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相会及其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春秋末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事件，那就是老子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
一
关于孔老相会最可靠的材料，是《史记》中的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道：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史记·孔子世家》亦载：
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无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史记》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毋以有己”等，与《老子》书中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记载孔老相会的不仅有《史记》这样的正宗史书，诸子书中记载更多。道家作品《庄子》中有八条关于老子与孔子的交往与对话的材料；杂家的《吕氏春秋》中的《当染》篇也记载了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儒家的《礼记·曾子问》中有四则材料记述了孔老交往；与《礼记》同为汉代儒家作品的《韩诗外传》、《孔子家语》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以上这些材料中值得重视的有两点。其一，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不仅有道家作品和杂家作品，更多的是儒家自己的作品，这表明这一传说在战国乃至秦汉十分流行，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儒家不仅认可这样的说法，而且对此并不介意。其二，《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儒家作品均成书于儒学独尊、排斥别家的学术氛围下，儒道两家的对峙已甚为明显，这表明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并非道家的杜撰，而是自孔子以来儒家代代相传的事实，以致儒家即便在获得独尊的地位后仍不能否认。所有这些古代典籍的记载都证明，孔老相会，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有四种说法：
第一，孔子十七岁时问礼于老子。边韶《老子铭》和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而问礼于老子”，此外《礼记·曾子问》中记载孔子从老子助葬于巷党时曾“日有食之”，而《左传·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记载。高亨先生据此而持此说。
第二，孔子三十四岁时问礼于老子。清人阎若璩据《礼记·曾子问》中关于孔子从老子助葬时发生日食的记载以及《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的记载，推算出当时孔子的年龄是三十四岁。
第三，孔子五十一岁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黄方刚先生据此认为：“老子居沛，庄子屡言之。沛为宋地，孔子是年适至宋，因复见老子，颇合情理。”（注：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古史辨》第4册，第381页。）
第四，孔子五十七岁时问礼于老子。黄方刚又据《曾子问》中“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左传·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记载，认为：“孔子两见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岁，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注：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古史辨》第4册，第381页。）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地点，也有四种说法：
第一，据《史记》的记载，《老子韩非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世家》都说孔子问礼于老子于周，即今河南洛阳。
第二，《礼记·曾子问》说孔子从老子“助葬于巷党”，高亨认为，巷党可能是鲁地。（注：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古史辨》第6册，第452页。）
第三，《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而沛是宋地（今江苏沛县），与老子故乡相隔不远。
第四，《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居陈三岁”，而老子是陈人（苦县原属陈），因此，孔、老也有在陈相遇的可能性，詹剑峰先生即持此说。（注：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事实上，孔老相会，在时间上可能不止一次，在地点上也可能不止一处。我们认为，《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是年轻时的孔子与中年时的老子相遇时的情况：孔子十七岁时，老子由于政治上的某种缘故流放到鲁国，（注：高亨认为，老子约在三十七岁时，“于晋昭公十二年以前，因受甘惮公或甘简公的迫害而逃往鲁国。鲁昭公七年他正在鲁国，所以孔丘得以向他问礼。”说见“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是以孔子在鲁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而《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适周”、“孔子居陈三岁”和《庄子》中所记载的“孔子南之沛”，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时与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况。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学派所记载的，只是各家所分别熟闻的地方的事情。例如，曾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鲁国的情况；庄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沛地的情况；而司马迁所记载的，则着重于周地的情况，等等。
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所问也有所不同。所谓“礼”，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是指典章制度方面的“礼”，狭义的是指婚丧朝聘方面的“礼”。年轻时的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主要是狭义的礼，例如：行军的时候国王的牌位应该放在何处，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应如何处理，小孩死了以后应该埋葬在近处还是远处，居丧的时候应该从军还是应该退役等等。《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老子谈话的内容大抵如此。而中年以后的孔子向老子请教的内容，就不限于上述方面的“礼”了。《史记》中所记老子同孔子谈话的内容，就都是些人生的哲理。据其他古书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还向老子请教了“持盈之道”，老子还向孔子谈到万物的生成化育等问题。（注：见《淮南子·道应训》和《孔子家语》中《三恕》、《王帝》、《执辔》等篇。）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与老子还十分可能谈到《诗》、《书》、《易》等古代典籍。《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访鲁时看到《易》、《象》、与《春秋》，曾说“周礼尽在此矣”，这说明“礼”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易》也是包括在“礼”之中的。（注：刘先枚教授亦持此说。刘文“论南方之学和北方之学的辩证发展”，载唐明邦、罗炽等编：《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又《庄子·天运》篇说：“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而问道于老子，求之于度数，求之于阴阳。”这里的度数、阴阳便是《易经》的基本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孔子“晚年喜《易》”，十分可能是受到了老子的启发和影响。
由于孔子从青年到中年曾数次与老子相会，他向老子请教的问题又十分的广泛，同老子的交往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因而老子深邃的思想便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这在《论语》中多有表现。例如：
1.《述而》篇记载，孔子说：“窃比于我老彭。”认为老彭与老子有关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老”指老子，“彭”指彭祖；（注：见郑玄：《论语释文》；王弼；《论语注》。）另一种认为“老彭”即老子。（注：见王夫之：《四书稗疏》；郑献甫：《四书翼注论文》；姚鼐：《老子章文考》；马叙伦：《老子校诂》；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这两种说法中后者较为可能。姚鼐说：“孔子南之沛见老子，沛者宋地。彭城近沛，老聃尝居之，故曰老彭。”马叙伦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考证，他说：“老子之字聃，而《论语》书多作彭者。弟子以其方言记之耳。……又《论语》加我于老彭之上，前儒以为亲之之词，是也。”（注：马叙伦：《老子校诂》，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6页。）果如是，则意指《述而》篇直接记载了孔子曾受老子的影响。
2.《卫灵公》篇记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论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见在这个观念上孔子所受老子的影响。（注：关于这一点，胡适、黄方刚、李泰棻和张岱年等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参看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古史辨》第4册）；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古史辨》第4册）；李泰棻：《老庄研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张岱年：“老子哲学辨微”（《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宪问》篇记载：“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而《老子》67章说：“慈，故能勇。”“慈”者，慈爱、仁慈之谓也，因此，孔子的这一句话可能来自《老子》。
4.《泰伯》篇记载：“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的观点可能来自《老子》，“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正是老子特有的思想。
5.《述而》篇记载：“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有的学者认为这正说的是老聃。（注：李泰棻：《老庄研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又《泰伯》篇载曾子曰：“有若无，实若虚。”曾子这一观念当是来自孔子。这两段话和《史记》本传中老子对孔子说的“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正相一致。
6.老子主张“功遂身退”，在他做史官时便久有退隐的念头，《史记》记载他“见周之衰，乃遂去”，所以司马迁才说他是“隐君子”。本传载老子对孔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这种思想倾向影响了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表现。如《卫灵公》篇记载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述而》篇载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泰伯》记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公冶长》篇中记载，孔子在慨叹其志不得申时，曾萌发归隐的念头，表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先进》篇记载孔子诸弟子各言其志，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詠而归。”曾皙是孔门弟子中无意于仕进的狂士，他这番向往归隐生活的话语，引起了孔子心中的哄鸣与惆怅，遂“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7. 《宪问》篇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所引的“以德报怨”，正出自《老子》第63章，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报怨以德一语见于《老子》63章，《论语》此条正是孔子曾评论老子思想的最明确的证据。”（注：张岱年：“老子哲学辨微”，载《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二
老子和孔子这两位文化巨人的会晤，特别是中年时期的孔子同晚年老子的会晤，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这两位文化巨人，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教育家和伦理学家，他们都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他们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他们出现于同一个时代，这既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两位文化巨人和他们的思想，是人类理性大觉醒的时代呼唤着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出现。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老子以阅历丰富的长者的姿态出现，孔子则对老子充满了敬仰之情。他们交换了对天下大乱的感受，在时代无道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如何对待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度及其礼治文化的问题上，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他们都有着极强的历史使命感，都感受到时代与文化的严重危机，但老子的态度更为激进，主张以抗议、批判和毁弃的方式加以暴露和解决，而孔子的态度则较为保守，他试图以改造社会或改良旧体制的方式来解救时代的危机。孔子向老子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理解，抒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宏大抱负，言谈之中表现出了对政治和伦理的信心和浓厚兴趣。老子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婉转而又语重心长地对孔子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孔子所魂牵梦萦的那些古代的圣人，他们的骨头早已腐朽，他们的言论虽然还存留，但早已过时，他们曾赖以经邦治国的礼乐制度和伦理规范也都已破坏殆尽，不仅解救不了现时的社会危机，而且还对人心和人性的自然状态起着破坏的作用，因而应该大胆毁弃。孔子虽然对老子的睿智和哲理深为叹服，但却不能接受老子毁弃仁义礼乐和对周代以来的政治制度的批判态度。通过与老子的对话，孔子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坚定了自己救世安民治国平天下的信心。而另一方面，老子对周制和礼治文化的批判态度虽然并不为孔子所接受，但他对时代的某些极为清醒的认识和振聋发聩大胆看法，却也使孔子受到了一定的震动和启迪，这也反映到孔子的学说中来，使他在主张维护周礼文化的同时，也主张在原有的体制内进行若干的改良和损益，从而使自己的学说获得了更多的时代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老子与孔子的会晤，是历史上儒道两家的第一次对话，老子与孔子的分歧，是儒道两家所分别代表的两种文化观念的分歧，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的分歧。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两种不同的路向，这两种不同的路向后来发展为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是在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出老则入孔，出孔则入老，儒道两家最终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两大主干。
老、孔二人对传统和现实政治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儒道两家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最终得以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的代言者，而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则主要是在在野的士人中和哲学思维的领域中寻找着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然而，老、孔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儒道两家思想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互补性，而二者学术宗旨上的差异正是这种互补性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轩的两极。”（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来看，在之后的数千年中，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相始终的儒道互补，在他们的创始人老子和孔子会面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