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起点和完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共产主义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1999）-03-0068-0072
如果把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称之为马克思思想上的第一个转变，那么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可称之为第二个转变。关于第一个转变，笔者之一吴德希已在《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的文章中，阐明了我们的观点。现在谈谈有关第二个转变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第二个转变的起点问题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这一转变同第一个转变一样，开始于1842年的《莱茵报》时期，完成于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时期。经过仔细考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与马克思思想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是不能成立的。
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刚刚从纯粹的理论探讨领域过渡到实际斗争领域，刚刚成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所从事的斗争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维护劳苦民众的物质利益和自由民主权利为主要内容。从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到揭露莱茵省议会为森林占有者即特权等级效劳的本质，再到维护摩塞尔河沿岸贫苦农民的利益、揭露政府的种种丑恶行为，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马克思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当时只是为贫苦民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呐喊斗争，还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作用。他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统治，揭露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对资本主义还没有认识，因而没有提出否定或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总之，在《莱茵报》时期，还没有任何事实表明马克思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恰恰相反，当时的马克思还反对关于共产主义的议论。当然他当时反对的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肤浅的理解和议论。不过这也表明，马克思当时对共产主义是不理解的，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研究不够，这是马克思自己都承认的事实。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这时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马克思思想上的第二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笔者认为，它开始于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时期。从《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转变开始的依据。
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着重讨论了关于人类解放及其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光有政治解放是不够的；政治解放是使市民社会摆脱封建主义的统治，只是市民社会中部分人的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因而这种解放是有局限性的：它虽然废除了等级和特权，废除了选举权上的财产限制，但这只是“观念上的废除”，“从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下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页。）。因而政治解放不可能使广大人民从私有财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通过对犹太人社会地位的分析，马克思开始提出了比政治解放更高级、更彻底的人类解放问题。马克思指出，只有“现代的自我解放”即人类解放，才能使人摆脱私有财产的奴役，才是人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
费尔巴哈认识到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以为只要把被宗教异化的本质还给人就算大事完毕了。他不去考虑人的本质为什么会异化为宗教的问题，因而他不理解人的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它的正确途径。马克思当时对宗教的认识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并从宗教批判方面进一步阐述人类解放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页。）“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可见，要彻底消灭宗教， 只有宗教批判不行，只从事政治解放也不行，必须彻底消灭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即消灭社会本身的异化。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461页。）， 即必须推翻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关系，实现人类解放的宏伟目标。
对政治解放和政治革命局限性的剖析，提出人类解放问题和对人类解放必要性的肯定，表明马克思已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不止于此，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开始转变还表现在他对无产阶级及其解放问题的认识上。在此之前，马克思只是为劳苦民众的利益和权利而斗争，还没有认识无产阶级，而此时他已经看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力量。他认为，人类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了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页。）人的完全恢复，就是人的解放， 人类的解放。同时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必须同哲学相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页。）。总之，无产阶级不同哲学结合起来，不以哲学为指导就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就不能实现人类解放。
上述情况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已开始把自己的立足点转向无产阶级，主张必须以革命手段推翻私有制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表明马克思这时已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二、关于第二个转变的完成问题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只是开始，还远远没有完成。因为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完成，必须以对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实践的深刻认识为前提。
我们所讲的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显然不是指向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而是向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思想转变的完成，不能象普通人一样，只对上述问题有一定认识，只要承认共产主义就行了。相反，他必须对上述问题有深刻的、科学的认识，必须同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彻底划清界限。然而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显然是有严重缺陷的，是不深刻、不科学的。
毫无疑问，在这时期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看到这一制度压迫人、奴役人的事实。认为这种制度是不合理的，必须加以推翻。但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本质，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他当时所提出的推翻私有制的主张，是基于道德义愤，而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矛盾本质的科学认识。他所讲的“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只是要执行一条“绝对命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绝对命令”正好体现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学说的要求。这显然是依据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而得出的抽象的非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当时对无产阶级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注：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页。），意识到依靠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可是，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是革命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这一物质基础是一种“被动因素”（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页。）。他同情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处境，但还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更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马克思当时肯定革命实践的必要性，并且很重视“武器的批判”，认为旧制度是一种强有力的物质力量，光靠“批判的武器”（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即思想理论斗争是无济于事的， 必须依靠武器的批判即革命实践这种物质力量才能把它摧毁。但马克思当时对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还有重大缺陷。在他看来，革命的必要性并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矛盾的客观要求，而是来自于恢复人的本性的理想要求。正如他所讲的，人类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了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可见当时马克思对革命的必要性仍然是按照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理解的，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中，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结论。
总之，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对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和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科学的认识；他当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还是很粗浅的、抽象的、不科学的，是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本信条得出的。所以把向这种共产主义的转变理解为这一转变的完成，显然是不可取的。列宁之所以得出这个时期马克思已彻底完成这一转变的结论，是因为他在得出这一结论时还没有看到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之后所写的东西（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些论著反映了马克思当时思想转变的不成熟性。
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不仅在《德法年鉴》时期没有完成，在后来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也没有彻底完成。我们认为，马克思第二个转变的完成，也应与唯物史观的创立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因为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成为科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只能说是开始向唯物史观靠近，仅仅是唯物史观的萌芽表现，还不能说它是已经成熟的唯物史观。这时马克思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强烈影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同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使人的本质畸形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在人身上的复归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否定。可见，马克思当时还受唯心史观的影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思想中还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共产主义不可能取得科学的认识。
在稍后所写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趋向成熟。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对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的认识，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和突破。在此基础上，他还通过分析所有制说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阐明了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认为资本主义的消灭，意味着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不推翻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就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深化了从社会经济关系上理解人类解放的思想，论证了私有制在经济运动中把自己推向灭亡，最后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观点。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趋势不可能自发地得到实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斗争实践才能实现。这表明，马克思在趋向唯物史观的同时，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也逐步得到深化。
尽管如此，《神圣家族》中的思想还是有局限性的，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总的来说，马克思这时还在从异化理论向唯物史观的过渡过程中。这种过渡性突出地表现在：既有抽象的异化观点，又有具体的阶级观点。二者本来是不相容的，却被机械地混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不能不对马克思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进程发生影响。在马克思看来：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同时又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是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这种看法和论述显然冲淡了阶级斗争的观点，模糊了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据和客观必然性的认识。由此可见，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异化观点的影响；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不是十分清醒的。
应当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的认识，即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是在马克思完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论著之后，即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之后才得以逐步实现的。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写出了像《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重要论著；基本上弄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本质和发展规律；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命和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途径和手段，从而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它所依靠的社会力量等重大问题有了完整和科学的认识。只有这时，我们才有根据证明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了。持这样的观点，既符合马克思思想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与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著名论断相吻合。
收稿日期：199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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