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要坚持全面性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性论文,要坚持论文,原则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出版的数10种档案学著作中，以“手册”、“大全”、“指南”等应用性研究成果居多。有的同志以此为据，说我国目前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在表面的繁荣背后掩盖着档案学理论研究成果实质上的“萧条”。对这类档案学著作的水平和实用价值作这样那样的评价不是不可以，但因为这类著作多就认为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不景气，值得研究。这涉及到档案学科学体系中包不包括应用理论，应用性研究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档案学研究要不要坚持全面性原则等问题。档案学研究在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时，要把它的各个分支学科和“知识单元”建立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之上，保持自身的同一性，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这是笔者曾经提出的档案学研究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的观点。[1]现在看来， 由于评价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的上述观点的出现，对全面性原则仅仅提出是不够的，还必须真正坚持这一原则。
我国档案学理论在新时期的较为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就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否定了档案学没有自己的基础理论的错误观点，确认基础理论在档案学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档案学科学体系应由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构建的结论。我们今天提出档案学研究要坚持全面性原则，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握档案学的科学体系，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重视应用性研究，全面发展档案学。无论是强调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应用性研究，还是强调应用性研究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都是错误的。本文单就过分强调基础理论研究而否认应用性研究的错误及其成因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应用档案学是贯穿档案学创立以来档案学研究始终的一种主要理论形态。至今所有的中外档案学著作，都以这种性质最为常见。在我国数10种档案期刊中，除少数几种公布档案史料者外，没有一种避开了这种研究倾向的。关于档案管理和服务手段的现代化的研究，关于档案馆、室管理方法、规章制度的研究，关于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提供利用的研究等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始终如一地进行着，我们有的同志却认为应用研究成果不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有着四方面的原因：
其一，对档案学理解有误。应用档案学主要是为档案工作活动的正常开展而进行研究的。由于研究者主要由实际工作者组成，解决档案工作正常开展的方案、方法等大多数是通过档案工作人员的经验提出的。这种研究以描述为主体，经验成分很多，看上去不象通常意义的“科学研究”，因而常常有人怀疑应用档案学不是理论。面对这种怀疑，我们应当冷静地审视。1935年，滕固在他的《档案处理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说：“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的学问。”[2]荷兰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意大利的《档案学》等对如何“处理档案”，如档案的分类、整理、编目、保护、修复、鉴定的原则、方法、规则的研究，尽管所占篇幅很大，而且也主要是描述性的，但是人们并不否定它们是世界档案学名著。由此不难看出，只要是系统地正确回答了“处理档案”实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零星地回答了个别问题的知识，就是档案学理论。可见，并非应用研究成果不是档案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批评者对档案学理解有误。既然应用档案学这种理论形态一直是国内外档案学的主要内容，设想一种理想的学科形态，将应用档案学排斥在档案学之外，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其二，对档案学的特点及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认识不足。档案学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理论，因为它是档案学的灵魂。然而，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档案学必须有自己的应用理论，因为它是档案学始终如一的主体，是基础理论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没有应用理论的“纯理论”形态的档案学，是与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和作用是相悖的。真正称得起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会也不能离开现实的土壤。它通过理论抽象所揭示的，正是档案学应用研究所应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精髓。二者又是互相交叉渗透的。应用理论研究要有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导，要引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甚至要直接研究所涉及的某些基础理论，因而在应用研究成果中也有基础理论。基础理论研究对现实的理论抽象，必须依据大量的应用研究成果，必要时还必须同时进行特定应用理论的研究。这就是许多档案学著作既不能把它们看成纯粹的基础理论著作或纯粹的应用理论著作的原因所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共同构建了档案学整体理论的大厦，无论肯定哪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终究是无益的。
其三，对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不同特点缺乏明确的认识。档案学应用理论的研究是顺从档案工作流程纵向展开的，无法离开档案工作的具体工作而存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从档案工作活动问题的横向展开的，可以从档案的起源、定义、属性、价值、档案工作的活动规律延伸到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内容比较稳定，多年不变的课题很多，如分类等课题的研究自档案学产生便有，将来也不会消失；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有较大的跳跃性，新的研究课题层出不穷。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实用性，总结的规律往往具有广泛地指导一般的档案工作实践活动的功能；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除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外，还有解释其研究对象的客观运动，预见（测）档案工作未来发展趋势，提高人们对档案、档案工作的认识的功能。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方法单一，以描述为主；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多样，研究过程需要调查和论证，推导结论比较严格。由于较强研究特点的上述不同，应用研究成果以描述性为主体，经验成分颇多，因而看上去不象通常意义的科学理论；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则抽象化和论证强度较高，因而看上去更接近科学理论。不同的研究特点形成不同的理论形态。只要承认档案学应用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研究，就不会把它的研究成果排除在档案学研究成果之外。
其四，与我国档案工作发展水平有关。我国档案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整体水平一直不高，而发展的研究又不能脱离已有的水平。所以，应用档案学的理论层次必然偏低，加上科研组织不力造成的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使得应用档案学的发展的确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状况，容易使一些人对应用档案学研究成果产生不正确的看法。但是，也正是这种状况恰恰说明应用档案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不论如何从理论上强化应用档案学，我们都无法放弃这种档案学理论形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不但要重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要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的研究，并把基础理论研究建立在应用理论研究之上，全面发展档案学。否则，我们的档案学研究就会脱离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及其特点，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注释：
[1]林清澄：《坚持档案学理论的整体性原则》， 《档案学研究》1993年增刊，第10页。
[2]转引自吴宝康主编，和宝荣、 丁永奎副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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