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中的多元文学观与中国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世界论文,史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12)04-0012-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世界文学”的概念也一再被提起、阐释甚至重新定义。与此相应的是，重构世界文学史的问题也引起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兴趣。但如何在世界文学史重构的过程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却是中国比较文学界所面临的话题。
“世界文学史重构”涉及方方面面，如“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阐释，文学史观的更新，国别/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重新定位，世界文学史的重写，经典的重构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回答。本文并不打算就所有问题全面展开讨论，仅就世界文学史重构中所涉及到的多元文学观以及其中的中国话语等问题上进行探索。
2.“世界文学”观念的刷新
在谈到“世界文学”这一命题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歌德的贡献。“世界文学”首次出现于1827年1月31日歌德同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是在阅读中国小说时意识到东西方文学中拥有共同性的感受，整个人类是一体的、相通的，因此表达了一种愿景。这就是《歌德谈话录》的那一段话：“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爱克曼1982：113)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1年间，歌德在他的作品、日记、书信中，总共有20处提到了“世界文学”。他不断地在呼吁人们不断努力，以促进世界文学的理想共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也论及了“世界文学”：“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取代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1972：255)。马恩的论断根植于经济的发展和全球贸易日益一体化，指出了全球性的工业生产与市场从而导致了文学的世界性。不过，这里的“世界的文学”并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在内的哲学概念。
由于“世界文学”的提出者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涵给以严格的界定。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世界文学”一直处于被不断界定的动态进程中。后世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阐述这一术语的涵义，给出了多样化的界定，并不断赋予新内涵。总的说来，“世界文学”可以指称：“1)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2)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具有世界意义和不朽价值的伟大作品；3)根据一定标准选择和收集成的世界各国文学作品集；4)歌德理想中的世界各民族文学合而为一的一个时代；5)专指欧洲文学。”(陈庆祝2006：87-96)这种概括比较全面，综合了不同多元化的解释，但是仍不断产生新的解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再次兴盛。“世界文学”命题被不断提起、阐释甚至重新定义。以大卫·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为先导，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的《世界文学论争》(2004)，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2004)，弗兰科·莫莱蒂的《图表、地图、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式》(2005)以及达姆罗什的《怎样阅读世界文学》(2009)等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文学”给以新的理解。其中尤其以达姆罗什的解释引起的反响最为强烈。按照他的看法，“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D.Damrosch 2003：281)。他的解释避免了文学的价值判断，是从文学的生产、翻译和流通的角度展开的，解决了世界文学的构成问题，即世界文学是发生某种“折射”的民族文学的汇集。他还肯定了翻译在重建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学过程中的作用，并且从读者阅读的角度研究审视世界文学。达姆罗什的阐释刷新了目前学界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引起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热议，也为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文学重构”增加新的认知。
3.世界文学史重构的历史诉求
“世界文学”的涵义之所以在当下被不断刷新，固然源于不同阐释者的视角，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当代语境是全球化的现实。全球化带来经济和科技的规范化和一体化，也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共生。全球化时期民族/国别文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经济的全球化加快了文学的全球化。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全面。其次，传播技术的改变使文学作品的流通更加方便。借助于现代传播手段，原语文学作品和译作的传播时效性更高。第三，随着阅读者的外语能力的提高，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跨越语言的藩篱，直接阅读原语作品。最后，文学的产业化运作，商业化运作愈加明显。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环节，商业的色彩愈加浓厚。可以说，文学全球化的进程处于一种不可逆的过程，而且在逐渐加强。
“全球化”的到来验证了歌德“世界文学”理论的预见性。今天文学所面临的时代与当初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有某种共同之处。正如约翰·皮泽所指出的那样：“歌德Weltliteratur的观念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当今时代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了歌德的那个时代，并将其向前推进：冷战结束了，与之相伴的是全球性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包括出版社)的出现；出现了许多作家，他们的政治观念、文化，甚至语言都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出现了互联网这样的科技。”(约翰·皮泽2011：13-31)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全球化时期“世界文学”的概念被一再提起，被重新阐释和定义的原因。以致于J.希利斯·米勒惊呼：“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世界文学是当今全球化的伴生物。”(J.希利斯·米勒2010：8-10)
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成为必然诉求。因为旧有的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已经难以切合现实的语境。不论我们对全球化抱有什么态度，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世界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交流都日益增多。但是，无论全球化怎样的深入，各民族文学都不会完全相同，因为任何民族都不会听任自己的民族文学自行消亡，可以说，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主体性才是其根本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只有这样，各民族文学才能成为世界文学体系中的“一元”。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学实际上是多元的民族文学的集合，世界文学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在增强。
“世界文学是什么”是世界文学史建构者、重构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世界文学曾经是什么”和“世界文学现在又是什么”。前文已经对此有所阐述，此不赘言。“世界文学”概念不同的理解其实都是在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即世界文学的认识论与本体论问题，它涵盖了世界文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参照系与实践论等诸多方面，涉及到如何解释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辩证联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世界一体化与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等。依此看来，有一种关于“世界文学”的解释更符合目前全球化的语境：“世界文学归根结底就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并存，是全球化的多元文学呈现。”(方汉文2011：51)这一概念从辩证逻辑出发，明确了世界文学的本体是“各民族文学”，用比较的方法寻求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体现了世界文学的“全球化”的当下性。从历史主义观念来看，这种“全球化”恰恰是比较文学产生、发展和逐步繁荣的最大的历史境遇分析参照系与创作实践。这种解释肯定了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同时又兼顾到经济全球化给文学带来的深刻影响。
“世界文学史”是谁的文学史?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另一个问题。对这问题的回答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到世界文学史建构者的主观认知态度。文学史是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学术行为，西方学者往往通过文学作品的选集方式来建构世界文学史。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西方中心论。早期欧美学者所编选的“世界文学史”实际上是典型的“西方文学史”，他们将世界文学经典的作者仅仅局限在西方作家的圈子内。这折射出文学选集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如1956年版的《诺顿世界名著选集》的编者收录了73篇西方作家的作品来反映世界文学的概貌。在1983—1993年间由赫特尔领衔编纂的7卷本《世界文学史》中，欧洲语言文学部分要占到80％以上，中国、印度、阿拉伯和非洲虽然也作为世界文学部分，各自对世界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篇幅不足20％(林精华2010：96-102)。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不过这种状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有所改观。不论是马丁·普契纳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还是大卫·达姆罗什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都收录20余篇中国作家的作品。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窃喜，但我们却透过编选者选定的篇什看到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学态度的改变。不妨借用达姆罗什本人的话，这种努力是在“试图推动从欧洲中心到真正全球视野的结构转向”(大卫·达姆罗什2010：40)。这本身就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实际上体现了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多元性。
世界文学是由多元文学构成的。世界文学的多元性是指在世界文学体系内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每一个中心又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每种国别/民族文学都是其中的“一元”，每种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作的所有文学作品构成了该国的文学总体，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文学汇总在一起，便形成了世界文学的集合体。它包括各国文学经典名著，也包括一些普通的文学作品。当然，在达姆罗什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学的作品都可以构成世界文学，只有那些参与跨越语言、跨文化的流通的，并且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和理解的作品才可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看，每种国别/民族文学都是平等的，本没有高下之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欧洲中心论。但是在欧美学者“建构”世界文学史的过程中，受西方中心偏见的影响，各种国别文学/民族文学被人为地划分出等级。在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中，面对浩繁的各民族文学，首先要根除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平等地对待作为世界文学主体的各民族文学，肯定各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和世界文学一体性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的范围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束缚，不再将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放在西方文化内部各国文学的比较上，而应该将非西方的语言文学，尤其是长期以来被主导性的西方语言所遮蔽起来的处于边缘性的亚非拉语言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建立起由多元文学构成的世界文学系统。
4.“世界文学史”重构中的中国话语
“世界文学史”的重构需要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与整合方面取得突破，这不仅要表现在一系列的研究论文或学术著作中，更重要的是通过世界文学史的撰写或文学作品选集的编纂并进入大学课堂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得以体现。而中国话语的融入则是其中最突出的特色。
在世界文学史重构中，文学史观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文学史观决定了文学史的表述内容和表述方式。由于受到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共时性理论影响，西方主流的文学史观念是共时性的。即使是近年来的新历史主义也没有系统的文学史观念。长期以来，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在撰写世界文学史时往往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作为其价值取向，忽视了东方文学的存在。不论是文学史的分期、文学作品的遴选和文学批评标准的制定莫不是以欧洲为中心，或以欧美为中心。在他们的观念中，欧洲或欧美的文学发展史就是世界文学史。如德国克劳·冯·西主编的24卷本德语版《文学研究新手册》(1972-2002)、苏俄科学院版的9卷本《世界文学史》(1983-1994)、赫特尔联合北欧学界编纂的7卷本《世界文学史》(1985-1993)等中普遍存在欧洲中心论趋向。可喜的是，当代北欧知识界正着力重构世界文学史。如瑞典国家学术委员会联合北欧学界耗时近十年(1996-2004)从事的研究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史”及成果4卷本《文学史：全球视角》中加强了现代东方文学的地位，力图改变现代知识体系中所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表述方式(宋达2011：223-227)。
以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来建构世界文学史的新理论，特别是把文学的意义与价值评判、文学的接受与创造观念、文学的“道”与“存在”，文学的思想与审美观念的结合，将是中国话语在世界文学史重构的中心议题。实践证明，走过30余年的复兴和发展之路的中国比较文学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模式，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次又一次被化解从而获得了重生，并使中国比较文学超越了以法国比较文学为核心的第一发展阶段和以美国为核心的第二发展阶段，进入以不同文化体系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为核心的全球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包括了“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对话法”以及“整合与重构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融汇了中国传统的感悟性批评话语与西方的形而上学框架体系，试图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下重构世界文学史。其目的在于通过中国传统理论与西方进行对话的路径，超越传统学科的藩篱，破除由于文化、历史、民族分隔所造成的研究障碍，刷新研究观念，更新研究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寻求新的研究方法，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理论增添新的基石。
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离不开对作家、文本、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述说与评价，然而依据何种观念去选择、评判，依据何种视角进行宏观的理论框架建构，即以何种文化价值观念作为建构一部文学史的标准，并依据它对世界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提出自己的解释和历史说明，才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构文学史的关键所在。由于全球化的本性使然，重构的世界文学史应该是跨文化的、对话性的、总体性的，从而对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进行全面体察和描述。当今世界是对话的时代，文学和文化的交流显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此在重构世界文学史的努力中，中西方研究方式、视域的融汇是重要方法论前提。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一方面，要突破文化交流和文化研究中的‘视域限制’(perspective limit)和一只眼看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用比较性思维进行编写世界文学史，比较性思维是兼容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从理性与感性的辨证合一，从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互相契合来研究世界文学。以一种多元的，全视角的比较文学史观，去关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明体系之间文学的交流与影响，从文化互动、平等的立场去实现对于文学史的探索。”(岳峰2009：174-177)
在世界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中，中西方在研究方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欧美学界文学的世界文学主要是通过选编作品集，如在久负盛名的诺顿与朗曼文选，它们主要以文本研究为主要方式，运用新批评式的文本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强调作品的直观阅读感受。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是直观、具体、形象性强。但是，欧美学界所编选的所谓“世界文学”作品实际上被定义已经确定的欧美文学名著经典。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的第一部分第三章讨论了以往经典文学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几种较为通用、流行的世界文学选集的考察，达姆罗什指出某些文选根本没有涉及到非西方的文学作品和女性作家作品，而限于欧洲主要作家。像著名的《诺顿世界名著选集》在1956年首次问世时，仅仅收录了73位作家来反映世界文学的概貌，这些作家皆属所谓“西方传统”作家，其中没有一位女性厕身其列。到1976年推出第3版时，和大多数其他“世界”文学选集所奉告的方针一样，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洲与北美作家仍旧是诺顿选集的焦点所在(大卫·达姆罗什2007：1-13)。这种以具体作家作品的汇集来作为世界文学的做法甚为普遍。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观。20世纪后期，西方学界著述世界文学史的态势增强。如上文提到的德国克劳斯·范·西主持编纂的24卷本《文学研究新手册》、赫特尔联合北欧学界编纂的7卷本《世界文学史》等在国际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中国的世界文学教学与科研中，中国学界承继中国“修史”的传统，注重历史的勾勒，以世界文学史的梳理为主要模式。在世界文学观念中，中国学界特别重视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社会时代的政治经济环境、作家的创作思想与生活经历、作品的人物形象与思想主题和艺术特征的分析，这反映了社会历史分析理论、历史唯物论理论的影响。这种研究是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思路，但缺乏阅读主体在跨文化的视角下独立研读文本的实践。
对我国学界而言，“世界文学”本来是一个舶来品。它始于晚清时期就有陈季同、梁启超、王国维等的研究，后来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研究会的“世界文学工程”系列丛书以及郑振铎等人的世界文学史研究。正是郑振铎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能够包容全世界各国文学总体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文学大纲》(1927)。五四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较有影响的世界文学史或国别文学史还有：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9)、张传普的《俄罗斯文学史大纲》(1926)等。中国的世界文学史编写度过了开创期以后，逐渐走向繁荣与创新。据统计，1949—1999年50年间，以“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史”标目的此类著述不下30种(刘洪涛2004：68-73)。按照有无中国文学的处理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模式不包括中国文学史在内的世界文学史，如李菊休、赵景深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纲》(1933)、陶德臻等主编《世界文学史》(1991)；第二种模式将中国文学包含其中的世界文学史，如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余慕陶的《世界文学史》(上册)，啸南的《世界文学史大纲》，杨烈的《世界文学史话》等著作中，中国文学都占有一定篇幅。应该说，后一种模式有利于呈现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但是，上述的著作在编写体例上有所突破，在观念上缺少中国话语的参与。这一方面较为成功的案例应是方汉文主编的《东西方比较文学史》(2005)。该著作开辟了一种世界文学史的研究模式：东西方比较文学史。这种模式运用东西方的比较视野注重从不同文明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视域来关注世界各国文学交流与各自的发展，旨在通过对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过程的比较与分析，达到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及其发展规律的掌握(方汉文2005：7)。这种研究理路可以借鉴到世界文学史重构中来，撰写出一部有中国话语充分参与的“世界文学史”并编选出真正的“世界文学选集”。
5.结语
总之，在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中，如果我们能够从全球文学多元性的角度清理世界各主要国家文学发展历程，把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融合，从比较文学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危度把不同国别/民族文学纳入统一的世界文学框架中，在融入中国话语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恰当的世界文学观，以中国的传统理论与西方对话，从著述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模式中提炼出撰写世界文学史的经验，就能够建立起“世界文学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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