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是如何形成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研究的基本问题
80年代末至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处在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之中。从这一个大背景下观察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就具有了国际比较的意义。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并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具体标志有二个方面：一是改革促进了发展。在改革时期中，中国的GDP 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三倍；二是在实现改革的目标，即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道路上，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据测算，目前中国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市场经济调节作用的力量整体上已达到65%左右。特别重要的是，通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更加清晰。这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比作一个“大厦”的话，那么这一“大厦”就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对外开放这四大“支柱”所支撑。而建设这一“大厦”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些成效，充分证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是在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不断推进的，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相比较，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成功经验，由此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模式”这一概念。
从国际范围来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实践中存在着二种方式：一种是渐进式，即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体制，从而实行运行方式的逐步转换；另一种是激进式，即通过出台“一揽子”实施的措施，以放开市场价格和实行私有制为主要内容，在短期内切换运行机制，实行运行方式的快速转换。中国的改革选择了前一种方式，原苏联东欧国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二种方式孰优孰劣目前还在争论之中，但绩效不同则是肯定的。
更重要的是在于改革实践的推动。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中国渐进式改革由于已经设立了在本世纪末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表，一系列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亟待在近几年内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通过改革来解决制约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从而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个根本转变，为进入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必须进一步汲取和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经验和教训，重点解决中国完成全面改革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要素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体系与政策体系完善等。这样，中国的改革就有必要择取国际上适合需要的理论供给。中国的改革理论就有了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与分析的现实推动。
二、目标制约道路：中国渐进式市场经济改革模式形成的基本原因
国外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一个典型地进行改革的经济必须在六大领域作出重大变革：即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与市场改革、企业改革、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与制度框架。”（注：[美]斯坦利·费舍尔，《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前三年的经验教训》，原载《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5月号，中译载《经济社会比较体制》1994年第3期，第34页。）
无须讳言，这就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域（尽管在个别内容的程度上有区别）。同时，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心目中，这六大变革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实行私有化也成为一些国家进行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这一推行私有化的基本特征，也就构成了理论上所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把这一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目标的话，那么改革理论分析所做的工作，就仅会局限在探讨目标一致条件下的改革路径选择及其优劣比较问题。这里当然要考虑各国的“初始条件”，而且这种“初始条件”往往又是决定改革路径的重要变量。但在这种框架下分析改革道路，就象攀登珠峰是选择北坡还是南坡那样，是属于具体路线制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就基本可以归为这一类。尽管在近年来在实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过程中，俄罗斯等国也出现了“回渡”等问题，但无论是东欧国家“回到欧洲去”的口号，还是原苏联国家90年代以来的改革措施，都清楚地说明这些国家改革的终点何在。（注：《根本经济改革的圆桌会议的材料》，（俄）《经济问题》1995年第4期。）
与之相比较，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恰恰在目标上与苏东国家不同。尽管中国是在实质上进行改革十余年后，在1992年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但是在此之前各个阶段的改革目标设计和实际取向，都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意图。尽管这中间也有反复，但这一主线从来没有改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后确立，只不过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改革目标不同程度的认识过程。这一点在邓小平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概括和反映。（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 页。）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从而达到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显然这与苏东国家的“推倒重来”的做法有巨大差异。因此，中国改革与苏东改革最大的区别在于改革目标的异同。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选择何种具体方式，涉及到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民族等特点，固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从改革目标的特定性（即不是一般泛泛而谈的市场经济，而是特定的市场经济类型）出发，由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关系以及改革的具体内容来说，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大体上还有它本身的一般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年来已呈现二个重要特点：一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二是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不断扩大和加强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和力度，使市场逐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到位”，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二个特点制约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式的道路。
首先，改革目标对改革道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在基本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与进行制度根本性变迁的改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必然要考虑改革的进展要以保持制度的基本内容为重要条件，要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依托。没有这个依托，或者抛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会走样。在这种基本规定制约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必然在实践中选择“渐进式”的道路。这具体来看有二个原因：第一，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和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条件。而这二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在脱离开原有的计划经济载体之后，如何寻找到它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实现形式，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改革实践也证明，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并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目标，恰恰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所在。从改革具体措施来看，由于中国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具体改革中必须承认和消化过去传统经济体制下留下的问题，以保持基本制度内容的连续性。这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职工就业、住房、退休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内容，在新的体制下必须有新的方法得以承认和解决；企业的历史债务、社会负担等问题也须在改革中采取妥善手段予以解决。这样，这种探寻和试验就比那种一夜之间实行私有化和由市场自动决定收入分配的做法困难的多，表现在时间上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构成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选择的一个经济制度原因。第二，经济改革在实践中走“渐进式”的道路，就能够给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行调整，并进行社会的全面整合留出一定的时间余地，防止或减少由于急剧改革而对社会带来的剧烈震荡，保持社会结构和政治层面的相对稳定。这既是维持基本制度运转的要求，又是保证改革成功的条件。这就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选择的政治制度原因。因此，改革渐进式道路的选择主要是由改革目标规定的改革性质决定的。
其次，改革渐进式道路的选择也与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关。实践已经证明，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可以比较迅速，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却需要时间。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手段，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中国大陆用了7 年）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市场体制的形成和完善，从机制形成的技术要求和配套条件上，则要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长期排斥市场作用的历史条件下，市场机制的形成并综合发挥整体调节作用，要比计划体制的建立和总体发挥调节作用困难的多。这具体表现在：①市场机制的作用，要由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充分发育为条件，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发育过程与人为建立计划体制不同，它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自然过程，特别是在长期排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重建市场机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②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要适应市场机制作用的特点进行改革，从过去的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这就需要改革原有的宏观调控体系，调整调控的对象，探索一套以市场机制作用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方法。显然这比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初期建立一整套计划体制困难得多，也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探索。③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市场信号做出积极反应，要以本身的经营机制转换和组织结构改革为条件。这种机制转换和组织结构改革是在原有的企业机制和体制基础上进行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市场经济改革这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的由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快速过渡不同，需要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以上二点，一个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普遍性。它们既制约着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又提供了对各国改革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因此，从改革目标所决定的改革的具体要求和历史过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选择渐进方式有其客观必然性。
三、如何创造渐进式改革的条件：80年代起步的案例
从目标选择道路，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渐进方式有其必要性，但要实现这一方式，仍然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配合。世界银行认为，实行渐进式改革战略的前提是，“要从第一步的部分改革中获得重大的劳动生产率收益。这样，它们就会相应地提高人们的收入，进而为今后在自我强化的进程中更加难以进行的改革提高动力。而用国家必须有能力在较长的时期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革，并同时有选择地限制开放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注：《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0页。）因此，只有“对其初期的改革会产生积极作用这一点比较有把握，对它们有能力控制处于部分开放状态中的经济比较有把握的国家，才能探索下阶段的改革。”（注：《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11页。）从这一点探讨中国改革是如何成功实施了这种分阶段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看来需要对改革阶段产生收益这一条件的满足作重点分析。
从中国改革20年的历程来看，在80年代，有三个方面的具体改革，创造了较明显的改革收益，它们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与价格双轨制以及沿海地区的开放。正是由于这些改革举措，启动了中国的改革之路，保证了渐进式改革的实现条件，而这三条主要措施，都源自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策，不仅使中国走上了改革的不归之路，而且使中国改革走上了成功之路。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12月起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了指导思想，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创造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5页。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在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或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5页。）“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 ……效率极低。……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 ）这些讲话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的、动力和方法道路问题，这也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旨。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指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改革。改革的方法是针对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济管理自主权。强调应该坚决实行按价格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由此揭开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序幕。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两个文件进行讨论和试行，提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经济措施。在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实际上也提出了对农业生产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随着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改革的贯彻，按照农民的强烈愿望，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8.7%的生产队实行“联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74%。至1982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农业生产体制的改变，加强了农民的责任心，提高了生产效率。80年代前四年农作物大幅度增产，粮食产量于1984年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市场相应扩大，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2.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改革在80年代初期迅速展开。四川省在1979年扩大了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范围，从1978年6家企业增至1979年上半年的100家。至上半年，这100 个企业的工业产值比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平均产值的平均增长水平高56.7%，利润增长幅度也较大。（注：新华社1979年7月13日报道， 《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根据四川的经验，全国于1979年5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了8个企业进行试点，为了规范这些试点，国务院于 1979年7月发布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济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 开征固定资产说，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额信贷等5 个文件，并要求地方、部门选点试行。至1979 年底， 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进而又发展到6600个。这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就逐步推开。与此同时，实行了新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部分商品实行市场调节、开展了市场竞争，恢复了城乡集市贸易。
在上述改革政策中，有二点对以后的改革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一是企业在扩权中获得产品自销权，自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二是由于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市场竞争形成了市场价格。但是由于计划配给的体制仍然存在，自销产品主要限于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在计划产品按计划体系封闭流通的同时，自销产品的价格必然高于计划价格，这样，就逐步形成，同一产品计划与市场价格并存的局面，为后来的价格双轨制在生产领域的运行创造了条件。而生产领域价格双轨制的推广，推动了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的同时，扩大了计划外的生产。企业自销产品和市场采购原材料比重由此机制而不断扩大。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产出，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市场生成和发育的空间，为非公有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正是由于这样的微观企业对改革政策的反应以及农业的发展支撑，80年代初期，国有工业部门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并在全国工业产出中保持65—70%的产出比重。这样的状况，在中国速度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促使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逐年稳定上升，从而创造了继续改革的经济基础，避免了苏东国家在改革中产生急剧下降的局面。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出发，也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任务。1979年，中央首先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开放。1980年，又批准了在深圳、厦门等地试办四个经济特区，并且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欢迎外国投资者到我国投资。1984年，又扩大开放范围，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并设立了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商投资。1985年，又决定开放长江三角州、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以后又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战略。这样，在改革的同时实行开放，使中国原来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系统转变为一个开放系统，增加了资金、人员、商品的进出和流动，既扩大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序，又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从而为经济外向型发展提供重要条件，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外部促进因素。到1985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9%提高至24.2%，实际利用外资到达400亿美元。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与这一时期工农业体制改革的成效互相作用，使我国经济在8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明显快于改革之前。综合国力明显上升，从而为以后一个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对此，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页。 ）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做大了蛋糕，既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也为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和改革成本的置换提供了条件。中国90年代的全面配套改革正是建立80年代改革取得良好收益的基础之上的。
四、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由市场机制到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这一实质规定了改革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目标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市场改革渐进方式的选择。这一渐进方式由二个要素决定，一是由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本身的困难和复杂性决定；另一个是要在社会经济基本性质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置换的制度要求和约束条件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国通过80年代三个方面的改革，又创造了渐进式形成的条件，从而在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为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回顾历史经验，进行国际比较，必须立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举措，首先来自于它恢复了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了尊重实践，勇于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就是20年来在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明确地规定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认识，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作了具体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必将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新的胜利。
面对世纪之交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五大的部署，在实践中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模式。今后的改革开放在战略上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最核心的内容， 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也是中国改革20年的最主要的成果。在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进程中，我们经过了20年的艰苦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五年的努力奋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能力和市场经济运行的驾驶能力。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最主要的是要突破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关，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思想为指导，在今后三个内坚定不移地完成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实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
其次，要坚持“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今后改革的进程中，还将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措施。这就在要求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基础上，坚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过去的二十年，正是坚持“三个有利于”这个标准，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今后的改革开放欲要实现目标，更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动摇。
最后，要注意世界潮流的新变化。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互相依存的。今后这个特点将更加明显和突出。要在开放中推进改革，不能不注意世界潮流的发展和变化。今后中国改革开放要最终实现目标，也必须注意世纪之交世界潮流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既大大加速了国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带来了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多米诺骨牌效应。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已使知识经济从过去的想象变为现实，使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及产业结构理论黯然失色。显然，现在中国改革的国际环境和开放条件已大大地不同于80年代改革初期，也不同于90年代的改革中期。注意世界潮流的这些变化趋势，提出改革开放的应对之策，就必然成为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探索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扩大基础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机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