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太后与大礼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后论文,大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5－0028－06
嘉靖年间的“大礼议”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嘉靖时期政局演变的关键所在。在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史学界关注点是已故嘉靖帝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尊号问题，而对当时尚在世的嘉靖帝母亲——蒋太后的地位的争论则注意不够。其实，对于嘉靖帝来说，更为迫切和重要的是其母蒋太后的尊崇问题。而此问题的逐步解决则对整个大礼议的走向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试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使“大礼议”研究更加深入。
一
蒋氏“尊称”问题，是世宗启动“大礼议”的最为迫切和重要的原因。
朱厚熜继承皇位在明朝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明朝开国直到武宗，皇位继承一般是遵循继嗣制度进行的，即先皇去世后，由已确立的皇太子继承皇位。其间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太祖朱元璋死后，由其孙朱允炆继位。第二次是燕王朱棣利用靖难战争的胜利，从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第三次是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刺俘获，其同父异母弟朱祁钰在危难之际登基，是为景泰帝。由皇太子继位者，其父生前即为皇帝，根本不存在死后追尊为帝的问题。就是在三个例外中，也有两个没有问题。朱棣父亲为朱元璋，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另一个是朱祁钰，他的父亲是宣宗朱瞻基，自然也是生前为帝的。只有建文帝朱允炆有追尊的问题。因为其父朱标生前只做过皇太子，没做过皇帝。但也与朱厚熜不同。因为朱允炆是以朱标的长子，朱元璋的长孙身份入继大统的，在家族支脉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因而朱允炆在建文元年（1399）二月，追尊朱标为孝康皇帝时很顺利，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只是当朱棣在建文四年六月登基后，才下令取消朱标的孝康皇帝称号，仍称之为懿文太子。
而朱厚熜却不同。他是以武宗堂弟的身份入继大统的。从宗族承嗣上看，这实际上意味着已脱离孝宗——武宗支派。在这种情况下，如朱厚熜要想追尊生前只做过兴王的父亲朱祐杬为皇帝，就会对明朝的统嗣关系产生影响，势必要引起争议。但朱厚熜既然不愿纳入孝宗——武宗支派，要保持家族的独立性，就必须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尤其在当时十分看重祭祀先祖的情况下更须如此。否则，祭祀时，朱祐杬的牌位如何称呼，摆在什么位置，就都成了问题。
不过，更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是朱厚熜生母蒋氏的地位问题。蒋氏，顺天大兴人。弘治五年（1492）册封为兴王朱祐杬妃。七年随兴王之国安陆（今湖北钟祥）。正德二年八月，生朱厚熜。十四年兴王朱祐杬病死后，蒋氏佐朱厚熜管理王府。十六年三月，蒋氏上奏朝廷，以“岁时庆贺、祭祀，嗣子以常服行礼非便”为由，请求允许朱厚熜提前袭封王位。武宗颁诏允之。[1](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辛酉) 朱厚熜正式被封为兴王。不久，明武宗死于豹房，张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立朱厚熜为帝。朱厚熜离开安陆，赴京师继位，不得不与蒋氏暂时分离，心中十分难过，“上之发安陆也，不忍遽离圣母，呜咽涕泣者久之。及在途中尤思慕不已”。[2](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丙午) 即位后的第三天就谕阁臣：“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成取来京。”[2](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丙午) 朱厚熜尽管十分孝道，但已为皇帝，而蒋氏身份仍为王妃。这样母子相见，蒋氏要行君臣礼。这实在是非常难堪的事情，不符合“母以子贵”的传统。随着蒋氏入京日期的临近，尊号问题迫在眉睫。
同时，蒋氏尊号问题的解决对明世宗控制后宫，伸展君权，亦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厚熜与孝宗皇后张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武宗死后，是张太后与杨廷和的共同决定，才使他这个地方藩王得以入继大统的，显然张太后于他有恩。然而即位之后，张太后对他这个冲龄天子并不十分看重，常以长辈身份予以教训，“及帝朝，太后待之又倨”，这使世宗颇感不满。尤其是张太后仍以王妃之礼对待世宗母亲蒋氏，“初，兴国太后以藩妃入，太后犹以故事遇之”，更令朱厚熜难以忍受。[3](卷114,《孝宗张皇后传》) 不用说蒋氏怨气难平，也使他这个已居九五之尊的皇帝处于难堪的地步。然而这还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张太后运用她的地位和影响控制着后宫，并通过与当时的首辅杨廷和的联盟操纵朝政。因而世宗要提高君权，真正成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君主，就必须尽快解决蒋氏的尊称问题。只有这样，母亲蒋氏才得以与张太后平起平坐，气势上还略胜一筹，张太后控制后宫的局面也才得以被打破。世宗也就能以地方藩王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进入明朝皇统，不仅不再需感念张太后、杨廷和的拥立，而且能大大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重要紧迫的事情，不容世宗不抓紧进行了。
二
蒋氏入京礼仪之争，使明世宗初次突破杨廷和等“护礼派”的防线，争得了主动。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即朱厚熜即位后的第六天，他“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2](卷2,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 大礼议的序幕从此拉开。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主尊孝宗（武宗父）为皇考，世宗生父朱祐杬为皇叔父。这显然是明世宗所不能接受的。世宗看罢毛澄等奏文后说：“父母可更易者是耶！”[3](卷191,《毛澄传》) 坚决予以回绝。不过，他年轻阅历浅，虽接受不了杨廷和等人“为人后者为之子”的理论，但也无法驳倒它。只得命朝臣“再会议以闻”。[2](卷2,正德十六年五月戊午) 而朝臣一百九十余人次先后抗旨上疏，支持杨廷和的主张。正当世宗处于被动无助之时，同年七月初三，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与“继嗣”不同，认为世宗作为兴王的独子，只继武宗皇位，而不继孝宗宗嗣，要加尊父母封号。世宗见到此疏后异常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4](卷50,《大礼议》) 随后颁手敕，令尊其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邵氏为皇太后。杨廷和并不为之所动，封还手敕。科道官还纷纷上书弹劾张璁，要求予以处罚，世宗则一概置之不理，事情陷入僵局。
在世宗无法说服杨廷和等人，君臣相持不下之时，蒋氏进京礼仪之争，使事情发生了重大转机。正德十六年八月十二日，世宗以其母蒋氏进京在即，下令礼部制定奉迎礼仪。尚书毛澄等随即上奏：“宜豫遣文武大臣各一员于通州境外奉迎。至日，母妃由崇文门入东安门。上具黑翼善冠黑犀带素袍，于东华门迎候。文武百官各具青素服于会同馆前东西序立，候母妃舆过，退。次早，上御西角门，百官致辞行庆贺礼。若至期在山陵事毕之后，上具翼善冠服，百官具锦绣服照前迎候。次日，上御奉天门，百官致词庆贺。”[2](卷5,正德十六年八月辛卯) 毛澄等拟蒋氏由崇文门入东安门，完全是按王妃礼仪来奉迎蒋氏，当然是世宗所无法同意的，“奉迎遣文武大臣依拟，入门礼仪再议以闻”。是月二十三日，礼官将会议结果再次上奏，“欲由正阳左门进大明、承天、端门、午门之东王门入宫。”[2](卷5,正德十六年八月壬寅) 王门是诸王所出入的门，礼部这次改由正阳门，但不是中门，而是左门；并由大明、承天、端门、午门之东的王门入宫。仍坚持蒋氏以王妃礼入宫。这使世宗感到不快，“命再会多官议之”。[2](卷5,正德十六年八月壬寅) 礼部屡遭批驳，亦很沮丧，但仍不肯让步。他们利用世宗入主北京不久，道路不太熟悉的弱点，采用另一种手法，诱使世宗仍按王妃礼来奉迎蒋氏：“臣等初议由崇文门进东安门；再议由正阳左门进大明等门东门。而皇上仍令集议以闻。臣等受命究心讲求，恩称德意。窃以母妃南来必由大道进京，自通州至朝阳门路直且顺，从此进东安门便。”[2](卷6,正德十六年九月丁巳) 这里，礼部官员以道路顺畅为由，建议蒋氏由朝阳门进东安门，一下子退回到初议方案。世宗虽然年轻，但不糊涂，很快识破礼部的用意。他见礼部无法符合己意，索性抛开它，自己制定蒋氏入门礼仪，“定从正阳门由中道行入，朝庙；其宫眷进朝阳、东华等门“。旨下，群臣哗然。按照明朝祖制，母妃无谒太庙之礼。世宗不仅要蒋氏以皇太后身份由正阳门经御道入宫，而且要朝谒太庙，这实在是令朝臣难以接受。不过君命难违，众臣亦是无计可施。与此同时，世宗还命礼部“饰驾仪奉迎圣母”。礼部请求使用王妃凤轿仪仗迎接蒋氏。世宗哪肯应允，颁诏“用母后驾仪”。[2](卷6,正德十六年九月辛酉)
正当世宗君臣围绕入门礼仪争论不休之时，蒋氏已至通州。当她得知杨廷和等人执意要世宗以张太后为圣母皇太后，而自己则被称皇伯母时，愤怒地说：“安得以我子谓他人母乎？”[5](卷5) 还对迎接她的官员说：“尔曹已极宠荣，献王尊称胡犹未定？”滞留通州，不肯入京。世宗一向恪守孝道，见蒋氏委屈至此，十分难受，“涕泪不止，启慈寿皇太后，愿避位奉母归”。[4](卷50,《大礼议》) 世宗母子毫不妥协的抗争，使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惶恐万分。无奈之下，只得做出重大让步。礼部尚书毛澄和杨廷和等人商量，以慈寿皇太后（即张太后）的名义发布懿旨，加称嘉靖帝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王妃蒋氏为兴献后，俱不加“皇”字，“钦奉慈寿皇太后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为皇太后”。[2](卷7,正德十六年十月庚辰)
虽然未加“皇”字，但毕竟从“王妃”进至“后”，地位发生根本变化。是年十月四日，蒋氏堂而皇之地以皇太后的身份从大明门中门经御道进入皇宫，世宗在午门亲自迎候，拜谒奉先殿和奉慈殿后，入住后宫。世宗母子取得“大礼议”第一回合的成功，意义非同小可。明人沈德符评论说：“此时仪注已俱云圣母，又何待嘉靖三年之称本生皇太后，与夫七年之直称圣母皇太后而始定耶？诸臣纷纷哭谏伏阙者，徒自取僇谴耳”。[6](卷2,《世宗入绍礼》) 确实如此。世宗母亲蒋氏按照皇太后礼仪进京入宫，其实就意味着杨廷和等人所持“继统不继嗣”主张的破产。它打开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后，世宗步步紧逼，而杨廷和等人则步步后退，直至完全成功。
三
在蒋、张太后“寿旦朝贺之争”中，明世宗严惩护礼官员，实现了“尊称”中加“皇”字。
经过半年论争，世宗父亲由兴献王改称为兴献帝，母亲蒋氏由王妃改称为兴献后，这使他感到欣慰。然而再能加上“皇”字，蒋氏就能与张太后相匹敌。于是世宗在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利用给蒋后上尊称之时，颁手敕，要求内阁拟诏，给兴献后加一个“皇”字，“近该司礼监传示圣意，欲加称兴献后尊号。臣等辄拟进兴献太后之称，所以仰体圣心，自以为至矣。尽矣，不可以复加矣。昨奉御批：加一‘皇’字。”[2](卷9,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己丑) 杨廷和坚持己意，封还手敕，“臣等极知圣孝纯笃，有甚不得已之情……盖陛下入继皇考孝宗之统，而以慈寿皇太后为母，则于本生之母分义自有不同，名称宜亦有间。若私厚于本生，略无异于所继，紊一代纲常，拂万世公论……兹敢封还御批，仍依原拟上进。伏乞朝见兴献后时，即以臣等愚见，从容开导，仰冀俯从。”世宗并不肯罢休，谕令杨廷和等“慎无再拒，勉顺施行”。[2](卷9,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己丑) 杨廷和见世宗坚执己见，只得请求罢归。世宗虽“优诏留之”，但加“皇”字之意并不动摇。双方几经争执，世宗抬出张太后，声称：“慈寿皇太后（张太后）懿旨有谕，今皇帝婚礼已命行，其兴献帝宜加与皇号，母兴献皇太后。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命。”[2](卷9,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乙巳) 不过朝臣并不屈服。吏部尚书乔宇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先后率廷臣上书反对，一些科道官还要求斥责张璁。世宗一概不听，双方陷于僵局。之后灾害帮了杨廷和的忙。嘉靖元年正月，世宗郊祀刚结束，清宁宫后殿就发生火灾。杨廷和等乘机上言，称这是“兴献帝、后之加称，神灵容有未悦”所造成的。世宗虽不畏杨廷和，但对神灵却很信服。于是只得依从杨廷和等人，称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而称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加“皇”字。[7](卷1,《嘉靖注略》) 虽遭挫折未达目的，但世宗母子并不罢休，他们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嘉靖二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批驳杨廷和等人的观点，“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绝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同时在疏中，还明确指出：“切念陛下侍兴国太后，慨兴献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几。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庶协事天事地之道。”[3](卷196,《桂萼传》) 桂萼疏文中的“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的话语，准确地反映出世宗之母蒋氏的尴尬处境和愤愤不平的心情。而“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则表达出世宗母子的心声和愿望。也正因为如此，世宗于嘉靖三年正月手批议行。此时形势对世宗颇为有利。护礼派中坚人物杨廷和已致仕而去，毛澄亦一病身亡。而支持世宗的力量有了扩大，除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和霍韬外，还有礼科右给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等也都力主议礼。甚至宗室勋贵中也有盟友，宗室楚王、枣阳王及武定侯郭勋等也都站在世宗一边。
不过代替毛澄担任礼部尚书的汪俊将群臣集议桂萼疏文的结果上报世宗，仍然坚持杨廷和的主张。世宗早有所料，命再集议以闻，并颁旨召张璁、桂萼进京。世宗还借张太后和蒋太后寿旦之机，有意抬高蒋后地位，压制张后。这年正月三十日，蒋太后寿旦，世宗下令命妇朝贺如仪。[8](卷53,p.3294) 时隔不久，二月三十日为张太后寿旦，世宗却下诏免命妇朝贺。这种明显的厚此薄彼的行为，激起朝臣的不满。御史朱淛疏言：“皇太后（指张太后）亲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鉴。若传免朝贺，何以慰亲心而隆孝治。”[3](卷207,《朱淛传》) 御史马明衡亦言：“暂免朝贺，在恒时则可，在议礼纷更之时则不可。且前者兴国太后令节，朝贺如仪，今相去不过数旬，而彼此情文互异。诏旨一出，臣民骇疑。万一因礼仪末节，稍成嫌隙，俾陛下贻讥天下，匪细故也。”世宗阅二人疏后，大怒，立即将之逮捕，下诏狱拷讯。“侍郎何孟春、御史萧一中论救，皆不听。御史陈逅、季本，员外郎林应骢继谏。帝愈怒，并下诏狱，远谪之。”惩治并未到此结束。世宗竟然要处死朱淛和马明衡，怒气冲冲地对阁臣蒋冕说：“此曹诬朕不孝，罪当死。”蒋冕连忙膝行顿首请曰：“陛下方兴尧、舜之治，奈何有杀谏臣名。”[3](卷207,《朱淛传》) 过了许久，世宗怒气稍解，又欲将朱、马二人远戍烟瘴之地。蒋冕又哭着求情，世宗才将这二人各杖八十，除名为民。这是“大礼议”开始以来，世宗首次采用高压手段，惩治护礼官员。这一方面显示他给蒋后正名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借此震慑群臣。这一手果然奏效。护礼派在君权淫威下再次退让。三月初一，世宗颁谕礼部：“今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同时下令“仍于奉先庙侧立一室，以尽朕已时追孝之情。”[2](卷37,嘉靖三年三月丙寅) 对此，朝臣再也不敢过于争执，只得接受。在世宗高压之下，蒋氏由兴献后进至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权势又前进一步。
四
强行去掉蒋氏尊称中‘本生’二字，导致左顺门事件的发生和世宗大礼议的决定性胜利。
在大礼初定，兴献帝被尊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蒋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后，世宗听从阁臣的意见，颁旨令张璁、桂萼等人不必进京。张、桂二人对此十分不满，便上疏极论两考之非：“臣知‘本生’二字，绝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礼臣之阴术。皇上不察，以为亲之之词，而礼官正以此二字为外之之词也。且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此二字，天下后世将终以陛下为孝宗子，墜其欺蔽中矣”。[9](卷51) 此疏很使世宗心动。他意识到只要‘本生’二字还在，就需仍称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形成“两考”并存，两母并尊的滑稽局面。尤其是蒋氏仍为本生母，矮张太后“圣母”一头，无法实现控制后宫，伸张君权的目的。于是，世宗改变主意，决心继续前行，定将母亲头上的“本生”二字去掉。他颁旨命张、桂二人仍急速进京。之前，还特旨任命赞同议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也诏其进京。一场更为激烈的斗争就要展开。
嘉靖三年五月，张璁、桂萼抵达京师。六月，嘉靖皇帝便任命他二人为翰林学士。张、桂二人见世宗如此器重，意气风发，遂“列十三事以上”，系统地驳斥“礼官欺罔之罪”。疏文中将礼部官员称蒋氏为本生母列为“欺妄之五”，“今孝宗皇帝本皇上之伯，慈寿皇太后为皇上之伯母，反称之曰皇考曰圣母而为重焉；献皇帝本皇上之父，章圣皇太后本皇上之母，而反称之日本生皇考、本生母，而为轻焉。轻者反重，重者反轻。议礼之臣亦各有父母者，试以其身处之，于心安乎？”疏文中明确主张：“皇上止宜称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改称皇伯考孝宗皇帝，皇伯母慈寿皇太后”。[10](首卷,p.20) 引人注意的是，张、桂二人还在疏文中将礼官称朱厚熜奉慈寿皇太后懿旨入继大统，归之于违犯后妃不得专制干政的祖训，并列为“欺妄之十”，“皇上入继大统，尊高皇帝祖训，不当辄称慈寿皇太后懿旨。臣等伏睹《祖训》：凡皇后只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况立君继统，实遵太祖高皇帝兄终弟及之训，慈寿皇太后不得专制干预者也。今礼官辄陷慈寿皇太后违祖训以干预外事。此欺妄十也。”[10](首卷,p.21) 这实际上是抽去张太后拥立世宗的政治资本，进一步提升蒋太后的地位和权势。张、桂疏文表达出世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世宗再也不能容忍张太后对自己母亲蒋后的倨傲态度，也不愿再感念张太后的拥立之功。于是他批示道：这典礼屡经会议，尚未明白。礼部与张璁、桂萼、方献夫便会同多官详议，博考伦理得称至公停当来说。再勿仍前执悖。钦此。[10](首卷,p.23) 并屡次派遣司礼监宦官到内阁找大学士毛纪等人，要求他们同意去掉其生身父母“尊称”中的‘本生’二字。毛纪坚执前议，不肯依从。世宗动怒了，他将毛纪等人召至平台，严厉斥责道：“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毛纪等人见此，惊恐退出。同年七月，世宗召百官至左顺门，正式下令“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4](卷50,《大礼议》)
世宗强行去掉蒋氏“尊称”中“本生”二字，表明他迫不及待地要改变其母的地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此前，世宗不管如何推尊其父母，但因尊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未变，护礼派官员尚能妥协和容忍。但此时世宗明确将蒋氏“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去掉，则相对应将张太后改称“皇伯母”，孝宗亦应改称“皇伯考”。这就使世宗继嗣孝宗完全中断，当然是护礼派所无法容忍的。于是礼部侍郎朱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东等上疏谏止：“皇上考孝宗、母昭圣，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谕，忽从中出，则明诏为虚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吏部侍郎何孟春与尚书秦金，学士丰熙等及翰林、寺、部、台谏诸臣，“各上言力争‘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报。”[4](卷50,《大礼议》) 面对世宗的态度，朝臣愤愤不平，情绪异常激动。震惊内外的左顺门事件爆发了。在礼部侍郎何孟春和修撰杨慎等人的号召下，群臣二百二十余人跪伏左顺门，高喊：“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云天，响彻大内。世宗先是派宦官劝谕群臣退下，皆无效果，随即勃然大怒，遣派锦衣校尉将为首的丰熙、张翀等八人逮下诏狱。朝臣仍不肯退，王元正撼门大哭，百官皆哭，“声震阙廷”。世宗索性下令将马理等134名官员逮捕下狱，何孟春等86名官员听候处治。左顺门事件被弹压下去。
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的转折点。此后，除个别人外，很少有人敢出面反对议礼了。世宗尊称其父母的主张得以顺利实现。左顺门事件的第二天，世宗就率领文武群臣“恭奉册宝，上‘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号”。册文中世宗自称“子皇帝”，还将自己即位称之为“当皇兄龙驭之升，以序论入绍大统”，只字不提张太后的拥立。[2](卷41,嘉靖三年七月己卯) 五天之后，世宗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神主，被从安陆迎送到北京，安置在观德殿，“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不复言‘本生’”。[4](卷50,《大礼议》) 同年九月，颁发诏书，“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2](卷43,嘉靖三年九月丙子) 此诏书宣告历时三年之久的大礼议，终以世宗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激烈的“大礼议”进程表明，明世宗始终把解决其母蒋太后的“尊称”问题放在突出位置，而母子俩的每一步努力和每一个进展，都推动着“大礼议”向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前行。在一定意义上说，蒋后“尊称”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大礼议”的成败，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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