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 四川 成都，610065
摘要:中国科举考试与英国文官考试是古今中外国家考试的两个典型。科举考试代表了古代官僚体系选士的最佳模式，英国文官考试是近现代公务员考试的模板。通过分析两种国家考试的科目、内容和形式对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说明国家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思想与科技的发展状况，对考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的思想、知识体系都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并影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国家考试；社会思想与科技发展；导向；科举考试；英国文官考试
中图分类号: K500,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为国家选拔管理与服务人员的国家考试，就像一个风向标，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学科教育方面有着指引方向的重要功能。古今中外的两个国家考试典型——中国科举考试与英国文官考试在各自的国家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反映了国家的政治、科技、思想等各方面的状况并对其产生影响。中国科举制度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考试内容和答题形式反映了千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复杂变化，并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为其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支持。英国文官考试的科目与内容反映了工业革命后期的思想与科技进步。文官素质的提升，提高了政务机关的能力与效率，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家考试决定了社会人才的类型以及一个国家的知识结构体系；国家考试所输送的人才及塑造的知识体系，又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且不断固化已形成的模式，进一步影响该社会的发展走向。
一、国家考试科目对社会思想与科技的反映与导向
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发于唐，盛于宋、明，止于清，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发展变化不断。科举考试制度包括了考试组织、发布、考生资格、考场规程、试卷评阅、排名、录取等各方面。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是其重要组成，而考试科目的设置，反映了社会的文化、科技等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中国科举考试科目的设置经历了由少到多，然后由多到少的过程。隋朝以前，选取人才以推荐举送为主。隋文帝在公元588年设立“志行修谨”（有德）和“清平干济”（有才）两科，此时以“德”“才”两者兼具为重，但尚未细分，为笼统概括之。隋炀帝在公元605年新设考试文辞的“进士科”。[1](P86) 标志着中国科举考试的正式发端。科举考试科目一般分为常科、制科两类，后有武举。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等属于综合类科目, 九经科、五经科、四经科等属于是衍生类科目, 是由综合类科目衍生分化而形成，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等是实用类科目，是为了选拔某一方面的人才而开设的。[2] 常科定期举行，影响最大，隋朝的常科大致设有秀才、进士、俊士、明经四科。在这四科当中，秀才和明经是隋朝之前各代岁举常科就有的内容。这些科目的设置，表明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就已经注意到不同科目的分类，其中人文学科在科举考试中占有很大比重，具有重要地位。封建时期的农耕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统治阶层的首要目标，是巩固自己的政权，人文学科与思想统治密切相关，成为统治阶层善加利用的工具，因而具有重要地位。唐朝常科发展到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经、进士两科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明法、明算、明字等较为次要，俊士等科少有举行，秀才科在后来被废止。唐代的制举有几十上百种，这些制举科目可分为文学类、儒经类、吏治类、长才类、军事类、不遇类、贤良忠直类、玄道类和方伎类等, 囊括了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俗等各个领域。[2] 这个时期是科举考试的发展繁荣期。此时的制科相当丰富，举行的频率也较高，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使得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社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唐代盛世，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科技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从科举考试科目的分类上可见一斑。然而，人文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削减考试科目，固化士人的思想。到了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明经、诸科被罢去，后来只保留进士一科；明朝开始进士科的地位得到更大的巩固，基本沿用宋朝建制，这些都是上层阶级的统治需要决定的。于此同时，制科的地位一再下降，在统治者看来，政权的稳定远比科技的进步重要得多。为士当官的人才要求掌握的是各类经书、随当政者的喜好而做的策论，甚至文学诗词等，对数学、自然科学基本无甚要求。清朝又废止了一些科目，并贯彻民族歧视政策，满人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在科目类型最丰富的唐、宋、明时期，明算等自然科学的科目不仅不占主导地位，而且还很边缘化。文、史、哲唱着重头戏，自然科学只占有很少的部分，而其中的某些内容（天文历算）在五代时期还因为被废止而几乎成为绝学。[3] (P11)
中世纪后期欧洲科学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其中大学的建立和世俗教育的需求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带来成长的空间[4]。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建立之时，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在英国的教育机构中设置了相应的教学课程，研究机构中对数学与自然科学尤为重视，体现了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本杰明宙亥特（Benjamin Jowette）将文官考试科目分为四大类：1.古典类；2.数学和自然科学类；3.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哲学类；4.现代语言、历史和国际法类。[5] (P197)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要求一定职位的候选人在文、史、哲、数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均有涉猎，且具有一定的水平。英国文官考试在正式确立后分为高等职务和低等职务两个级别。两个级别都设有初试和复试。其中前者的初试要考书法、拼写、算数（包括普通数学和小数）和英文写作；复试的科目有英文写作（包括摘要）、英国历史（包括法律、宪法）、英国语言文学、希腊语言文学和历史、罗马语言文学和历史、法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德国语言文学和历史、意大利语言文学和历史、数学（纯数学和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包括化学（含热原理）、电磁学、地质学和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考生要在这五门中的两门或两门以上达到相当水平方可通过）、伦理学（逻辑、精神哲学和道德哲学）、 法学、政治经济学。[6](P33-43) 数学与自然科学占有相当的比重，在非专业人员的考试中就占到了30%。英国文官考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很重视，作为管理与服务社会的文职官员，能够知晓自然科学知识，对社会发展尤为重要，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专业部门对考生有特殊要求，这些部门在统一考试之外，还设有考查特殊技能和知识的考试。例如海军部的四个岗位的考试，分别是审计部门的绘图员职位、工程指挥部的建筑绘图员职位、工程指挥部的工程绘图员职位和水文测量部的绘图员职位。[6](P45-47) 聘审计部门绘图员职位的考生要参加13门考试。包括书法和拼写，算数（其中包括普通数学和小数），表面和固体测量，代数（其中包括二项式定理和对数），欧几里德几何（前四册和第六册），统计学和动力学（初级），平面三角学（初级），摘要或论文及信函的分类，几何绘图，实用工程学，蒸汽及蒸汽引擎，引擎设计和计算，制图和常规计算的技能和准确性。针对绘图工作需要的专门科目占了很大比例，几何、制图显得尤为重要。不同专业的考试针对各自领域都有一定的要求，但英国文官的选拔还是以通才为主。这些体现了英国公务员考试的科学性，反映了其科学发展水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英国文官考试科目进一步复杂化，其制度也更加趋于完善。
二、国家考试的内容对社会思想与科技的反映和导向
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需要“大一统”思想。民众思维的活跃，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科举考试为统一士人思想，保证朝代更迭时的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对思想的独立和文化的多元化也构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
科举考试的内容直接关系所选拔的人才类型，同时也对士人的思想也有塑造作用，所以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考试内容的选定。隋朝的秀才科仅试方略学，例如开皇十五年(595年)杜正玄应秀才举，为“尚书试方略”。[7] (P46) 而明经是由前代的孝廉科演变而来的，因而在考试内容上沿用的依旧是儒家五经。唐朝初年，进士科只考时务策，但衡量策问好坏的标准不是内容，而是词华。应试者把模拟旧策作为复习重点，导致文化水平下降，胜出的学子没有实际才华。[8](P72) 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开始专用诗赋。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从天宝到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诗赋成为进士取士的主要标准，帖经不合格者，可以试诗代替，称为“赎帖”，[8](P73) 这些变化反映了唐朝执政者对诗赋的偏爱，使唐代成为诗歌创作的鼎盛时代。唐代明法考的是唐代行用的律令，永徽三年（公元652）之后以长孙无忌等所修的《唐律疏议》为准；明书的考试内容以文字学为主，也涉及书法。这些内容均属于人文科学。明算（也称“算科”）应属于自然科学，主要是选拔数学人才，有两个分科—第一分科考《九章》、《海岛》、《孙子》等五部论著，而第二科考《缀术》、《缉古》两部专著。宋代出现了经义和诗赋之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义派认为“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9] 而以苏轼为代表的诗赋派则认为：“经义策论之类，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问，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10] 因为宋朝历任皇帝对这两派各有支持，所以科举考试内容就在经术和诗赋之争中不断反复，士子们也只好在变化中调整学习方向。元朝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规定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解经标准，把程朱理学纳入科举考试。明朝八股作为一种固定考试文体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四书》、《五经》的掌握在决定举人的去取高下中起到主要作用，也给应试者指出了新的备考方向。科举考试对士人研究方向的引导作用在清朝末年尤为突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1] 西方的新知识逐渐引起士人的注意，社会也兴起了西学热，但因为科举考试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人还是专注于经史子集的学习。士人买书首先“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至或问子史精华、四书味根、五经备览”，其次“则问商榷、札记、掌故汇编、九家古注、七经精义等书”，至于“生理、物理、动物、化矿等书”则问者寥寥。[12](P407-408)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入侵者和革新派的双重压力下，被迫调整科举的内容，在考试中加入了一些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不少士人随之调整学习方向。“天下移风，数千万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新书。”[13](P257) 1902年四川总督以《万国公报》所刊登的文章作为科试题目，导致该刊价格大涨。[14](P225) 清末科举考试增加西学知识的改革，明显转变了士人的知识取向。
欧洲早期的大学教育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牛津、剑桥的大学考试对英国文官考试有很大影响。英国文官考试以大学教育为基础，以选拔通才为目的，所以胜出者的知识储备比较全面。英国文官考试在促进个人知识结构优化的同时，也为社会科学与科技发展起到一定导向作用。英国文官考试设立之初，各级考试内容就反映了普通民众与管理人员在人文、科技方面的要求。以书记员一类考试为例，[15](P15-29) 其考试科目包括：英文写作、英国历史、英国语言文学、拉丁文翻译成英文、英文翻译成拉丁文、罗马语言文学与历史、希腊语翻译成英文、法语（1）、法语（2）、纯粹数学、化学（含热学）、实用化学、电磁学、地质学与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政治经济学，共17门。纯粹数学科目的考试与当时的数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包括证明题、解方程、代数运算、方程化简，涉及多元二次方程、指数、对数、三角函数等方面。自然科学类科目考试内容包括名词解释、基本原理、根据材料进行分析解答、科学的实际应用、事例的证明、现象的推演等，主要采用问答题的形式。英国文官考试每门科目的官方指定教材都至少有三本，比如欧几里德几何指定书目为《卡塞尔的欧几里德基础教材》、《盖尔布瑞斯及哈夫顿的欧几里德》（第1、2、3册）及考内森版的《欧几里德》 [15](P266-268) 这些内容随考试制度的完善、科学知识的更新而不断调整，不断丰富。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英国文官考试科目选择与职位密切相关，考试内容丰富，注重实用，理、工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而这些自然科学的考试内容，还仅仅是一个书记官的要求。英国文官制度建立之初的内容，体现了其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反映出科学技术在统治阶层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为英国社会的思想、科技持续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方国家建立起近代科学体系，绝非偶然，而是与其人文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客观地说，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中前期还是有着较大的发展，其内容较为丰富，涉及面也比较广，政治、经济、军事、数学等均有涉猎。然而及至后来，考试所涉及的中心内容逐步固化为少数的所谓“圣贤书”。也就是说，科举考试的内容，不是在扩展，而是在逐步收敛，这对新知识、新思维的产生是极为不利的。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士人学子都在旧籍古典中挖空心思的琢磨，难有创新。社会注重的是前人的思想和成就，而不是发展与创新，不是着眼未来。人文科学如此，自然科学尤不受重视。西方社会的不同文化、科学相互碰撞，内容不断丰富拓展，中国社会却在以往的成就上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科举考试内容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科技的萎缩，并强化了这种效果。
三、国家考试的形式与答题形式对社会思想的影响
隋朝科举考试，“策问”之外还有“口试”和“试杂文”两种考试形式。试杂文有些类似于命题作文，有箴、铭、赞、赋、论、颂、誓等体裁。[16](P4) 唐朝在考试形式上有一些新举措，比如明经和进士科加试帖经（类似现在的填空题）、进士科加试杂文，即箴、铭、论、表、诗赋之类的文体；开设了殿试；确立了进士三场考试等。然而，此后的发展却趋于僵化，明清时期，命题者为了方便出题、防止作弊、加快批阅等原因越来越青睐八股的形式，使考生的回答墨守成规、毫无新意，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生产出一批批思想僵化的庸才和因循守旧的学术风气。这些对整个社会都有着深刻地影响，与满清的没落不无关系。
英国的文官考试虽然也有答题字数和篇幅的要求，但绝没有类似八股这样的死板的格式规定。同样用某次书记员高等级考试试卷为例，[15](P15-29) 答题多采用问答形式，对格式没有要求，只要清楚回答问题即可，且说明重质不重量。数学考试有证明或演算题，需以符号进行相关计算，但却不规定形式。这说明英国工业革命之时思想之开放，思维并无定式，非常有利于科学的发现与发明，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英国在近现代的崛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科技与政治的进步，社会思想的开放，都是其必要因素。
四、结语
中国科举制度在社会政治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设置考试的初衷是为国家机构选拔人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长期统治这个东方大国起到了思想上的导向作用。中国科举考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其后期主要注重对已有知识的背诵、记忆，而当时的英国文官考试则强调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解决。所以前者产出的是知识展示型的人才，而后者得到的则是问题解决型的人才。国家考试作为决定人终身职业（仕途）的考试，必然引导社会的教育方向；而教育是社会人才的生产基础并左右社会的知识结构。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科举考试与英国文官考试分处于其本身的后期与创立之初，它们代表了没落的封建王朝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反映了当时各自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也对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有着一定的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 于崇宇.科举文体的变迁，科举百年[M]，同心出版社，2006
[2] 罗立祝.从考试科目与内容看科举学的广博性，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 2005(9)
[3] 张婷.科举制度与我国知识发展的关系，硕士论文，山西大学，2007
[4] 何平.中世纪后期欧洲科学发展及其再评价，史学理论研究[J]，2010(04)
[5] John Roach. Public Examinations in England 1850-190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6]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 Guide to Employment in the Civil Service[M], England Civil Service, 1882
[7] 路莉莉.试论隋代科举考试科目，大江周刊•论坛[J]，2010
[8] 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M]，新华出版社，1993
[9] 马端临.文献通考[M]，卷31
[10] 议学校贡举状，苏东坡奏议卷[M]
[11] 梁启超.李鸿章传[M]，1901
[12]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M]，中华书局，1954
[13] 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4] 王树槐.清季广学会[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5] Civil Service. Handbook to Government Situation[M],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87
[16] 周怀宇.隋朝科举制形态探赜，学术月刊[J]，2001(8)
作者简介：马桦（1973—），女，44岁，汉族，籍贯新疆乌鲁木齐人，四川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教师
论文作者:马桦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6/6
标签：科举论文; 考试论文; 英国论文; 文官论文; 社会论文; 思想论文; 中国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