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迁的生死观到革命者的生死观_司马迁论文

从司马迁的生死观到革命者的生死观_司马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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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中年以上的人,对《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话是“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是革命者的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司马迁对人生意义问题作出的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总结,也是他的生死观的精华所在。这句名言至今被亿万人们所传颂。司马迁为什么能说出如此震撼千古的名言呢?

这句名言出自于《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是司马迁对三千年来各种人物命运考察的总结,也是他人生体验的结果。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开始了史官的生活。为了继承父亲的遗愿,他努力写作《史记》。然而,李陵之祸却降临到他的头上。公元前98年,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战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汉武帝认为他替李陵辩护,诋毁自己的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处以死刑。根据汉代法律规定,犯死罪的人可以交五十万钱赎死,或以腐刑免死。司马迁无钱赎罪,为了完成《史记》只好下“蚕室”,忍受奇耻大辱。出狱后,汉武帝命他为中书令。这是宦官担任的职务,负责将官员的报告转达给皇帝,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名义比太史令高。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尊宠任职”。好友任安(字少卿)也有这种看法,并在信中希望他能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其实,在司马迁看来,中书令不过是个“扫除之吏”、“闺阁之臣”。然而,他的悲剧人生,就连多年的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的内心十分痛苦。经过了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把自己的耻辱、悲愤的心境以及活下去的决心、勇气和盘托出,跃然纸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荡气回肠的《报任安书》。

这封信的内容有三,一是他对李陵的看法以及他与汉武帝之间对李陵看法上的矛盾冲突,二是司马迁撰史的决心,三是表述了编写《史记》的原则与宗旨。第二部分的内容最为精彩。无论是感情的悲愤还是义理的深邃,无论是言辞的委婉还是文势的跌宕,都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他在信中罗列了人的九种受辱内容之后写道:“最下腐刑,极矣。”腐刑是受辱之最。因此,每天他都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中:“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此残酷的精神折磨下,司马迁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文采而不表于后世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一伟大的事业,他不能像蝼蚁那样轻生,要死得重于泰山。每当他想到那些成就大事业的“立言”者所经历的各种磨难,更加坚定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他在信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俶傥非常人之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看来,轻生并不是贤者,而那些为了完成功业而能忍辱负重的人才是贤者,是“烈丈夫”,懂得生命的价值。《史记》中也多有这方面的论述。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行为,司马迁的评价是:“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至于勾践的卧薪尝胆、韩信的胯下之辱都受到司马迁的赞赏。正因为司马迁勇敢地活下去,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史记》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不畏生死,忠于理想、忠于事业的楷模。

毛泽东同志一生酷爱历史,熟读《二十四史》,对《史记》更是情有独钟。从《毛泽东批读〈史记〉》一书得知,毛泽东多次读《史记》,并做了很多批语札记。他读史书,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立足于古为今用,把历史读活,用于实践,阐发出新的意境。

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的生死观、价值观的判断,基本上是以“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为标准的,且又是从一己的利益出发的,宣扬的自然是英雄史观。司马迁也不例外。他之所以“隐忍苟活”,是因为要继承父亲的遗愿,“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也是为了个人的“名山”之业,不可能跳出“小我”的牢笼。这是他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而毛泽东一向反对英雄史观,高扬人民创造历史。因而他不仅参加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还讴歌了张思德同志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引述司马迁的“泰山”“鸿毛”后,却为之赋予了新的内容,阐述了革命者的生死观:“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论述的生死观,是把个人和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司马迁的生死观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正因为毛泽东的引述,才使我国古代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流布于千家万户。

《为人民服务》影响了我国几代人。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除了在军营里还能听到那铿锵有力的“为人民服务”的声音外,其他地方很难再听到了;至于“为人民利益而死”的精神,有些人早已淡忘了,甚至走向了反面。这让我想起了“文革”时期的周总理,他的上衣总是戴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言行一致,真正做到了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即将来到,好在这篇文章不长,不妨再读一遍,以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炬,发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精神,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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