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人力资本：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_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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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3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6)-06-0113(06)

      一、研究背量及意义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于我国维持民生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作用。当前我国正步入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力由劳动和资本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生产成本攀升的双重困境，如何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乎民生的重大课题。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未来农业经济的转型将与农业信息技术的推广和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的行动计划，旨在推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与现代产业跨界融合的新经济态势。201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一批现代产业与信息技术融合、跨界的新经济形态，正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农业领域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1]据2016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28.4%，“互联网+农业”的模式也成为当下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互联网的推广能否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种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差异?目前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深入分析和实证验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生态改善的迫切需求，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可能仅靠土地、劳动力和资产等传统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因而需要找到新的切入点来寻求农业发展路径。在经济增长的理论中，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构成的人力资本也看作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对于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贡献作用。在现实中，农民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和推动者，凝结在其身上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教育状况等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基于以上现状，本文重点探讨互联网、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之间的关系，采用我国2002年-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人力资本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充实“互联网+农业”研究领域的新视角。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互联网可以被视为一个真正的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具有技术推广的普适性和技术创新的内在潜力。运用网络资本的形式，可以使不同的经济领域均获得较高的生产力，[2]研究互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3]我国的农业领域对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相对较晚，目前对于“互联网+农业”的跨领域结合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际应用和理论探讨层面，主要是指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的生产、流通、农村综合服务等领域相结合。[4]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对于推动传统农业向知识型农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已有经验证实“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存在着众多的优势，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土地和水资源存在较大的刚性约束，农业发展资金的不足，农村缺乏较高素质劳动力，这些种种因素对互联网应用于农业造成一定的制约。[5]

      在互联网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Basu & Chakraborty提出改善美国农场的信息获得技术，不仅要考虑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也应该注重调解网络访问的社会特征及其地理分布。[6]国内关于互联网应用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方面。董鸿鹏通过运用C—D生产函数定量分析了信息化与农业经济的关系，研究得出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要大于资本对农业经济的贡献。[7]孔令孜研究得出，信息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6.22%。[8]国内学者认为，农村地区发达省份和欠发达地区省份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存在极大差异，经济发展程度和电脑网络普及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9]还有的学者提出，“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必须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作支撑，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下降。[5]因此，在研究互联网对农业经济影响作用的同时，也要将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机制考虑在内。

      Romer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视作经济生产中一种特殊的资本，认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能带动物力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收益递增，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10]在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多数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王振华利用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代表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认为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及其结构能够有效解释农业经济的增长。[11]然而，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陆宁研究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业经济增长呈反比，并解释原因一方面由于高学历、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无法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上体现出优势。[12]此外，在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方面，万三敏研究表明，在农业增加值的影响因素中，粮食播种面积与化肥使用量作用较显著，而农业机械总动力以及农药使用量的作用不明显。[13]刘晗研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今后的农业政策应该合理配比财政支农资金，促进农民收入增长。[14]

      纵观已有文献可知，目前国内外关于互联网对农业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和应用层面的定性分析层面，而利用实证数据模型定量测算互联网对农业经济的贡献作用的研究仍然较少，并且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农业信息化的角度切入，并没有考虑互联网使用主体的普及率的提升对于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再者，分析互联网对于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同时要考虑农村人力资本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虽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比较成熟，但聚焦于农业领域，分析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不多。本文从互联网、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探讨互联网以及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三、互联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

      1.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一般运用可以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C—D生产函数，其对数化的形式为：LnY=LnA+αLnK+βLnL。为研究互联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需要对上述函数进行改进，构建包含互联网、人力资本等变量在内的生产函数。具体如下所示：

      

      其中，农业经济增长(Ae)用各省市人均农业产值(单位：元)来衡量；互联网(Internet)用CNNIC发布的各省市互联网普及率(单位：比例)指标来衡量：农村人力资本水平(Rhc)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单位：年)来表示，以农村各学历程度的人群比例为权重对受教育年限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其它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Fixedassets，单位：元)、农村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单位：比例)、人均农用机械动力(Adpower，单位：千瓦)、人均农用化肥施用量(Agchemical，单位：千克)、人均农作物种植面积(Cropareas，单位：千公顷)、人均农村用电量(Electricity，单位：千瓦时)和乡镇平均文化站数量(Culturalstation，单位：个)。在分析过程中，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以2002年的可比价进行调整，利用对应年份的农业产值或投资除以消费价格指数得出实际农业经济增长量和实际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为从动态角度考察研究各变量的特征，本文选取2002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西藏地区有部分年份的变量数据缺失，因此在分析中剔除。表1中列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各研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由表1中数据显示，在人均农业经济方面，东部地区为3878.98元，远高于全国平均值3531.31元；中部地区为3599.97元，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为3159.08元，远低于平均水平，并且西部地区标准差较大，说明地区内部之间的人均农业经济差异较大。互联网普及率方面，东部地区普及率最高为30%；中部和西部的互联网普及率相近，分别为18%和17%，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农村人力资本方面，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6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8.80年和8.32年；西部地区为7.4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它影响因素中，人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全国平均为283.86元，东部和西部地区偏低，分别为268.00元和263.91元；中部相对较高为325.85元。农村劳动参与率方面，东部地区为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低，分别为53%和54%。人均农用机械动力方面，中部地区为1.23千瓦，要高于东部的1.10千瓦和西部的1.01千瓦；人均农用化肥施用量方面，全国平均为70.52千克，中部地区相对较高为80.04千克；东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低，分别为65.78千克和67.05千克。人均农作物种植面积方面，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高，分别为2.75千公顷和2.51千公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4千公顷；东部地区相对较低为1.49千公顷。人均农村用电量方面，东部地区为2471.16千瓦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43.45千瓦时，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偏低，分别为411.74千瓦时和262.40千瓦时；乡镇文化站数量方面各地区均值较接近，每个乡镇平均有1个文化站。

      

      2.模型数据分析

      由于本文选取变量均为面板数据，在建模之前进行了取对数的处理，用LLC和ADF检验两种方法对各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判断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经检验可知，研究选取的变量序列平稳并且不存在多重共线。在此基础上，以各省市的人均农业经济增长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普及率、农村人力资本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利用2002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利用F检验进行识别之后，全国以及分地区的模型设定选用变截距模型更为合适，之后的Hausman检验中，除全国地区模型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之外，其余地区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2中列出模型估计的系数以及模型设定和检验的结果。

      由表2中模型估计系数结果可知，对于模型系数的整体检验均显著拒绝原假设，并且R方均在0.75以上，说明各地区模型的整体拟合结果较好。从全国来看，互联网普及率对人均农业经济增长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为0.183，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能引起人均农业经济快速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互联网普及率增加1%，人均农业经济会增加0.183倍。分地区来看，在东部地区模型中，互联网普及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各区中最高，弹性系数为0.228，中部、西部的互联网弹性系数分别为0.103和0.139。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经济程度发达，网络基础设施完善，提高东部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利用“互联网+农业”的现代经营模式能够促进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网络基础设施相对欠缺，但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推广，也会为地区农业经济的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在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方面，从全国及各地区的模型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398、0.197和0.058，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已逐渐成为促进人均农业产值增长的动力，并且农村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只有通过落后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广、大力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农业技术的培训，才能使得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起到较大的贡献作用。

      在各地区的模型中，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农村用电量以及乡镇文化站数量这些因素对人均农业经济增长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说明通过增加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以及农业机械化用电量等传统要素投入对人均农业经济的增长仍有重要作用，并且在农村建设乡镇文化站能带动农业信息的交流及农业技术的宣传，进而促进人均农业经济的大幅增长。此外，由以上各地区模型可看出，农业固定资产对人均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为负，这与刘晗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相同，表明当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配置的不合理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阻碍作用。[14]而农村劳动参与率和农用机械拥有量对各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在全国和东部模型中，农村劳动参与率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模型中影响作用却相反；农用机械拥有量仅对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其它地区的农业经济影响作用不明显。这是由于相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而农村劳动力人口已达到饱和状态，劳动力与其它要素资源的投入配置不当，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出现负向的影响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利用2002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按照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构建了包含互联网、人力资本在内的C—D生产函数，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以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推广，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会为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并且这一影响作用对于信息经济较发达、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东部地区尤为明显。第二，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农村人力资本在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均教育年限能够带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三，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以及农业机械化用电量等传统要素投入的增加在农业经济增长中同样有重要作用，此外，适当增加农村乡镇文化站能丰富农业信息的交流、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第四，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为负，当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配置的不合理对农业经济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第五，农村劳动参与率对不同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同，增加农用机械量仅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而对其它地区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由此可以看出，互联网普及率、农村人力资本已逐渐成为促进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互联网以其快速传播与广泛覆盖的特点，加快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推动了科技与农业的融合，为现代农业经营带来全新的空间维度和发展模式，而农村人力资本作为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主体，对于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增强农业产业竞争力具有着重要意义。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建议如下：一方面，强化“互联网+农业”的融合模式与发展途径，用互联网思维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体系，要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从农村电子商务入手，做好农村综合信息服务，探索“互联网+农业”新技术推广O2O新模式；另一方面，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对于偏远地区要重视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此外，也要重视农业传统要素的投入，大力建设乡镇文化站，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要依据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情况要进行适度投资，防止资产资金投资过度投入所导致的“挤出效应”，同时积极引导劳动力转移，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和农用机械化资源同样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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