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的经学批判（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244.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79(2004)01-0076-06
中国经学自宋一大变。这一变化的总趋势是以四书为主的新经学，取代以五经为主的旧经学，程朱的经学是这一变化的主流所在。叶适的经学则独树一帜，它指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经学阴取佛道，非孔子之真：又认为孔子以后至宋代的经学，皆未得孔子这意。叶适以直接承续孔子为己任，力图从孔子所述五经中去重新发明经学的真传。因此，对经学的批判，就构成了叶适经学的重要内容。
叶适的经学批判包含两大内容。一是对儒家经典的厘清，一是对历代经学的批评。
一、叶适对儒家经典的厘清
在孔子时，儒家只有《诗》、《书》、《礼》、《易》，加上后来孔子所修的《春秋》，儒家始有五经。孔子以后先秦的儒生对五经多有发挥，形成了一批解经的传记。至汉代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时，不仅五经本身，就连解释五经的一些传记，也上升为经。如《易》本上下两篇，《十翼》为儒生释经之传，而《汉书·艺文志》称《易经》十二篇；《礼记》为释《仪礼》之书，《公羊传》、《谷梁传》是解释《春秋》之传，皆列于经。至宋代经程朱推崇四书后，连子部的《孟子》也上升为经，从而形成了后世所称的十三经。到叶适时的所谓经学经典，不仅有原始的典籍，还有传记子书。在叶适看来，被称之为经的著作并不完全可信，只有经过孔子所述的原始五经才是经学的真传所在。因此，对世人所认为的经学经典大有厘清的必要。
叶适将世传的经学经典分为两类。一是经孔子所述的五经，是经学的真传：一是非孔子所述，而被误作经典的著作，其中多不合孔子之道。孔子所述的五经，指《易》、《诗》、《书》、《礼》、《春秋》。但《易》仅指上下经，不包括《十翼》；《礼》则主要指《周礼》。孔子所述的五经是经学成立的根据，也是叶适进行经学批判的前提。
叶适讲孔子述五经，不说孔子作五经，是因为他认为《易》、《诗》、《书》、《礼》、《春秋》在孔子以前就存在了。对孔子之前的这些著作的作者是谁，确切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在叶适以前有许多说法，他认为这些说法都是自己的个人意见，不可相信。如“《传》既谓包牺氏始作八卦，神农、黄帝、尧、舜续而成之；又谓兴于中古，‘当殷之末世，周之盛世’，‘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是《易》之或远或近，不能自必其时也，皆以意言之而已。”（注：《习学记言序目·周易四》。）但是，他对这些问题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一般地讲它们是古代的历史著述，多出于史官之手。即使是他最为推重的《周礼》，他也仅仅是做出一般的推论，既反对认定此书为周公所著，又认为“非如周公者所不能为也”，疑为“周召之徒”所为。（注：《习学记言序目·周礼》。）叶适对孔子以前的著作的作者与时代，不作深究，是因为这些问题史料无征，仅凭已有史料，是根本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这表现了叶适治学重视史料、重视事实，不作无根据的推论的求实精神一面。
他的孔子述五经之说，从孔子之前早有《易》、《诗》、《书》、《礼》、《春秋》出发，认为孔子的五经基本上是陈述已有的历史著述。孔子虽然只是述五经，并没有作五经，但《诗》、《书》诸书不经孔子所述，则不成为经典，更不可能流传后世。基于这一认识，他对五经一一作出自己的解释。
1.关于《周易》
叶适认为最早的《易》只是用于卜筮，有《连山》、《归藏》、《周易》之别，他说：
《周官》太卜“掌三周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四”。《连山》、《归藏》虽不可得而见矣，以其义推之，非变无以为易，非经非别则无以尽变，古人之所同也，不知其安所从始也。后世之言《易》者，乃曰：“伏羲始画八卦”；又曰：“以代结绳之政”，神于野而诞于朴，非学者所宜述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左传二》。）
《周易》同《连山》、《归藏》一样，都是以经卦、别卦之变来演其变易，所出时间不可考知，有人托于伏羲，或是托于文王，都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们都出于周代之前，“自舜禹以来用之矣”。（注：《习学记言序目·周礼》。）然而在孔子之前，“说者不胜其多，而淫诬怪幻亦不胜其众”。（注：《习学记言序目·左传二》。）因此，原始的《周易》仅是卜筮之书，未经孔子所述之前都是一些淫诬怪幻之说，本身难以说有什么圣人之道。
叶适讲孔子述五经，并非是没有一点作的原样照搬。对于《周易》，他就明确地讲孔子有所作。他说：“孔子之学，无所作也，而于《易》独有成书，盖忧患之至者矣。”（注：《习学记言序目·周易四》。）所谓忧患是指《易》本为卜筮之书，卜筮家以象数为占，使其道受到蒙蔽，义理不明，孔子忧其道不明，为了阐明其道，故有作《易》之举。他说：
古卜筮家皆用其所自为繇，国各有占，人自立说，而象数之学胜，道益以茫昧难明，孔子将以义理黜之，故别之《彖》、《象》，专本中正，不用象数，所以合文王、周公之本心，盖一家之学而天下从之，因非删定《诗》、《书》之比也。（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
但是，叶适讲孔子作《易》，只是著作了《彖》、《象》，其他如《系辞》诸传，又全与孔子无关。他说：
按班固用刘歆《七略》记《易》所起，伏羲、文王作卦重爻，与《周官》不合，盖出于相传浮说，不可信。言“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亦无明证。《论语》但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而已，《易》学之成与讲论问答，乃无所见。所谓《彖》、《象》、《系辞》作于孔氏者，亦未敢从也。然《论语》既为群弟子分别君子、小人，无所不尽，而《易》之象为君子设者五十有四焉。《彖》、《象》辞意劲厉，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其为孔氏作无疑。（注：《习学记言序目·周易三》。）
又说：
孔子独为之著《彖》、《象》，盖惜其为他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注：《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三》。）
他以为，只有《彖》、《象》才是孔子的著作，为《易》的义理所在。正是有了孔子所作的《彖》、《象》，才使以前卜筮之《易》，变为义理之《易》。因此，由《易》以求孔子之道，就应该紧紧围绕《彖》、《象》来展开。叶适说：
故乾“以自强不息”，坤“以厚德载物”……既济“以思患豫防”，未济“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应事，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观孔子与群弟子分别君子小人甚详，而正条目于《易》乃明著之。（注：《习学记言序目·周易三》。）
孔子所著《彖》、《象》的特点，是不讲象数，专明中正的义理，不仅是《易》的正义所在，还是明确《论语》的君子小人之分的正条目。所以，要从《周易》以明孔子之道，就只有从《彖》、《象》中去探求。为了与他的孔子述五经之说相统一，有时，他把孔子作《彖》、《象》也说成是述而非作，“古人有作无述，孔子有述无作；《彖》、《象》述也，非作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太玄》。）
2.关于《尚书》
叶适特重《尚书》开先的《尧典》、《舜典》与《大禹谟》、《皋陶谟》。他说：“文字章，义理著，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以为法言，非史家系日月之泛文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尚书》。）他言圣人之道断自尧舜，就是据以为说的；并认为这是圣人之道最集中的体现：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于《书》见之，孔氏索焉，不可不考。《书》称“若稽古”四人，孔子言“大哉！尧之为君也”，“舜有天下而不与焉”，“禹无间然矣”；子夏曰“舜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故考德者必先四人，其次汤、伊尹，又其次文、武、周公。世有差降，德有出入，时有难易。孔氏以是为学之统绪，孟子所谓“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尚书》。）
圣人之道虽然因时代不同，而在尧舜至周公间表现不同，如尧、舜言“安安”、“允恭克让”之类；禹、皋陶言“勤俭”、“不满假”、“不矜伐”及克艰、人心道心诸说等等，但都是孔子所说的圣人之道。因此，叶适认为在孔子以前，《尚书》就已经载有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了。
孔子对于存有圣人之道的《尚书》，完全是述而不作。叶适说：
以《书》为孔氏之书，《序》亦孔子作，其说本出班固。固因司马迁，迁因孔安国，安国无先世的传，止据前后浮称，兼《左氏》楚灵王方倚相事尔。固引“洛出书”，尔谓字文为书，既已甚陋：安国初言《典》《坟》，至夏商周。《雅》《诰》奥义，历代以为大训，旋复讨论《坟》《典》，芟烦剪浮，则是孔子并大训亦去取也，岂有是哉！文字章，义理著，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以择为法言，非史家系日月之泛文也。自是以后，代有诠叙，尊于朝廷，藏于史官，孔氏得之，知其为统纪之宗，致道德之要者也。何所不足而加损于其间，以为孔氏之书欤？《书序》亦由旧史所述，非孔子作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尚书》。）
孔子以前的《尚书》就早已是十足的圣贤法言，根本用不着孔子进行加损的改作，连《书序》也都与孔子无关。自汉以来诸儒说《书》有三千篇，经孔子删定才成为百篇，以及孔子著作《书序》等说，全都是不可信的。
汉代有今文与古文之分，都有流传。但经汉末两京大乱的典籍“扫地皆尽”，（注：《隋书·经籍志》。）及西晋永嘉之乱的“众家之书并存”。（注：《经典释文·叙录》。）《尚书》也散佚不传。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托孔安国之名，献《伪古文尚书》，自隋统一经学，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用《伪古文尚书》，其后通行的都是此书。宋代的经学家已有人怀疑此书，如朱熹就说：“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注：《朱子语类》，卷78，第1985页。）但程朱又据其书，特别是《伪大禹谟》的道心、人心之说，来建立理学的理论体系。叶适对其书则无一点怀疑，认定是孔子所述。虽然论定《尚书伪孔传》是清儒的历史贡献，宋儒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但叶适不分真伪地肯定其书，仍是不可取的。
3.关于《诗》
《诗》被叶适经常与《书》相提并论，如《习学记言序目》中多次言“历考《诗》、《书》正文”、“以《诗》、《书》考之”、“《书》、《诗》何尝有此义”等。他认为：“自有生民，则有诗也。而周诗独传者，盖周人以为教也。”（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以《诗》所存全为周诗，而内容无不以正为归。因此，他反对《诗》有正变之说：
言《诗》者自《邶》、《墉》而下皆为变风，其正者《二南》而已……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夫为言之旨，其发也殊，要以归之于正尔。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何不正之有！（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
《诗》所言虽国度不同，但都合于人道之正。叶适最重的是其中的雅诗，而雅诗又特重《文王之什》，他说：
《思齐》之言文王，人道尽也；《皇矣》之言文王，天德合也。《书》“若稽古”四人，《诗》则文王一人也，其道非惟君之，又师之。《雅》、《颂》之微言，间见一二，通于天理，达于性命，惟于文王发之。（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
《诗》的文王与《书》的尧舜禹皋陶一样，都是圣人之道的杰出代表。但《诗》的其他各个部分却有厚薄的不同，他说：
《鲁颂》虽比之《雅》为巳薄，然颂而无谄，义归于正，周之文章未失也。“思无邪”，孔子盖有取焉。（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
虽有厚薄的不同，但都无不合于圣人之道。《诗》同《书》一样，一开始就保存着圣人之道。因此，叶适认为孔子对于《诗》同样是完全的述而不作。
但孔子曾自道：“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并在《论语》中几次论及《诗经》，故自司马迁以来，一直有孔子删定《诗经》之说。叶适——予以辨析其不足为据。他说：
《史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亦言“删《诗》三百篇”。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遗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又《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
他认为，孔子称《诗》三百，乃是指《诗》的已具数目而言，并不是指删定三千为三百。说孔子删《诗》十存其一，完全是失于考订的随声附和：“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说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他甚至将其说斥为大妄：“谓孔子自删为三百篇，大妄也。”（注：《习学记言序目·春秋》。）而孔子讲的《雅》、《颂》各得其所，同样不是孔子删定《诗经》之意，而只是使残乱的《诗经》，得以恢复旧貌。他说：
孔子之时，上距东迁而百余年矣。王室愈微，诸侯益横，吴楚肆暴，天下遂为战国。鲁卫旧家往往变坏，文物残缺，而师挚鼗鼓之官沦溃散亡，《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其复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
总之，前人据《论语》、《史记》诸书推论出来的孔子删《诗》之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如同《书》有序一样，《诗》亦有序，并分为总论全诗的《大序》，以及具论各诗的《小序》。叶适承认它们都出于孔子之前，但评价不如《书序》高。他说：“《大序》所发明，既为决定之辞，学者据依。然以《诗》考之，精粗表里失条流矣。”（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小序》“深浅不能尽当”。因此，若“专溺旧闻，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但是，“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因此，他主张从《诗》中探求孔子这道，庆以原诗为根据，参以《诗序》，再考之以时，断之以义，相互结合才能正确探知各诗的本义。
4.关于《礼》
在孔子以前礼有《周礼》、《仪礼》。其中《仪礼》号称礼经，叶适称：“以余观《仪礼》所记，与《周官》、《礼记》、《左氏》相出入，《诗》、《书》亦互见。”（注：《习学记言序目·仪礼》。）但又认为，书中所言之仪仅为士礼，且缺而不全。而其中多为微小细碎之仪节，易使学者不明统纪，而“学者之患，在于不明统纪，玩此忘彼，守粗遗实，或荒陋不知，忽略不讲，既已失之。其细碎太甚者，又以为先王一微一小皆有精义，错陈午割，必中法程。”（注：《习学记言序目·仪礼》。）故对其书评价不高，《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其论述的篇幅也最少。
但对《周礼》，叶适却最为推重。他盛推其书说：
其极尽大小，天与人等，道与事等，教与法等，粗与细等，文与质等，无疏无密，无始无卒，其简不失，其繁不溢。（注：《习学记言序目·周礼》。）
又说：
殆尧舜禹汤所无有，而古今事理之粹精特聚见于此，如《诗》、《书》则尚有兴坏是非之粗迹存焉故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周礼》。）
虽舜皋陶，未能如此详尽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周礼》。）
在他看来，《诗》、《书》有道所未备之处，有不够宏大的地方，都被《周礼》所克服了。因此，《周礼》所言之道超过自尧舜以来的任何一位圣贤，连《诗》、《书》在内的任何经典都远不能与它相比，是圣人之道最完整、最充分的体现。他以为，孔子讲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习学记言序目·周礼》。）很可能指的就是本书。孔子对于尚有粗迹的《书》、《诗》均无删定，对保存圣人之道最完整的《周礼》更是只能述而不作了。
5.关于《春秋》
孟子开始，人们多认为《春秋》只是鲁国史书。叶适却认为，《春秋》乃是当时各国通行史书的共名，并不是鲁国史书的专名。他说：“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注：《习学记言序目·春秋》。）证以《墨子》等先秦典籍，《春秋》的确原本是载事之史，叶适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但是，叶适不同意历史著作的《春秋》没有书法之说，他认为作为历史著作的《春秋》仍有书法，只不过其中的书法并不完备。他说：
载事之史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已久。史有书法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注：《习学记言序目·春秋》。）
因此，《春秋》只是一部史书，其中虽有道义，但又未至未尽。
而孟子以来，儒家学者多认为作为鲁史的《春秋》，与五经的《春秋》完全是两回事。鲁史的《春秋》只是鲁国历史的记载，而五经中的《春秋》则是孔子亲手所定，并对孔子作《春秋》极尽夸张之能事。叶适则认为《春秋》孔子是本诸史而修成。孔子所以要本诸史修《春秋》，是因为各国的史书都以表章劝惩为宗，这与孔子之旨并无矛盾。他说：
盖二百四十二年所关诸国，好恶不一，是非不同，彼皆自欲表章劝惩于一时，而必曰待孔子而后定；且孔子举以前代之劝惩为非是，而必曰由我而后可，此后人之臆说，相承之议论，非圣人经世之学本然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左传二》。）
因此，孔子对各国《春秋》不是一概否定，而是基本予以承述。但是，各国史书的书法是有缺陷的，“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注：《习学记言序目·春秋》。）孔子所修正的旧史，据叶适所言仅有7条，分别见于《春秋》僖公28年，“天王狩于河阳”；成公14年，“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襄公31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等，其余全部都是承述旧史，没有一点改变。所以，他在《习学记言序目》的《春秋》、《左传》中，经常说《春秋》的某一条经文是“一时史法”，或“当时书法”，“当时史法”，“当时师法”等等。甚至连《春秋》中许多不合圣人之道的书法，如文公14年，天子崩不书这样一些最为害义的史法，孔子也因而不改。他说：“天子崩，虽不赴，诸侯无不书之理，史立此法最为不义，盖无周也。孔子因之，不能改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左传一》。）
6.关于孔子与五经的关系
在经学史上，对孔子与五经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重大问题。一般而言，对此经有两种看法，一是孔子作而非述，认为所有经典都是孔子的著述，与此种看法相联系往往是对孔子的崇拜与神化之说：一是孔子述而非作，全部经典都是早已有之，孔子只是承述了这些著作，此种看法往往对孔子作历史的论说。叶适的看法显然属于后一种，认为孔子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承认孔子对《诗》、《书》等的继承关系，但又对孔子的述而不作作出了极度的推崇。因此，叶适的孔子述而不作之说同前人的述而不作之说虽有所同，但又有所不同。
所同的是叶适也承认孔子的五经与《周礼》等著作之间有不可割裂的继承关系。他说：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长，取舍与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掩前闻，一归于孔氏，后世之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注：《习学记言序目·毛诗》。）
不承认五经与《周礼》诸书的联系，就否认了孔子对尧舜汤禹周公等先圣的继承关系。
叶适虽然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主要是保存了历史的史籍，而不是创新的著作，但是，他反对把孔子以前的著作看成是不刊之作。他说：“至于迹上古已定不刊之训，推孔子有述无作之心，则盖有不然者。”（注：《习学记言序目·尚书》。）他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极其有害的，它否认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历史意义。在他看来，经过孔子的述而不作，才使以前的著作成为不刊的经典。他说：“是则孔子未修《春秋》以前，已有惩肆去贪之义，但当时议论不经孔子者，不能垂于后世尔。”（注：《习学记言序目·左传一》。）又说：“邪正臧否之间，惟孔子为尽之。”（注：《习学记言序目·论语》。）“故凡道理不经圣人所定，皆粗浅而狭陋，非精深闳博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唐书二》。）而且没有孔子的述而不作，就没有完整的五经保留下来。他说：“春秋以后，游士浸盛，虽然，不因孔氏而获见《书》之全者寡矣；又况后世屋壁中乎！其尽归孔子，不足怪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尚书》。）又说：“远自夏商，其不经孔氏，无所传授者，后灭没不复著矣；孔子所不道而道不存焉。”（注：《习学记言序目·隋书二》。）更重要的是，他甚至把孔子视为中国文明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物：
自有文字以来，凡不经孔氏者，皆熄灭矣；虽尧舜犹赖之，而况衰周之翦焉！今将家至而日见之也，岂非孔氏之力欤！（注：《习学记言序目·左传二》。）
他在论《礼记·表记》时也说：“然则尧舜以前无孔子，其为鸿荒太古，何足怪也。”因此，虽然圣人之道始于尧舜，孔子以前早有《易》、《书》、《周礼》、《仪礼》、《春秋》，但只是经过了孔子的述而不作，才使这些著作成为永世不刊的经典，使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得以保存。而且，自孔子以后，再无经典可言，他说：
然则孔子之业以已，譬如权衡度量，不可有二。虽更有孔子，其书亦不得为经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太玄》。）
可见，叶适虽然只讲孔子述而不作，但他对孔子的推崇是极高的。
叶适对五经的上述论说实存在一个两难的矛盾。一方面，他既讲孔子以前早有《易》等著作，但《易》为卜筮之书，《书》、《诗》并非完全合于圣人之道，《春秋》书法多有未备，而且有“最为不义”的书法、史法，仅有《周礼》完全合于圣人之道：孔子述而不作只是于《易》有《彖》、《象》之作，于《春秋》修改7条，其余全部有述无作，甚至连《春秋》中最为不义的书法、史法都因而不改，那么，孔子的五经与先前的《易》、《诗》诸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孔子的述而不作就主要是对古籍的保存，叶适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所以，他说：“所贵于孔子者，贵其存古，非贵其作古也。”（注：《习学记言序目·春秋》。）既然孔子的述而不作的主要意义在存古，而不在创新，那么，对孔子的肯定就应当从存古的方面来论说，根本用不着对孔子作神化般的抬高，将孔子述五经说成是空前绝后的举动。另一方面，如果要说五经之成只与孔子相关，《易》、《诗》等不经孔子就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就不能肯定孔子以前的《诗》、《书》等著作有什么圣人之道，更不能说《周礼》已有完备的圣人之道，这就从根本上否定孔子的五经与《易》、《诗》等的相互联系，而不能讲什么述而不作了，只能说作而非述了。
这一矛盾在他的孔子修《春秋》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孔子修《春秋》是为了示法戒，垂统纪，那么，就应该将各国《春秋》中不合圣人之道的书法、史法统统改正。但这样就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作而非述了。而讲孔子述而不作，甚至连最为不义的史法、书法也因而不改，这样的述而不作又怎么能示法戒，垂统纪呢？所以出现这一矛盾在于叶适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从重史、重实的立场，正确地看到了孔子与五经的继承关系，不得不讲孔子述而不作；另一方面，宋代已是圣人被绝对化的时代，受其风气的影响，他又不得不神化孔子的述而不作，将其神化为空前绝后之举。在叶适的这一矛盾之说中，他神化孔子的述而不作不过是受时代影响的与时之论，而真正有见解的是他对五经与先前典籍承续关系的认识，这才是叶适的孔子述而不作的真意所在。
他为了强调五经与先前典籍的继承联系，甚至将这种继承关系上升到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高度来论说。叶适说：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之道所以载与后世者在此，盖自尧舜至于周公，有作矣，而未有述也。天下之事变虽无穷，天下之义理固有止，固后世患于不能述而无所为作也。（注：《习学记言序目·论语》。）
从尧舜到周公，人道之义理已经阐发至尽，故周公以后是作与述的分界线。这之前是尧舜至周公作的时代，这以后只能继承其说，述而不作。因此，孔子的述而不作乃是历史的不得不然：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也，多见而识，知之次也。”六经之外，孔子之前，作者于今尚在，其知与不知皆可验也。世方竞于作，则无知而妄为。固亦无怪。自孔子回作为述，以开天下，然后尧舜三代之事不至泯绝，性命道德有所统纪。如使作而未已，舍旧求新，无复存者，则人道坏，散为鬼蜮，又如羲黄之时矣。（注：《习学记言序目·论语》。）
历史已决定孔子时只能是述而不作，因此，作就是无知的妄为，如果人人都作而不述，就会败坏尧舜以来的人道，使人们回复到人散为鬼蜮的羲黄时代，尧舜以来的人道就无以保存。正是孔子的作而不述，才使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得以保存。他还把作而非述还是述而非作视为孔子与诸子的根本区别：“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搜补遗文坠典，《诗》、《书》、《礼》、《春秋》有述无作。”（注：《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三》。）
这种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探讨文化学术的演变，是叶适学术思想的一个优点。他据此从《诗》、《书》、《春秋》中探求历史演化的线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但他以孔子以前为作的时代，以孔子开始为述的时代，来论证孔子述而不作的历史合理性，却是不正确的。如果从孔子开始只能述前人之作，后人只好以陈述前人为务了，这在实际上就否定了历史进一步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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