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名利之间——近代中国对科学的态度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利论文,态度论文,学术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论者一般认为是现行学术体制造成的，应从体制上加以检讨①。无可讳言，体制这种外在于科学工作者的环境，确实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创新与发展。但中国人对科学所持的实用态度，也是阻碍科学创新的原因之一。这种态度，把科学作为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与利益的一个手段或工具，许多所谓科学家像商人一样“经营”他们的科学事业，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科学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样一种实用态度，决定了中国现行的学术体制。
一
中西交通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寻找“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明末清初一代学人接触西学，除排拒者外，主流是吸收西学的优点以补中学的不足，他们从同等的角度看待中学与西学，没有中国科学不如西方科学的观念。经受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切肤之痛后，新一批接触西学的学人，痛感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探讨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成为他们关注的问题。
王韬1858年为伟烈亚力所编《中西通书》作序时，探索了中国历法落后的原因：“中外算术，古时皆未造其精。而至于今，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盖用心不专，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王韬1987，页18-19］虽讨论的仅是算学与历法，但也许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寻找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王韬认为“用心不专”与“墨守成法”是“祸首”。
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有学生如是阐述“中西格致”之不同：
（儒家所谓之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者。
格致之学，中西不同。……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②
虽没有明确追寻中国科学落后之原因，但指出中国之“格致”与西方之“格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向来重义理而轻技艺，西方重艺而轻道，这是中西分道扬镳之所在。如此一来，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相比自然“诚有相形见绌者”。
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始人、正留学美国的任鸿隽发表文章说，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是一退化的历史，自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因此，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是缺乏实验及其与之相连的一套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③。
其后，不断有人检讨中国科学不发达的缘由，他们深挖思想根源，认识到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太重实用”。1919年12月，陈寅恪与吴宓长谈，说中国人太重实用，不仅不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富强与发达，反而会造成“人欲横流、道德沦丧”：
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能复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几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1998年，页100-101］
胡适认为传统中国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思去想”。他1929年回忆说：
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个美国朋友谈天，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进化论”，在西洋出现之后，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国的大学还有禁止教授的。然而1898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有些人竟用这些话作名字。陈炯明号竞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择，弟弟叫竞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于“适者生存”的话。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④
他的朋友回答说，中国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长处，欧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短处。“不抵抗……也许是不曾了解新思想的涵义。抵抗之烈也许是顽固，也许是不轻易相信，须心服了然后相信。”胡适听后恍然大悟，他自问对进化论的相信很少科学依据，他同时代那些信仰进化论的人也一样。于是他说：“人家的思想是实际状况的产儿，是多年研究实验的结果，……到了我们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名词，一句口头禅，一个标语。我们不肯思想，更不肯调查试验来证实或否证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完全只在纸面上变把戏。眼光不出纸上，心思不透纸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对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对的（思想）。”［胡适1998，页161］一切以是否可以“致用”为目标。⑤
在此“致用”理念关照下，中国人自然也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张荫麟认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的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的活动的兴趣之上”。他比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大学》、《中庸》后，说：“亚理士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真理的观玩；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地观玩真理的生活。《大学》所谓‘止于至善’，则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国人说‘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张荫麟2005(1942)］
著名数学史家钱宝琮1944年在浙江大学夏令营演讲说：“我国历史上亦曾提倡过科学，而科学所以不为人重视者，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钱宝琮2004］竺可桢1945年演讲说：“孟子谓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士大夫阶级是劳心者，而农民苦力是劳力者。这样的阶层结构，迄今还存在。长衫阶级以及学农学工的大学生，仍认为动手做工为可耻。……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在学校所习科目，只问其出路之好，待遇之丰，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训练如何，个人之兴趣如何。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竺可桢2004］殷海光先生也说，学术是道德伦理的支柱，但传统中国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独立传统。因此，近代以来，在面临大变动中的种种问题时，“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把吸收外国的观念、思想和知识同用以解决这些现实大问题的迫切要求混扯在一块”。自五四运动以后，一般人接受“救国救民”的大道理，“并不是靠科学理论，并不是靠统计数字，并不是靠工程师的设计。这些太‘枯燥无味’了。他们多是经由诗歌、小说、漫画、木刻、唱游、戏剧，甚至标语口号等等来接受”的［殷海光2002］。
应该说，这些论说已经充分认识到“实用理性”是传统中国科学不发达的重要因素，也是阻碍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因子。在上述探讨历程中，国人已经认识到科学作为独立于政治、工商利益之外的一种社会建制，有其独特的追寻意义与价值。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其社会角色是进行科学研究，以献身于学术事业。1918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任鸿隽在上海发表《何为科学家》的演讲。他说科学是通过实验进行研究与推理的“学问”，不是仅仅表现为技巧的“艺术”；“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只有他的研究成果，“发前人所未发，于世界人类的智识上有了的确的贡献，我们方可把这科学家的徽号奉送与他”。在任鸿隽看来，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必须对人类的知识作出独特的贡献⑥。1927年，陶孟和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说“中国要想发达科学研究，必须有真正的科学家，必须建立一个科学界，必须有科学上的权威引导科学的进步”；所谓“科学家”，“必须是对于现存的知识有新的、独特的(original)贡献，发明前人所未发明的人”。他批评国人认为凡是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大学教授、学者等都是科学家这种对“科学家”的误解，抨击中国社会不仅不支持产生科学家，反而妨碍科学家的产生，因为这些所谓的科学家一概追求那种无谓的声誉，“象现在一般稍受科学训练的人，一方面都忙于授课，每日奔走于各学校之间，又一方面都忙于做文，每日要‘驰骋文场’，我们绝不能希望会有一个科学的团体，绝不希望产生出一种科学研究的空气。”［陶孟和1927］
任鸿隽和陶孟和这种科学工作者自我意识的自觉，说明当时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科学家是“求真知”的人，对真理的追求超过其他一切价值。同时学术界也开始进行学术角色的“打假”工作，早期那种“做几篇文章论一下科学方法科学价值科学精神，再经一班朋友吹嘘吹嘘，便可成了科学家”的现象已经受到科学界的质疑，这最多不过是科学的宣传与鼓动者而已，根本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汪敬熙1932］。在学术界对科学家角色意识基本形成共识时，社会及其政府官员对科学家角色也有充分的理解，长时间执掌南京国民政府学术发展大权的朱家骅对科学及其科学家的认知可以作为典型。
朱家骅认为，科学首先在精神上表现为不为个人感情所支配的一种客观态度，客观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或其他原因就视而不见，或任意改变；其次，科学有独特的方法，即观察与实验、归纳与演绎。科学的结论是在对研究对象的不断观察与反复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归纳演绎得出的，不是凭空想象与主观意识得来的。第三，根据科学规律所推导出来的结论或论点，要经得起实验和实践的检验，这个证伪的过程，就是科学进步的历程。因此，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生活中，不能因为是自己的上司或崇拜的偶像就不敢提出异议，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按科学办事。他要求科学工作者们“打破读书为官的心理，立志做大事，为学术工作，为造福人类努力”，坚守学者的阵地：
治学的人是不好讲求名利的，须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再守之以衡，持之以久，朝斯夕斯，终身不倦，方能有所成就，……绝对不把金钱名位混为一谈，……希望全国学术界大家起来，提倡为学术而研究的作风，尤其对于研究纯粹理论科学的学者，更加以尊重与协助，俾能孜孜不倦，终身从事，庶几可以提高我国现代学术的水准，奠定我国学术的基础，……［朱家骅1977，页29、10-11］
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科学家自然是追求真理的人，要为学术而学术，这是其角色本质之所在。国人们在讨论中国科学不发达原因的过程中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追求真理的特性，那么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又怎样呢？
二
鸦片战争以来，引进西方科学成为代代中国人苦心孤诣的历史使命，但西方科学从被成规模引进开始就承担了“救国强种”的重任，“实用”成为引进的终极目标。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科学为名，关注的却是应用技术，真正的科学反而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洋务运动时期无论官办、商办、还是官商合办的企业，无论是官办新学堂还是西书的翻译，都以技术为主，对科学及其理念的引进与宣传微乎其微。时人认为，坚船利炮是西方富强发达的缘由，因此只要引进制造坚船利炮的工艺技术，中国也就能走上富强之道，至于技术的源头科学及其方法与理念被完全忽略。大多数洋务学堂附属于洋务机构——如广方言馆附属于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附设学堂——这种办学模式与今日所谓职工大学有许多的类似之处，学堂与企业相联系，主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而不是理论。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其存在的三十多年间，译书注重科技，基础科学除化学由傅兰雅译、徐寿父子述而有比较系统的输入外，其他学科仅见零星著作，这与洋务讲求实用有关。据傅兰雅说：
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而英国已有者虽印八次，然内有数卷太略，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故必察其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译。后经中国大宪谕下，特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无论其书与他书配否。［傅兰雅1954(1880)］
翻译者早先有系统翻译西学的打算，可是急功近利的“大宪谕”使这一计划夭折。其实，晚清科学的输入，有天生的缺陷。在数学方面，虽微积分、概率论等都有介绍，可是当时的世界数学已经是“群论”、“集合论”与“曲面几何”时代。物理学的各个分支似乎都有牵涉，但无一本当时西方物理学著作问世，连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没有全译本。
因此，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广泛演绎一个故事。梁启超说：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⑦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到西方学习，只求坚船利炮之技术，即科学的应用，而且是直接引进，不求理解这些技术；而日本人到西方学习，却是从西方学问和制度上着手。陈炽的说法似乎更有意思：“十五年前，德相毕士马克之言曰，华人之至德者，必询何式之船最坚也，何项之枪炮最精利也。日本不然，专考化、重、光、电诸学及工艺商务之本原，回国之后，皆自能制造。”［陈炽1997，页223］
洋务运动的失败后，戊戌维新、晚清新政次第上演，革命与改良、立宪与共和争论成为热点。一改洋务运动时期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富国强兵这一救国理路，通过政治一揽子解决问题成为潮流。在革命风潮与立宪改良的社会大背景下，科学自然从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的中心退居边缘，新学堂里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自然不为学生们注意，所谓“闻卢骚、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钟观光1982年，页289］。当时大量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由日文转译而来，“其影响于吾国学界者，唯政论为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亦喜政论而不喜科学。”⑧对国人“共趋政治”，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杜亚泉在《亚泉杂志》序说：
我国自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术。甲午以后国论一变，啧啧言政法者日众。即如南皮张氏所著《劝学篇》，亦云西政为上，西艺次之。……政重于艺，亦我国向来传达不刊之论也。但政治与艺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皆藉艺术以成之。……且吾更有说焉，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今世界之公言曰，二个世纪者，工艺时代。吾恐吾国之人，嚣嚣然争进于一国之中，而忽争存于万国之实也。苟使职业兴而社会富，此外皆不足忧。文明福泽，乃富强后自然之趋势。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惟资本之缺乏为可虑耳，吾愿诸君之留意焉。［杜亚泉1993，页1-2］
“艺术”即“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政治及社会生活之关系，在杜亚泉看来，科学技术处于第一位。传统中国一直是将政治置于科学技术之上，因此科学技术不发达自为当然。戊戌维新以来，国人更是竞言政治，以政治取代了科学技术，政治救国替代了“技术救国”与“科学救国”。他认为如果全社会都热心政治，成为政治人，在野不事生产，在朝夸夸其谈，还不如潜心向学，掌握谋生的技能，使中国在新世纪的科学技术时代不致落伍。这样一种想法，在世人共趋于政治与革命之时代，是为一种建设之声音，不啻洪钟大吕。
此后，虽然有人不遗余力地宣扬科学，但与法政相比，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已经走向边缘，与把戏、魔术等量齐观。“科学这东西是一种玩把戏，变戏法，无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讲起来是五花八门，但是于我们生活上面却没有什么关系”。科学家不过是一些“江湖术士”、“魔术师”，与上海新世界的“卓别林”，北京新世界的“左天胜”差不多。科学是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代名词，讲究实业、富国强兵不可不讲科学，但从没有人把科学看作一门学问［任鸿隽1919］。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高举为“赛先生”，在“科学救国”思潮的鼓荡之下，还出现过“理科救国”、“农业救国”等变种，按胡适的说法，科学“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可实际上，科学作为新派反对旧派的大旗，在中国并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科学”、“科学精神”要生根发芽任重道远：
五四时代，时髦的学者教授们，多半闭口哲学，开口文学，……当时虽说有人高呼“拥护赛先生”，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赛先生只得呼一声“倒霉”而去。“文哲”为什么像热包子刚刚出笼受人欢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为什么像一副鬼脸子受人冷视？简单的原因，提倡新文化的公子哥儿们，多钟情于文学、哲学，而文学、哲学又似乎比自然科学容易恋爱，所以面目冷酷、专讲定理的自然科学在当时没有和文学、哲学争锋的资格。即使偶尔想变变口味去照顾一下科学，不过是名义上借用科学方法，而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故纸篓里的东西，所谓自然现象还是孤零零地没人问津。［简贯三1933，页27］
“科学”几乎成为新文化宣扬者打击对手的武器，许多人用“科学”做幌子，鼓吹各种所谓“科学的文学”、“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历史学”等等，当然也有“科学的人生观”云云。但就是没有“科学的研究”，真正能从事艰苦而孤寂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在欢呼“赛先生”的热潮中，可谓“寥若晨星”。1922年，《科学》编辑部注意到当年留学生所学科别，“为农工科人数之减少与商科人数之加增，……所最不可解者，国内数学物理生物学人才最缺乏，而本届百三十五人中竟无一人欲习此三科者，吾国学生之不重视纯粹科学，于此可见矣。”［《科学》卷7，页1093］正如论者人所言，“五四”精英们虽激进地倡言革命，但仍然遵循着一种古老的思维定势，“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更紧密相关，因而在知识体系中地位更高”。1923年的“科玄”之争，实质上是科学家用人文话语与玄学争论，表面上看来是科学家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真正的科学技术已处于边缘地位［陶东风1994］。
1930年代初期，社会“一般风气，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来得浓厚，各大学招生文法商等学院投考的异常众多，而理工农医等学院则寥若晨星，结果毕业生在文法商方面人浮于事，许多人找不到职业，而在理工农医方面，则事浮于人，许多事没有人去做，各种事业因此也不易发达”［朱家骅1977，页9］。1931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调查表明大学1/3以上的学生习政法，1/5以上学文科，习工科者不过1/10强，习自然科学者1/10弱，至于农科不过3%［国联教育考察团1963］。教育部只得于1933年5月发令：“吾国数千年尚文积习，相沿既深，求学者因以是为趋向……隧致侧重人文，忽视生产”，要求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
抗战结束后，中国科学界反思，为什么向国外学习科学七、八十年，需要学习的反而越来越多，仍是个缺乏科学的国度。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学习归来者没有起码的研究条件和生活保障，很快“老旧无用”，必须换上一批新的留学者，“这仿佛象一个人过了一年半载须要添做一套新衣服一样”⑨。仍然寻找外在客观因素，没有反思主观努力。
当时，有一大批学有成就的学者，没有在其专业上继续“革命”，却走上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老路。竺可桢成为浙江大学校长，他借以安身立命的气象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业余爱好”，整天沉溺于“会山文海”中。在工程学界有一定影响的顾毓琇写了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后，也成了教育部次长。因在研究康普顿效应方面取得突出成果而声名鹊起的吴有训做起了中央大学校长。这些都使得1948年10月参加十团体联合年会的英国科学家R·A·萨亦乐非常奇怪，他说他发现中国许多大学校长由出众的科学家担任，而在西洋是不可能的，“这也许多少可以映照着在这个国家里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机会较少，因而他们就愿意担任行政的职务”［萨亦乐1948］。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科学家自身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官”高于一切的理念与现实。
三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虽对中国人思想冲击很大，改变了许多观念和看法，但并未改变中国人的“实用理性”。科学的实用性切合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实用理性”，科学那“求真”、“怀疑一切”、“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性并未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平时口谈笔画的“科学理性”迅速让位于“实用理性”。
没有“科学理性”作为支撑，真正科学家的声音在中国社会一直非常微弱，往往淹没在党派与权力斗争的声浪中。当他们连这种非常微弱的声音也无法释放出来的时候，“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内含的基本道义与责任也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沦为政治人或政治的附庸和婢女。任鸿隽、陶孟和、朱家骅等人关于科学的求真属性、科学家求真存疑本质的真知灼见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也没有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时至今日，许多科学工作者不仅没有求真的基本素质，反而弄虚作假；社会上还把仅仅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大学教授或者学者看作科学家，于是乎“科学家”队伍急剧膨胀，各种各样的非科学现象层出不穷。
李约瑟说中国是一个“发明的国度”，“发明”一词很值得玩味，为什么不是“发现的国度”呢？“发明”者，将没有的东西变成眼前的现实，确实有天工斧削的神奇，但仅此而已。“发现”者也，将掩藏之物挖掘出来，例如自然界的规律，这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发明”仅仅是经验性的，而发现却具有先天的“理论”深度与高度。
科学史家说，在19世纪以前，社会的需要促进发明和科学的进步，“但在十九世纪里，我们就看见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科学过去是躲在经验技术的隐蔽角落辛勤工作，当它走到前面传递而且高举火炬的时候，科学时代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了”［丹皮尔2001，页283-284］。可见，在19世纪以前，中国似乎还能凭借“实用”这习惯优势，在技术的某些方面取得相当成就。可在科学时代里，这一套已经失灵了。
有人问本·富兰克林他的新发现有何用处时，他反问道：“一个新生儿有什么用处呢？”正如默顿所说：“基础的科学知识是一种自足的善，而且作为一种剩余价值，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导致各式各样的实用结果，为人类的其他利益服务。”［默顿2002，页19］中国人似乎缺乏这种“远见卓识”，总是紧紧盯着可以看得见的眼前利益⑩。
目前中国学术界沉渣泛起，抄袭、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急功近利，有些手段之笨拙，有些手段之高明，都表明中国人其实具有先天的创新精神与充沛精力，只不过用错了地方、找错了方向。只要中国人“失掉了”“实用”的态度，中国成为一个“发现的国度”可翘首而待！
当然，也必须看到，对科学的“实用与功利”的态度，也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只要这些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改变，仅仅从道德、从口号、从宣传等形式和手段上要求科学家们实践“为学术而学术”，自然也是“缘木求鱼”。
注释：
①当然也有人从文化传统上追寻缘由，如蒲慕明(Mu-ming Pooh)先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科研机构不能在国际上取得卓越成绩，其障碍因子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其实，他所列举的阻碍因子除儒家传统遵奉权威导致个人创造力下降属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外，“缺乏鼓励性批评”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而缺乏“必要的紧迫感”、“非科学的障碍”、“以业绩为准的评估”、缺乏“长远目标”等基本上属于体制方面。参阅：Pooh2003。
②“王佐才答卷”、“钟天纬答卷”，《格致书院课艺》第4册，转引自：熊月之1994，页371-372。
③参见：任鸿隽1915。到1957年任鸿隽评论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仍然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是缺乏科学方法，除此科学内部因素外，还有“急于追求实用”这一社会原因（参见：任鸿隽1957）。
④见：胡适1998，页161。据胡适1915年5月8日日记记载，他的美国友人是他的红颜知己韦莲司女士，当时原话为：“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击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廿年来，‘天择’‘兢存’诸名词乃成口头禅语。”见：胡适2001，页128。
⑤胡适日记记载当时韦莲司女士回答原文为：“西方人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经几许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西方人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
⑥见：任鸿隽1918。任鸿隽这一看法，与科学社会学创始人罗伯特·K·默顿后来的界定基本一致，他在论述发明优先权的一篇论文中说：“对首创性的承认成为社会上确证有效的证明，证明一个人够得上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最严格的要求。”转引自他1999年为其成名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译本所作的序言，见：默顿2000，页13。
⑦见：梁启超1999，页14。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是这样讲的：“昔吾中人之至德国也，必问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国也，必问格致。德相毕士马克曰：‘异日者，中国其为日弱乎？’”见：康有为1992，页626。
⑧《政论与科学之关系》，《政艺通报》第23期，转引自：桑兵1995，页135。
⑨参见1944年底“自然科学座谈会”拟订的《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转引自：何志平等1990，页205。
⑩国外学者分析指出农民具有“不能延迟满足”的“亚文化”特征。从这一层面看，中国社会重“实用”可能与中国是一个农民社会有极大的关系。参阅：罗吉斯等1988，页32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