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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论坛”是全国政协发起并举办的重要国际会议。举办者旨在围绕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全球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开展研讨，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促进合作。1996年以来，已先后在北京召开过两次会议，均获得圆满成功。2001年9月4日～6日，“论坛”在京举行了第三次会议：“21世纪论坛——绿色与环保2001”，“绿色与环保”就是此次会议的主题。
出席会议的代表都可发现，这次国际会议上的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9月5日上午，以“可持续发展城市”为议题的第二分会场上座无虚席，北京市市长刘淇出席了会议的闭幕式并以《实施“绿色奥运”，实现可持续发展》为题发表演讲，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他向中外与会者介绍了北京“绿色奥运”的目标和规划以及积极推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种种打算，博得了听众阵阵掌声。
什么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齐默尔曼（国际可持续发展城市协会副秘书长兼欧洲地区主席）在发言中指出：“目前，世界上没有一家研究机构能够对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构成做出权威性的定义。”他认为，“从字面上讲，可持续性意味着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可持续的能力。社会、经济、自然或环境条件应该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向好的方向发展。”齐默尔曼在发言中从7个方面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一般认为，不管你如何定义可持续发展，它应当坚持四个方面的原则，即首先是发展原则（持续收益）、其次是协调原则（发挥整体功能）、质量原则（无负面影响）和公平原则（有限利用资源，兼顾代际和代内的利益均衡合理）。
我国政府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十五”期间的重大发展战略，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个环节，推进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追本溯源，这样的理念在我国应当说是根深蒂固的了，王如松（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提供的资料表明，早在3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成天下”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包括道理、事理、义理及情理。中国封建社会正是靠着对天时、地利及人和关系的正确认识，靠着阴阳消长、五行相通、风水谐和、中庸辩证以及修身养性自我调节的生态观，维持着其3000多年稳定的生态关系和社会结构，养活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使中华民族在高强度的人类活动、频繁的自然灾害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胁迫下能得以自我维持、经久不衰。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从以下的数字可看得出来： 1949年，我国总共只有132个城市，而到1978年就增加到193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到2000年城市数量已达到668个，建制镇为20312个，城市人口也由1978年的l.7亿增至4.56亿，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由17.9%上升到36.1%。可以预测，“十五”期间，中国城镇化速度还将进一步加快，一个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系统工程将在全国推开。
城市可持续发展强调长远利益和代际公平，同对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内容。刘维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江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博士研究生）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城市发展。1994年中国政府批准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把我国的城市建设成规划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城市。建设部等有关部、委在联合编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居发展报告》中，更为具体地规定了把环境综合整治和住区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工作的重点。
目前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甚多
尽管国际国内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认识上存在差别，在衡量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研究和应用上更不相同，但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甚多。杨重光（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在以《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题的发言中对此罗列了一些制约因素或矛盾：水资源短缺、管理欠佳，土地有限、城乡争地，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压力加重，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道路拥堵、交通紧张，地区差异明显、贫富分化凸现，城市人口素质堪忧、老龄社会问题多。牛文元（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教授）也认为，如果不及时控制污染，将对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极大的负效应。他列举我国多项国情的情况说明，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存在着“先天脆弱性”。因此，在相同条件下，牧业、农业、工业、矿业等诸业的发展成本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自然保护成本、生态恢复成本、基础设施成本、特别是侵蚀治理成本更高于全球水平。由于森林覆盖率的下降，我国1500年以来的自然灾害的频率呈明显递增的趋势，现已为全球自然灾害频率的1.18倍。牛文元指出，尽管过去的20年，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指银行储蓄额占GDP的百分比）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的赤字换来的。他认为“这种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作为代价的经济效益必须进行有效地修正。”他透露，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
梁从诫（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风尘仆仆地由斯德哥尔摩赶到了论坛的会场。他是这样描述我国现状的：13亿人口靠着我们极少的人均资源却在维持着空前规模的经济发展。我们GDP的每一分的增长都要靠资源以及排污的过量付出来支撑。因此，我国在环境上的负担日益加重。人口的增长千万不要超过16亿，否则那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梁从诫强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环境保护不单是政府和专家的事。梁从诫说，他上大学的时候，街上没有几家卖涮羊肉的店，而现在到处都在涮在烤。他说“当你在吃羊肉串和涮羊肉的时候，你能说跟北京现今频频发生的沙尘暴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他的一番话，引起了与会者会心而苦涩的笑，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没有全体公民环境意识的加强，不积极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国将难有一个绿色的、美好的未来。
中国面临着“充满激情与挑战”的机遇
“21世纪论坛——绿色与环保2001”会议是一次群英的盛会。与会的中外朋友济济一堂，畅所欲言、直抒高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会见出席会议的外方代表时说“一个地球，一块地；一个星球，一片天。海水没有边界地来回流动，空气不用签证地进进出出。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各国自己的努力，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靠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李瑞环主席那生动而形象的语言揭示了绿色与环保、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少外方代表在发言中都对我国已有的成就给予了肯定。
巴克利·肯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策与法律局局长）赞赏中国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为绿色与环保所做的努力。他说：每次我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时，都被发生着的快速变化和进步所打动。我注意到，中国经济日益繁荣，城市日趋现代化。我还满意地发现，环境事务正日益受到重视。新的技术和法规改善了城市的环境状况，而且，自然区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保护。在我看来，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典范，就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政策重心集中在可持续发展上，我们需要将经济发展与保证环境和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考虑。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从来都是有益于全球环境的。中国在生态农业方面的经济就是这样一个与我们今天的议题有关的积极行动。几位来自非洲的专家到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受益匪浅，他们从实地考察中切实了解了生态农业的益处和技术。
瑞斯特·沙帕拉（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主席）赞赏“21世纪论坛”组织者的匠心，他说早在公元前2000年，一些中国的统治者就要求适当使用森林资源，并提出了根据自然发展规律管理山、河、湖和森林的思想。他表示，相信这次会议不仅关系到中国，还和整个国际社会相关联。
齐默尔曼则指出：1992年全球首脑峰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并通过了国家21世纪议程的国家，并且始终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实践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与国外来宾相比，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更加关注我们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我国和先进国家间的差距，这正体现了我国人民对未来的强烈责任感。
我国加入WTO的谈判历经15年终告结束。漫长的谈判，风风雨雨，每取得一点进展，特别是当中美达成协议后，我国的谈判高手喜极而泣之时，场外的国人特别是从事环保的专家们却在担心，自己国家将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一些短视的地方官的支持和纵容下矿产资源被滥采滥挖，土法冶炼使毒气充斥漫山遍野，一次事故少则数人多则几十人死于非命……把珍贵的产品销到国外，把严重的污染留在家乡，甚至留给后代子孙。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入世后，最大的风险其实不是关税减让，也不是市场准入，而是我们不熟悉规则，不做准备。不知道规则，就不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更谈不上用规则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盲人骑瞎马这才是最可怕的。
与入世相比，人们对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一事感到更多的是机遇。北京桑德环境保护产业集团总裁文一波是作为相关企业的代表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他说“北京申奥成功了，作为一个耕耘环保的群体，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环保产业遇上了难得的向纵深发展的大好历史时机。我作为一个经营环保的人，当然很关心政府那500多个亿会怎样充分而有效地运用，又有多少能进入我们的口袋。”的确，申奥、入世给中国的环保带来了一个充满激情与挑战的机遇，一个具有广阔潜力的市场。如何抓住机遇，扩大市场，并以此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才是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环境与市场”辩证关系的核心所在。
有消息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拉动中国经济。人们预测，未来的7年，因申奥的成功我国的经济每年将增长0.3个百分点，仅北京市用于奥运会的投资就将达2800亿元。企业家关心投资取向，专家和学者则更多地关心的是城市的规则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刘维新等指出：眼下城市规划实施困难，中国当前很多城市的管理者不能正确理解城市规划的意义和作用，往往津津乐道于城市规划研究成果本身而不是规划实施的成果，正所谓“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也正是因为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没有必要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以至于某些城市的规划工作者迎合城市管理者的求高心理，将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指标盲目扩大，根本不考虑由此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甚至有些城市规划被投资者牵着鼻子走的可悲事件也屡屡发生。
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不少来自外国朋友的善意提醒。马德·齐白塔（国际林业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在讨论什么是市场驱动的经济问题时说，中国一直是最系统、最努力地执行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决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已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是有效地反对荒漠化的计划，同时，中国还采取了许多措施遏制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抗污染和促进合理的碳排放模式。他提醒我们，中国的经济部分掌握在私有者手上，私有者有获得直接利益的欲望，中国怎样确保环境与经济平衡的承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认为，负责的私营企业需要激励以反对与国内外不负责的私营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市场需要环境服务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样企业可以在赚钱同时也对社会有好处。到目前为止，对经营公共商品和服务授予专营权是保护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好的办法。
王学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对北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三条建议。他认为，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一千多万人口的规模注定了北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上，以提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发展北京经济，工业是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方面，如何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还有一些问题应当引起注意：
1 要根据北京市的相对优势和劣势规划城市工业的发展重点。北京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放在耗水少、污染低和适合首都特点的城市型和知识密集型工业；
2 要根据工业生态学的思想，通过规划引导、建立健全相关法规等多种手段，形成覆盖北京市，乃至周边地区的产业生态链，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 要充分发挥和利用首都科技资源丰富和人才荟萃的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起步较早，基础较好，相对全国其它省、市、地区有一定优势。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高新技术还没有很好地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由于机制、观念、思路等方面原因，这个途径的作用还不明显。
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与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大不言而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按照党中央的规划到本世纪中叶，即建国百年之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地域，将先期进入小康社会。相信到那时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将是完全建立在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进步与发展，这必将是人类的又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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