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
胡宝华1，柴富成2
（1.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阿拉尔 843300；2.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 要】 文章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为研究对象，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考察当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现状，选取新疆兵团433名户籍人口作为案例研究。研究发现：现阶段，大多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较强，但有近三分之一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存在“不确定性”，且在人口结构上存在异质性；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4个因子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社会环境中的发展前景、文化认同、邻里关系等3个因子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并提出了厚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戍边文化、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提高邻里关系和谐度三点建议。
【关键词】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户籍人口 迁出意愿 逐步回归法
一、引 言
全国的稳定看新疆，新疆的稳定看兵团，兵团的稳定在于农牧团场的稳定，团场稳定的关键是职工队伍的稳定。新疆是中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多民族省份，新疆的戍边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历代王朝把屯垦戍边作为新疆发展的特殊方式，毛泽东指出“屯垦戍边即屯兵边境，就地开发，劳武结合，守边卫国”[1]。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建立，新疆开启了现代化农垦事业的崭新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要求军垦战士执行“生产队、战斗队、工作队”的特殊使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恢复兵团建制的同时，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要求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做到“三个放到”：放到新疆的历史长河中，放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中，放到新疆稳定发展的工作大局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要求兵团发挥好“三大作用”：推动改革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建设大军作用、促进民族团结维持社会稳定的中流砥柱作用、维护西北边防安全和祖国完整的铜墙铁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兵团是“稳定器、示范区、大熔炉”思想：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人民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当前构建一支数量足够、素质过硬、相对稳定的职工队伍是实现农牧团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兵团更好地履行戍边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是有效落实新疆“1+3”工作布局的重要内容。因此，现阶段探究兵团职工迁出意愿对于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理论产生以来，尤其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之后，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于人口迁移理论、研究方法、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人口迁移理论的产生及相关研究。19世纪80年代，莱文斯坦（E.G.Ravenstein）提出了7种人口迁移规律，巴格内（D.J.Bagne）在莱文斯坦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推拉理论，1966年，埃弗雷特·李（Everett.S.Lee）中提出系统的推拉理论[2]。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源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医疗、迁徙三要素对经济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了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职业培训支出、流动支出变换、就业机会进行的迁移支出等人力资本投资五要素学说。其次，已有大量研究运用不同实证研究方法，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流动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了研究。侯建明等（2017）[3]采用逐步回归方法，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等三个层面对中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发现三者对其居留意愿有显著影响。杨东亮（2016）[4]运用逐步回归方法，以东北流出流入人口为样本，从人口、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东北流动人口特点。李燕萍等（2018）[5]运用逻辑回归方法，运用扎根理论对40个城市1787名人才城市居留意愿与行为进行了研究。张航空（2018）[5]运用无序多分类回归分析法，以2014年和2015年北京市调查数据为样本，对子女因素对从工作生活过的原居地搬迁到子女所在城市居住的老年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最后，对于研究内容而言，已有研究大多数从流入流出平衡[4][7]、城市居留意愿[8][9]、城市人才需求[10][11]等三个方面研究人口迁移问题，有少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等内容研究[12][13]。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户籍人口，既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居住地的人口，也包括拥有本地户籍但因外出求学、工作等原因离开本地的人口。因此，已有对于居留意愿与行为的研究并不完全适合本文。本研究中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是指户籍人口因受到社会、家庭、组织等宏微观因素影响而产生的主观迁出动力。此外，现有居留意愿的相关研究多关注于东部、中部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居留意愿相关研究偏少。因此，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结合访谈资料，探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及影响因素，为边疆人口集聚、稳疆兴疆提供有效理论指导。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年6月～8月对兵团6个师市的户籍人口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433份，回收率为72%。在性别分布上来看，男、女比例分别是72.2%、26.8%；从调查样本年龄分布上来看，25岁以下、26～35岁、36～45岁、46～54岁、55岁及以上分别占3.8%、35.3%、27.9%、30.1%、2.9%；在族别分布上来看，汉族、少数民族比例分别是93.5%、6.5%；从调查样本学历层次分布上来看，小学占1.8%，初中占15.5%，高中占9.1%，专科占46.1%，本科及以上占26.5%；在政治面貌分布上来看，中共党员、民族党派成员、群众比例分别是66.9%、0.4%、32.7%；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占14.6，结婚占81%，离婚占4.5%，未婚人员中，有意愿选择当地人、外地人、同乡人比例分别是87.5%、5.4%、7%，已婚人员中，选择当地人、外地人、同乡人比例分别是63.4%、17.3%、19.3%；从原生家庭结构来看，父母均不在世的家庭、父母只有一方在世的家庭、父母健在的家庭、三世同堂的家庭比例分别是8.8%、20.1%、53.0%、18.1%；从新组建家庭情况来看，没有孩子的家庭、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比例分别是6.6%、51.4%、27.2%、4.4%。从迁出意愿上来看，不会迁出、会迁出、不确定比例分别是68.8%、3.5%、26.7%。
（二）变量选取及赋值
本文在在参考流入流出平衡[4][7]、城市居留意愿[8][9]、城市人才需求[10][11]、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12][13]等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新疆户籍人口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个体特征、社会环境等12个变量，变量的类型、维度、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具体见表1所示。
表1 变量及赋值
（三）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因素，运用逐步回归方法对各因素影响程度及显著性进行评估，假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来自于个体特征、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影响因子影响，将上述两个变量12个因子作为自变量，迁出意愿作为因变量。综上所述，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揭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的群体特征，检验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为了保持问卷调查数据的客观性，本部分研究保留残缺数据样本进行假定检验，调查样本迁出意愿特征分析结果，具体见表2所示。
目前，新农保的组织机构采用县级—乡（镇）级—村级的三级管理模式，业务是由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局和乡镇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所来具体操作，但直接和农民接触的是村级，每个村都安排一名新农保协管员，负责本村村民的缴纳养老保险的具体事务。由于天红镇属于山区，工业经济不发达，镇政府收入有限，村干部的工资待遇较低，而且一般村干部都身兼多职，不少村的新农保协管员是由村队长兼任。大多数协管员文化层次只有初中或以下，绝大多数不会使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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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特征分析
螺内酯通过与细胞内的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作为醛固酮的竞争性抑制剂发挥药理作用。在临床上已经使用了近40年，对其作为醛固酮抑制剂的药理作用机制也比较清晰［12－13］。近年来螺内酯与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之外的作用被逐渐发现和报道，Sønder等［14］的研究显示，螺内酯对血液单核细胞的免疫活性具有抑制效应，同时发现3～30 μmol/L的螺内酯能够显著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还可以显著降低转录因子NF-κB的活性和IκBα的磷酸化并呈现盐皮质激素受体的非依赖性。
（一）个体特征分析
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四个方面。如表2所示，从性别特征来看，无论女性还是男性，60%以上的户籍人口均打算居留在原地，男性人口的比重高出女性20.3百分点，女性迁出意愿不确定的比例高出男性17.1 个百分点，说明与女性户籍人口相比，男性户籍人口居留意愿更强，女性迁出意愿不确定性更大。从年龄特征来看，各年龄层次的人口迁出意愿均较低，70%以上的户籍人口均打算居留在原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不会迁出的比例明逐渐增加，会迁出的比例逐渐降低，不确定迁出与否的比例逐渐降低，说明老年人迁出意愿较低，居留意愿较高，而年轻人则正处于困惑、不确定迁出与否。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初中不会迁出的比例分别为71.4%、84.3%，迁出比率均为0%，而本科及以上的不会迁出比例仅为50.8%，会迁出的比例为8.5%，不确定迁出与否的比例为40.7%，说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学历层次越高，不会迁出的比例越低，而不确定迁出与否的比例越高。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离异人口不会迁出意愿比例均超过70%，而未婚人口不会迁出比例仅为49.2%，已婚、离异人口不会迁出意愿比例高出未婚人口的20多个百分点，已婚、离异人口不确定迁出与否比例低出未婚人口的15个百分点，说明已婚、离异人口居留意愿强烈，而未婚人口迁出意愿不确定性较大。
第一，大多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较强，但有近三分之一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存在“不确定性”，且在人口结构上存在异质性。根据433个有效样本调查数据来看，大多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居留意愿比较强烈，但是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4个个体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男性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较强，年龄越高的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烈，文化程度越高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高，已婚的户籍人口居留意愿强烈。在日常支出比重、邻里关系、文化认同、发展前景、公共设施服务、民生工程、社会管理公平性、子女就地就业等8 个社会环境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日常支出比重越高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高，认为邻里关系、文化认同、发展前景、公共设施服务、民生工程、社会管理公平性等越好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低，期望子女就地就业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低。
其中，模型中Qi表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X1、X2、X3、X4、Y1、Y2、Y3、Y4、Y5、Y6、Y7、Y8分别表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日常支出比重、邻里关系、文化认同、发展前景、公共设施服务、民生工程、社会管理公平性、子女就地就业；β1～β12表示X1、X2、X3、X4、Y1、Y2、Y3、Y4、Y5、Y6、Y7、Y8等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表示回归方程的截距，μ为随机干扰项。
（二）社会环境特征分析
表2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特征分析
续表2
社会环境包括日常支出比重、邻里关系、文化认同、经济发展前景、公共设施服务、民生工程、社会管理公平性、子女就地就业八个方面。如表2所示，从日常支出比例来看，无论各个层次人口，70%以上户籍人口不会迁出，日常支出比例15%以下、20%左右、25%左右、30%左右、38%左右人口不会迁出意愿人口比例依次降低，日常支出比例40%左右、45%左右、50%以上人口不会迁出意愿人口比例依次降低，日常消费支出比例50%以上人口迁出意愿不确定性比例为33.3%远远高于其他人口，说明日常消费支出比例越低，不会迁出的户籍人口越多。从邻里关系来看，邻里关系和谐、非常和谐的人口不会迁出的比例分别为68.2%、77.2%，与之相对应的不确定迁出与否的人口比例为27.6%、19.9%，说明户籍人口邻里关系越和谐居留意愿越强烈。从文化认同来看，文化认同度越高的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烈，反之，则迁出意愿和不确定性越强烈。从发展前景来看，户籍人口认为发展前景越好的居留意愿越强烈，反之，则迁出意愿和不确定性越强烈。从公共设施服务满意度来看，公共设施服务满意度越高的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烈，反之，则迁出意愿和不确定性越强烈。从民生工程来看，认为民生工程越好的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烈，反之，则迁出意愿和不确定性越强烈。从社会管理公平性来看，认为社会管理公平性越公平的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烈，反之，则迁出意愿和不确定性越强烈。从子女就地就业来看，不希望子女就地就业的户籍人口不会迁出意愿比例为51.1%，而希望子女就地就业的户籍人口不会迁出意愿比例为90.3%，而不确定子女就地就业与否的户籍人口不会迁出意愿比例为70%，说明子女就地就业对户籍人口居留意愿显著正相关，子女就地就业期望越强烈，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烈。
他在无人的海边与波浪共舞，在空旷的野地看野牛奔腾，庄严地陈述道：“在我一文不名的时候我是如此兴奋。”他对那位深爱着他、想收留他做孙子的老人说：“如果你认为生命的欢愉主要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错了。”金钱和人际关系大概是社会人最基本的底线，他却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个底线。
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之上加入邻里关系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对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程度有所减少，发展前景、文化认同变量较为显著，且影响方向与模型1、模型2、模型3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邻里关系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呈现显著影响，伪R方值进一步提高，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提升，与认为邻里关系“非常和谐”的户籍人口对照，认为邻里关系“非常不和谐”、“不和谐”、“一般”的不会迁出的户籍人口分别为认为邻里关系“非常和谐”的户籍人口的0.484倍、0.522倍、0.688倍，而认为邻里关系“非常不和谐”、“不和谐”、“一般”的会迁出的户籍人口分别为认为邻里关系“非常和谐”的户籍人口的1.944倍、1.552倍、1.202倍，表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邻里关系越和谐，居留意愿越高，反之，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高。
（一）个体特征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之上加入文化认同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对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程度有所减少，发展前景变量较为显著，且影响方向与模型1、模型2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文化认同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呈现显著影响，伪R方值进一步提高，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提升，与认为文化认同“非常认同”的户籍人口对照，认为文化认同“非常不认同”、“不认同”、“一般”的不会迁出的户籍人口分别为认为文化认同“非常认同”的户籍人口的0.235 倍、0.532 倍、0.717倍，而认为文化认同“非常不认同”、“不认同”、“一般”的会迁出的户籍人口分别为认为文化认同“非常认同”的户籍人口的1.638倍、1.230倍、1.786倍，表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文化认同感越高，居留意愿越高，反之，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高。
（二）社会环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
模型2加入了发展前景后，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变量对边疆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仍然显著，且影响方向与模型1的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发展前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呈现显著影响，伪R方值进一步提高，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提升，与认为发展前景非常好的户籍人口对照，认为发展前景“非常不好”、“不好”、“一般”的不会迁出的户籍人口分别为认为发展前景“非常好”的户籍人口的0.557倍、0.689倍、0.687倍，而认为发展前景“非常不好”、“不好”、“一般”的会迁出的户籍人口分别为认为发展前景“非常好”的户籍人口的1.741倍、1.412倍、0.644倍，表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越好，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越高，反之，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高。
表3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的多元Logit回归结果
模型1检验了样本个体特征对边疆户籍人口迁出意愿的影响，以“不确定”迁出与否为参照组，检验结果表明所有个体特征变量均对边疆户籍“不会”和“会”迁出意愿人口呈现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从性别来看，男性户籍人口“不会”迁出的可能性为女性的1.366倍，男性户籍人口“会”迁出的可能性为女性的0.723倍，女性户籍人口迁出意愿更为强烈。从年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较为微弱，而年龄较低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更为强烈，这与以往年龄与户籍人口迁出意愿的研究较为吻合。从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强烈，文化程度越低的户籍人口“不会”迁出的意愿越强烈。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户籍人口“不会”迁出意愿为离异人口的1.781倍，“会”迁出意愿为离异人口的0.844倍，而未婚户籍人口迁出意愿为离异人口的1.341倍，已婚人口居留意愿强烈，未婚人口迁出意愿强烈。
采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通过逐步回归方法进一步检验发现，社会环境中的日常支出比重、公共设施服务、民生工程、社会管理公平性、子女就地就业5 个因子的sig 值分别为0.375、0.382、0.226、0.450、0.240，对应的贡献性容差统计量0.961、0.764、0.736、0.792、0.922，表明社会环境中的日常支出比重、公共设施服务、民生工程、社会管理公平性、子女就地就业5 个因子没有通过检验，剔除5 个因子。个性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环境因子中邻里关系、文化认同、发展前景对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显著，相关影响因素的发生比及检验结果具体见表3所示。模型1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4个性特征因子，模型2、模型3模型4逐步加入发展前景、文化认同、邻里关系3个变量，如表3所示，四个模型整体回归效果都非常好，均通过了似然比检验，尤其发展前景、文化认同对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影响最为显著，模型2在模型1基础之上加入发展前景变量后，模型解释因变量的比例从5.9%上升到10.9%，模型3在模型2基础之上引入文化认同变量后，模型解释因变量的比例从10.9%上升到12.6%，模型4在模型3基础之上引入邻里关系变量后，模型解释因变量的比例从12.6%上升到13.8%。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事实上，对周围型小肺癌的鉴别及确诊，长久以来仍然是影像学的难题所在。周围型小肺癌的内部结构、钙化与否及其类型、肿块周围的状况等均是难以鉴别的部分。螺旋CT的分辨率高，能够清晰的观测到1cm以上的肿块阴影，为此，可以在一般胸部的K线平片内容进行发现，观测到肺癌肺门、淋巴结的转移状况，如是否又胸腔积液，是否存在胸内空洞，是否侵犯胸壁，是否侵犯胸膜等，对于患者体内的各种症状表现能够全面而细致的进行信息获取，对病因的确定性及病情的控制具有重要的价值。
选取2017年5月～2018年4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陈挛性半面痉挛患者50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法将其分为两组，各25例。其中，A组仅行针灸治疗，男11例，女14例，年龄55～75岁，平均年龄（65.3±4.3）岁；B组行输液加针灸治疗，男17例，女8例，年龄55～75岁，平均年龄（65.5±4.5）岁。两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第二，个体特征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4个变量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前景、文化认同、邻里关系的3 个变量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采用Logit 回归模型基础上，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个性特征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4个变量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有显著影响。加入发展前景、文化认同、邻里关系三个变量，发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越好，户籍人口居留意愿越高，反之，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文化认同感越高，居留意愿越高，反之，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邻里关系越和谐，居留意愿越高，反之，户籍人口迁出意愿越高。
（二）建议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独特，尤其新疆，扼国家安全战略之咽喉，经济发展落后、自然环境恶劣、人文环境复杂、技术水平低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的存量、流量、结构历来是政府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兴边富民政策、对口援建政策等各项优惠政策，从人、物资、资金、政策、技术等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援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大力推进人口集聚的同时，“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清底数、保存量、增流量是当前政府应该关注的重点之一。基于上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迁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现提出戍边文化认同为核心、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为牵引、邻里关系和谐为驱动为形式的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大力提高文化认同感，厚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戍边文化。政府文化相关部门主导、高校及科研院所相关领域师生实施，形成优势资源互补，深入挖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戍边文化典型，以“互联网+”为媒介，构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戍边文化资源共享数据库。分阶段、分批次，培育一批戍边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基地。通过教育引导、教育宣传、文化熏陶、现实践行，积极培育和践行新时代戍边精神。通过深度挖掘、大力宣传推广“最美乡贤”、“最美戍边人”、“最美乡邻”等，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戍边文化认同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紧紧围绕促进边防巩固的要求推进戍边文化建设，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牢固树立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守边固边的意识，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事业，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素质，抵御境外的文化渗透，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扎根边疆、为国戍边[14]。通过网络阵地广泛传播戍边文化信息，抢占网络传播话语权，弘扬爱国主义，维护边疆安全，警惕敌对势力的破坏，自觉远离与西化、分化边疆的企图[15]。
第二，政策倾斜、对口援建两手抓，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以税收政策为杠杆，加大政府优惠政策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力度。如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实行更为低税率的“五免五减半”政策，刺激区域外企业投资创业的热情。以对口援建为契机，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知识、技能、能力水平。援疆省市应该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以人口城镇化为动力，为更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户籍人口中的青年、高学历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
第三，积极倡导社区、村集体开展多层次的文体活动，提高邻里关系和谐度。在深入调查社区或村集体、地方政府、国家等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深入细致地推动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在等“五大文化惠民工程”。在中小城镇，构建以文化馆、艺术馆、体育馆等馆舍为载体，政府、企业、社区或村集体等多方参与的、个性化公共服务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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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sident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in the Border Minority Areas
HU Bao-hua，CHAI Fu-ch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rim University，Alaer Xinjiang 843300，China；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Xinjiang 83200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minority areas in the border areas as the research object，uses the method of stepwise regression，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illingness of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minority areas in the border areas to move out，and chooses 433 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Xinjiang Corps as a case study. The study found that：at present，the majority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border areas have strong willingness to live，but nearly a third of the population have“uncertainty”about the willingness to move out，and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gender，age，educational level，marital status and other four factors in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move out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border areas. Three factors such as development prospect，cultural identity and neighbourhood relationship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to move out in the border minority areas.Thre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namely，planting the culture of Garrisoning the border，promoting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border minority areas，and improving the harmony of the neighbourhood relations.
【Key words】 Border Minority Areas；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Willingness to Remove；Stepwise Regression Method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5.011
【收稿日期】 2019-02-23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5-0117-10
【基金项目】 兵团社科基金规划青年项目“兵团基层连队干部队伍稳定性研究”（项目编号18QN08）；兵团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兵团职工队伍稳定性研究”（项目编号17YB19）；塔里木大学南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开放课题资助项目“新时期下南疆兵团基层连队管理人员组织承诺调查研究”。
【作者简介】 胡宝华，男，内蒙古赤峰人，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柴富成（通讯作者），男，陕西西安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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