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气象”论诗盛于宋代的文化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气象论文,文化论文,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2)05-163-04
一
在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中，“气象”是一个兼具文学、美学与文化品格、内涵丰富的范畴。在唐或唐代以前的诗文中，“气象”一词的含义与景象同义，多用来指景物。如梁江淹《丽色赋》：“非气象之可譬，奚影响而能陈！”唐王湾《次北固山》诗：“从来观气象，唯向此中偏。”孟浩然《早发渔浦潭》诗：“日出气象分，始知江路阔。”上述诗文中的“气象”均为景物、景色之代称。但在唐宋人的诗、文论中，“气象”却被赋与了另外的意义，从而被纳入古文论的研究范畴。
自中唐以“气象”论诗文开始，以“气象”论诗至有宋一代为大盛。宋人诗话、笔记中涉及“气象”之处屡见不鲜，在此试举几例：
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及造平淡。（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苏轼语）
七言难于气象浑厚……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叶梦得《石林诗话》下）
大凡诗有气象……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姜
《白石道人诗税》）
要之，孟郊、张籍，一等诗也。唐人诗有古乐府气象者，唯此二人。（曾季貍《艇斋诗话》）
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戴复古《论
诗十绝》）
严羽《沧浪诗话》中更是多处提及，《诗辨》一篇开宗明义称：“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评》及《与吴景仙书》对“气象”反复强调，对此人们多耳熟能详，此不赘引。
在宋人的诗论中“气象”这一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包括严羽在内的上述学者并未作出明确的回答。与西方美学重视理性的分析与评价不同，建立在传统思维方式上的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与批评具有重感性与直觉的特点，“神”、“理”、“脉”、“味”等具直观、整体感悟的概念就反映出这一情况。“气象”这一概念也同样体现了类似认识事物的方式，因而具有一定的直观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就一般情况而言，诗的“气象”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指向：一是指诗中的景物，如前引唐人王湾、孟浩然诗；二是指诗的气韵、风神，如皎然《诗式》卷一“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式”，意思是说作品浓郁而富于变化的气韵、风神是由于诗人在结构章句上别具匠心安排的结果；三是指诗的气局、规模与风貌。如杜甫《秋兴八首》其八“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彩笔干气象，喻笔力雄壮，如前人云“气凌山水也”，“笔干气象，昔何其壮”（注：《杜诗详注》第四册第149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实际上宋人诗论中的“气象”多是就第三种情况而言，指的是诗的气局与风貌，它是诗的内在素质与外在形式给人的一种整体审美印象，前所举宋人诗话中数例大抵都是这一意思。对此深于诗词研究的加拿大籍华人学者叶嘉莹先生曾有过较为肯的阐释，她说：“‘气’字乃是指一种精神作用而言该是不错的。至于‘象’字，则只是从其表面的字义来看，我们便可判知此一字当指一种可感知之形象而言的……至于以‘气’与‘象’字连言……当指作者之精神透过作品之意象与规模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的精神风貌。”（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283～284页，重点系引者加。广东人民出版杜1982年版。）叶嘉莹先生此论甚确，然提出甚早，惜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乃至近年出版的有关古代文论范畴的著作鲜少提及。（注：如汪涌豪著《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象的营构与发展”一节中专谈“象”的问题并进而涉及“气象”，但对叶著这一很有贡献的观点未曾提及。）叶氏关于“气象”的这种“整体”性的观点与前人所言较为相合。如陶明濬《诗说杂记》卷七释严羽“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时指出：“此盖以诗章与人身体相为比拟……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五者既备，然后可以为人。”（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辨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人之仪容”与“整体的精神风貌”的说法可相交通，两者均接近古代诗文论中最初提出“气象”一词的本来意思。循着这一思路，对“气象”的文化内涵作进一步探索，不难发现“气象”之“气”与先秦儒家的“养气”说有着渊源关系。
二
“气”在魏晋以前本是与文学（诸如文气、作家才气等）相脱离的一个哲学概念，在传统哲学中，它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指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二指一种精神状态的道德境界；三指气数、命运。（注：参见《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气象”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气象”之“气”实指第二种即人的精神状态与道德境界。重视主体修养的儒家正是以伦理道德作为建构精神世界与个体人格的核心内容。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强调指出，主体精神的培育有赖于“气”的集聚；“气”不是外在的东西，它蕴藏、积累于人的自身，它无限广大，至为刚健，由“义”培育而成，并与“义”和“道”相配合，因而被称为“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以说，孟子关于“气”的伦理属性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奠定了儒家心性说的基础，并实际上成为儒家诗论“气象”说的渊源。先秦儒家这一思想通过宗经载道的唐代古文家得以发扬，直承孟子“浩然之气”的古文家梁肃宣称：“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他称赞左补阙李翰文章的气象“若崇山出云，神禹导河，触石而弥六合，随山而注巨壑，盖无物足以遏其气而阂其行也。”（注：《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5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梁肃所谓“气”与魏晋时期曹丕所论作者的体气、才气，刘桢所论文章气势、声调均不同，它是由“道”培养的正气，与孟子养气说相侔。中唐的学者兼诗人刘禹锡进一步从儒家的立场揭示出作者的内在之“气”与其诗文风貌的关系。他说：“天以正气付伟人，必饰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细蕴积于中，铿锵发越秀于外。”（注：《唐故相国李公集序》，《全唐文》卷605。）就是说诗文铿锵发越、光彩照人的“气象”是内“积于中”的“正气”的发露与显扬，与之同时的古文家皇甫湜在《喻业》一文中对盛唐张说、许颋至中唐以来名家手笔的文章“气象”作出了十分形象的描绘：
燕公之文，如梗木枝干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许公之文如应钟击鼓，笙簧镦磬，崇牙树羽，考以县官，可以奉神明而享宗庙。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风，有貙有虎，阒然鼓之，吁可畏也。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裙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道义……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注：《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皇甫持正文集》卷一。）
皇甫湜所言种种文章“气象”都是作者“浩然之气”与精神风貌的体现。晚唐诗僧齐己“一气不言含有象”（注：《风骚旨格》，《历代诗话》上册。）的诗句简要而精妙地揭示了“气”与“象”这种由内到外的关系。
由于古文家从儒家伦理精神出发，推崇正大、雄浑的气象，故对诗文中萎靡、凋蔽的“气象”持鄙薄的态度。韩愈《荐士》诗称“建安能者士，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韩门弟子李汉称赞“秦汉以前（文）其气浑然”，抨击“后汉、曹魏气象萎尔；司马氏以来，规范荡悉”（注：《昌黎先生集序》，《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杜1986年版。）。至于在诗论中“气象”一词大量使用是在宋代。宋人为何对这一词语运用得特别频繁？笔者注意到某些专著在涉及这一概念时对这一点大都言之不详。较有影响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对此竟未予论列，个别专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一笔带过，如汪涌豪《范畴论》第六章“‘象’的发现与营构”仅指出“这与中唐以后整个文学创作及审美风气的转移是相一致的”，再未深究。笔者以为“气象”这一词语在宋代诗论中高频率的使用与宋代的文化背景主要是理学（新儒学）对诗学的影响与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理学，作为宋代一个新的儒家学派，它以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的道德思想的主张”（注：张岱年：《先秦儒家与宋明理学》，《玄儒评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并融摄了佛道的理论，建立起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理学将道德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先秦儒学有关人性内在修养的理论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气象”就是宋代学者用以品评人物的道德修养与精神风貌的一个常用词语。与二程同时的学者吕希哲说：“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唯君子小人于此分焉，亦是贵贱寿夭所由定也。”（注：《荥阳学案·吕氏杂志》，《宋元学案》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
理学家认为，“圣人”是道德理想的化身，他们的行为品德是人们效法的楷模；人们要从事身心性命之学，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就必须善观“圣人气象”。（注：《程氏粹言》卷第十一，见《二程集》附后，中华书局1981年版。）“学者不学圣人之道则已，欲学之，须玩味圣人气象。”（注：《入关语录》，《二程集》卷十五。）“仲尼浑然，乃天地也；颜子粹然，犹和风庆云也；孟子
然，犹泰山北斗也。”（注：《程氏粹言》卷第二，见《二程集》附后。）或问，人们对古代圣贤的气象何由见之？二程云：“姑以其言观之亦可也。”（注：《程氏粹言》卷第一，见《二程集》附后。）他们以《论语》为例指出：“《乡党》所载（孔子），善于其形容也。读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见乎其人。”（注：《程氏粹言》卷第一，见《二程集》附后。）就是说人们通过对《乡党》有关文字的涵咏体察，自然就想想见孔子的“圣人气象”。他们还指出：“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注：《二程外书》卷三，见《二程集》附后。）所谓“吾与点之气象”用朱熹的话说就是“胸次悠悠，直与天地万物同流”（注：朱熹《论语集注·先进篇下》，《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圣贤气象”。程颢去世后程颐为其撰《明道先生行状》，对他的生平事迹与道德学行赞扬备至，说：“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次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注：《程氏文集》卷第十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对二程深为服膺的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曾手抄此篇，深有感慨地说：“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人气象。”（注：《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二程之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摘录周敦颐、程颢、张载的言论分为十四门，第十四卷专言“圣贤气象”，从禹、汤、文、武直至宋代大儒。清代学者江永曾对该书集注，中引黄庭坚赞扬周敦颐语云“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朱熹评曰：“延平先生（笔者按：南宋理学家李侗）每诵此言，以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注：《近思录集注》卷十四，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二程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们都以学至“圣贤”作为人生修养的目标，并以“观圣人气象”作为通向这一目标的途径与方法。这样，在宋学（理学）地位不断提升，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气象”一词便频繁地出现于深受理学文论影响的诗论中，从人生道德领域广泛地进入到诗文领域。宋人论诗文，多主气象雄浑、阔大，这无疑受理学家推崇“圣人气象”的影响。如苏轼评韩文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主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注：《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昌黎文集校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又如秦观评杜甫云：
杜子美之诗，实积众家之长，正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桢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咸者欤？（注：《杜诗详注》第五册附录《诸家论杜》，中华书局1979年版。）
这两段有名的评论分别对韩文、杜诗的规模、格局与“圣人气象”作出了生动、形象的描述，杜甫“诗圣”、韩愈“文圣”之名遂得以彰显。
四
通过以上扼要的介绍与分析，可知以“气象”一词论诗文虽有宋以前的渊源，但在宋代高频率的使用主要是此一时代学术风气之使然。在理学大行其时的背景下，“气象”一词实际上成为了宋代诗文一个特有的文化符号。龙潜庵先生积数十年之工编纂的《宋元语言辞典》释“气象”一条就抓住了这一特点，释文云：“模样，精神面貌。《二程语录》卷十一：‘今观儒臣自有一般气象，武臣自有一般气象……’”（注：见该辞典第162页，上海辞书出版杜1985年版。）作为一部文化底蕴深厚的断代语言辞典，编者的释义是准确的，举例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反映出宋元语言受宋学风气薰陶、浸染的文化背景。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把握宋代诗话，特别是《沧浪诗话》这样开风气的诗歌理论著作中“气象”一词的文化内涵。可能有人会问，尽管南宋理学风行，但象《沧浪诗话》这类以禅喻诗的著作中所言“气象”未必与“圣贤气象”有关？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严羽本人虽受禅宗影响，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儒家信徒，受理学朱（熹）、陆（九渊）两派影响较大，于后者影响尤深，而陆学正得禅学的借鉴与启发。对此学者多已指明。故严羽所言“气象”实际上主要是借用理学的词语论诗。这可从他另一篇著作《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简称《答吴景仙书》）中找到证明。严羽在此信中表现与吴景仙论诗的分歧。吴景仙在来信中称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严羽以为不妥。说“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深悲壮语，为得诗之体也。（着重号为引者加）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郭绍虞先生注释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瑕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遂儒服委贽，因门人请为弟子。”（注：以上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附录《答吴景仙书》。）（按：郭说“子路事夫子气象”，《历代诗话》本作“子路未事夫子气象”，郭氏以为两说皆可。笔者以为“未事夫子气象”为宜。林庚先生曾指出，严羽以盛唐诗气象为浑厚，“所以用‘健’字不得，因为‘健’字有‘怒张’、‘狂露’的倾向，所以说，‘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气象’。”（注：见《唐诗综论》中《盛唐气象》一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由此例可见，严羽所谓“气象”云云，在取象比类上含有浓厚的理学气味与道德色彩。笔者强调这一点，并非说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一味地以“理”喻诗，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理学风行的文化背景下，包括严羽在内的学者都多少受到理学的濡染，因而在诗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与此相关的词语；这类词语的借用或移植不仅丰富了宋代诗歌理论，也丰富了宋以后各朝诗歌的美学概念与理论范畴。从以下例子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这一概念延伸的轨迹：
凡作诗，气象欲其浑厚，体面欲其宏阔。（杨载《诗法家数》）
只看程明道、邵康节诗，真天生温厚和平，一种好气象也。（陈献章《批答张廷实诗笺》）
五言律诗，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宏远。（胡应麟《诗薮》）
李沧溟推王昌龄“秦时明月”为压卷……愚谓李益之“回乐峰前”……气象特殊，亦堪接武。（沈德潜《说诗晬语》）
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家之学杜几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刘熙载《艺概·诗概》）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开千古登临之口……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高峻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王国维《人间词话》）
上述这些例子，都是对诗（词）精神风貌的品评。尽管“气象”这一词语在宋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古代美学的不断深入，内涵上会有某些变化，但其中的主要意义始终得到保留，并受到人们的重视，即如王国维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在诗词的品鉴与审美上也难免对它有所借鉴与依循。这一情况固然是审美习惯之使然，同时，也多少说明中国诗学与儒学（自然包括宋明理学）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