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民工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及本文的研究目的
民工潮已经不再是一个新名词了。但民工潮所带来的问题却并没有随着这一名词烂熟而冷却。相反，随着“三农”问题再度强力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问题愈加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其中民工子女教育就是其中之一。但就作者阅读范围来看，对该问题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上，从研究人员到记者，从教育工作者到政府智囊机构都为了这些孩子投入足够良知和精力。这些努力产生了一定效果，如北京、上海和江苏就建立了为数不多的民工子女学校（小学），有些地方还让民工子女就近插入当地小学就读。伴随《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发行而对北京市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看到农民生活真实的一面后，60%的市民表示民工子女应与自己孩子一样享受教育机会，不应向民工子女入学收取赞助（借读）费。而目前关于民工潮对农村基础教育影响的研究文章却非常少，至少公开发表的很少。而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整合具有直接和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期在关注“三农问题”的大环境下，为全面规划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一个观察层面，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二、民工潮的产生及趋势
民工潮是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的必然结果，是农产品告别“短缺”后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必然结果，是畸形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流动古而有之。以前，躲避战乱、规避自然灾害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但今天的民工潮是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民真可怜的必然结果，是处于弱势产业——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流动规模来看，民工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民工潮萌芽时期。流动人员主要是一些家庭人口较多、利用农闲时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零星迁移，民工潮的性质为亦工亦农——农忙时家乡耕种，农闲时进城务工；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民工潮蓬勃发展时期。民工潮的规模日渐扩大，从个体家庭、个别人行为发展到家庭集体行为，进而成为整个村、整个乡、整个县乃至更大范围的、集体的、有组织的流动。民工潮的性质由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迁移演变为长期扎根于城市，放弃农耕和农村，除了将辛苦挣来的钱在家乡建栋房子（其实很多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成为所在城市实实在在的一员）和春节阖家欢聚外，在家乡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第三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是民工潮处于相对较为稳定阶段。因为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在条件允许并自愿走出去的人都已出去了。
因此民工潮从本质上说是农民对现代生活的自然追求，而我国目前农村现状难以在短期内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又有75-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加之民工潮对广大落后闭塞地区影响进一步扩大，所以，民工潮规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除了偶尔波动外，总体是难以减弱的。
三、民工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
在民工潮的不同发展阶段，民工潮对农村基础教育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民工潮萌芽时期，流动的主要为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出生的人，大多没有结婚，这种迁移对农村基础教育影响也较小。如果说有什么影响，那也仅限于他们所带回的“城市风”对年幼的兄弟姐妹影响。到了民工潮蓬勃发展时期，一些年纪较大的民工的子女已达到就学年龄，这种影响也随之显现出来，子女随自己进城就学还是成为爷爷奶奶的“留守儿童”在家乡接受教育呢？绝大部分民工在权衡务农与务工的致富机会和自己经济承受能力后，决定将子女留给爷爷奶奶，同时爷爷奶奶在子女的财富比较面前也愿意“监护”孙辈。如果子女尚未达到就学年龄，就自然成为“留守儿童”。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是民工潮对农村基础教育影响全面爆发时期：影响面包括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出生的几乎所有的民工和80年代初出生的部分民工。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出生的民工，一方面父母年纪已高，无力照顾孙辈；另一方面，自身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子女提供较为昂贵的“城市教育”。对80年代初出生的部分民工一般受过较好教育、感受到教育对成功的意义、耳闻目睹了现阶段农村基础教育现状、担忧爷爷奶奶的“监管”，因而一般都将子女留在所在地接受教育。因此，据最新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流动人口1.2亿，其中民工约0.95-1亿，占80%-83%。若以学龄儿童少年占2%-3%的比例计算，每年将有240-360万的学龄儿童随父母寄居城市。如此规模的民工潮对农村基础教育带来的影响主要有：
（一）减少农村基础教育入学人数。这种减少的特点是年级越低减幅越明显；年级越高减幅越弱。笔者借今年寒假对部分成人教育函授点巡视的机会，对所到之处的农村基础教育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在云南丽江巡视期间，我询问了南坪县龙岗村小学的秦校长。秦校长今年28岁，在本学校工作已经7年。据秦校长介绍，龙岗村现有83户人家，村民385人，学龄少年儿童172人。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的小学只招收1-3年级，以后学生就要到乡中心小学读书。由于是乡村少数民族村，一般家庭都有2个孩子，往年学生很多。但近5年来，注册入学率每年都在下降（参见表1）。减少的原因不是少生、优生而是随父母到外地如丽江、大理和昆明去了。就连本村居民数都在减少，每年都有2-3家举家搬走。就男女比例来看，减少的以男生为多。而在丽江市周围的小学，学生人数没有明显下降，部分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的学校每年注册人数还在增加，甚至还有海外学生来就读。
表1 龙岗村1999-2003年1-3年级学生人数变化表
年级
1999年人数
2003年人数
变化数
年变化率
一 27
19 -8
-7%
二 24
20 -4
-4%
三 19
15 -4
-5%
注：本村的172人中有17人辍学，在乡中心小学就读的共53人，随父母在外地的有32人，占全部学龄青少年的18.6%。
这种情况在大理州祥云县也非常相似。祥云县地处320国道，是云南人口大县之一，经济起步较早，农民商品意识较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来来往往的外地人带动下，当地人就开始短距离、短时间移动。据一个在某乡清溪小学任教10年之久的裴老师说，他所任教的小学是一个乡小，这几年也遇到了学生人数下降的情况。低年级下降较多，与5年前相比，人数下降多的班已经下降了20%，且男生下降明显多于女生。但高年级下降少些。他已经连续6年教毕业班语文，现在每年毕业学生比以前还多，主要是4年级时学生人数有较大增加，增加的学生是在外地完成1-4或1-5年的学习而为了学籍或上不起外地初中而返乡的。而在祥云县城某小学任教的刘老师反映的情况与之相反，每年注册学生增加很多，但毕业班有所下降，原因主要是民工子弟在城镇小学学习是借读，没有学籍，如果继续学习成本将非常高，因此这些学生不得已返回原籍原校就读。
（二）对当地基础教育的削弱大于促进。首先是返乡学生对当地教学的影响。民工子女在外地所受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就目前而言，民工子女进城后，有条件进当地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的是少数，绝大部分进了民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总体而言教学质量堪忧。因此，返乡学生成绩参差不齐。对于成绩较好的返乡生而言，会改变原有班级名次序列。这种改变将在那些自尊心强、成绩本来就好的原籍学生中产生拼比心理，这对当地的教学显然是一种促进作用。至于成绩较差的返乡学生除了影响到所在班级的总体平均成绩外几乎不产生多大的影响。据裴老师说，他所任教毕业班今年有11个去年从外地转回来的学生。他们学习成绩好坏参半。在去年刚回来时，班级前三名就在他们之中，但一年后情况变了，前三名中只剩下一人。据他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些学生在外地已学完小学阶段所有课程，因此，刚回来时成绩较好；也可能是在原来成绩好的同学之中产生了“拼比效应”，激发了学生学习潜力而被超过；也可能是这些学生自己学习积极性有所下降；或三者兼而有之。但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取到他所期待的他们能带回来的“城市经”。
家庭环境的变化导致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教学质量是三部分共同的结果：教师的教、学生的学、社会和家庭的督。由于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学习缺少必要监督。学校教育没有了家庭教育支撑，学生自觉性将减弱，必然影响到学习成绩。因为这并不只是发生在少部分学生的身上，因而对当地教学质量无疑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据老师们反映，现在小学生上课不带课本的、拖拖拉拉的、不按时回家的、作业马马虎虎的已屡见不鲜。
再一个是农村基础教育人才短缺和流失导致农村基础教育质量难以提高。随着以农村人力资本从农村流向城市为本质特征的民工潮范围扩大，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开始大量加入，其中尤以各类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为最。据云南师范大学学生处反映，2000-2004年应届毕业生中真正回家乡从事教育的每年不超过50%，而从事农村基础教育的更是寥寥无几。以全国为例，2001年，城市小学教师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超出农村20个百分点。由于教学条件比较艰苦，中西部地区吸引专任教师出现困难，不少地方只好聘用代课教师来解决日常教学中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1万人，占教师岗位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全国代课教师总数的82%。云南省小学代课教师比例超过10%。龙岗村小学已经连续4年没有进到应届毕业生。同时，有经验或学历较高的教师，要么直接走人，要么提前退休进城教书。随着民工潮的扩大，这种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人才短缺和流失的现象难以扭转。
（三）加大教师的工作压力。“学生难管”、“学生难教”、“教师压力大”已经成为广大农村基础教育教师的口头禅。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师现在都面临一个“死保学生人数”的任务：如果流失一个学生，老师有责任将学生“请回”，否则，就要扣发教师工资。为了保住学生，教师整天捧着学生，使“学生难管”。一个小学生因为长期缺乏家庭督导，对学习兴趣难以建立，自然就产生了“学生难教”的局面。面对这一局面，加之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无一例外地将学生成绩的好坏作为评定教师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使教师产生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大理州南涧县某小学了解到，最近几年，校领导用两大法宝来管理教师：一是将教师调离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不愿呆，是吗？那就到某某地方去。这里会有人的”；二是将教师的工资拿出一半来浮动。这种法宝，一方面反映出管理的档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村基础教育的难处。
（四）延误了孩子年龄，妨碍身心健康，加重父母负担。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目前基础教育学制、教材和管理体制不统一。一个在外地完成小学1-6年级学习的小学生，为获得学籍须回到出生地“降级”学习。在调查中发现：一家弟兄两个的孩子只相差2岁，都在7岁时入学，差别就是堂哥在出生地学习，堂弟在上海一家民工子弟学校学习。堂哥现在已经高中二年级了，堂弟才小学五年级。这无疑延缓了人才培养期限，延长了培养周期，损伤了孩子的自尊。除了“降级”学费外，为保留和获得学籍，有些原籍学校还要求学生补交离开本地去外地学习期间的所有学费，这无疑加重了父母的经济压力。对于那些在流动地上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来说，父母的经济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公立学校还要求数目不小的赞助或借读费。
对于那些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孩子，失去了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机会，尽管有电话、书信和偶尔欢聚，但更多的是孩子自己玩耍，不能亲眼目睹父母的艰辛，对父母了解甚少，在学习动力中占有相当成分的“报答父母”的良知难以激发，学习自觉性明显较少。
表2 1996-2001年教育投入及其构成
注：(1)高等教育是指高等学校，中等教育是指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学、职业中学，初等教育是指小学、特殊教育和幼儿园；(2)义务教育经费只包括初级中学和普通小学两项。
资料来源：教育部财务司、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7-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五）加重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负担。随着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和教育发展方向的调整，近年来教育投入和资源分配不断向高等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倾斜。从表2中可以看出，1996-2001年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快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经费增长2倍以上，而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经费只增长0.6倍左右。高等教育投入比重由16.3%提高到27.8%，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投入比重不断下降，两者分别下降大约为6个百分点。
随着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政府将不得不关注这部分新来的“弱势居民”而将有限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投向城市民工子弟的教育。在农村和城市的较量中，农村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将有可能会减少。这会对本已短缺的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支出来说将更加捉襟见肘。
四、顺应形势，变消极影响为积极作用
民工潮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组成部分。除了有人为政策阻拦，这种大规模人口流动只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应顺应形势、未雨绸缪，变消极影响为积极作用。
（一）坚持城乡统筹发展
农村教育在民工潮冲击下所出现的问题不能只在教育系统内部循环解决，而应从教育外部寻找解决办法。城乡统筹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目前城乡统筹发展已经成为中央指导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转变。只要民工潮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存在一天，民工潮就会存在一天，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就会扩大一天。只要对产生民工潮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稍有了解，就会发现城乡统筹发展是解决农村基础教育所遇到问题的最终希望。只有农村的发展才能留住农村教育人才，才能减少农村人口流动，最终稳定农村的基础教育。
（二）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尽管存在伴随民工潮而带来的农村基础教育入学生减少的情况，而且随着民工子弟在城市就学条件的改善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子弟在城市学习，但农村义务教育在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以2001年为例，农村义务教育在校学生数量占全国义务教育在校学生数的61.8%；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广大地区经济还比较薄弱，全国8500万贫困人口中有90%是农村居民。在2001年6月以前，根据《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农村义务教育实际是由县乡负责和农民负担。农民教育负担过重，一度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了扭转教育投入重心过低造成的教育投入不足问题，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县级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实现义务教育投入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的两个重大转变。但以县为主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在中西部和贫困地区，不少县财政都是“吃饭财政”，用于发放工资都存在困难，更谈不上去增加教育投入了。
从理论上说，教育是人力资本投入，它不仅能带来私人收益，而且能产生社会效益。Hossian(1996)的研究表明，对初等教育投资具有更大的社会效益。从表3可以看出，1993年，中国初等教育投资的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均最高，分别为18%和14.4%，中等教育的社会回报率为12.9%，高等教育为11.3%。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2002)的跨国研究也证明了初等教育的私人和社会收益最高的结论。因此，政府尤其是省级和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环境。这不仅对稳定农村基础教育有利，而且还有利于促进贫困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从而为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条件。见表3：
表3 教育回报率(%)
注：中国人均GDP是1993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值。
资料来源：Shaikh I.Hossain(1996);George Psacharopoulos and Harry Anthony Patrinos(2002).
（三）取消县、乡、村一级的基层户籍限制
现在人们谈到户籍制度改革时总是强调取消城乡户籍差异。尽管这种要求在理论界已有一定的基础，但鉴于目前实际，全面实施起来相当困难。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应从取消县、乡、村一级户籍限制着眼。对农村基础教育来说，应使农村基础教育生源以县为单位进行流动。这种户籍制约的拆除必然伴随乡村教育资源重新整合，因为随民工潮而来必然出现农村基础教育“过疏”地区，致使宝贵的农村教育资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教师学生比增大、教室利用率降低。因此，作者认为应尽快对农村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应拆除的拆除，需合并的合并，该扩建的扩建，使有限农村教育资源达到重新组合，发挥教育资源的规模效应。也许有人的第一反应是这种整合会给学生带来不便。但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人口在农村的分布以均匀分布为特征的占绝大部分，除了教学点位于辖区的中点外，因这种整治而带来不便的学生是小于得到方便的。当然，这种整治也应实事求是。
（四）承认民工子弟学校
我国“十五”规划纲要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对农民到城镇就业，跨地区流动，不能封堵，要取消歧视性。自1998年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发布《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以来，上海、杭州等城市结合本地实际，相继制定了具体办法，改善了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但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对农民工子女就学歧视。因此民办的简易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但这类学校在一些地方得不到承认、管理和服务。许多城市至今没有提出民办简易学校设立的条件，没有明确管理机构，致使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理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有的被强行关闭，使流动儿童重又失学。城镇规划对民办学校不予考虑，一些学校被迫多次搬迁，教学安定缺乏最起码的条件。这些问题既是有悖于有关文件精神，又妨碍了民工子弟的成长。
作者认为，只要城乡户籍制度尚未彻底解决，民工子弟教育就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延伸，因此应承认民工子女教育学校。承认民工子弟学校也是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帮助。
（五）改革对农村基础教育教师的考核方式
教育管理部门应改变目前对基础教育工作者的考核方式，对于基础教育不能再“唯成绩”论。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基础教育目的应由“选拔”性应试教育变为“开发”性培养教育，因此，以学生考试成绩为唯一依据对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进行考核的办法已经不适应了。尽管以投入和产出作为考核标准是相当普遍的，但不能以此认为教师产出就是学生的成绩。教师的考核应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综合。我以为对基础教育教师的考核应以教师的责任心、爱心和对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开发为标准。尽管这种标准难以量化，但不是不可以考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