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反思要正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兼评胡翼青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芝加哥论文,学派论文,传播学论文,社会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08)05-0022-3
笔者一直不太认同花太多的精力在追问谁是传播学的奠基人之类的问题上，因为在笔者看来，研究传播现象的本身远比弄清楚由谁创造了这个学科更迫切。当然，可能那些乐意追溯学科创始人的学者认为，从源头着手，可以看出创始者的意图，并以此推论传播学的大体布局。此言大体不谬，但毕竟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会向人们展示，学科的未来走向，必定是在后继者的努力下超越创始者的构想，这正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因此，传播学超越施拉姆本人当初所定的学术视域，探索更广阔的学术空间，就成为一种正常的学术思维了。
一、传播学需要反思
1959年雷尔森就指出传播学研究正在“枯萎”。就在发表雷尔森文章的同一期刊物上，编辑还特意安排了施拉姆和其他两位学者的不同意见。不过，20几年后，施拉姆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1]最近也有学者指出：“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研究多年来已经‘停滞不前’，研究传播行为方面的重要突破也太少。”[2]对此，胡翼青冷静地提醒说，“主观随意地裁定传播学的奠基人，会错误地构建人们头脑中的知识谱系，更糟糕的是当人们的思想囿于某种片面、错误的知识谱系时，就可能丧失正确的研究方向”。[3]
不过，在笔者看来，传播学本身的问题如果仅仅归因于施拉姆设定的四大奠基人和他着力推进的行政研究，那又多少有些不公平。因为，一个科学的发展是需要借助于范式的革命的，施拉姆应该没有这样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去控制传播学范式的革命。所以，传播学至今没有达到这样的范式革命的出现，主要的责任在后继者身上，当然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当下学术研究的氛围和社会需求。
出于正本清源的考虑，胡翼青博士在其著作《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将自己的探索的眼光投注到芝加哥社会学派那里，他认为“只有回到包括芝加哥学派在内的原本真实存在的传播学源头，才有可能使传播研究重归正确的发展方向”。[4]作者的这一认识，可能受到了凯瑞的影响，后者曾经写道，当他刚涉足传播学研究领域时，“发现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术语对这一观点的表达已经黔驴技穷，已经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东西；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尽管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实的学术成就，但即便没有严重的学术或社会后果，它也只能裹足不前。……但是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最切实可行的传统(尽管并不完备)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5]
胡翼青博士是将芝加哥学派视为传播学的源头来看的。与他稍有不同的是，笔者则更为重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视野、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的积极意义。
二、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
那么，传播学研究为什么需要关注芝加哥学派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去思考：
其一，从学术地位看，芝加哥学派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忽略的学术群体。
众所周知，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A.W.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5年创办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1905年他们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该学会后更名为美国社会学协会，并至今主导着美国社会学界。斯莫尔在主持社会学系期间，先后聘用了文森特、W·I·托马斯、R·E·帕克、E·W·伯吉斯等人。在这一批名师的领导下，芝加哥社会学系成为同期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并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1940年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如赫伯特·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戴维·里斯曼等一批出色的社会学家，他们则被称之为社会学的“第二芝加哥学派”。
但从1930年代开始，芝加哥学派的地位就不断遭到先是来自东部后来也来自西部的挑战。这种挑战除了地缘因素和理论差异以外，还突出地表现为方法论方面定量和定性两种传统的水火不容。1937年，帕森斯的鸿篇巨著《社会行动结构》问世，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与此同时，定量研究方法也被普遍接受，并终于取代了芝加哥学派广泛采用的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在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新范式面前，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芝加哥社会学败下阵来，社会学完成了它的一次范式革命。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代芝加哥学派消失了。因为1951年，伯吉斯退休了，沃思在次年离开了人世，同年布鲁默离开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来，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胡翼青在著作中分析：“没有资金，没有阅听人，没有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强力支持，芝加哥学派的知识生态恶劣到了极点，这可能才是芝加哥学派衰落的真正原因。面对全球战争，面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面对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学术的‘收编’，芝加哥学派不无悲凉地失去了原本广阔的生存空间。”[6]
但就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芝加哥学派是我们不可能抹去的油彩。我们知道，在芝加哥学派之前，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那里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另一个德国重要的社会学家齐美尔也对芝加哥学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直到芝加哥学派的形成，社会学才成为一个令人侧目的重要学科，且逐渐成为美国高校最重要的系科门类之一，并在期后反哺欧洲学术界。从这一角度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贡献很大。有人认为，芝加哥学派是在社会学160余年的历史上，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7]
其二，从学术追求看，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宽广的视域。
芝加哥社会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分为两个面向，一个是生物层面的“社区”，另一个是文化层面的“社会”，其中文化层面是基于生物层次表现出来的。因此，研究人类的文化就必须从人们生存的生态空间的角度来揭示。如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帕克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的小册子中就指出，城市并非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亦非住宅区之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8]站在这样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使得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会采取一种相对宽广的视野来分析社会问题。传播学家凯里介绍芝加哥学派时，如此写道，他们“致力于对一个城市，它居民中的种族、民族和社会关系的深度了解。它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实体生态学，而且是一个地方和居民区的人文生态学。芝加哥学派是研究传播、交通、定居与移民、社会关系与政治机构等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学，它力图通过每个居民区、每条街道、每个人口普查街区、每个群体、每个工种或行业，以了解这个都市的全部。”[9]
传播学研究创立后很快就步入了行政研究的圈子，研究方法则以量化研究为主，虽然有欧洲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的存在，但传播学研究主流是相对狭窄的效果研究，此类研究主要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作注脚，视野并不开阔。近十几年来，传播学界开始反思这一问题，如1993年，传播学家罗杰斯和查菲合写了《传播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凝聚还是分离？》一文。罗杰斯认为，传播学正从内部开始着学科建设，传播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统一理论；查菲则期望传播学不要只局限在学科内部自娱自乐，还应关注外面的世界，研究视野的一致性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前提条件，应该让进入这一专业的学生看到一个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学科分支。[10]查菲的观点，确实切中了传播学困局的要害。巴兰等学者也强调要把传播学建设成一门传播科学。“所谓传播科学，就是将所有定量的、经验主义的、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起来的视角。传播科学有效地将积极的受众理论和有限效果研究以及人际传播研究结合了起来。”[11]这种所谓的建设传播科学的设想，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将传播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经验主义语境中的努力。可惜这样的观点似乎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直到今天，传播学的主流仍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让芝加哥学派“再度发言”，对我们正视传播学研究的不足，并努力加以改进是有意义的。
其三，从学术品格看，芝加哥学派有着自主的、独立的研究立场。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一再强调，社会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作用，而要想增强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只能诉诸旨在巩固社会科学中的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的集体反思与行动。而要想改革沟通结构，只能依赖一种现实主义的科学理性政治，方法是协助改变那些生产科学的领域的作用方式，改变在这些领域中参与竞争的行动者的性情倾向，从而改变在形塑行动者性情倾向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的制度机构，那就是大学。[12]
可惜，因为“冷战中美国需要大型宏观理论来论证现存美国社会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世性，这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有关的过程。而芝加哥社会学‘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经常和官方出于政治原因奉为神圣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受到保守派主流文化的压制，逐步趋于衰落。”[13]这种学术场域内的权力转向很快就对新生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许多学者立即主动加入战时传播方面的研究。施拉姆所圈定的四大奠基人，几乎都是这种行政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而今天中国内地的传播学更是沦为被动的政策解读者，因为我们很少有创造性的“阐释”，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而今天，他们又投进金钱的怀抱，为商业营利者出谋划策。学术成为政治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役，可怕的是，这样的“研究”似乎越来越成为大陆学界的主导，自由的研究变得弥足珍贵了。这就意味着，学术界不但要在“科学”和“学术性”的层面进行反思，更需要在“道德”和“政治性”层面进行反省。当我们认真进行这样的反思的时候，芝加哥学派先贤们的立场是值得尊重的。
其四，从学术观点看，芝加哥学派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
用潘忠党教授的话来说，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取向，是“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这种研究取向是与“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有着根本的差别。[14]
胡翼青博士在著作中分析说，芝加哥学派倾向于将传播作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解释人类社会本质的重要手段，因之形成了颇具启发性的传播研究框架，提出了一批重要的传播学课题，并也因之孕育了当代传播学的许多重要流派。他强调：“为四大奠基人关闭的传播学已有的认识通道，多半来自芝加哥的传统，比如具有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的思想，人本主义的研究理念，定性的研究方法，传媒生态的理论等等。将传播学的源头回溯到芝加哥学派那里，并不仅仅具有传播学术史或传播思想史的意义，还具有重新理解人类传播的现实理论意义。由于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社会仰仗传播而维系，因此它所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在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它的意义远远地超越了结构功能主义者对传播含义的限定。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的理解远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15]
如果说，在米德生前，他的理论将芝加哥社会学的视野从斯宾塞等人对宏观社会过程的关注转向微观的社会层次(包括社会问题的微观研究)，那么，在他之后，符号互动论则成了抗衡战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孤军”，这其实也是“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16]托马斯社会学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他的“情境定义”的概念。帕克认为传播技术革命使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初级关系走向次级关系，使人具有了现代性。帕克还对传播的社会控制与效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唯一的一部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正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布鲁默在1937年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概念，他的学术目标是为学界提供一套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三、批评者的偏见
笔者简要梳理了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事实上，胡翼青博士的专著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他不但梳理了芝加哥学派的大师们的传播学思想，还对影响芝加哥学派主要学者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家们(如齐美尔、杜威、詹姆斯、皮尔士等)的思想以及因为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的一些学者(如麦克卢汉)的传播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所以读他的著作，与其说是重温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还不如说是重新接受人文主义的研究气质的洗礼。
回归到本文的主题——反思传播学，胡翼青博士也提供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尽管人们对于传播未来的设想各不相同，在名称上自然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但是这些设想当中，有一些共通的意向。这些已初步形成共识的内容，可能就是未来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分析起来，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突出这些共识，它们包括：整合、主体性、学术化和创新。他分析说，“这4个关键词与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思想遗产中的精神与气质是完全吻合的”。[17]
笔者认为，胡博士的观察是敏锐的，所论也是很有根据的。
如果说胡翼青著作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在笔者看来有3点：
第一，他没有从更高层面上去抽象芝加哥学派，尤其是三代芝加哥学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所在。因为作者是分几个不同的主题，试图概括介绍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思想的，但作为一个学派，或者至少分成二个重要阶段，这些学者之间理论的内在关联是什么？而他们与齐美尔、杜威、詹姆斯、甚至库利之间又能通过什么样的理论内核勾连起来呢？如果作者能进一步作这样的分析的话，那么读者也许会更易于理解这一个学派的理论内驱力之所在。
第二，也许应该用专门的篇幅来分析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芝加哥学派的标志之一，就是他们的质化研究方法，尤其是田野考察与访谈。虽然胡翼青博士在介绍学者的时候，也介绍过他们的研究方法，但集中地分析，可以让读者更好地把握该学派的特质。何况，对中国学者来说，无论是质化还是量化的方法都没有深入的理解，许多人常常误以为质化的方法是不重视实证的，是不会采用问卷调查的，其实这些都是严重的误解。因此，花专门的章节来讨论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胡博士在论述过程中偶尔会伤及其“客观”立场，其表征是读他的著作，多少给人一种扬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路径而贬量化研究路径的味道，从他对施拉姆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评论中就可见一斑。传播研究是多元与开放的，只要研究者追求同样的人文精神，那么结果自然是殊途同归。
四、总结
如果中国内地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传播学理念的时候，学界同时注意到了芝加哥学派，中国内地的传播学研究想必会是另一番景象。近些年，开始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一不被重视的学派，如芮必峰、黄旦、邵培仁、陈力丹、郭建斌和笔者本人都写过一些相关的介绍文章，但如此系统和深入地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似乎只有胡翼青博士。在学界日益浮躁的今天，他能坚持在学科热点之外静心研究值得尊重。在中国学者开始新一轮反思传播学发展的时候(2008年春季号和夏季号连续刊发了陈韬文、郭忠实和潘忠党先生的文字以及潘忠党几乎在同一时间主编的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中国新闻传播三十年反思”的专辑可以算是一个标志)，重温芝加哥学派大师们的著作，似乎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