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尹泽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北京 100044）
田 林（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北京 100044）
谭立峰*（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和文化遗产传承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072）
摘要：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是明朝为应对严峻的海防形势而建，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规模宏大。以大规模实地调研为基础，结合海防史料，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数量、沿海分布线密度、区域面密度和卫所间距做了详细的计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情况与防区的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等多个因素相关，地理位置越重要、经济水平越发达、区域环境越易于被侵犯、微观环境越易攻难守，卫所聚落分布就越密集。分析表明，浙江防区是明代海防的最核心区域，南直隶、福建、广东防区是重点区域，山东是北方海防的重点地区，辽东其次，北直隶防区由于深入内海而处于更为次要的地位。
关键词：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
明代的大规模海防建设正式始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时值明朝与日本外交失败，倭寇威胁日甚。迫于严峻的海防形势，《明史·太祖本纪三》载，明太祖遣“汤和巡视沿海诸城防倭”，巡视东南诸省。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努力，北起辽东，南至广东，绵延的海岸线上，系统地建成了卫所、堡寨、墩台、烽堠等一系列的海防设施。
2012年7月以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明代海防军事聚落与防御体系整体性研究”的支持下，项目组成员对沿海地区进行了数百人次的现场踏勘、调研，对明代海防卫所遗存的分布和保存现状有了直观的了解。本文结合明郑若曾著《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及范中义、仝晰纲著《明代倭寇史略》等史籍、专著，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进行了准确定位，发现了其中的分布规律，并进行了定量分析。因卫城、千户所城为明代海防的骨架，二者的分布规律是本文的研究范畴。
一、明代海防卫所聚落分布规律
（一）地理位置
1.拱卫京畿
南京为明初首都，其地依山傍水，位置优越。《江南经略·序》这样评价南京所在的区域：“三吴者，朝廷之重地也，留都门户在焉。”[1]但因距长江入海口过近，南京面临着倭寇的直接威胁。《筹海图编·直隶倭变纪》详细记载了明代此地区遭受的倭寇入侵情况，可知在此区域设置海防卫所是非常必要的。沿海的海防卫所与长江两岸的军事设施组合成“T”形的防御体系，对护卫南京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期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于直沽渡河南下，即位后最终定都北京。天津作为北京的海上门户，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理位置。明朝为防止来自海上的威胁，沿海河逆流而上对北京造成威胁，于永乐时期在天津境内建设了天津卫及众多堡、寨，极大地加强了保卫首都的力量。
2.保护航道和港口
试验材料来自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黄集镇、古驿镇、朱集镇、峪山镇、石桥镇、张家集镇、程河镇和龙王镇等9个镇农户2016—2017年度种植的小麦品种。
明朝的航道分为国内、国际航道两部分，前者指运送军用物资和国内贸易的通道，后者指对外贸易的通道。史籍中关于倭寇骚扰航道的记载众多，例如，《明实录》载：“洪武十七年十月……癸巳，兵部言镇海卫千户王庭出海运粮，遇倭寇战殁，广洋卫百户周清出海捕倭溺死。诏庭加三等追赠，清加二等追赠，俱以米布给其家”[2]。
洪泽湖位于江苏省淮安市西南部，承接淮河上中游15.8万km2面积的来水，经调蓄后分别泄入长江和黄海，是淮河水系最大的拦蓄调控淮河洪水的平原湖泊型水库。随着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建设完成，洪泽湖作为输水干线上的主要调蓄湖泊之一，必将充分发挥其在南水北调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在现状水量调度方案的基础上，对东线一期工程实施后的洪泽湖综合调度运行进行分析，提出新的思路十分必要。
明朝对外设立了三个对外贸易口岸，分别位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3]三个口岸分别位于浙江、福建和广东防区内，均为明朝倭患最为严重的地区。因倭寇的趋利性，加强航道和港口的防御就成为了必然。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淮安卫城、兴化卫城、高邮卫城、大河卫城、扬州卫城等城池虽然距海岸线数百里，但仍被列为海防聚落的范围。
图1 山东防区海防卫城、千户所城布置平面图（作者自绘）
（二）经济水平
经过元末明初的多年战争，北方地区人口锐减，而江南地区由于受战争破坏较轻，人口密度远超北方。明初南、北方人口数量对比表[4]如表1。
由表1可见，北方的河南、北平人口密度极低，即便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山东，也大大低于江南地区。人口的稀少带来诸多问题，如工商业极度不发达、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以及财富集中程度低等。因此，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成为倭寇的主要目标，该地区也就成为明朝海防聚落建设的重心。
表1 明初南、北方人口数量对比表（资料引自：吕景林.明代北方经济述论-兼与江南经济比较[C]//中国明史学会.明史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
（三）区域环境
1.洋流和古航道
中国历来是古代东亚的中心，周边许多国家均开辟了通往中国的航线，日本也不 例外，“遣唐船”航路便是其中的典型。日本传统观点认为，“遣唐船”航路大体分为“北路”和“南路”两条航线。其中“北路”最早，具体线路为九州出发，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直达渤海湾口，再沿着庙岛群岛南下，登陆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南路”航线则为后开辟的新航道，同为从九州出发，直抵中国长江口。但旅日中国学者汪义正认为，“遣唐船”的“南路”航线不可信，只存在“北路”[5]。以此观点出发，明初及早期倭寇的入侵路径，也自然沿袭了传统的“北路”。据统计，在洪武至宣德年间，山东、辽东遭倭寇入侵频繁，且规模较大，有记载的就有16次。可见，由于洋流的强烈作用，古航道对早期倭寇入侵的线路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图1）。
2.海岸地质条件
本文对带耗能钢棒的新型消能减震复合墙板有限元模型进行数值分析，并对比钢棒的不同直径、位置以及根数这3个参数对整体墙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海岸线绵长，地质条件复杂多样，明代海防聚落所处沿海不同的地址条件对其总体布局有很大的影响。砂质、岩质基础易于各类船只登岸，泥质基础则相反。山东半岛、浙江、福建等地存在大量的岩质、砂质基础，但（南）直隶防区从南通至苏北，多是连绵的滩涂，船舶极易搁浅，这就使得以船舶为交通工具的倭寇几乎不可能从这片区域登陆，渤海沿岸也大多是类似的情况。因此，前者必是海防聚落建设的重点，后者地位便相对次要。郑若曾在《筹海图编·直隶兵房官考》中介绍直隶海防卫所时，从金山卫开始向北，列举到镇江卫便戛然而止了。在其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在江苏沿海地区大量建设海防聚落。
3.季风和航线
我小时候，考试带乌龟去。我把答案用铅笔抄在龟壳底部，让乌龟传答案。乌龟最终走错路，还是被抓了，老师问这是谁的乌龟。我不敢吱声，老师：“龟壳上写的是啥字？”我：“应该是甲骨文吧！”那次，我在走廊举着乌龟被罚站了半天……
明代海防卫城、千户所城规模均比较大，城池边长从数百米至上千米不等。从便于城池建设、军队集结和城内生活出发，城址坡度不宜过大。但从利于防守、城池排水等角度出发，城址又必须选择在具有一定坡度的区域。
《筹海图编·倭国事略》对倭寇入侵的规律作了如下总结：“大抵倭舶之来，恒在清明之后。前乎此，风候不常，届期方有东北风，多日而不变也。过五月，风自南来，倭不利于行矣。重阳后，风亦有东北者。过十月，风自西北来，亦非倭所利矣。”掌握了季风规律，倭寇突破洋流的限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4.海岛密集度
早期倭寇造船技术低下，《筹海图编·倭国事略》载，“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若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倭船常常需要在海上漂泊数日，必须备足饮水：“凡倭船之来，每人带水四百斤，约八百碗……极其爱惜”[7]。浙江防区由于沿海岛屿密布，成为倭寇入侵的优先选择。史载：“（倭寇）将近中国，过下八山、陈钱之类，必停舶换水。”倭寇选择岛屿密布区域登陆的另一个目的，是以岛屿为掩护，探听陆上军情。“其（倭寇）至普陀必登者，非换水，亦非真欲焚香，乃观兵防虚实耳。”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福建、广东等地。
3.加强管理，减少各种应激反应。仔猪自身神经调节和体温调节机能尚不完善，对各种应激因素的刺激适应性较差，易造成消化机能的紊乱引起腹泻。因此，保持舍内温暖和一定湿度(50%～60%)、避免温度骤然升降，加强环境卫生消毒工作，保持分娩舍、保育舍清洁、卫生、干燥；逐步断奶(白天将母猪隔离，夜间母仔合并，最后去母留仔)，保持断奶前的饲喂次数和方式；逐渐更换饲料。避免能引起仔猪腹泻的各种应激反应对预防仔猪腹泻至关重要。
图2 宁村所城、观海卫城剖面图（作者自绘）
图3 壮士所城遗址现状图（作者自摄）
（四）微观环境
2.3 出院或死亡时血常规检测 出院或死亡当日行血常规检查，死亡组淋巴细胞比率、单核细胞比率、红细胞计数、红细胞比积及血小板计数均低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性粒细胞比率高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倭寇造船技术水平低下，加之洋流的巨大力量，沿着古航道入侵中国北方地区就成为其优先选择之一。但据考证，明初浙江防区的倭患也十分严重，洪武至宣德年间，史书记载的就至少29次[6]。因浙江属于倭寇逆洋流而上才能到达的区域，说明此时的倭寇已能够克服洋流的影响，直达当时中国最富庶的核心地带了。究其原因，应是倭寇对季风规律已经掌握。
所谓“海防”，即是防御来自海上的威胁，便于出海是海防聚落选址布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明代海防卫所聚落多选址于便于出海处，有的位于地势开阔处，直面大海；有的则较为隐蔽，或选址于江河入海口处，或选址于海湾湾畔，但无一例外地均方便出海。这是由倭寇的特点以及明朝的海防策略决定的：敌人一旦来犯，海防各聚落驻军必须立即行动，或出海迎敌，或与登陆的敌人短兵相接，才能达到御敌于海上或者于敌人初一登陆之时的最佳防御目的。经测量、计算，山东防区、浙江防区卫所聚落的平均出海距离分别约为2.7千米、3.7千米，出海均十分便利，印证了上述分析。
2.高程
“灰姑娘效应”对品牌态度形成的影响机制分析..................................................................................................张 蕾 高登第 薛雨楠 曹 渊（54）
卫所聚落的高程对于城内取水、防汛、视野和通风等均有较大影响。本文高程的分析以海平面为假定水准面，采用相对高程的概念。明茅元仪的《武备志·军资乘·守五·堡约》认为：“高者，丘埠、山陵之类也，城堡依之，利于设险。然高有宜依，亦有宜避。四面空阔、断崖壁立则依，内平外高、旁无俯临则依，溪涧陡僻、兵难屯聚则依，藉其利也。用半舍半，余方受敌则避，高下数更、垣道阻碍则避，土脉亢燥、水汲艰难则避，远其害也。”可见，如何取舍高程、地势的优势和不足，避害趋利，是明代军事聚落选址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另外，卫所聚落建设的难易程度、水源地的远近、屯田的方便程度、军队集结的速度等，均受到卫所高程的直接影响。
3.出海距离
以地形较为复杂的浙江防区宁村所城、观海卫城为例（图2）。由图可知，两城均选址于地势较为舒缓但又具有一定坡度的区域内，防御效果良好。至于壮士所城，则因选址于两翼陡峭而纵向坡度过缓处，极易遭到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历史证明，壮士所城建成后屡被倭寇侵犯，终被破城而不得不迁入邻近的蒲门所城。所城仅余部分断壁残垣，城内原有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图3）。
The observables of the wide-and narrow-lane ambiguities are defined as follows,respectively:
4.取水方式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选址时，保证城内用水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水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城内打井取水，二是从附近的较大河流就近取水。前者取水方便但规模有限，未必能满足正常生产生活的所有要求；后者水量足，可以作为主要的用水来源，但受到取水距离的制约。以浙江防区为例，经测量、计算，其境内卫所聚落平均取水距离为11.8千米，可推知相当数量的卫所取水是以城内打井方式为主。至于三江所城、海门卫城、定海卫城等距离河流数百米至千余米的卫所，则可能采用城内打井和从附近河流就近引水相结合的方式。再以山东防区为例，海防卫所多数地处半岛丘陵，大径流量河流数量少，多数卫所距可取水河流的距离在10千米以上，可推知其以城内打井方式为主。
三、规律总结
（一）数量
辽东、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和广东是明代海防的六大防区，范中义等学者将北直隶也计入，合计七大防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差别，各防区海防卫所数量不同。根据《筹海图编》和《明代倭寇史略》统计，明代海防各防区卫城、千户所城总量如表2所示。
1.坡度
表2 明代海防各防区卫城和千户所城总量表（作者整理）
由表2可知，《筹海图编》和《明代倭寇史略》记载的卫所分别合计183所、172所。《筹海图编》未将北直隶列入主要海防防区，对福建漏记现象也比较严重。同时，《筹海图编》对卫所位置语焉不详，存在重叠现象，造成卫所总数量较《明代倭寇史略》为多。除北直隶外，两部海防专著记载的卫所数量均以浙江为最，广东略居第二位，南直隶、山东和福建再次之，辽东最少。福建由于海岸线较短，虽然卫所绝对数量不多，但也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辽东和北直隶虽然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但由于其地处北方腹地，卫所较少。综上可知，浙江、南直隶和福建是明代海防的重点区域，其中浙江是核心，广东、山东次之，辽东、北直隶则处于第三层次。
（二）密度
1.线密度
北方游侠出身，担任盟主期间，江湖盟众肖通被秘教左使所杀。当时秘教背景深厚，神秘莫测，左使则是秘教中唯一一位常在江湖中行走的高位人物，武功之高，当世罕见，江湖中人皆避其锋芒，唯有宁燃不辞千里一路追杀，最终斩杀左使，为肖通复仇。
海防卫所聚落分布线密度为卫所聚落的数量与大陆海岸线长度之比，直接体现防区内沿海岸线卫所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是体现防区重要程度的核心指标之一。广东防区的海岸线实际上约为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区的海岸线总长度，南直隶防区的海岸线约为今天江苏、上海之和，北直隶防区的海岸线长度约为河北、天津之和，其余各防区海岸线基本与今天各省对应。各防区卫所数量取《筹海图编》和《明代倭寇史略》的最大值，计得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明代海防各防区卫所线密度（作者自绘）
由图4可知，南直隶的卫所线密度大大高于其他防区，主要是因为南直隶海岸线多为淤泥质岸线，与蜿蜒曲折的岩质基础相比，十分平顺而总长度较短，造成线密度指标极高。浙江防区海岸线虽然多为岩质、砂质基础，海岸线长度很大，但其线密度指标仍然接近20，可知其地位相当重要，这与其经济地位是相符的。北直隶因与南直隶相似的原因，线密度指标也较高，剩余防区线密度指标相差不大。由线密度指标仍可推知，浙江防区是明代海防的核心区域。
2.面密度
面密度是指卫所聚落数量与防区面积之比，直接反映出本防区所覆盖的区域对于明代海防的重要性。其中，广东防区大概包括今天广东、海南和广西沿海地区，南直隶防区大体包括今江苏、安徽和上海，北直隶防区主要包括今河北、天津和北京。各防区卫所数量仍取《筹海图编》和《明代倭寇史略》的最大值，计得结果如图5所示。
由图5可知，以面密度指标为判断依据的浙江防区仍以超过4个（卫所）/万平方公里的绝对优势列第一位，可知其是明代海防最为核心的防守区域。福建、南直隶防区面密度均达到2个/万平方公里，山东、广东、辽东均超过1个/万平方公里，北直隶防区则因卫所聚落绝对数量小而处于最后一位。以防区面积密度为指标，可推断出浙江防区地位最为重要，福建、南直隶、山东、广东、辽东防区其次，北直隶防区排位最为靠后。
3.卫所间距
卫所间距是指相邻两卫所聚落之间的直线距离，直接反映了卫所聚落联系的方便程度，是显示本区域地位的重要指标。分别计算各防区卫所间距，得出卫所间距柱状图如图6所示。
图5 明代海防各防区卫所面密度（作者自绘）
图6 明代海防各防区卫所间距（作者自绘）
由图6可知，浙江防区卫聚落所间距最小，约为18千米，其次是山东防区，约为30.5千米，广东、福建、南直隶和辽东防区在40千米左右，北直隶防区卫所间距约为57.4千米。由以上数据可知，浙江、山东防区分别是南、北方的海防重点，北直隶防区未重点设防，其余防区地位介于上述三者之间。
结论
在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数量、沿海分布线密度、区域面密度和卫所间距做了详细的计算、分析之后，可知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情况与防区的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等多个因素相关，地理位置越重要、经济水平越发达、区域环境越易于被侵犯、微观环境越易攻难守，卫所聚落分布就越密集。分析表明，浙江防区是明代海防的最核心区域，南直隶、福建、广东防区是重点区域，山东是北方海防的重点地区，辽东其次，北直隶防区由于深入内海而处于更为次要的地位。
由表7可知，随着出血状态效用值的降低，ICER值在不断升高；当出血状态效用值达到最小值0.88时，ICER达到最大值3 409.420 1元/QALY，此时阿司匹林用于CVD一级预防仍是具有经济学优势的。因此，对各转移状态的效用值进行确定性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证实这一经济学评价结果是稳定的。
Experimental study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temperature constraint stress in super-long concrete intermittent constructio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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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范中义,仝晰纲. 明代倭寇史略[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11-29.
[7]（明）郑若曾撰.李新贵译注.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7：159-160.
*通讯作者 。
（责任编辑：张双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明代海防与长城防御体系及军事聚落比较研究”（5167839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黄河流域传统堡寨聚落群系整体性研究”(5177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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