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学论文,热点论文,互动论文,社会实践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学界目前正关注哪些专业问题？档案工作部门目前正围绕哪些热点开展工作？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新世纪档案事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一、历史回望
档案工作历史悠久，是人类延伸记忆、维系真实、实现管理控制的需要，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时期，档案工作便受到格外的重视。我国档案事业的专门化，就是历经汉、唐、宋、明各朝的积累，逐渐与图书、秘书工作分开，并受近代西方公共档案馆思想的影响才得以实现的。档案学研究在档案事业专门化的背景中萌芽，故至今还不到100年的历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档案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四大史料发现”中包括了档案，也不仅是档案在“行政效率”中的作用日益显露，还因为清末内阁档案的遭遇所导致的社会知识界的关注，因为一批学界巨子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垣、郑天挺、沈兼士、吴晗等人对档案价值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档案学是科学，有它的科学方法”的悉心培护。
经过近50年的发展，至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档案学界完成了基本的学科体系构建。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档案本质属性、价值特性、文件生命周期、来源原则、全宗概念以及档案实体管理的原则和方法问题的研究，围绕档案实体管理建立了更为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源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思考，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工作的恢复重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档案实体管理的技术方面发挥了统一规范的作用。由于纸质档案对象的实体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档案概念、档案管理技术的区别，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研究叫做纸质时代的研究，其成果不仅在现代档案教育中被广泛应用，并且仍然是今后档案学发展的基础。面对电子文件时代的到来，有人试图完全抛弃这些既有的成就来建立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学，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知的想法。
二、当前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热点和前沿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热的问题不一定称得上学术的前沿，具有前瞻性的真正处于前沿的研究也不一定就能表现出热的迹象。学术前沿可以是一个传统问题的真正深入。所以，我们对档案学研究分热点和前沿两个方面来分析。
先讲热点。由于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这些热点可以让我们探望到处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前沿。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使自己的意见更为客观，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表，即近三年档案学论文的选题分布情况（数据来源虽然受到局限，统计的结果也会因关键词而出现偏差，但就档案学的学科特点，这组数据仍然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从表中我们发现，在近三年里，档案学研究显示出这样的特点：
近三年档案学论文选题情况
（根据中国期刊网镜像站点2000-2002所收录论文）
1.“主体论”仍是主流，“并重论”初露端倪
关于档案馆的研究在选题中十分突出，有1261篇，占11%，而档案室的研究只有95篇，不到1%。这说明，档案馆工作的主体地位仍然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诚然，档案馆的出现是我国档案事业专门化的一个标志，它不仅在国家档案事业中长期承担资源集结、政策引导和技术规范的作用，档案学传统理论与方法也主要在这里得到运用。表中所见的文章，主要集中了人们对档案馆在新时期的功能转型、库藏结构改造和资源重组、信息化进程以及工作体制创新等方面研究的成果。在新的环境中（包括观念、技术、制度等），今后一个时期，人们会继续对档案馆资源的结构政策、资源转化、数据标准和传输技术、网络形式、功能拓展和服务创新加以关注。总之，对档案馆问题的研究将重点围绕档案信息价值目标的实现来进行。
至此，想到关于档案馆问题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几成定论的“档案馆是档案事业的主体”。近年，有些学者指出了这一认识的时代局限性，主张档案馆、档案室并重，这种意见很值得我们重视。这关系到档案馆在整个档案事业体系中的科学定位问题。基于对档案本质和价值属性的看法，我们认为，档案馆主要应在实现档案信息价值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档案的工具价值则应由档案室以及相关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同时，档案室又是档案馆资源的源头和基础，档案馆也在档案工具价值的实现中有辅助作用。档案室的工作具有更强的社会参与性，随着电子文档系统的广泛启用，档案在社会组织中即时的管理控制作用将更为明显。而且，在电子文档的来源与数据真实性维护中先期介入的档案室工作，它在档案凭证前提和工具价值的实现中必然优于档案馆。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入，预计在今后一个时期，关于档案室的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2.实体管理仍是重心，利用服务渐成焦点
关于档案管理的综合研究占所有选题的15%，这充分体现了档案学科的应用性，档案实体管理仍然是档案学研究的焦点（有的学者质疑电子档案的实体性，也有的学者从新的视角认识了电子档案仍然是实体意义的档案，这个问题属于前沿性的，笔者将在后面来讲）。离开档案管理的实践性要求，档案学不仅会失去发展的源泉，而且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在近几年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对老师授课的应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在具有一定理论知识的同时真正懂得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技能。这说明大家对档案专业的应用性是有清醒认识的。我们历来尊重档案学科的这种应用性，因为这实在是一种优势，它能够对社会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在档案管理各个工作环节中，体现纸质时代实体管理特征的档案分类、档案检索、档案保护、档案编纂只保持了较少的比重，三年分别发表32、10、58、14篇文章，而档案鉴定、档案编研、档案利用、档案服务分别有102、97、208、61篇，后者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这反映了档案观念和档案工作机制正在实现巨大的转型，即从重档案实体保管向重档案信息内容及利用转移。这其中我们还可以作较为细致的分析。譬如，档案编纂只有14篇，而档案编研则有97篇。我们知道，档案编纂是对档案原始史料的加工汇编，即提供第一手的史料，而档案编研则是既包括了原件整理公布也包括了对档案文献作深度的信息加工，如在此基础上的志书撰修、基础数据汇编、专题概要、年鉴等，是更高层次的信息开发工作。这说明社会对档案信息的需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还有，档案鉴定在其中所占比重之大，说明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实体的物理特征的关注，更多地转向了对内在信息的关注。档案利用的选题数尤其是年度上逐年增长的档案服务类选题表明，档案工作正在改变传统的以实体控制为主旨的被动封闭的模式，而塑起开放主动的形象。
3.职业主体意识增强，社会功能需求看涨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这样两组数字：一组是关于档案职业的选题由3篇增至6篇，一组是关于档案工作者的选题由每年46篇增至90篇以上。这说明，档案职业的主体意识有明显的增强。在这些文章中，有关于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职业道德与技术规范、知识转型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新的环境中档案工作者对自身角色价值的置新认识和专业信念。在《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的34篇文章中，有8篇讨论了档案职业的走向问题。
上表中的另外几组数字则说明了档案社会意识和社会对档案功能的需求处于较快的上升期。有两组是科技档案和企业档案的选题，都保持了很高的比重，分别为301和426篇，大致占3%和4%。在这些文章中，不少内容是从知识信息和资产的角度来讨论的，有的涉及到著作权、知识产权，说明档案作为一种信息，一种知识，一种资产的概念渐受重视；有不少文章关注了WTO的国际环境给企业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说明企业在加强科学管理过程中，对档案在管理中的意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1995年以前，没有关于民营企业（私有企业）档案管理方面的文章，而近三年，随着民营企业管理问题的突显，人们在讨论其“二次创业”的时候，对其档案因素也开始给予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档案功能的拓展是档案部门和社会双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社会管理和文明事业中暗藏了档案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档案专业部门职能转化、体制创新的努力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家档案局围绕体制创新问题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及时总结了档案工作社会化方面的经验，并使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
4.电子文档倍受关注，信息化网络成为目标
在上面的统计表中，关于电子文档管理的选题有578篇，占总数的5%；档案信息693篇，加上档案网站46篇，占6.4%。应该说这两方面的选题占了很高的比重。
电子文件的产生和由此对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巨大到有些学者认为档案学面临着重塑的命运。诚然，电子技术不仅从物理形态上改变了档案的存在形式，也从逻辑上改变了档案事物的运动原理和档案工作实践的过程，从而导致“文件”、“档案”等档案学基本概念需要作重新的理解（我们认为不是重塑而是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在上表的统计中，有大量关于电子文件真实性认识、电子文件的“原件”问题、电子文件的凭证性安全性维护、电子文件的归档和电子档案的著录、电子档案管理中的法律问题等方面的内容。除了这些文章外，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辽宁大学丁海滨教授以及国家档案局还出版了电子档案管理的著作、教材及国家技术标准，使全国电子档案管理问题有了学术上的体系和法规上的文本依据。
社会信息化的趋势使档案工作者感到了前所未有地贴近时代，因为档案被理所当然地作为信息的一员，强调档案利用也从现代技术的层面被理解为信息化。在这种背景下，认识档案的信息属性、品质优势和信息化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家信息化时间表的框架之下，国家档案局制定了档案信息化进度表。从2001年起，国家档案局在年度科技项目中将信息化作为重要的选题。很荣幸，我们申报的《档案信息资源的组织与传播》被列入2001年年度科技项目计划，次年档案信息化方面的选题成为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资助的重点。在这一过程中，档案的信息特征、档案人员的信息素养、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数字档案馆建设、数据质量与数据库建设、数字档案馆的功能与实现技术、档案馆网络构成、档案信息网站等成为档案学者们认真思考的题目。其中，电子政府（电子政务）工程（即政府管理信息化工程）为档案事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和质量升级契机，因为现行文件和档案的网上提供利用是电子政务系统科学构成的重要一环。电子政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电子文档的凭证性和安全性（2003年，武汉大学有一位档案专业的研究生，其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文件管理研究》）。也正因为如此，档案信息化在国家信息化政策中开始占有相应的位置。在湖北省信息化试点中，档案部门就成为6个试点部门之一。一些国际性、全国性和地方性学术会议对电子档案管理和档案信息化问题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01年11月国家档案局在北京主持了“永久保护真实的电子文件”(INTER PARES) 国际项目报告会，来自新加坡、意大利、加拿大等国的档案学家如毕观华先生、杜兰蒂女士等在会上作了报告，介绍了国际上关于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的最新发展。没过几天，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博士论坛上，美国的戴维·比尔曼、英国的迈克尔·库克、韩国的恩·派克教授又介绍了他们对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其中戴维·比尔曼的《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一书在中国翻译后倍受重视）。一些档案学专业博士也在会上就CAD文件管理、电子档案和档案信息化问题提交了论文。同年10月，浙江大学主持召开了“OA系统与档案计算机管理”国际会议，会上就文档管理现代化进行了讨论，有关国际专家作了学术报告。200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又借院庆之机主持了“数字时代和信息库——数字档案馆”专题研讨会。会上，冯惠玲、邱晓威、方燕、于丽娟等人就数字档案馆的核心、数字化问题、数字档案馆的关键技术——电子文件结构定义等发表了看法。此外，深圳市档案馆还召开了全国性数字档案馆观摹会，上海等地还主持了现代文档技术演示与报告会。
电子文件与传统的纸质文件在生成机理、运动过程、管理原则、技术特征上的区别和联系、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档案功能实现、数字档案馆中的电子文件结构定义、安全性与凭证性维护、数字化战略、电子政务中的文件管理等，将成为更多档案工作者关注的问题。这些理论上的突破，将成为电子文件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成果，并极大地推进社会的信息化进程。
三、理论前沿与技术关键
前面我们介绍和分析的主要是档案学近年的动态和热点问题，更多地反映了档案学界对档案工作实践前沿的回应。这里还想就理论前沿和技术关键作更深入一点的介绍，国家级档案科研项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理论前沿和技术问题的研究。
档案学研究的学术前沿探究的理论问题，综合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1.档案学术归约的重建
所谓“归约”，就是作为一个学科，大家对研究对象必须建立起相对统一的认识，即范畴、概念系统的约定。由于电子文件的出现，档案载体与存在形态上的变化，导致了纸质文件时代档案学理论体系与新环境的不相适应。诸如在电子文件环境中，档案还能理解为真实的历史记录吗？电子档案是一种实体档案吗？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的一致性在哪里？档案在哪些方面不受载体变迁的影响？档案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档案凭证属性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环境中还有意义吗？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怎样？档案物质实体如何构成？档案实践如何构成？全宗、来源原则在电子文件时代还有意义吗？“来源原则”可以作重新的理解吗？筹等。如果说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学正在重建，那么，这些问题都是重建所无法回避的。在这些理论研究中，陈兆祦、冯惠玲、刘新安、何嘉荪、王健、傅荣校、吴品才、黄霄羽等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很值得一读。其中，天津师范大学刘新安教授主持了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二元档案实践下档案学理论体系变革研究”值得我们重视，刘新安教授的《二元档案实践的形成与内因》、《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二元档案实践及其体系》，李福君的《从凭证体系向历史记录体系的转变》，桑毓域的《二元实践下档案学相关概念解析》等一组文章，很有见地。吴品才博士的《档案在哪些方面不受载体变迁的影响》一文也颇值得一读。
2.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这一方面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电子文件环境中，档案传统理念和工作模式受到冲击，传统理论的适应性受到挑战。其中一部分人对档案传统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似乎档案传统只能代表落后。有些学者则认为，档案传统中有很多具有现代性的因素，值得好好总结。在电子文件管理中，传统的“来源原则”、“全宗概念”、“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的意义都是可以有所重新发现的。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本是研究电子文件管理的知名专家，但她却对传统管理因素对电子文件时代档案管理功能确定的意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原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刘国能先生则提倡有更多的人立足于档案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对档案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其现代性有更准确的把握。笔者所在湖北大学档案专业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获得了一些专家的认可，成功地争取到2001年以此为主题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覃兆刿独著的《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一书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该书把档案看成一方面是人类的行为方式，一方面又是记录的实体。前者决定了档案的工具价值，后者决定了档案的信息价值。中国档案传统重视了工具价值的发挥，中国近代发现了档案的信息价值，而档案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的综合发挥则是现代档案事业应该确立的价值目标。此外，课题组成员王艳明、胡明想、任汉中等人在传统档案利用方式与现代利用手段的比较、现代档案事业中的人文价值目标、档案文化传统的评估方面发表了一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使我们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真正地领略到前沿风景。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指南中又列出了与此有关的课题“档案文化研究”，档案作为一种深厚的传统和崭新的表现形式，使更多学者看到其文化属性。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对档案传统的总结如档案思想史、档案学术史的研究渐受重视。
在档案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中，对档案职业的反思和档案工作机制创新成为一个重要焦点。一些学者对电子时代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走向，档案工作的社会功能定位以及档案部门的机制创新等问题开展了研究。英国著名档案学家库克教授的《档案职业走向与角色定位》、冯惠玲教授的《拓展职能——“夹缝时代”档案职业的生存之策》、傅荣校先生的《论档案现代化环境中的职业特征》、胡鸿杰教授的《女性化——中国档案管理的职业走向》等文章颇值得一读。
3.新门类档案研究
此所谓新，分为载体之新和领域之新。
先说载体之新。这一问题主要集中于电子文件。由于电子档案属于一个新的问题，不仅其技术上的特征给传统档案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其技术上的难点也给档案工作实践提出了攻关的压力。为此，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两次作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目前国家档案局科研所邱晓威先生正主持这方面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要知道，在档案学为数甚少的国家社科项目中，能够列上国家重点项目实在是不容易的），这说明大家都认识了电子文件的档案化问题存在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其中不仅有管理理论的重建，还涉及一些关键技术。其理论上集中于凭证性认识、法律上的意义（电子文件的证据力问题）、鉴定思路及其与纸质档案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认识、纸质时代档案管理理论在电子文件管理中的意义等。技术上集中于安全性、可靠性、内容真实性维护（如对数字档案馆的容灾系统研究、数字签名技术）、档案元数据的定义与编制、数字记录的长期保存和共享措施、信息管理系统及其功能、电子文件的著录格式与标准、电子文件的归档管理模式和职能分工、档案信息网络、光盘寿命问题等。
再说领域之新。社会档案意识和档案工作社会化进程的相互作用，把档案工作的话题带到了一些社会文明建设的新领域、一些亟待档案因素介入的社会工程和社会行业。如在WTO环境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档案工作问题、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档案问题、民营企业档案管理问题、社区档案管理、家庭档案管理等都成为受重视的问题。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到著名经济学家都强调档案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资源价值，2003年国家社科项目选题中档案类的题目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档案工作”。从2002年的论文发表情况看，相关选题有更大的增长。此外还有这些方面的著作出版，如许智的《民营企业档案管理概论》、孙嘉焯的《家庭档案管理艺术》、荆绍福的《家庭档案管理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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