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苏州方言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苏州论文,方言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正在进入它的鼎盛时期，詹 伯慧先生前不久著有长文，对此已经作了详尽的评述。本文想从一个局部来谈谈苏州方言 这样一个地点方言这二十年来的研究情况。
壹
吴语是最重要的汉语方言之一，而吴语中的苏州话，由于苏州这个城市的历史地位，也因 为苏州话自身的一些音韵特征，向来被当作是吴语的代表方言，古往今来一些人所谓的“吴 侬软语”，在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苏州话。
对苏州话进行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肇始于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5年和192 6年，钱玄同和赵元任两位语言学前辈先后分别发表了《苏州注音字母草案》和《北京、苏 州、常州语助词研究》，揭开了对苏州话研究的序幕，而赵元任氏于1927年对吴语的大范围 调查，以及随后在192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山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则在奠定 对整个吴语研究基础的同时也奠定了对苏州这样一个地点方言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原 因，这一良好的开端在以后的岁月里并没有很好地繁衍成长起来。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国内能够看到的有关苏州话的其他研究材料少得可怜，现在大家经常提到的好像 只有一本陆基的《注音符号 苏州同音常用字汇》(1935)。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久，随着国家 为 实施推广普通话政策而进行的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开展，跟全国掀起方言普查的热潮同 步，苏州方言的研究也萌发了新的生机，陆续出版了几本新书，如1958年廖序东的《苏州语 音》（其中主要工作1948年就已完成），1959年南京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的《苏州人学习 普通话手册》，1960年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这本 书中的苏州部分比赵氏《现代吴语的研究》中的苏州部分在总量上有较大的扩展。由袁家骅 等 编著的《汉语方言概要》也在同年面世，其中“吴方言”一章有关苏州话的内容占据了相当 的篇幅。同时，《中国语文》还在六十年代初期接连发表了金有景两篇讨论苏州话数词语音 和方位指示词的文章。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夜袭来，整个学术界万马齐喑，方 言的调查研究自不待言也就偃旗息鼓了。这样，连头带尾又沉寂了十五年。一直到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后期，语言学和方言学才得以逐步复苏，进入八十年代开始显露出新的繁荣。苏州 方言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重新启动的，不过它一旦启动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终于由青翠而葱茏，已经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了。
贰
在评述苏州方言这二十年来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之前，首先要谈谈这一时期苏州方言研究 的几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起步早，新人多，数量大，涉及的方面广和讨论的问题深。
“文革”结束以后，为了讨论语言科学的复苏问题，《中国语文》编辑部于1978年在苏州 召开了全国语言科学工作者会议，复苏方言学的研究当然也是题中之议。李荣先生在会上主 要引用苏州话的材料作了《吴语本字举例》的学术报告，指出方言研究的功用。会后，当时 已经年过半百的叶祥苓先生自告奋勇地认领了编写《苏州方言志》的任务，并很快风尘仆仆 地奔 波于广阔的苏州市和吴县境内，调查了260多个点的49个语言差异项目，绘制成《苏州方言 地图集》一册于1981年在日本出版。1979年，预示着汉语方言研究将飞跃发展的《方言》季 刊创刊，就在创刊号上，叶氏又发表了《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并由此而引发了以后长 达数年的对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热烈讨论。1980年，叶氏再著《苏州方言中[ts ts‘s z]和 
的分合》一文，而谢自立也在李氏《吴语本字举例》的启发下同年讨论了《苏 州方言的五个合音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有关苏州方言中一些重要现象的讨论文章就已 经百花齐放、琳琅满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了。
除了像叶氏这样宝刀不老的老将以外，还涌现了像钱乃荣、汪平、刘丹青、石汝杰、李小 凡 这样一批比较年轻的学者。他们都是国内几个名牌大学或中国社科院八十年代早期的研究生 ，师出名门而又刻苦勤奋；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知识结构也比较合理。他们早在八十年 代就开始崭露头角，进入九十年代则都成了主力。长江后浪推前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这样一批新人，苏州方言的研究要想取得现在这样的局面是很难想象的。
正是在这些新老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二十年来苏州方言研究已经公诸于世的成果数量是极 其骄人的。据我手头很不完整的资料显示，到2000年为止，公开出版的成本著作已达8部， 而论文则在80篇之上（港澳台地区和国外学人的论著资料不全），其中还不乏有能反映苏州话 乃至吴语全貌的《当代吴语研究》、《苏州方言志》、《苏州方言词典》这样的有分量 的著作。且不说内容和篇幅，光就种数而言，二十年所做的工作就超过了以往六十年的将近 10倍。
前六十年的研究虽然间或也涉及到其他一些方面，如赵氏最早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 词研究》，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共时的语音系统方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而这二十年来的近 90种论著所涉及的面就广得多了，既有语音的，又有词汇和语法的；既有共时的描写，又有 历史的构拟或探寻；既有用口问耳听手记的传统方法做的，也有用声学仪器的物理方法做的 ；既有定性的讨论，也有定量的研究等等，无论在范围、方法和手段方面都大大地扩展了。
随着各个方面成果量的增大，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其中对连读变调的讨论尤为突出 ， 从讨论连调格式开始，进而提出了“语音词”的概念，大大深化了对苏州话连读变调的认识 。对语法的研究和讨论，也是从考察个别虚词的用法开始，进而把某些封闭性词类作为一个 系统来逐一考察，再进而来考察重叠、体貌这样一些重要的手段和范畴，步步深入，一直到 尝试建立方言的语法体系。再比如，对晚近几十年来苏州方言中某些语音的变异，通过对大 规模抽样调查所得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来推断它们发生的大概年代和大致途径，这也比通常 定 性式地指出老派怎么读、新派怎么读在认识上要丰富生动得多。
叁
下面，我想按性质分成四个方面，来扼要地叙述一下苏州方言研究这二十年来所取得的一 些 具体成果：
一、出现了三部能反映苏州方言全貌的有分量的著作。它们是钱乃荣的《当代吴语研究》( 1992)以及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志》(1988)和《苏州方言词典》(1993)。
如前所说，二十年代赵氏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奠定了吴语和苏州话研究的基础。而时过 六十年，钱氏在八十年代重踏赵氏的足迹，再访赵氏所调查的各点，描写了这些地方六十年 以后的新的语言情况，写成比赵氏原书规模大得多的170万字的巨著。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 反 映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吴语的全貌，但是如果我们把其中的苏州部分抽出来，那它本 身也就构成了一部相当完整、全面的苏州方言志。其中既有对语音系统及其变迁的详细描写 ，又有近2000个常用字的同音字汇、980个常用方言词、50多条重要的语法例句；而且还对 各种类型的连读变调用新理论作了详尽的描述。书中对吴语语音的历史演变和方言语法 特点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这在以往以共时描写为主的方言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显出了它厚 重的 学术气息。因为它是在整个吴语的全局中来描写苏州话的，所以也使得人们在认识苏州话的 时候视野更加宽阔，得到更多的启发。总之，这是一部目前研究吴语和苏州话的较为成 功的重要著作。对这部书的详细评介可参阅石汝杰、刘丹青的《〈当代吴语研究〉述评》(1 995) 。
叶氏的《苏州方言志》比钱著的出版早了四年，是反映苏州话全貌的第一部大书，从此结 束了苏州话无志的状态，首创之功盖莫大焉。全书基本上按照由丁声树、李荣先生奠定的《 昌黎方言志》的体例规范，共分导言、苏州方言的内部差别、苏州方言的特点、苏州音的分 析、苏州同音字表、苏州音和《广韵》的比较，苏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较、苏州话标音举例、 分类词表九大章。其中汇集的方言同音字在3000以上，分类词条几达8000，话语标音材料有 9大类，特别是还有50幅涉及市区和郊区260多点的方言地图，内容之宏富可见一斑。在我看 来，全书最大的成就莫过于这50幅方言地图。前面说过，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叶氏就风尘仆仆 地奔波于苏州市和吴县境内的大小村镇，经过大量艰苦的调查，归纳出49种主要差异（语音1
0种，词语39种），绘制成50幅地图（包括1幅总图），为我们了解一个不大地区内的方言复杂 现象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就一个地点方言而言，做出这样的工作，恐怕一直到现在为止也还 很少能为其他同类著作所企及（《昌黎方言志》是12幅），所以1981年首次在日本出版后就引 起较大的反响，现在并入《苏州方言志》以后自然就进一步增强了全书的分量。本书在其他 方面提供的材料虽然堪称丰富，不过仔细阅读之后，也能发现还有一些语言事实不确、表述 前后不一、本字考订不够谨严、引用语料范围不当等瑕疵，给人们使用这些材料带来一定的 不便。此外，语法部分的描述过少，也是一个不足。关于本书的评介可参阅许宝华、汤珍珠 的《〈苏州方言地图集〉评介》(1983)和石汝杰的《关于方言志编写的几点想法——兼评叶 祥苓著〈苏州方言志〉》(1990)。
这里还要补充指出，1995年出版的由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苏州市志》里列有张 家茂、石汝杰两位执笔的《方言卷》，实际上也是另一本苏州方言志。内容包括概述、语音 、同音字表、方言词语、语法简述等五部分并附一份语料，也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苏州方言 的总体面貌，特别是增大了语法部分的分量并且叙述谨严。作为一部地方志里的方言部分应 该说是相当理想的了，不过毕竟篇幅偏少（317-358页，共41页），材料不是太丰富；又受到 排印条件的限制，词语部分未能标音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叶氏的《苏州方言词典》是叶氏对苏州方言研究建设作出的另一个贡献。1991年李荣先生 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决定先出43种分地词典（后实出41种），本词典即为其中的一 种，成为第一本比较全面记录和诠释苏州话词语的词典。按照大词典编写的统一规格，除书 前有引论，书后有义类和笔画索引外，正文以韵为序收录了大约7000多条词语。词目之后先 标音，再释义，有不同义项的分列义项，有的还附有用例。所收词条中不少确实是当地方言 词，并且还包括了当地的一部分熟语、歇后语和谚语。有些释文结合地方特点写得很精彩， 比 如在释“炒肉圑子”条时，在说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糕点之后，加注了“这是苏州观前街 黄天源糕团店的传统名点，夏季供应”；在释“宽汤”一词时，除了解释它“面汤要多一点 ”的意思外（释文似以“形容面汤多”更准确，那样可以跟“宽汤”一词的词性一致——谢 按），又加注“在苏州面馆吃面时，关照堂倌面汤要多一点就说‘宽汤’，如果面汤要少一 点就说‘紧汤’”。地方特色非常浓郁，对了解苏州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很有帮助。不过 有少数词条释义不完全准确、释文跟词目的词性不对应或漏列义项等毛病，特别是对一些词 的连调标注和实际读音可能有距离，比如把本该读
的“罩裤”标为
，本该读
的“苦瓜”标为
等。
二、对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自叶氏在《方言》创刊号上发表《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 》一文以后，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对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讨论，它的余波一直到现在也还 没 有消失。其间发表的文章，包括专门讨论或涉及到的不下有十四、五篇。
叶文发表后，张家茂最早著文《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1979)，跟叶文商榷两 字组里作为前字的上声和阴去在变调以后的调值问题。嗣后，谢自立又著文《苏州方言两字 组的连读变调》(1982)，跟叶文进行全面商榷并指出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一些特点，主要有 ：
在两字组里根据字与字结合的紧密程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连读变调，结合得紧密的通
常后字会发生变调并且读得较轻，前后两个字形成一种重轻的节律关系，只有这种结合才是 严格意义上的连调单位。
结合得是否紧密，取决于某些语法关系，也取决于语气上是否强 调后字而重读。在前字舒声的两字组里，如果后字重读就不是一个连调单位。
在一个前字
舒声的连调单位里，前字的调值（包括本调和变调）决定后字的变调，所有后字的调值会趋于一律。这样，就后字来说，原来调类是相同的，因为处在不同调值的前字之后会变得不同；而原来调类是不同的，因为处在同一个调值的前字之后，会变得相同。
在连调单位里，同 一个调类的前字往往会出现几种不同的变调调值，从而使得后字的变调调值也不一样，它们 共同构成一个连调式。
前字入声的连调单位，前字不变，后字的变化情况和前字舒声的连调单位不尽相同。
在上述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苏州话原来49种两字声调组合， 最终只出现16种或11种连调式，前字舒声的连调单位里如果后字舒入分列就是16种，舒入不 分列就是11种。另外，有一些具体的两字组还允许有“跨式”的读法，即既能读成这种连调 式也能读成另一种连调式。谢文还确定并描写了这16种或11种连调式的具体调值。谢文之后 ，钱乃荣、石汝杰联名发表《关于苏州方言连读变调的意见》(1983)，汪平发表《苏州方言 两字组的连调格式》(1983)，又主要针对谢文进行了讨论。钱、石的文章除了对谢文确定的 连调式的调值作个别的修正和补充了一个前字阳入连调单位里的新的连调式以外，还讨论了 谢文所说的两种类型的连读变调。他们把谢文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连调单位叫做“广用式” ，而把那些虽然前字也发生变调但结合比较松散的字组叫“窄用式”，同时论证了广用式和 窄用式的关系，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哪些字组用广用式或窄用式是固定的，而在另外一些情 况下，则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样的互相转化甚至还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词组或句子当中去 ，关键是看语言环境、语速和停顿。汪文也是在前字阳入的连调单位里补充了一个新的连调 式；同时根据廖荣容在声学仪器上做的实验，发现苏州话的两字组在连读后出现的调形恰好 跟单字的七个声调相同，从而把前字舒声的各种连调式分别命名为阴平式、上声式、阴去式 、阳平式、阳去式，尽管每式所包含的原声调组合有的比较复杂。1986年，汪、钱、石并石 锋、廖荣容五位共同署名“五台”发表《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主要因为受到苏州话连 读变调的启发提出了“语音词”的概念，认为“在语流中，每两个停顿之间的语言片段就是 一个语音词”，而且“每个语音词都有一个独立的声调”。它跟语法词没有直接关系，可以 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至此，对苏州话乃至其他方言的连读变调有了新的认识。后来石氏在 《说轻声》(1988)一文中又把苏州话前字舒声的5种连调式叫作轻声语音词，认为它们的后 字变调具有轻声性质；而钱氏则在《当代吴语研究》中运用“语音词”的理论，把吴语区的 连读变调分成初连、复杂、简单、延伸四种类型，并认定苏州话属于延伸型，特点就是“前 字的声调覆盖后字音节，后字失去调子共用前调，连读调同于单音调”。李小凡也先后写了 《苏州方言的字调转移及其成因》(1990)、《离散性连调和聚合性连调》（2001，即出）两篇 文章来讨论苏州话的连读变调。在后一篇文章中，他除了同意以上各家确定和补充的苏州话 两字组有18种（或13种）连调式以外，重点讨论了为什么会存在跨式和漂移现象。跨式是指一 个具体的字组既能读这种连调式，又能读那种连调式；漂移是指前字原本属于某个调类的字 组按常规应读某种连调式，现在却会逐渐漂向另一种连调式。在他看来，这是因为苏州话里 两类不同的连读变调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合比较松散的字组的连读变调是离散性的 ，而结合比较紧密的字组的连读变调则是聚合性的，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聚合是由 离散逐渐演变而来的，一方面是因为由离散性演变成聚合性以后走的道路会完全不同；另一 方面是离散向聚 合的演变在各种声调组合中发展并不平衡，还没有全部完成，目前出现的跨式和漂移现象正 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试图通过对假设的苏州话连读变调历时情况的 论证来解释当前共时状态中出现的复杂性。同一时期，丁邦新还利用讨论所得的材料拟测了 苏州话声调的“基调”（《吴语声调之研究》，1984）；平山久雄也利用这些材料构拟了苏州 话的古调值，并用他早先“祖调值”的“环流”理论来解释苏州话连读变调的成因（《试论 苏州方言变调之成因》，1987）。
对苏州话连读变调的讨论，不仅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连读变调的认识，而且还有助于解决 苏州话眼前碰到的实际问题。长期以来，苏州话的单字由于在连读中的复杂读音致使人们很 难读出它的准确声调。陆基在编《注音符号 苏州常用同音字汇》时就说“平上去三声，在 苏州人嘴里是不大分别格”，所以他的字汇只依声韵和字形排列而不分声调。原因就在于那 个时候他还不了解苏州话的连读变调。现在连读变调搞得比较清楚了，问题相对也就容易解 决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对苏州方言声母、韵母的其他一些考虑，汪平又陆续写出了 《苏州音系再分析》(1987)、《苏州方言的声调系统》(1994)，而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 《苏州方言语音研究》这本专著(1996)。正如该书的内容提要所说：“由于连读变调的影响 ，在苏州话中，许多字读不出声调或拿不准什么调。本书在弄清连读变调规律的基础上，采 用全新的、可以验证的方法，对复杂的苏州话单字调与连调做全面分析；并以此记录真正苏 州 口语的字音，从而真实地恢复苏州话语音的全貌”。全书的核心是第五章字音，共记录6000 个左右苏州口语常用字，实际是一个新的同音字汇，每个字都用国际音标注明书面和口语读 音，以及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声调表现。事隔六十年，终于为陆老先生解开了这个疑团。
三、对苏州方言语法的建构。二十年来，不说从无到有，至少也可以说从少到多、由浅入 深，大家逐步明朗了对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和表述的方法，尝试来架构苏州方言的语法体系。 我认为这是这一时期苏州方言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收获。长期以来，方言研究主要侧重于语 音 ，而对语法缺乏深入的描写，这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方法上的原因。十多年前，我在一 篇文章里曾经说过，方言间的语法差异尽管比语音和词汇小，毕竟还是存在，而且它们体现 在构词法、构形法、词类、虚词、句式、语序、语气表达等所有的层级上，带有较强的体系 性。体系性的差异只有通过体系性的描写才能被完整地揭示出来。但是对方言语法进行体系 性的描写也有它的难处。这首先是因为语法比语音、词汇抽象，很难通过几次调查就把语法 规律概括得非常全面。过去一般的做法是，根据一些常见的语法手段和建立在普通话基础上 的若干条语法例句来找方言的对应现象。这种做法失之于简单。找出来的所谓对应现象往往 是很不准确的。就拿普通话表人复数后缀的“们”来说，表面看似乎可以跟苏州话表人的类 集的“笃”相对应，其实是很不相同的。严格地说，苏州话里并不存在像普通话“们”那样 专 表复数的后缀，“笃”只在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后面有时起到表复数的作用，在其他情况下 只表类集。这种不是深入到方言语法实际里去寻求语法规律而只是从若干表面现象来寻找方 言和普通话对应的作法，只能导致方言语法和普通话语法的“同”大大盖过了“异”，从而 有可能把方言当中真正有特色的语法现象遗漏掉。其次还因为方言语法和普通话语法的 差异确实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大到完全不能认识的地步，其中相同或相近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因此即使有了对方言语法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在叙述中也有一个如何处理跟普 通话相同部分的问题，收之则差异淹没在一致之中，不收则不成体系。但是不管什么情况， 想要建立真正的方言语法体系，首先还是必须深入到方言语法当中去。不能一下子把方言语 法都概括完，那就一个一个地概括，逐步积累就是了；有与普通话相同的地方，一方面是不 用回避，另方面是要去尽量寻找方言中特别的地方，把对特点的揭示放在优先地位。二十年 来学者们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先后发表了苏州方言语法方面的论文多达30多篇。例如：《苏 州方言形容词的“级”》（叶祥苓，1982），《苏州话表疑问的“阿、曾阿、啊”》（汪平，1 984），《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石汝杰、刘丹青，1985），《苏州方言中的“ V快哉”》（张家茂，1985），《苏州话里的语气词“
”》（谢自立，1987），《苏州方言里 的语缀》（谢、刘、石、汪、张，1989），《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刘丹青，1996），《苏州 方言的介词体系》（石汝杰，2000），《苏州方言的重叠式》（汪平，2000），《苏州方言的话 题结构》（汪平，2001）等。这里既有词法、又有句法；既有对个别虚词用法的考察、又 有对某些封闭性词类或亚词类的整体考察；既有对语法手段的考察、又有对语法范畴的考察 ；在主要描写共时平面的同时也旁及历史渊源，总之已经涉及到了苏州方言重要语法现象的 方方面面，有了可观的积累。有些语法现象虽然也需要跟共同语即普通话作比较，但在表述 上则完全摆脱了那种简单对释的低层次作法。厚积就可以薄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 年终于出现了由李小凡写的第一本带有系统性的苏州话语法专著《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全 书没有简单套用共同语语法体系的现成框架，而是比较集中地探讨了构词法、指代词、语气 词、疑问句、体貌系统这样几个足以反映苏州方言语法鲜明特色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 目前汪平也已完成了《苏州方言语法新探》一书的著述，即将出版。从他已发表的《苏州方 言 语法引论》中可以看到这本书可能会在突破传统方面做得更彻底一些，会有更新的思路和 更新的面貌。当然要把一个方言的语法体系完全建立起来，恐怕还要靠许多人许多年持之以 恒 的努力，但是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就不怕慢只怕站了。
四、其他。这一部分只想以列目的方式罗列一下这一时期苏州方言研究在其他方面取得的 一些重要成果：在苏州方言的历史探寻和考释方面，有胡明扬的《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 吴语一斑——〈山歌〉和〈挂枝儿〉所见的吴语》(1981)，张家茂的《〈三言〉中苏州方言 词语汇释》(1981)；石汝杰在这方面用功尤勤，先后发表了《冯梦龙编〈山歌〉虚词札记》 (1989)、《略论〈缀白裘〉的语言》(1990)、《〈笑府〉中所见的明末吴语》(1991)、《明 末苏州方言音系资料研究》(1991)、《明清小说和吴语的历史语法》(1995)、《〈山歌〉的 语言分析》(1996)、《〈山歌〉的词语考释》(1996)等论文，同时还编有《吴语读本——明 清吴语和现代苏州方言》一册(1996)。目前他正在主持编写一本标有苏州读音的《明清吴语 词典》，这又是一个浩大的基本建设工程，我们期望着它的早日出版。在探讨苏州方言的
内部差异方面，属于年龄差别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实习小组的《苏州方言三项
新起音变的五百人调查》(1988)，李小凡的《从苏州青年人语音看苏州音系六十年来的演变》(1988)和《新派苏州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1997)；属于地域差别的有张家茂的《苏州方
言
组、[ts[ч]]组和[ts]组的地域演变》(1988)。在语音实验方面有石锋的《
苏州话浊塞音的声学特征》(1983)和《苏州话浊音声母的再分析》(1990)，廖荣容的《苏州
话单字调、双字调的实验研究》(1983)和《苏州话单字和双字组的音长规律》(1988)。对这 个实验再多说几句，早在二十年代刘复就用旧式的浪纹计对吴语的浊音声母作过实验，提出 了“浊音不浊”的说法。后来赵元任认为吴语浊音声母的音节在单读时和跟在另一个音节后 连读时，其浊音声母带音的情况不一样，单读时并不带音，是“清音浊流”；而跟在另一个 音节后连读时，才是真的带音的浊辅音。七十年代初，末延保雄在日本也对苏州话的单字声 调作过实验观察。进入八十年代，石（锋）、廖两位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美国凯式语图仪及丹麦 F-J型音高计和音强计又对苏州话的浊声母、单字调和双字调做了实验研究，结果证明苏州 话的全浊声母（包括塞音、塞擦音和擦音）跟赵氏原来的描写基本一致；七个单字调的相对音 高及其曲折变化也跟传统的描写基本一致；两字连调的调形呈现跟单字调调形相同的趋 势。
除了上述四方面的成果以外，还有一些研究苏州话的其他文章，本文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肆
二十年来苏州方言研究所以会取得如此之多的成绩，我觉得主要得益于三点：第一是有一 个比较良好的环境，这里既指社会环境，又指学科本身的环境。这二十年来是中国经济发展 最快、政治最稳定的时期，赵氏1928年希望的“要国内太平”已经变成现实。而语言学和方 言学在这样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得以迅速繁荣，拿方言学来说，随着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成立 、《方言》季刊的创刊、《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和各地方言 志的编纂、各类学术年会的频繁召开和各种学术成果的大量出版，赵氏当年期盼的“要等到 哪一天才可以有大队的语言学人马，大规模的来测量全中国的方言地理”的景象，也终于来 临。第二是就苏州方言本身来说，研究它的人相对地要多一些，有一定的人才优势，这在上 面已经说过了。第三，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术空气比较浓厚、学术风气比较纯正，能 够相互检讨和批评，在争论中促进学术的发展。除了上述连读变调的深入讨论以外，在一 些文章中，对苏州方言指示代词的三分问题以及所谓形容词的“级”的问题都有过不同意见 的争论。
我们回顾过去倍感欣慰，而展望未来也满怀信心。尽管研究已经有所拓展，但无论从哪方 面来说都还留有很大的驰骋空间，尽可朝着更广、更深、更精的方向挺进。即便一些已经研 究过的问题，也不妨用新的方法来重加检验。这里我只想再提一个建议，就是有关部门和有 关人士能否考虑建立一种机制，以确保对发展演变中的苏州方言进行有意识的跟踪研究。语 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 州方言的发展变化也在加速。像钱乃荣那样60年后再对赵氏的工作进行跟踪，一则时间长了 一点（以后的60年可跟先前的60年不同），再则规模太大，跟踪研究的难度也会大一些。但如 果仅就苏州一地而言，现有的人力和能力操作起来就比较方便。八十年代初期我在调查苏州 方言三项新起音变的时候曾经设想到九十年代再来调查一次，可惜未能实现。要是现在有一 种机制，保证平时就注意捕捉它的细微变化，而每隔五年或十年再来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这 样就肯定可以使我们不仅在宏观上，而且在微观上弄清社会的发展演变，究竟能给语言的发 展演变倾注多少活力和倾注一些什么样的活力；同时了解语言符号的结构系统在受到社会的 影响以后又是怎样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学—社会学课题， 必将对丰富语言学的理论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