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精卫1932—1933年的“政治病”与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系论文,国民党论文,权力论文,汪精卫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00）03—0070—04
国民党政局经过剧烈的枪炮对抗和宁粤对立之后，在1932年1 月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担任行政院长的分权共掌的局面。蒋对汪信誓旦旦地保证，“愿不计名位、竭诚相助”。但是，就在半年后双方就发生严重冲突，汪于8月初宣称“辞职”， 接着在一阵阵“挽留”声中“病”重入院，远走欧洲，直至次年3 月才“销假视事”。在这场权力冲突中，蒋汪双方各施权术，争夺大权，形成了国民政府特有的政治现象——“政治病”与派系权力斗争。
一、指桑骂槐 制造争端
1932年8月5日，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夜走上海，次日又连发几电，分别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中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和蒋介石，声称他自1月28日“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 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告诉蒋介石他已向国民党中央“辞职”，“拟俟允后即回京在中央党部服务”，要蒋“大驾回京”[1]，主持政务。 深谙官僚权术的汪精卫是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宣布此举的。在此前一天，他还在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不但蒋派人物何应钦“事前毫无所闻”，就是汪派大员顾孟余也说汪赴沪之前同他会面时并无“辞职表示”。汪精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汪声称，“其理由具详于致张主任学良电”[1]。
那么汪精卫在致北平政务委员会主任张学良电中所讲的辞职原因是什么呢？汪电首先指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黑土地陷于敌手”，“寇氛益肆，热河告急”。接着声称：“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可是“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空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矣”。汪指责张在此民穷财尽之际，“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声称“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实行抵抗之前，弟亦万不忍为此浪掷”。汪最后宣称：“弟诚无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1]
从致张电中得出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汪不满于张学良不抵抗日军侵略大肆敛财的劣行。的确，汪精卫确因气愤而发此电，因为东北的沦陷不但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而且也使全国人民的愤怒集中于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上，使汪成了真正发出不抵抗命令的蒋介石的替罪羊。汪为了表明他的抵抗决心，即向全国宣布他“痛恨御侮策划难以贯彻而辞职”[2]。
张学良在接到汪电之后，于8月8日还汪一电加以辩护和反驳，同时连续对记者谈话，在表示“辞意甚坚”时把致汪电公开。他声称，虽然汪是“我的长官”和“长者”，但“不能不向诸君进一言，以明真相”。他表示，“国家大计应由政府先作详密计划，然后发布命令，责令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余为地方官吏，对于有关存亡之重大事件，何敢擅自进行”。他指责汪“似乎忘却政府之地位及责任”。张接着集中反驳汪说他截留税收、委任税吏：华北税收“支抵办法系民国十九年由政府及财政部规定，有案可凭”，汪必定因公务繁忙“未加详查”；“税收官吏，除各省政府范围内有依法由各省政府自行委派外，中央所属机关官吏，经由政府任命或由财政部委派，皆受政府命令及部令”，因此“所谓收入被余一口吞没，语意未免太重”。果真如此，那么汪“自可找出事实，执法以绳，监察院亦可以随时纠弹”。最后反驳汪说他与南京“名为一家、实则异国”的指责，声称“余自受命任职以来，对于一切军政事务处处请命中央”，试问“究竟有何事，中央欲加过问，而余不予同意乎？”[3]
汪精卫接到张学良的复电后，立即再电国民党中央，对张电“痛加驳斥”，并再请罢自己行政院长之职。汪声称读了张电后，“万感攒心”，要“一吐为快”：国家税归中央，地方税归地方，“为不易之原则”。“各省中如有以国家税奉之中央，而本省税收不足本省行政用者，中央自当负责解除困难”，中央与江苏省的关系即如此。而“张主任治下之河北、热河、察哈尔等省”，“税官自行委派，一文未解中央，中央无从过问”，“所得税收什九以之养兵，而兵额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亦无从过问”。可是在用兵之时却说什么“准备非财莫举”，但是“所谓财者平日已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张“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之中央”，与中央“名为一家，实为异国”。汪精卫接着声称：今日抵抗强敌的唯一办法“在打破各省军人割据之局面，使中央能聚全国之财，能运全国之兵”。“兆铭以一书生而秉国政”，没有什么可同各省割据军队相对抗，“只能用嘴来揭露”“全国内部黑暗纷乱之情状”。既然张“已电请中央罢免本职，遴员接替，切望中央即允其请”。汪还表示：可让“无任何色彩之军人”如何应钦、朱培德继其职，“张氏部下，决无问题”[4]。
作为行政院长下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张学良，的确对汪“环视不理”。汪到北平，张却推说生“病”不见，夜里却带“病”与宋子文到北海划船。汪岂不生气！汪由此想到自己行政院长的实际地位，恰如孙科8 月17日所指出的那样：“表面上政权在握，实际上对内对外均不易有办法。”[5]可见，汪的电文的确有的放矢，张学良只是他指着的“桑”， 蒋介石才是他痛骂的“槐”，先“辞职”让表面上的政府停止运转，看蒋如何处置，再相机行事。
二、“挽留”与“坚辞”的较量
事实上，汪、张之间的指责与反指责反使蒋收益最大。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评说，汪因张不服从命令而“辞职”，这使各地军阀自成一面的情形“暴露无遗”，更使全国关注于“不服从命令者”，如此蒋“已获得极大之效果，已完成政治家之运用”[4]。 但是蒋也感到了汪制造“辞职”事端的份量：自8月9日行政院会议停开以来，8 月10日例行的中政会会议也“以主席乏人而暂归延会，中枢政治殆已完全停顿”；“至于债市猛跌，银根忽紧，则又社会空气之因政局之停顿而显极度之紧张。故除却华北寇兵之压境，热河平津之岌岌不可终日，三日来国内政界及社会之不安，已足使关心国事者为之彷徨而惊惧。”[ 4]蒋感到，还必须要汪看守南京，于是决定“挽留”，于是，国民党内部出现了蒋同汪之间“竭诚挽留”与“病重”请辞的较量。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接到汪“辞职”电的次日，即急电汪，“值此国难日急，断不能任高贤远引。矧国家大政，端赖主持”，“盼打消辞意，即日回京”。并决定派居正、何应钦为代表赴沪挽汪。蒋介石也急忙“恳切挽劝”，一方面8月7日电汪，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思想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务望即日返京，主持院务”[2]；一方面于8月8 日电国民党中央挽汪代表何应钦及蒋汪合作的桥梁朱培德，“速行赴沪恳切挽留”，声称“如汪决定不干，弟亦辞职不干”。此外，蒋还要求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电请同汪关系较好的蔡元培出面，并派周鲠生代表他赴沪劝驾。蒋的“恳切”只能做到这一步，自己以“在汉督剿赤匪，责任甚大，目前尚不能分身”为由[6]，拒绝亲自出面。
汪精卫见此，在8月8日接见劝驾大员时，“申述辞职之原因及坚决之意”[6]， 并发出试探由谁能取代他的谈话：由在职的现任院长接掌行政院，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均可，“而以蔡最为适宜”[4]。他明知戴、于、 蔡三人在蒋汪均声称“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情况下，决不敢有非份之想。果然，蔡元培说他“年老力衰，精神不济，难以胜任，仍请汪先生复任维此难局”[3]； 于右任说自己有“心脏病”、“胃病”，“实不愿肩此重任”[7]； 戴季陶说“行政院长关系国家大政，万几繁重，断难以一衰病未愈之人勉强支持，即此较清闲之考试院狙且屡辞不得”，何况繁重的行政院[8]。
汪接着派心腹曾仲鸣出面，把自己难以说出口的“忍无可忍、受不可受”[7]的话吐出来。 曾首先声称汪的“辞职”并非突然：“汪院长因本人主张不能实现，欲图及早补救，并唤起全国国民之注意，愤而辞职。此种办法曾考虑再三，并非出于突然。”接着道出汪无实权的苦衷，指责那些责汪“辞职”不当的人，是不知“中国政府不上轨道，一切均不能以常理判断。政府固可下命令，然其效力如何，其影响又如何，恐欲维护纪纲，而反又生其他不良现象”，因此只能采取“辞职”这种“最后之办法”。既然是最后办法，那么“无论政府如何慰留，或将张氏即日罢免，将来亦决不复任行政院长之职，仅可在中央负党务责任”。因此，“中央挽留汪氏复职之事，恐无若何结果。”[4] 顾孟余也明确宣称，“汪院长此次辞职并非个人图卸仔肩，而系其主张不能实现”，因此，“恐非一纸慰电或推派代表挽留所能打消辞意”。如何才能使汪打消“辞意”呢？顾回答说：“必须研究汪院长辞职之理由，解除汪院长行政上所发生之困难。”[6]
上述蒋介石的“挽留”离顾孟余所开的“药方”甚远，因而汪精卫“病重”不能见客了。蒋的代表周鲠生8月11日到沪见到的不是汪， 而是表示汪“辞意”甚坚的汪夫人陈璧君。“劝驾”大员去汪宅谒汪时，得知汪“已入诺尔医院休养”。曾仲鸣解释说：“因各部、会长连日纷纷往谒， 恳挚挽留，不胜烦扰，故于前日（8月10日）起已离沪他去，……故各部会虽晨夕寻觅，终未获见。”[10]既然汪离沪他往，何故曾仲鸣一天五进五出汪宅呢？“足证汪未离沪。”[9]
实际上，蒋汪之间的讨价还价并未停止。蒋密电汪，称“在此国难期间，断不容高蹈”。汪立即答电：“此次辞职原因并未消极，实系积极。”蒋得此电后，再次急电，“仍请汪打消辞意，因本人正在进行剿匪，不便擅离。如汪氏再不打消辞意，惟有亲自来沪挽留。”汪得此电后，立即派心腹唐有壬飞武汉，“向蒋剖释种种原因，并报告本拟亲自莅京，因宿疾未痊，遵医嘱仍须休养”而不能前往[3]。
8月13日，蒋介石向唐有壬表示：（1）请汪仍负政治上责任； （2）如汪坚辞，则本人亦决卸职；（3）对张问题，定有相当办法。 但他又重弹因“剿匪”不能亲往上海的调子，反而要求汪到庐山同他会晤。唐回沪报告汪后，汪很不满意，声称“仍主中央须本人及张同辞，另行改组政府”，并表示为“取信天下计，决不俟张下野后，即行复职” [11]。
蒋介石的谋士吴稚晖8月14日把蒋提出的“药方”面交汪精卫，即：（1）“张卸职前应有相当布置；（2）仍望汪赴庐晤商。”吴声称，蒋始终主张汪复职，因为“在此国家非常时期，行政院责任甚重，不可一日乏人主持”[12]。汪精卫对蒋介石决意处置张学良感到满意。
于是，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8月15日谈话会决定准张学良辞职、 改组北平政务委员会之后，汪精卫才答应到南京并到庐山。
汪精卫8月17日出席中常会临时会议时， “情词恳切”仍要“辞职”。18日飞庐山晤蒋，“申述辞职理由”、“会商行政院长继任人选问题”[13]。在面对面讨价还价4天后，汪回到南京， 声称双方拟好了解决方案。8月22日中常会决定：由于汪身兼中常会和中政会两会之常委， 而两会“又系政治策动中心，端赖汪氏主持策划，职务既极繁重，对行政院之日常政务势难一一兼顾，但行政院又为一切政策之执行机关，院长一职未便常此虚悬”，故以副院长宋子文代理。“院长正式人选问题，留待三中全会讨论。”[14]
这样一个方案并未解决张学良的处置问题，这使汪倍感难堪。宋子文解释此方案时说：国民党中央“以热河问题随时可发生严重之变化，且国联大会会期日迫，关系中日问题至为重大，故中央仍拟敦促汪精卫氏最近期内复任行政院长，俾全力应付此严重难关”[15]。蒋汪之间的“挽留”与“坚辞”的较量至此告一段落，汪精卫复任暂时无望，只能再找时机。
三、“病重”出国与“再赴国难”
汪精卫既然暂时无望复任，只得使出“病重”的惯伎。他在南京呆了几天后，于9月2日以“纯为就医”、“并无政治意义”为名赴沪，并称“三数日内必可返京。”[16]但到9月7日却以“候医”为名展期。汪精卫的心腹、连襟、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声称：“汪病系积久之慢性症，……入院治疗，意在稍事休息，使身体恢复健康，略迟数日，即可来京，外传种种与事实完全不符。”[17]
既然汪精卫几天内可回南京，何以林森9月8日离开庐山而到上海晤汪呢？为何林森晤汪之后，在9月12 日却说汪“病”虽已“稍减”而“返京期尚未定夺？”[18]为什么蒋介石派张群9月12 日“代表敦促汪委员即日返京主持政务”呢？[18]唐有壬回答说：“汪血压260度， 尿中含糖质40%，并发现糖尿结物颇多，该项结晶物随时可使病者晕厥，故病势殊剧。”[19]这是说，汪的“病”相当重而不能回南京，因而致电中常会“须续假两星期”[20]。
9月15日，汪精卫到莫干山“休养”， 然而风光旖旎的莫干山反使汪“病”更重。于是，中政会10月5日顺势准予续假。 宋子文对外解释说：“外传汪院长赴莫干山系政治病，此全属子虚。现汪院长确实患病，在延医服药中，预料短期内恐不能来京。”[21]
这样，汪精卫只得使出不得不出国治“病”的绝招了。10月9 日，为汪治病的医生出面证明说，汪“患有糖尿病及肝硬化症，并有胆塞之明症”，因此“极需要有最低限度三个月之完全休养，于其身体可能之时，并需转换水土。及至三个月后，……宜再诊察，以定其能否复任工作”[22]。中政会又顺水推舟，10月12日给假三个月，让汪“安心调治”。于是汪精卫只好于10月22日启程赴欧治“病”。启程之前发表告别书，倾吐对蒋介石的愤懑：“今岁一月入京以至于今，共赴国难之志始终未有变易，惟政治设施十未达一，内疚神明，非言可喻。夫政治不修明，则虽欲共赴国难，亦苦无所藉手。”[23]
汪精卫要赴欧，蒋介石如何表态呢？蒋的访汪代表张群宣称：“本人代蒋访汪，汪蒋仍始终合作，宛如一人，并秉原定方针为国服务。汪出国期间虽然定三个月，但尚须抵德诊治情形而定。如医生能确定病状预配药料，即可返国。”[24]这是在说，能确定汪的“病状”，调配“药料”的医生，只能是蒋介石。
汪精卫既然是以“共赴国难”为名上台的，只有藉国难更加严重的机会才能重新上台。1933年1月初，日军兵犯榆关，华北危急。 他立即抓住时机，“数电中央，询问事态真相”，声称“身体稍康健后，即拟早日启程归国，襄助中枢，共荷艰巨”[25]。2月12日电告宋子文， 说已启程归国，要南京准备好接“驾”。到了3月20日， “再赴国难”的汪精卫才在国民党各要人的簇拥下到达南京。他一方面重提身体仍未好、不能担任重任的旧调；一方面却声称，“内政不整顿，未战而自身已呈崩溃之象，将何以谈长久抗战”[26]，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他虽然拒绝出席主持3月21日例行的行政院会议，却以中政会常委身份主持22 日的中政会会议，以表示决不复任行政院长，只在党部服务的“决心”。汪精卫这样做， 是因为看到了蒋介石还有同他“精诚团结”的必要：（1）国民党军对工农红军的“围剿”远未完成，这是蒋介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胡汉民依靠两广同南京对抗， 蒋不想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因汪的“辞职”而进一步激化。
果然，蒋介石于3月9日北上保定，促使张学良于3月11 日“引咎辞职”。然后，蒋叫立法院长孙科到上海向汪转达蒋“愿竭诚相助”的保证，要汪25日到南京“恳谈”。汪精卫对此表示满意，他在同孙科会面后发表公开谈话：既然中央不准辞职，宋子文又表示“坚决不干”行政院长，蒋又派孙科来敦促，因此决定同蒋会晤解决复任问题。3月26 日，双方进行密谈。事后，汪答应“再加考虑”复任问题，在27日国民党各要人会议上正式表示“允意”，并解释说：“苟予不乐牺牲，则何必返国”[27]。于是中常会30日正式决定：汪辞行政院长兼职，“碍难照准，仍应即日销假视事”[28]。蒋汪双方长达8 个月的“辞职”与“挽留”的斗争至此结束。
四、对蒋、汪权力之争的评价
上述蒋汪之间权力斗争的派系官僚政治现象，反映了一个深刻的政府机构实际运转的情况，即：在蒋介石不再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之后，国民党存在着一个表面的政府、中央党部（南京）和一个太上政府（武汉和南昌）。蒋、汪的权力斗争，正是这个表面上的政府和太上政府矛盾的反映。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1931年12月25日规定实行欧美式的“责任内阁”制，国民政府主席为虚位元首，由行政院长负实际政治责任。这就是说，作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应该享有西方式“内阁总理”的地位和职权，主持国民政府的政治事务。但是，汪精卫的此种幻想被蒋介石击得粉碎。蒋介石以“剿匪”为名坐镇武汉和南昌，先后设置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使该两个机构成为其御用权力工具，剥夺了行政院对行政事务的指挥监督权，保证了其权力独裁。时人评价说：“各省官吏到南京去，不过是应酬文章，只有到南昌来才是干正经事体。”[29]（P32）西方学者评价说， 南昌行营这个“唯一的政治实体，它有能力在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从事有效率的运作，它是这两个机构中唯一的统一政治实体”。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打破了正常的国家政治机构运转体制，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胡汉民在1934年抨击说：“两年以来的南昌行营，变成了南京统治的党、政、军中枢，军阀个人变成了这党、政、军中枢之核心。所谓南昌行营，尤变成了驾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之上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军事政策决于是，政治政策决于是，甚至外交政策也决于是，行营的通令和军阀的手令，其效力远居于中央党部的决议和国民政府的明令之上。”[30]（P78 ）陈公博气愤地说：“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31]汪精卫虽然复职了，这只不过是又一场权力斗争的派系官僚政治现象拉开了帷幕。
[收稿日期]199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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