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前景瞩望（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历程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求实与开拓
关爱和 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已有成果与近代文学自身的丰富性、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比较，仍是百不及一的。就探索由古典向现代过渡转型而言，近代文学确实还有许多研究领域尚待拓荒辟疆，有许多理论课题有待精细深化，需要更多的有志者致力于个性化的学术思考，认真思考如何突破或开拓。
王飚 说到突破、开拓，前些年谈论较多的是新领域、新视角、新理论等等，近年这方面的调子有点降低，我倒觉得在还可以强调，前面其实已经谈到了。但是，基点是求实。有时候，求实就是突破。在近代文学研究中，有许多长期存在的“定论”，由于各种原因，其实是不符合史实的。这几年一些明显的“左”的偏向，已经注意纠正，但一些更深层次影响还没有消除，有些是重大问题。如关于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长期以来的基本认识是：1、其性质是改良主义的， 不是“革命”；2、主要参加者限于改良派，革命派兴起后就结束了， 所以把“文学改良运动”与“革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3、虽然有重要意义， 却是失败的。然而，衡诸史实，这几个结论都不准确。诗、文、小说界革命（我统称之为“文学界革命”）的发动，在1899—1902年，恰恰是戊戌变法失败、改良高潮已经过去之后。梁启超总结变法失败原因，发起一场以“新民”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文学界革命就是从“新一国之民”出发，作为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组成部分而提出的，并没有限定于为改良路线服务。所以当时响应者中，很大一部分倒是新进的革命青年。小说界革命最初从提倡政治小说开始，而改良派中除梁启超写了半部《新中国未来记》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写政治小说，相反，1903—1904年的政治小说，作者都属革命派。政治小说艺术上不成功，但揭开了小说界革命序幕。谴责小说虽然大体同时开始创作，然形成高潮则在此之后。可是，大多数文学史，为了体现改良与革命的对立，和改良文学时期与革命文学时期的前后分割，只好提前在“改良主义文学”中讲谴责小说，《狮子吼》等反而放到后面“革命文学时期”才讲。于是似乎小说界革命只产生了谴责小说。小说界革命的最初成果、实际过程、发展逻辑，以及广泛影响，都模糊不清，甚至颠倒。其实，在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上，改良派和革命派并没有象在政治路线上那样对立，革命派的诗文论大体是梁启超文学界革命论的发挥和发展（有的人在某些方面比梁还保守些），两者仅略有先后，而互相交叉、紧密衔接。因此，我们在设计和撰写《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时，提出了三个与前不同的结论并在结构上作了相应处理：1、 晚清文学界革命纳入了要求“摧毁”（梁启超语）旧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并引起了文学体系全面的变革，因此是具有革命（文学意义的“革命”）性的；2、 文学界革命是由改良派发动、由改良派和革命派及其他爱国文学家共同推进、由革命派继续发展的文学变革运动。取消过去“改良文学”、“革命文学”两期的分割，统归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界革命”一期。3、 肯定这是一场未完成的文学革命，但不是失败的改良。
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也希望讨论。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可能仍有一些并不正确的观念还在束缚我们，诸如“改良派的文学革命实质只能是改良”、“五四才有真正的文学革命”等等。看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并不只是政治口号，也并不因为喊了20年就成为陈言。继续突破某些片面观念的束缚才能发扬科学的求实精神，而求实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这好像也是一种辩证关系。做起来也不容易。
袁进 的确，近代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强调更新观念，坚持科学的求实态度。过去近代文学研究一直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标准，因此特别注重揭露黑暗干预现实的晚清小说，而研究晚清小说就是研究它们怎么为政治服务。这种状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变，但从对晚清小说的过分推崇，对民初小说的过分贬低中，仍可以看出其影响。其实从文学本身的特点出发来看，民初小说要比晚清小说更为深入。晚清小说最为人所称道的是“社会小说”，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谴责小说”。这类小说的出发点就是舆论监督，因此往往罗列大量坏人坏事，象写报纸新闻那样。吴趼人向包天笑传授创作这类小说的经验，就是收集一大堆材料，然后运用一个“贯穿之法”。因此谴责小说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并不是这些作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吴趼人的《恨海》就有大段表现人物内心矛盾和痛苦，他在《恨海》“出版后偶取阅之，至悲惨处，辄自堕泪，亦不解当时何以下笔也”。而这样的描写，这样的感觉从不见于他的谴责小说。因此谴责小说的创作，实际上很难进入真正的艺术境界。民初小说由谴责转入言情，以往曾被认为是一种“逆流”，其实不然。由新闻化的丑闻连载，转向表现社会转折时期自由恋爱的痛苦，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退步。开民初言情小说风气的苏曼珠《断鸿零雁记》和徐枕亚《玉梨魂》，一部写“和尚恋爱”，一部写“寡妇恋爱”，都是中国小说从未出现过的题材，都具有近代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国小说又转向发现人的内心世界。和尚、寡妇认同传统封建道德，而又无法抑制对爱情的渴望，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内心的冲突，显示出一种真正的悲剧。就表现人的复杂性而言，民初小说不仅超过晚清小说，而且超过早期新文学中一些概念化的作品。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民初小说，纠正以往用思想来评判艺术的简单化倾向，至今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关爱和 研究要深入，史料的考订整理工作很重要，这也是求实的一个方面。近代文学的历史虽距今未远，但由于新的文学载体——报刊，及出版业发展迅速，林林总总，情况复杂，职业化与非职业化的作家队伍同时存在等等原因，使得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任务变得十分艰巨。郑振铎30年代编选《晚清文选》，自言甘苦是“用了很大的努力和耐心”。80年代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在常熟召开了全国性的近代文学史料工作会议，确定编写一套《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由于出版等方面的原因，出了几种以后未能再继续。作为一门学科来讲，史料的爬梳、整理、考订是基础性的工程。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此应具有明确的意识，加强这项工作。
王飚 除了有组织地整理，大量史料工作还靠在具体研究中进行。道光朝文学家沈垚曾批评汉学末流“考证于不必考之地”，我们现在有些相反：“于必考之地而不考证”。这里所说“考证”是广义的，包括史料核实，也包括文字训诂。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对近代作品文字的难度必须要有足够的估计。在进入近代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有巨量的、超量的积累，近代作家自觉不自觉的都可以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加上诗文词汇几乎已到了用滥用尽的地步，许多作家从生字僻典中寻找出路；再加上西学新词译名大量涌入而又尚不规范。这三层原因，造成不少作品难解程度不亚于先秦。而我们又不象古代文学研究那样有大量前人训注可资借鉴。如果掉以轻心，满足于一知半解，或者只检看得懂的说，研究就很难深入。举一个例子。龚自珍《文体箴》中有一句话：“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天地之久定位”是什么意思？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这句话所涉极大，它本于《周易·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后儒正是由此出推衍出“三纲五常”。所以，龚自珍是要对封建伦理的“大原”加以“心审”，是在向传统政治原则挑战！我们也自以为很好懂，其实可能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天在上地在下”，因而没有理解龚自珍“心审论”的重大意义。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训义不明，就可能评判错误甚至颠倒。有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说龚自珍主张“尊情应该尊引人向上，引人向光明，而非引人向下，向黑暗之‘情’。”完全是按照今人所谓“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某种“原则”来解释并加到龚自珍头上。其实所谓“引而上为道，引而下非道”本于理学家的“理欲论”。所以龚自珍针锋相对地表示：我明知这套理论，但尊情就不能受其束缚。这才是真正的尊情！前引那种解释，不仅把龚自珍所否定的观点反说成是自珍的思想，而且实际上肯定了一种具有封建主义内涵的理论。可惜的是，一些论著，甚至文学史，沿袭了这个错误。近年一些学者在在史料辑佚、考辨，文字训解方面作了许多工作，我是很感佩的，但也有些校点本连断句都错误百出。以求实为基础进一步开拓，才能把求新与求真、求深统一，避免追求表面新异、表述华丽而缺乏真切深刻的独到见解的毛病。
关爱和 近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需要继续重视个体研究，在局部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提高整体研究的水平。
个体和局部研究深化，才能进一步把握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例如谈到从古代杂文学概念到所谓“纯文学”观念的转变，人们比较注意清末西学传入以后王国维等人的理论。的确，王国维在1909年前后就提出：“若知识道理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国学丛刊序》）这一认知明确显示出对杂文学体系的否定和超越，成为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的一个显性标志。但是，在近代，对文学重在表现人的情感和想象这一特质的认识，其实经历了一个从混沌渐趋清晰的过程。这一转变一方面缘于西方文学观念的渗透和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悄然变异组合的必然结果。这后一方面的原因，常为研究者所忽略。传统学术形态变异组合的讯息，从桐城派的演变可以窥知。方苞是以“学行程朱、文章韩欧”的双重标准为行身祈向的；至姚鼐，虽讲求义理、考证、文章善用兼济，而坚守辞章之学的壁垒，所以姚鼐弟子对方苞“学行、文章”两下兼顾以致顾此失彼的尴尬已多所讥讽；曾国藩盛推以辞章为坚车，载事功以行远，但晚年论文，却以为文章、义理只可择一而难以兼顾，“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学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失其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至吴汝纶又有“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之叹。让古文之学从经学与理学的光环下附庸中走出，成为后期桐城派的共识。桐城派对古文独立地位的自觉与王国维对文学特质的认知可以说殊途同归。传统的演化与西学的传播共同推进了近代文学的变革。
同时又要着眼于整体研究。中国文学在由古典向现代蜕变演进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古与今、中与西、审美与致用、求俗与变雅这四对限制性因素。在古今、中西矛盾面前，近代文学家面临着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他们在探索、我们也应该研究近代文学如何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求新声于异邦？如何在广收博取的思想交汇中，除旧而布新？如何在传统的以诗文为正宗、以文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杂文学体系基础上，构建新的情感型文学的框架、新的文学范畴论、新的文学表现方式与文学语言？沿着古与今、中与西的思想线索，可以窥知一代文学变革者、创造者的精神历程和精神面貌。
袁进 这四对矛盾反映了不同视角。从历史的纵向看，是由古到今的变化；从世界的横向看，是西学影响到中国接受的变化；从社会文化层次俯视，是士大夫的雅文化与普通市民的俗文化之间的对流。因此，这是整个社会文化全方位立体化变革所造成的。
不少文学史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移植的。新文学家也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学习外国文学的结果，国外的汉学家也认为中国文学从“五四”后就出现了断层。然而，事情又有着另一面，从西方文学的角度看，新文学作家创作的作品有着丰厚的民族特色，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中国文学从何时起、怎样、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外国文学影响？为什么选择了某一部分外国文学而不选择另外部分？西方影响怎样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中国读者又怎样接受了那些西化的作家？要回答这些问题，都必须追踪到近代文学。这也是近代文学应当着重深入探究的课题。
王飚 一般说近代文学面临古与今的矛盾，这当然不错。不过，每个朝代的文学家都讨论过古与今的问题，因此还要研究近代遇到的古、今矛盾及其运动方式与前代的区别。古代文学发展基本上是“通变”方式，即《文心雕龙》所说，在“参古定法”，坚持“名理相因”“有常之体”的前提下，“望今制奇”“酌于新声”。而近代则表现为两种形态，形成“新变”和“衰变”两股潮流，每种形态自身演变在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特点。
在“新变”潮流中，古与今的矛盾表现为既要挣脱这个“有常之体”，又受到古代文学强大引力场的牵制和羁绊。前者逐步发展，终于在各个方面不同程度突破传统规范并创造出新的文学因素；后者逐步削弱，但直到五四之前，对于曾经如此辉煌的古代文学的怀恋，仍然是许多近代文学家难以解脱的情结，以至终未冲出古典形式的外壳。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文学家如何在古与今的矛盾中步履维艰地前进。在这方面，个案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但还缺乏更细致的分析、史的比较和发展线索的清晰描绘。
至于“衰变”潮流的研究，则仍相对不足。近年对过去被简单否定的流派，研究论著增加了。但不少论文仍侧重做翻案文章，翻案的根据则是这些作家也注意经世、也涉及时事等等，而落脚于“应当占一席之地”云云。不是说这类席位、座次之争毫无必要，但对近代作家来说，未必是其主要意义所在。对这些作家的处境心境，需要体味和理解。他们也处于古与今矛盾的困境中，但他们只是在“道统”“诗教”的范围内自我调整以求延存，想通过学古变化来挽回文运诗运，结果是变而未改其衰。姚（鼐）门弟子梅曾亮提出“因时而变”，到吴（汝纶）门弟子贺涛就变成“不为时所摇”了；从曾国藩深感“大雅沦歇”，到易顺鼎意识到“诗衰”，最后到陈衍悲叹“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也可以看出他们如何挣扎，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轨迹。其间起伏曲折、外因内因，都大可探究。
这两股潮流从开始分化又互相渗透，到越来越明显地向不同方向发展以至对立，所居地位的主次也发生转换，就构成了中国文学近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如果能比较准确的描述出这两种形态、两股潮流的形成、交叉、冲突、易位过程，及各自的阶段特点，实际上就揭示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轨迹和历程。这应该是近代文学研究今后的主攻方向。
袁进 古与今的矛盾，与中外文化的冲突密切相关。中国近代接受西学，要追溯到传教士。他们最早把西学介绍到中国，包括科学知识。文革之后，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不断深入，但近代文学研究却很少注意到传教士，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的活动不属于中国文学范围。其实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所写的作品，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涉及文学观念、文学语言、文学体裁、文学传播方式。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你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时，离开了传教士的活动，就显得很不全面。例如：从1815年到19世纪末，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大量的报刊，撰写或者与中国文人合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很少用典，不拘文章程式，运用了新式标点，引入了许多新名词。只要对比一下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就不难发现传教士的文章所作的改良，代表了中国文章后来的发展趋向。中国文章的改变实际上经历了传教士文章——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白话文章的过程。近代最早的汉语报刊，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这些报刊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体，将文学纳入了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范围，促使文学面向大众。我们一直认为是梁启超发动了小说的变革。其实早在1895年六月，传教士傅兰雅就在《万国公报》上登出启事，“求著时新小说”，可以说是新小说运动的前奏。梁启超看到这一启事，并受到它的影响，过去我们往往将近代“文学救国论”归结到“文以载道”的传统，其实不尽然。历史上有过多次半壁沦亡、国势垂危的时期，都没有产生“文学救国论”。“文学救国”思想和以小说为“教科书”的观念，实际上也发端于传教士。林乐知在《文学兴国策》中提出：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由于文学不兴而衰落；普鲁士这样的小国，由于振兴文学而富强。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也被作为教化的指导思想：“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富耳”、“文学有益于商务”、“能扩充人之智识，能磨练人之心思”。“文学”可以成为商业通讯和各种经济运作的“教科书”、“说明书”。晚清提倡小说的思想家，几乎都用“教科书”的眼光来看小说。就连李伯元创作《官场现形记》也要说成是给官吏看的“教科书”，只是“烧了下半部”。古代的教科书如《三字经》等蒙书，作者并不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另一种如诗经、杜诗、韩文等，后人用作教科书，但作者当初不是把它们当作教科书创作的。具有以文学为教科书的自觉意识，是晚清特有的现象，其中显然可以看到传教士的影响。
王飚 对近代中外文化的认识，从清末以来就长期陷入了一个误区，即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实际上，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矛盾，主要不是地域性、民族性的差异，本质是已趋衰朽的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与先进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时代性冲突。因此，近代中外文化关系不同于古代。一般情况下可以以本位文化为基础，借鉴吸纳外来文化以丰富自身。而近代则是有选择地引进世界近代文化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并通过创造性转化而重建新的民族文化。西方文学的传入较晚，但西方文化的影响却并不晚。袁进追溯到传教士，是很有见地的。过去我们对这一方面研究存在大片空白。
需要补充一点。近代中国人接受西学，有两条通道。一条是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传入，另一条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入近代世界。这后一条通道，我们更少注意。钟叔和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发掘了一大批域外游记，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游记文学的新大陆，而且还有许多同类著作尚未整理。如最早随外国人出国的“随行者游记”，随后大量的“外交官游记”，戊戌变法后有康、梁等人的“流亡者游记”，1905年前后的出洋“考察者游记”，20世纪初大量“留学生游记”，等等。这批域外游记，留下了一代代中国人走向近代世界后知识、理想、观念、情感变化的踪迹，展示了中国人精神、心理近代化的历程，至今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和研究。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概念术语，几乎都是留学生首先接受后译介过来的。但是它们的来源、传入经过、怎样被选译、怎样被误读或改造，等等，这些问题，大多还没有搞清楚。例如徐念慈1907年的文章已经引用了黑格尔、基尔希曼的美学理论，他从何种著作中了解了德国美学？他的理解引用与所据来源、与原著有何异同？章太炎1902年以前就读到《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宗教病理学》等等，这些书是什么样的？对他的《文学说例》有何影响？周作人早年受宏德的文学理论影响极大，“宏德”何许人也？这些都需要从资料着手，从个案研究开始，这将是近代文学研究开拓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爱和 致用与审美是近代文学演进中又一对不可忽视的矛盾。此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没能象近代那样，以如此巨大的热情与自觉，从各个方面去参与时代的进程；也没有像近代那样，把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推崇到如此之高且广阔的领域。这种不无缺陷的功利主义逻辑，对于提高文学地位，促进文学乃至社会文化的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时背景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极端功利主义往往以削弱甚至牺牲文学的审美品格为代价，那么它同样会失去其价值，导致文学的深刻缺陷甚至危机。这个命题的二律背反，构成近代文学内在的矛盾，也留下了至今仍值得思索的遗憾。
另一方面，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进步，从总体上制约着近代文学家的情感范围和审美系统。他们的体验、感知、想象、创造都无法摆脱政治、思想、文化革新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如果超越对具体作家、流派风格的考察，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则可以发现，近代文学的主导风格与审美风貌，走过了由悲痛忧愤，渐趋昂扬躁厉，终至明朗乐观的发展轨迹。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亘古未有之变”，牵动一代诗人情怀。历史盛衰带来的沧桑之感，民族耻辱激起的忧愤之怀，补天无术产生的焦灼之情，给他们的作品带来悲愤与怅惘交错、慷慨与凄婉杂陈的色调，显出一种沉郁而又有几分悲凉的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革命派把文学作为救亡与启蒙的号角鼙鼓，为奋起前行者助威，使昏睡迷惘者清醒。他们在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面前，表现出除旧布新的恢弘气度。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凝重的现实感、崇高的英雄感，透露出民族再造的自信，显示出昂扬躁厉的风度，是一种单色而富有力度的美。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覆灭的命运触动了封建文化的怀旧意绪和凄楚情怀。他们以悲怆低咽的基调，抒写故国铜驼神思，麦秀黍离感慨。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插曲，五四青年群体灵感应着新生活的召唤，以表现人生价值和生命骚动、具有浓烈个性色彩与多样风格的作品，取代了维新与革命时期的单一政治主题和悲壮崇高风格，显示出明朗乐观的色彩，是一种斑烂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美。从审美风格上把握近代文学，是以往有所忽视而很有意义的视角。
袁进 近代文学的雅俗关系也与古代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近代文学的通俗化是以文学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近代化为背景的。士大夫的创作有许多清规戒律。但是进入报刊和小说市场的作者便不同了。他们是以国民为读者的，不必执著于士大夫的作文规范，可以比较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适应普遍读者的文化水平，因而他们的写作必然趋向于通俗的方向。小说成为文学核心本身，即是文学通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爱和 近代文学始终遵循着“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文学家一方面推小说戏曲为文学之最上乘，提倡言文合一，提倡“我手写我口”，另一方面身体力行，写作“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浅显明白、词达雅驯的新诗、白话文、白话小说。正是这种雅俗渗透、置换，既解放了文体，又发展了语言。被解放了的文体和被发展了的语言，构成新文学的基础。
袁进 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还应当注意与其他国家作比较。工业化与商业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的文化文学又经历了自己独特的近代化道路。不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作比较，是看不出中国文学近代化过程的独特性的。例如世界各国大都经历过一个从鄙视小说到小说成为文学中心的过程。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小说进入文学的殿堂是出于上流社会逐渐认可了小说的艺术。在亚洲则有所不同，日本与中国都是先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小说先向政治靠拢，向正统文学观念认同，再进入文学殿堂。日本在明治维新的促进下，产生了一批作为政治工具的政治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大部不是小说家，而是政治家、宣传家，他们依靠小说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教育人民。不难发现，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几乎是在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梁启超等人正是从日本得到启发，首先倡导政治小说的。但中国与日本在小说变革上也有区别。日本的政治小说问世仅仅两年，政治小说的浪潮还方兴未艾之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就已发表。他批判了政治小说和劝善惩恶小说的功利主义，也批判了戏作娱乐小说的游戏性，强调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主张在小说创作手法上模拟世态人情。又过了两年，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便问世了，它以深刻细腻的心理描绘、言文一致的新口语风格，以及对人生独到深刻的观照，成为日本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小说。而中国类似的小说问世要比日本晚得多。这个不同很值得探究，它实际上显示了中日两国在文学近代化过程中对传统和对西方的不同取舍。日本由于近代文学起点高，后来在文学的发展也比中国快。中国近代人文主义的不足，也注定了后来表现人生的文学受到各方面的干扰，一直步履维艰。
王飚 我很赞成这个意见，而且视野还可以更开阔一些。长期以来，谈到近代文学，我们总是以欧洲为参照范式，似乎世界近代文学只有一种类型。诚然，由于西欧最早进入近代并向全世界扩张，17世纪以后二、三百年内，整个世界都处在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影响之下，包括文学。但是由于各地区、各国历史、民族和文化背景不同，文学近代化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如拉丁美洲，基本上是源于欧洲的移民文学，但在发展中却要求有“自己的声音”，借助土著文化与欧洲对抗。非洲文学的近代化迟至20世纪才开始。和中国相近的是印度、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即东方地区，他们都有古老、悠久而自成体系的传统文学，但都已趋衰微了；都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并且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斗争阶段；都接受西方文化影响，并面临如何把西方近代文化与民族传统结合，改造和重建本民族新文化、新文学的问题。当然各国又自有特点。通过比较，有助于打破单一参照系的思维模式，研究中国文学近代化的独特道路。这个课题困难更大，寄希望于未来吧。
袁进 这样一块肥沃的土壤，至今还存在大片处女地，等待研究者去开垦。研究者只要洒下辛勤的汗水，会得到丰硕的成果。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读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晚清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