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大学评价与市场型大学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大学论文,制度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07）05-0060-08
1.大学评价的形成和发展
1.1.大学评价与大学质量保证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大学不断受到改革的压力。在此过程中，大学评价正成为高等教育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大学评价与如何进行大学改革、保证大学质量这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提高大学质量，首要条件是大学必须为改革自身付出努力。但是从广泛的国家政策层面，大学质量保证政策，主要分为设置大学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两种。对大学设置认定的管理属于前者，以评价为基础的大学改革则是后者的典型。
在日本，由于作为质量保证机制的大学设置认定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因此对质量保证事宜少有评论。但是，从这种设置认定型的质量管理过渡到评价为基础的事后管理是国际趋势。在全球化进程中，设置认定这种事前管理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此，日本在1991年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以下简称大纲化）以后，作为事后管理的大学评价越发重要，伴随着大纲化改革，大学引进了自我检查和评价制度。之后，政府不断放宽大学管制，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大学逐渐从市场入口控制向出口成果评价过渡。为此，质量保证，尤其是大学评价开始担当起重要角色。2000年，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宣告成立。2004年，高等教育机构认证评价制度开始实施，昭示出大学评价新时代的到来（民主教育协会编2005年）。
另外，2004年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也促进了由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实施的对大学中期计划和中期目标的评价。通过大学评价成果与中期计划、目标的结合，把评价与资源分配挂钩的做法在国立大学中还充满争议。目前该项改革尚在进行之中，还不能预先断言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但是大学评价变得日益重要却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1991年大纲化以后，日本国内许多相关人员开始在大学评价上投入更多精力。几乎所有的大学、学部都公开发行了自我检查和评价报告书。但是，正如“评价疲劳”一词所形容的那样，相对于大学在大学评价上所付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大学评价在大学改革上真正发挥多少功效，还有很多人持怀疑看法。因此，在大学评价方面，需要能正确认识到这个问题，以便有效提高今后大学评价的研究成果。这正是本研究的尝试。
1.2.两个大学评价
在对原有大学评价充满疑义的反面，大学排行却极其兴盛。大学排行是美国80年代急速发展的产物，随后波及世界各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而且，不光有一国的大学排行，国家之间大学排行，甚至世界大学排行都开始涌现。出现这种趋势的背景是留学生人数增加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学排行可以看作一种新的大学评价。也就是说，大学排行是在与原先大学评价完全不同的纹理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大学评价形式。
如此看来，现在的大学评价根据实施主体和目的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大类①。第一是大学自我评价以及第三者机构实施的大学评价。本文对这类大学评价称作“制度型评价”。相对于这种大学评价，本文把以贩卖信息、杂志为目的的大学评价称为“市场型评价”。从制度型评价由教育机构、第三者机构负责实施这一点看，也可称之为“机构型评价”。对此，市场型评价也涉及媒体、专门评价机构等实施主体，应该也可算作机构型评价。两者的主要差别是是否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贩卖。因此，本文把不以商品化为目的的评价都称之为“制度型评价”②。
下面，结合制度型评价与市场型评价的比较进行探讨。关于两者，尤其是市场型评价，虽然可以看到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实证研究，但是以国际比较视点进行实证和系统分析的研究，尽管很重要，在日本除了江原（1994）、间渊·大多和·小林（2002）、金子（2003编）、小林·曹·施（2007）以外别无其他。
然而，对市场型大学评价进行批判性探讨却不单是国内问题。随着全球化进展，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但是由于没有正规的大学评价，以大学排行为代表的市场型大学评价，作为评价信息变得具有价值，可以预见今后将被更多地加以利用，因此有必要对此类评价进行实证分析和批判性探讨③。
关于制度型评价，在大学评价现阶段怎样对大学进行评价，除了美国的基准认定制度（accreditation）外，尚处于未确立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评价还处于发展之中。本研究把既存的大学评价大致分为市场型和制度型，通过市场型大学评价与制度型大学评价的国际比较，获取解释有关大学评价问题的基本知识和观点，以期为改善大学评价提供参考。
2.制度型评价
制度型评价是由大学自身或第三者机构实施的，为了大学改革、质量保证以及资源分配而进行的大学评价。既有的大学评价几乎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大学评价。制度型大学评价中，包括了日本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和大学基准协会的评价、美国大学基准协会以及由专业团体进行的大学评价和专项评价、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QAA）以及高等教育财政审议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HEFC）的研究评价（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和领域类别评价、法国大学评价委员会（Comite National d'evaluation des establishments publics a caractere scienifique,culturel et professionnel,CNE）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中，既有为提高教学研究质量为目的的评价，也有作为资源分配的基本信息参考的评价，其目的、实施形式、评价内容多种多样。
2.1.制度型评价的特征
第一，评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改善大学教学研究活动，进而为了大学的改革。
第二，与市场型评价比较，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它的显著特征。
第三，评价主体是大学自身或第三者机构。这里的第三者，指的是大学和政府，但无论哪一者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机构。
第四，制度型评价，有时也结合资源分配。关于这一点，存在着支持和反对两个对立观点，这也是它的特征。
2.2.制度型评价的发展
美国很早就开始发展大学基准协会的基准认定。美国之所以能大力发展基准认定这一独特的制度型大学评价，其最大理由是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一向不喜欢政府干涉，摸索出独自的质量保证模式。这种基准认定根植于美国的文化和传统（喜多村1993）。
另一方面，除了独自采取大学设置形式的英国，欧洲各国的大多数大学不是国立就是公立，大学质量保证主要通过政府的设置认定进行。这可称之为“国家设施型大学”（金子2003：6）。关于国家设施型大学，可从代表性国家，即德国发现，大学的质量都相对比较平均，因此作为质量保证的大学评价并不被认为有多大必要。
采用特别方式的英国，建立了考试、毕业认定等由外部考官（external examiner）负责检查的制度。关于大学评价，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模式。80年代开始的制度型大学评价是撒切尔执政时期推行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高等教育财政大幅缩小背景下，引进大学竞争原理，追求大学经营效率的结果。作为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特征，其组织、制度变化巨大，把握全貌显得非常困难。目前的制度型大学评价，主要包括高等教育财政审议会（HEFC）的教学评估与研究评估（RAE）以及质量保证局（QAA）的评价④。
另一方面，原本几乎都是国家设施型大学的欧洲各国，根据各自文化传统，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大学评价制度。比如，荷兰采取大学基准协会方式⑤，而法国从80年代后采取大学与政府签订合同，由全国大学评价委员会（CNE）进行评价的制度⑥。
近些年来，国家设施型的欧洲大学也开始出现评价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学生流动。尤其是1991年博洛尼亚进程后出现的欧洲大学共同区域构想一下子推动了大学评价和大学质量保证的发展。而推进大学共同区域的实质性发展，最起码条件就是保证各大学之间的质量均等，或至少达到可以互比的程度。这就要求质量保证以及为实现质量保证的大学评价快速发展⑦。另外，与日本为首的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欧洲各国在公共财政压力剧增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制度型大学评价被重新定位为平衡追求高等教育效率和保证质量的尝试。追求高等教育效率的建议就是把大学评价和直接资源分配挂钩。但是这种挂钩还存在相当多问题（喜多村2000），实际上已经推行的还仅限于英国、美国等部分大学评价。总而言之，除了美国的基准认定，各国的制度型大学评价还处于发展之中，并不能认为是已经成熟的制度。
2.3.日本的制度型大学评价
战后，日本在模仿美国基准协会的基础上设立了大学基准协会。但是基准认定并没有完全普及。其理由很大程度归因于日本与美国之间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喜多村1993：32）。另外，战后日本大学虽然按照美国模式进行改革，但是还继承了很多遗留的东西，从本质上看依然属于国家设施型大学，因此可以认为建立大学设置认证已经保证了大学质量。这也是日本大学的基准认定制度为何被认为没有在实质上发挥作用的要因。
目前日本大学制度型评价包括认证评价机构的评价（即认证评价）和针对国立大学的法人评价委员会的评价两种。
认证评价始于2004年度。所有国立、公立（属地方政府管理的大学）、私立大学、短期大学以及高等专科学校都必须接受文部科学大臣认定的评价机构（认证评价机构）的定期评价，并义务公开评价结果。实施的评价包括大学综合情况评价（每七年一次）以及专业研究生院的按领域评价（每五年一次）两种。
这种认证评价的主要特色是，大学认证评价机构必须得到文部科学（相当于我国教育部）大臣的认证批准，但它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定的评价基准评价大学。也就是说，文部科学省通过大学评价对大学管理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另外，多个大学认证评价机构的存在，让大学可以从中选择对其评价的机构，这保证了大学的选择和自由。
到2007年5月为止，已经被文部科学大臣批准的认证机构包括以下几个（括号内为被评价机构）：
大学基准协会（大学、短期大学、法学专业学院）
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法科大学院）
日本高等教育评价机构（大学）
短期大学基准协会（短期大学）
日本联合法务研究财团（法学专业学院）
对于国立大学来说，除了认证评价外，还必须接受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的评价。这个评价制度，始于2004年度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由文部科学省设立，专门评价各国立大学制定的中期计划、中期目标的实现情况⑧。中期计划期限为6年。关于法人评价，在大学改革、保证大学质量为目的这一点上，与认证评价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国立大学法人既然接受了运行经费等政府补助，法人评价就应该以是否履行了问责（accountability）为主要目的。另外，如前所述，相对于对大学进行间接管理的认证评价，这种评价具有很强的政府（文部省）直接管理的特征，只是法人评价委员会在评价的时候，必须尊重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的评价结果，这就对政府的直接管理有所限制。
3.市场型评价
市场型大学评价，是把大学评价作为商品进行贩卖为目的的评价。但是，根据评价内容，这种评价不同于过去大学入学考试杂志或者补习学校等私人企业所提供的单纯的大学信息。市场型评价，应该看作是一种新的提供大学信息的形式。其典型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大学评价，特别是大学排行。其中《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以下简称为《美国新闻》）的大学排行（“美国最好大学”排行）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极大，它的功过是非一直广受争议。这个排行不仅影响考生和家长，不少大学也因为该杂志的评价，调整其经营活动。就连批评它的大学和学者也纷纷利用它进行大学宣传或研究，这使得该杂志在大学评价上的权威性越来越强。市场型大学评价不仅限于美国，还遍布日本、欧洲、澳大利亚、中国等多个国家。日本的市场型评价在1991年大学自我检查和评价义务化改革后急速发展。朝日新闻社和Benesse公司的大学排行以及钻石社的“有用大学”排行等都是此类评价的代表。
3.1.市场型评价的特征
相对于制度性评价，市场型评价具有如下特征（间渊·大多和·小林，2002）。
第一，由民间信息类杂志等多个评价主体实施评价。这种多个评价主体提供的具有市场价值的情报互相竞争，通过市场被作为商品贩卖，对这种评价的质量判断其实已委托给了市场。这一点，与不以商品贩卖为目的的制度型评价有很大不同。
第二，市场型评价具有反映消费者对大学期待和要求的一面。许多评价主体，都借口是为改善大学教育提供参考。也就是说，这种市场型评价在满足消费者要求了解大学信息的同时，也接受了社会对大学的期待和批评，它超越了诸如信息提供，大学入学成绩等大学评价，追求的是大学的形成性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市场型评价不仅反映了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而且可能对改善大学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市场型评价未必都是排行或顺序排列。大学评价本身也未必是顺序排列以及以此为前提的量化尺度的测定，它也包含质量描述评价。但是市场型大学评价较多还是以排行形式出现。其理由也许是，排行通过量化设计容易被人理解，或者看起来容易被认为较为客观从而具有商业价值。但反过来说，制度型评价中也有依据排行的评价，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应属于制度型大学评价。
3.2.大学排行的发展
排行意味着几个等级的划分。排行未必都有必要根据数量尺度进行量化。为此，数量化也许称为评级（rating）更为妥当。但是根据量化进行排位一般称为排行，在此，排行和评级不做区分。另外排行不需要客观指标。比如像人气投票这样的排行。
与排行类似的有联赛积分榜（league table），也被称为胜负表。比较典型的是英国足球超级联赛（Premmium League）的积分榜。联赛积分榜根据胜负次数决定排位。在英国，这种方法也被引用到学校、大学，但是学校、大学不可能根据胜负次数来决定排位，于是就产生了量化各种指标并用加权平均计算综合得分来决定排名的做法（Bowden 2000:41）。
每个国家都有多种大学排行⑨。尤其在美国，有相当多的评价主体发布各自的大学评价和大学排行情况⑩。而各个大学排行都基于自身目的，在所针对的大学、调查对象（学生、企业、教师等）、方法（尺度、量化标准、权重比例）等方面进行了独特设计。
Bowden（2000）、Usher和Savino（2006）比较了各个国家各种排行的特点。Bowden着重对英国的泰晤士报（Times）、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和财政泰晤士报（Financial Times）三个排行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下，根据他的成果探讨各个排行的特征。
英国国内大学排行的特征是，使用政府以及政府机构发布的大学数据。比如高等教育统计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公布的大学基本情况，大学考试局（University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UCAS）的大学考试信息以及高等教育财政审议会（HEFC）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AA）的教学研究评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AA）认为把教学的六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没有意义，对此，大学排行却使用了加权平均（Bowden,2007:47）。而且Bowden也指出，与其他大学排行一样，英国的排行指标和权重年年都在变化，缺少稳定性（Bowden 2000:43-44）。
相对于英国的情况，美国的大学排行不太使用政府机构的数据。美国大学排行中声望值评判（reputation），尤其是同行评议占很大比重。
美国大学排行中最权威的《美国新闻》排行设计了一套较详细的指标体系。尽管对该排行有很多批评，但是该杂志在接受批评后依靠智库（think tank）的分析，不断完善。因此如果我们检视该排行，就能掌握一些有关美国大学如何被评价的线索。
在该杂志的2007年排行中，主要指标包括同行评议、毕业率、教学资源、学生的选拔程度、财政资源观、毕业生表现、校友捐赠。每个指标又进一步被细分为次级指标。比如选拔程度中，作为投入（input）的学生质量很大程度决定了大学质量，因此它是一个重要指标，包括了全美SAT考分、高中成绩排在前10％学生的比例、合格率等。如果把它与日本，这么一个仅以入学难易度作为唯一选拔程度来评价大学的国家作比较，我们就能明白美国大学排行光在选拔程度上就采用了多种指标。
此外，作为产出的毕业生评价也很大程度左右了大学评价。毕业生表现，是在控制学生属性基础上对毕业率的评价。也有一些大学排行还使用了毕业后最初的工资收入作为指标。
但是，如果为了检视大学教育内容，教育资源应该是最重要的指标。教育资源包括班级规模、小班教学的比例、教师收入、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全职教师比例、师生比例。根据Dichev（2001）研究，排行榜中排位最会发生变化的当属教育资源。
在美国，大学为了招到所期望的学生（并不一定是学业优秀的学生），在教师、设施设备、服务、奖学金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提高排行榜中排位的竞争，不得不说是大学间竞争的一个环节。这种大学之间的竞争使得美国大学孕育出无穷活力，吸引着大量生源。
有趣的是，同个排行榜中，除全国大学排行之外，还存在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等分类排行。大学排行多把研究作为重要指标。但是不是所有学生都成为研究人员，也不是所有学生都期待接受专业教育。文理学院排行等分类排行的出现，反映了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切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想法已受到重视的背景。在一个排行榜中进一步分类，是为了应对作为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特征的多样性。这样的大学排行，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系统与大学某个时段某个方面的写照。
日本的市场型大学评价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存在着和其他国家大学排行类似的问题（间渊·大多和·小林2002）（金子编2003）。更为重要的是，如Bowden所述，各国大学排行的方法存在很大差异。英国以政府提供的客观数据为中心，对此，欧洲其他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声望值评判或同行评议，而美国的评价主体则大多从大学独自采集数据。各国大学排行指标的不同反映了各国大学排行中使用共同指标的难度。
财政泰晤士报（Financial Times）、Spiegel、The Gourman Report等杂志分别对多个国家的大学进行了各种排行。但是在关于各国大学是否具有可比性问题上，批判最集中的是这类排行。
近年，上海交通大学、伦敦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版（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THES）相继发布了世界大学排行。对于这些排行，也存在一些批评性意见（Levin,Jeong,and Ou 2006，小林·曹·施·王2007）。世界大学排行之所以出现的背景，是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学生和研究人员流动的增加，获得正确的海外大学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很不容易把大学所发布的信息与大学宣传区分开来。但同时，公共机构却无法提供包括评价在内的各国大学的信息。换句话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大学质量保证的困难也相应变大。如果选择留学，其费用无疑多于国内大学收费。不能否定大学排行对留学生以及从事国际交流的学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如此看来，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对世界大学评价、大学排行的需求。
另一方面，世界大学排行，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原来仅限于一国内部大学的威望、权威的等级排列极有可能被世界性地重新调整。世界大学排行，多少反映出逐渐形成的世界大学的等级格局（Marginson 2004）。
但是，世界大学排行原本就有存在可能吗？这一根本性疑问的解决是先决条件。很多大学排行使用专家（同行）评价，不过能事无巨细了解世界所有大学的专家并不存在。而客观的评价方法又尚未确立。作为客观基准，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英语的优越性。虽然相当多的排行榜使用汤姆森科技信息所知识网络（Thomso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Web of Knowledge，以下简称ISI）的论文数据库，但是上海交通大学和泰晤士报的世界大学排行也承认这种以英语论文为中心的ISI论文数据库。Levin等人把泰晤士报和上海交通大学两个世界大学排行作了比较，通过英语圈国家和非英语圈国家的分层，发现两者的排行都有利于英语圈国家的事实。另外，小林等人也指出这两个排行榜利用不同指标，同个大学的排位顺序经常不同的问题（小林·曹·施·王2007）。
3.3.制度型评价与市场型评价的比较
表1是上述制度型和市场型大学评价的特征对比。需要注意的是，表中所列的两类评价的特征只是与他类评价比较时的相对特征。比如，评价基准方面，市场型评价被认为“不明确”，这是与制度型评价对比时得出的结论。
两者最大的差别，当属评价主体，但是评价责任的有无、评价基准、评价轴、评价内容、信赖性等许多方面也都有明显不同。但不管哪类评价，只要能和大学质量改善结合起来，就都具有作为形成性评价的积极特征，这是不能忽视的。
4.大学评价的可能性与今后的课题
本研究把大学评价分为制度型评价和市场型评价，在明确各自特征的同时，重点对市场型评价的代表--大学排行及其方法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根据分析得来的知识和见地，提出了政策建议以作为本文结论。
首先，市场型大学评价，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遭受各种批判，但不可否认它的存在意义和用途。市场型大学评价通过市场而不依赖政府进行发展，这是它的特征。即使有批评，要求对其加以规范应该另当别论。不过，市场中为了公正竞争，必须具备诸如给消费者充分传递商品信息等前提条件。如果把大学教育视为商品，那么大学教育市场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具备了这项条件。消费者对大学教育质量进行正确评价还非常困难。
针对这样的大学教育市场特点，市场型评价作为“弥补缝隙的产物”出现了，这就要求它必须具备如同信息那样的正确性。然而，市场型评价，尤其是大学排行还不能说是客观的、正确的评价。但是市场型大学评价本身并不把客观性和正确性当作必要条件。判断商品质量的主体是消费者，通过他们的不买入行为，排除低质商品的做法是市场原理的一个方面。但是正如格雷欣（Gresham）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市场并不一定能完全排除低质商品。这一点是市场型评价的困难之处。
根据这些信息和市场特性，最有必要提高市场型评价的透明性。2006年UNESCO发表的“关于大学排行的柏林原则”就强调了这一点。关于大学评价，如果没有确立客观的评价基准，就会囿于特定的偏见，比如对英语圈国家有利的大学排行等，因此在明确阐明评价基准的特点，提高透明性的同时，应该提倡对评价进行评价。另外即便能确保评价的透明性，大学排行也的确不能回避一人独步的局面。
第二，因为市场型评价，特别是大学综合排行中存在问题，就单单批评综合排行，这不是具有生产性的做法。因为市场型大学评价以营利为目的就对它持消极态度，这也不利于提高大学评价。市场型大学评价，尤其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仅以大学入学难易度作为社会性大学评价的国家，很有可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重要的是，不能忽视市场型评价在改善大学评价上所具有的积极一面。究竟如何利用市场型评价，这是大学面临的问题。大学以及大学相关者不能被大学排行所操纵，而应从中学习排行规则（ranking game）的方法（Bowden 2000:58）。对于排行，不是施点小聪明就可对付，而应该认识到市场型评价的积极性，以此改善大学质量，这对大学相关者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第三，在日本，认证评价、国立大学法人评价等制度型评价正处于平稳发展时期。可以认为，市场型评价的发展对于制度型评价也提供了一定的可资借鉴的内容。但是如同美国基准认定制度没有扎根日本，各国的大学评价制度都与各国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照搬到日本未必能发挥作用，这是必须注意的地方。
最后，研究人员对于市场型评价也好，制度型评价也好，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改善大学评价的方法、内容，因此基于客观检验的批判性讨论极为必要。
不过，论及今后大学评价研究的方向，比排行尤其是大学综合排行更被认为可以促进大学质量提高的，不管对制度型评价还是对市场型评价来说，都应该是比较大学的标准。标准可以消除大学排行所带来的问题，而且与改善大学质量较容易结合（金子编2004，小林2005）。关于大学标准，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应该是大学评价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此外，更早的大学评价可追溯至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的大学评价。高等教育体系是教育机构在威望、财富（资产）、资金分配、入学学生、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等级构造。为解明这个等级构造的研究在广义上也可以称为大学评价。比如根据卡内基分类的美国大学分类着眼于研究功能，可以看作是这种大学评价一个形式。关于研究者实施的大学评价，Graham and Diamond（1997）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但是本文中不讨论这类大学评价。
②金子认为“市场型评价是社会要求完全被社会自我接受所产生的评价（金子2000：32），第三者评价机构的评价称为“机构型评价”（同25）。对此，本文特别注重是否商品化这一点，以此区分市场型评价和制度型评价。
③这方面的尝试是泰晤士高等教育版的世界大学排行和上海交通大学排行的统计比较分析。详细参照小林·曹·施·王（2007）。
④关于英国大学评价制度的变革可参看工藤（2003）、村田（2004）以及秦编著（2005）。
⑤关于荷兰大学评价制度，フロ一インスティン（2002）有详细的介绍。
⑥关于法国的CNE，大场（2005）和服部（2006）有详细介绍。
⑦欧洲大学构想和博洛尼亚进程以及质量保证方面，可参考馆（2000）和吉川（2004）。
⑧严格地说，中期目标在尊重各国立大学意见的基础上，由文部科学大臣制定。形式上，一般采取各国立大学根据中期目标制定中期计划，并接受文部科学大臣的批准。但实质上可认为中期目标也是由各国立大学法人制定。
⑨2000年为止的主要大学排行可以参考金子编著（2003）。
⑩关于这一点，民主教育协会编（1999）、喜多村（2001，2002）、金子（2004）等在日本也有很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