中，以更好地开发自然，深绿色思想的拥护者把它看成是工业革命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继续。中间派的思想有可能的多种组合，包含着一些可行的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深绿色”的思想追求根本的改变，以打破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结构，建立新的观念和结构为目标，这是绿色运动中最激进的一支，它是本文考察的中心。
所谓“根本”改变，本是可以包含许多不同目标的表达。象布朗(L.R.Brown)在《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中讲的治“本”，是一种“根本”改变。它呼吁为了持续发展，要根本改变现在的经济发展重点和人口政策。而深绿色思想所说的“根本”是超出于现有的社会模式和思维模式之外的。它根本反对工业社会的持续发展。它不是讨论现有模式怎么能在环境可维持的条件下继续的问题，而是要根本改变“持续”和“发展”的含义。英国绿色组织“地球之友”[2]的领导人波里特(Jonathon Porritt)，曾说过，“最极端的绿色目标是追求推翻我们的整个造成污染的、掠夺性的、物质主义的工业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个秩序将使人同我们的星球和谐地在一起生存。就这方面来说，绿色运动希望成为自社会主义诞生以来最激进、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力量。”[3]深绿色思想断言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是全球问题的一部分，且是其原因。所以说，统治现代政治的世界观是深绿色思想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激进的社会改造必须有激进的思想意识，绿色运动向往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我们将从有关著述中离析出那些倾向于深绿色思想的主张。为简单起见，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凡提到“绿色思想”的地方均是指深绿色思想。
2 绿色思想的理论基础
波里特列举的要变成“绿色”的最低标准大致是如下这些：
尊重地球和所有其上的生物；
愿意和地球上的全体人民分享这个世界的财富；
通过可持续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激烈竞争的替代来达到繁荣；
通过非核防御战略和极大降低武器开支来达到持久的安全；
拒斥物质主义和工业主义破坏性的价值；
在我们全部资源使用中，认可将来世世代代人的权利；
强调对社会有用、对人有益、由面向人的技术(human-scale)所促进的工作；
把保护环境作为健康社会的前提条件；
强调人的成长和精神发展；
尊重人的本性中柔美的方面；
在社会每一个尺度上开放的、参与的民主；
承认大幅度降低人口规模的至关重要性；
在每一个种族、每一种肤色、每一种信仰的人们之间的和睦；
以保护，更大有效性和可更新能源为基础的无核的，低能量的战略；
强调自力更生的(self-reliance)和非中心化的社会共同体。[4]
以上诸点包含了绿色主张的部分主要方面，这里的有些要求完全也可为浅绿色的思想所赞同，比如控制人口，降低军费开支等等。使深绿色和浅绿色相区别的除了前者有些更激进的主张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其基本意识和价值假设的区别。这决定了它们对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不同看法，决定了它们对未来的不同追求。
绿色思想的全部理论建筑在一个基本断定的基础上，这就是地球物质系统的有限性。本来这是个事实，任何人都不会在一种绝对的意义上去争论这件事情。问题是地球物质系统对于可以预期的人的开发能力来说是否是有限的；是否对人的作用力有某种对人是恰当的协应，以使规模不断增长的开发总能维持下去。乐观主义的浅绿色生态运动相信在相当长的时间尺度内，地球潜在的资源对人来说几乎是无尽的，技术原则上可以把潜能变为现实。需要担心的唯一问题是，人们可否在最急需的时候获得最必要的技术，技术对需要的滞后是可能产生的基本危机，现在的全球问题很大程度上即属于此类问题。消除滞后的办法是促进技术发展，调节相对超前的需要。于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无数的技术和社会方案。托夫勒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消除这种滞后，有人一听到他要控制技术(Controlling Technology)，便断定他至少在早期有悲观主义情绪，甚至有反技术情绪，实在是一个误解。
深绿色的技术悲观主义，以《增长的极限》这份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为依据，从其中发现三个基本结论：“第一，技术解决（广义理解的；就是说本质上是在现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限度内进行的解决）不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第二，被已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社会作为目标（而且经常被达到）的快速增长具有指数性质，它意味着长期累积起来的危险可能突然产生灾难性的效果；第三，被增长引起的问题存在于一种相互作用之中，也就是说，解决一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其余问题，甚至也许加剧了其余问题。”[5]对自然本身来说，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星球的尺度或物质含量并无特殊重要的意义。地球的有限性是对人来说的，具体地是对人的技术潜在能力来说的（当然也伴随社会能力）。怎样估价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信念系统，因此，谈论有限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价值观的讨论。大多数绿色人士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粹描述的“事实”。
对绿色思想来说的另一事实是生态的系统观，这确实是比有限性断定来说更具客观性的事实。整个绿色运动，包括深绿色和浅绿色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生态系统观。只不过具体的解释不同，由此引出的结论不同。浅绿色理论认为通过运用系统论（大多数情况下绿色运动称它为“生态学”）思想和方法，可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同时达到，系统论实在是开发自然又使自然有利于人的新方法。而深绿色理论认为，生态系统观应是整个绿色运动的意识形态，是行为的重要根据和准则。它由此引出两个最重要的结果：一是对工业主义的批判；二是生态中心价值观。
对工业主义的批判，首先是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意识形态绿色思想认为是起源于启蒙精神。因为超验的上帝在启蒙精神下已不复存在，自然界的神秘感消失了，变成一架已摆放在那里的符合数学法则的机器。理性的法则恰恰也是数学的。它使可计算的工具理性扮演过去上帝扮演的角色。只不过上帝创造自然法则，而人揭示自然法则。人是高于和独立于自然界的外在力量，由此构成自然界——理性（知识与技术）的新二元结构。结果是，过去上帝操纵人的命运，而现在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然界的数学结构原则上没有任何神秘的部分，人对自然的数学结构了解越多，征服自然就越有效。
征服自然的培根精神，认识自然的启蒙理性，加上牛顿的还原主义的科学理论，被绿色思想认为是工业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这里引发出工业革命的一切后果。这些后果包括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劳动的异化，人的劳动与自己的生活真正目标的异化（其中最为绿色运动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异化，把自然当作工作对象）；生态环境的破坏；军备竞赛的加剧；以及贫富和南北差距的拉大；总之，现代所谓全球问题，绿色思想都能为其找到工业主义的根源。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在有限的星球上本着错误的形而上学原则的工业主义行为是现代各种经济、生态、社会病症的主要根源。因此，对深绿色思想来说，浅绿色思想根本不能算是绿色的，它与工业主义一样是“灰色的”。“关心环境象任何有益的东西一样为绿色政治提供了一个起点。但除非它因此包含基础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里面，它将对铲除危机的根本原因贡献很小。如果它只是停留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改革上，它就只是作为现存剥削性政治系统的漏水的阀门起作用。……今天的许多环境工程只能是模糊了真正的问题”。[6]
由生态系统观出发，绿色思想又引发出新的生态伦理。我们可以说它是以生态和谐为中心的生态伦理，以区别于过去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它依赖于尊重自然资源和人类以外的其它物种的概念，并且，给它们以象我们一样的权利。这个概念使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形成对照。前者将人放在事物的中心，并作为所有价值之尺度；后者将人类和其它物种都看作行星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值得其它形式尊重，并依赖于其它形式。”[7]新生态伦理的基本行为准则是承认其它生物体的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承认人与其它物种和整个自然的平等关系，承认人们之间（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采取尊重自然的态度，并不由显示出可建立在更基本的道德承诺上而获得正当性，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个人所能作的道德承诺的最基本形式。”[8]推到极至的生态中心伦理，将把自然重新神圣化，人应对自然保持永恒的敬畏和谦恭。
实际上，绿色思想的理论来源远不止生态系统论和增长极限论等等。仅就绿色伦理学来说，它还包括何谓“好的生活”的价值信条，这些价值判定不可能完全由生态伦理推演出来，有着更复杂的思想来源。除了生态学和量子物理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之外，它还受浪漫主义，人文主义，和道家、佛家、印度教等东方思想影响，从其中寻找在增长模式以后新生活的意义，也就是好生活的标准。下面将描述绿色思想关于未来的构型。
3 绿色未来的构设
地球有限性是绿色思想的出发点，系统整体观是绿色思想的形而上学，生态中心伦理和人文理想是绿色思想的伦理追求。在这些背景之下，形成绿色思想的全盘社会改造方案。我们将粗线条地勾画它的政治、经济和技术设想。
在政治上绿色思想主张多元的，分散的，以自治共同体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结构，其基本原则是自由、平等和直接参与。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一种“生态社会”(ecological society)，这个“生态社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奠基于生态学原则之上，它可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9]实现从现代工业社会到绿色未来的过渡，基本方法就是非暴力活动，这与绿色和平的新伦理相吻合，非暴力本身已成为绿色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
至于绿色未来的基本社会政治形式，已经有多种方案的讨论。一种是，为考虑到危机的全球性质，必须建立新的全球秩序，以有效地解决本质上是全球的问题。一种是不变动现有结构，利用国家政府的权威保证各种生态危机的解决。它运用权威阻止反对力量使社会导向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轨道。还有一种是权威性的公社，它比前两种类型规模上要小得多，制度化结构去除，但保留等级制。最后一种是有无政府色彩的自足自治的社区。奉行自由主义，平等和参与原则。显然只有最后一种较为接近绿色思想的要求。它除了基本上符合前面已提到的各种原则外，还符合绿色思想的分散化和非中心化原则。非中心化旨在消除有特殊地位的地域或团体，体现生态观下的平等原则。分散化将意味着不走现代社会的集中和大规模道路，而采用小规模，分散的有相当独立性的地域或团体。绿色思想认为，比较起传统模式，小规模、分散的形式更符合生态原则，更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建立直接接触的亲密关系，更易实现直接民主。总之，绿色政治不仅要求传统政治的转变，而且也要求达到这些结果之方式的转变。[10]
在经济上，绿色思想主张用节制物质欲望的“节俭社会”(frugal society)来代替现在的“消费社会”和后工业的“丰裕社会”。绿色经济学的起点是消费，消费也是最基本的概念。它从消费出发去考虑需求，分配，资源配置和生产。这与传统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的理论模式根本不同。传统经济学以生产为目的，消费化归为生产的一个过程，流通的一个环节，刺激消费的目的是生产规模的维持和扩大。因此，“增长”（数量化以后就是GNP的递增）是这种经济学最主要的概念，与其相关的即是“投入与产出”。
绿色经济的节俭社会，建立在生态“合理”的基础上，即必须把消费从而把生产建立在有限星球可维持的基础上。绿色经济断言地球仅能维持人类的需要，而不是无限增长的欲望。所谓“需要”就是维持生命存在和文明生活方式的基本物质要求，这类要求对于生活于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群来说，大体是相似的。绿色经济是处于一种稳衡状态的经济(Steady State Economy)，它不以增长为目标，而以保证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为起码要求。它要消除贫困，消除目前正在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在此基础上，社会将更强调精神和文化的满足。[11]它将打破工作与闲暇分离的现代模式，“二者将成为同一过程的互补的方面”。[12]人们将不是仅为了谋生而从事全日制的工作，而是把工作本身变成创造性的精神满足。自动机代替人的劳动，然后使人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物质享乐，并不是绿色未来的思想，因为在劳动中人的创造性的实现，人与人合作关系的实现是绿色未来非常重要的成分。绿色经济的成果不是以GNP来衡量的。因为GNP忽视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和病人的社会劳动等不以货币收入为目的的劳动(work)，而只承认就业(job)。又因为GNP没有显示出生产和产品的分配状况，还因为GNP没有指示经济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一句话GNP本身没有反映生活的“质量”。绿色经济的质量是指生产和劳务是否有益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产品和劳务是否得到了合理的分配，生产和消费是否有利于整个生态环境。[13]绿色经济学认为，现在GNP的高速增长恰恰是由于我们提前耗用了本应属于后代，并因而是便宜的资源。因此，无限增长型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在GNP上可能是稳定或下降的，同时，它又是单位产量能耗达到最低点的经济。它拒绝高能耗而赚钱或增长的经济。
同绿色政治一样，绿色经济也坚持分散化的原则。以小型的自力更生的经济区为基本结构单位是它的一种典型主张。在其中居民们自己生产大部分产品，并主要依靠区内的资源来维持生产和消费。这样的区域将使贸易和运输大幅度地减少，并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源。同时，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同一个地域，又由于区域自足的性质人们将同区域内的自然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将更益于环境的改善。
在技术上，绿色思想主张个人可完成一种独立过程的、小型的、面向人的技术。它更益于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帮助而不是代替人的劳动。所以，绿色技术不特别追求技术的复杂化、大型化、智能化，而更追求它对于人的操作，人的能力实现的“有益”作用，追求它对环境的有利的影响。
绿色思想虽不以为自己是反技术的(antite-chnological)，但它的较为激烈的形式对高技术持怀疑态度。对高技术的环境影响和可能控制人的前景表示担忧。[14]而波里特则对通信电子技术在小型的自力更生的社区的应用前景表示乐观，肯定高技术对代替危险、单调劳动的积极作用。他对高技术发展所加的限定条件是：满足人的需要；切实置于人的控制之下；有利于人的平等，而不是服务于少数人。他要求，为避免工业社会技术非人化和破坏环境的弊害，采用技术时必须琢磨下述问题：谁将获益？它将有益于作为整体的工人和社团的利益吗？它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合理使用吗？它改善了整体的生活质量吗？[15]从整体上说，绿色思想的技术论对高技术的未来前景持审慎态度，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模式和运用方式持批判态度。
绿色运动中的深绿色思想，从总体上说是对当代生态危机和全球问题的一种回应。但它对危机的性质，原因给出了不恰当的解释。它对人类历史上最富成果的近现代物质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作出了不正确的评价。社会进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确实需要调整社会、经济、政治等等诸方面来解决，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通过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来解决。而深绿色生态思想恰恰低估了科技进步的作用。向往舒马赫(E.F.Schumacher)那样的介于镰刀拖拉机之间的“中间技术”，并作为未来技术的主体，是一种反现代技术的情绪。是对现代危机的悲观反映。物质进步停滞状态下的精神文化进步的社会，即使是可能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向前工业社会的逆转。这其实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回避问题。应该说，人类有能力推动物质进步，同样也有能力通过物质技术和社会文化的综合进步来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并不必然是相互矛盾的，完全可以兼得。
注释：
①Johan Galtung：“Mapping Green politics for Europe”，载Green Light on Europe，Heretic Books，1991，P38
②“地球之友”(Freind of Earth)是与“Greenpeace”一样在英国很有影响的较激进的绿色组织，是除绿党外的英国七大绿色组织之一。其人数据截止1990年的不同资源来源估算约为近20万人。
③Porritt and D.Winner：“The Coming of the Greens，P9，转引自Green Political Thought，Unwin Hyman，1990，P7。
④J.Porritt：Seeing Green，Basil Blackwell，1984，P10-11。
⑤A.Dobson：Green Political Thought，Unwin Hyman，1990，P74。
⑥J.Porritt：Seeing Green，Basil Blackwell 1984，P232-233。
⑦Joanna D.Underwood：“Groping Our WayToward an Environmental Ethic”，载Voice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论文集），Island Press，1992，P55。
⑧Paul.W Taylor：Respect For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90。
⑨Petra K.Kelly：Nonviolence Speaks to Power，Center forGlobal Nonviolence Planning Project，1992，P22。
⑩Mike Robinson：The Greening of British Party Politic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206-208。
(11)1977年W.Ophuls在Ecology and Politics of Scarcity这本书里，对稳衡状态的社会作了很细致的描述。他说，一当获得和消费物质财富不再成为地位和自我评价的首要因素，对社会满足和自我实现的要求就会转向艺术、文化、科学、精神等方面。尽管稳衡态社会在物质方面是俭朴的，但没有理由认为它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是停滞的。见该书1977年版第230页。甚至1984年欧洲绿党的联合宣言中，也提到“最好的生活方式不需要依赖于更高的生活标准”。见Sara Parkin：Green Parties An International Guide(Heretic Books；1989)附录。
(12)J.Porritt：Seeing Green，Basil Blackwell，1984，P128。
(13)当然，狭义的质量可指产品本身的耐用性。绿色经济反对“用过即弃”式的大量消费的经济模式。
(14)见Dobson：Green Political Thonght，Unwin Hyman 1990，P101-102。
(15)J.Porritt：Seeing Green，Basil Blackwell，1984，P12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