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宏观调控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在实施，尽管面临的形势不一样。计划经济针对的是短缺经济，主要通过计划来平衡经济；市场经济面对的是过剩经济，更多的是靠市场调节。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已经历了数次经济周期，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正确认识与把握每一轮经济周期的特点及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于制定目前和今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划分的观点存在分歧，刘树成（2000）以1977—1998年GDP增长率为考察对象，根据传统“谷—谷”划分法将我国经济运行时段划分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8年共4个短周期（参见图1）。陈磊（2005）分析发现1978—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已出现两个平均长度为9年左右的朱格拉型中周期波动。李建伟（2003）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1963—1991年间有2个完整的GDP中长周期，波长均为14年，从1991年开始进入新一轮中长周期的复苏期和扩张期，直至2002年此轮中长周期的波谷尚未出现。吴俊培和毛飞（2005）则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1979—1993年和1994—2005年这两轮周期。魏杰（2001）认为在2001年前中国经历了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和一次宏观经济过冷，过热分别是1984—1986年、1987—1990年和1993—1995年，过冷是1997—2001年。董进（2006）分别应用线性趋势法、H-P滤波法、B-P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对我国1952—2005年经济周期进行重新划分。考虑到运用H-P滤波法生成的周期数据可以反映出更多的周期特征信息，因此本文采用H-P滤波法（平滑参数取100）对1978—2007年间产出数据进行消除趋势处理（见图1），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可能存在5轮周期，前3轮周期与刘树成的划分结果基本一致，第4轮周期为1992—2002年，相应的第5轮周期是2003—2007年，此轮周期波谷尚未出现。下面本文将以H-P滤波法的划分结果为考察对象，分析1978—2007年间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及其调控政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经网数据库及世界发展银行数据库。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
二、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
1.历次经济周期特征。经济运行过程中，自然灾害、战争、政局动荡、政策转变、技术革新等各种随机外部冲击（也称为生产率冲击）对宏观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1计算了历次经济周期的波幅离差、波峰、波谷、落差、波长等方面的数字特征。波幅离差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上下波动的离差。表1显示，第5轮周期的波幅离差最小，仅为1.88％，从生产率冲击角度看，本轮周期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最小，而第3轮周期中产出的冲击效应最大，波幅离差也最大（5.47％），约为第5轮周期的2.9倍。与改革前经济“大起大落”的波动现象相比，改革后外部冲击的产出效应较小，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影响较小，经济波动出现较为平稳的新特征。
波峰（波谷）反映外部冲击促进（抑制）经济增长的最大幅度，该值一般为正（负）。表1显示，我国经历的5轮经济周期的波峰（波谷）均为正值（负值），外部冲击对产出产生正效应（负效应），波峰和波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出现在第3轮和第5轮周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期的峰位下降和谷位上升较为显著，这表明外部冲击的正向和负向效应均在减弱，也反映了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性，具有较强的抗衰退力。对波峰的考察也称作波型，主要有“前峰型”和“中峰型”。在“前峰型”周期中，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波动幅度较大，这对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因此这种波形的周期稳定性较弱；在“中峰型”周期中，低谷和高峰之间、高峰和下一轮的低谷之间都有一个适当的过渡，这种波形的周期稳定性较强。1978—1982年和1987—1991年这2轮周期波型为“前峰型”，其他3轮周期均为“中峰型”，我国经济周期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前的“前峰型”到90年代后的“中峰型”的转变，宏观经济趋于平稳发展。对波谷的考察也称作波动的性质，主要有“古典型”和“增长型”，改革后我国经济增长率均为正值，故这5轮均为“增长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年度GDP绝对量持续上升，仅表现为增长率的速度减缓。
表1 中国历次经济周期波动变化的数字特征
注：第3至第6列为百分值，第5轮经济周期正在进行，其收缩期尚未出现。
波动的落差是指波动的峰位和谷位之间的差距，它是反映波动幅度大小的另一种方式，也是测量冲击总效应大小的一种度量。表1显示，第3轮周期波动的落差值最大，为11.87％，是第5轮周期最小值4.54％的2.6倍，经济增长关于冲击反应最大值和最小值出现在第3轮和第5轮周期，20世纪90年代前经济波动较为剧烈，特别是1987—1991年间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最大，波动也最剧烈，90年代后经济波动整体较为平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也在减弱，这与前面的分析结果相一致。此外，除了第5轮周期尚在进行中，第2轮周期的扩张期大于收缩期，其他3轮周期的扩张期均小于收缩期，且收缩期在加长。第4轮周期经历了回升—扩张—高峰—收缩—低谷5个明显的阶段，收缩期为6年，是目前所经历的周期中最长的一次，收缩力度相对较弱，周期较为稳定，呈现出一条极为平稳化的新轨迹。
基于以上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特征为：振幅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收缩长度延长，产出的外部冲击效应在减弱，并呈现短扩张、长收缩的态势。从整个波形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的经济波动比90年代前的更加缓和，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波动呈现出微波化特征，宏观经济更趋于平缓增长，经济周期也更加平稳。这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趋势相同，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周期逐渐由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向平缓型波动转变，周期的扩张进程相对艰难，收缩期相对延长。
2.主要经济变量的特征事实。表2统计了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与产出的标准差比，以及与产出前后4期的相关系数等数字特征。表2显示，在总需求结构中，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均比产出大，投资波动大于消费波动，其中存货投资波动最为剧烈，是产出波动的9.23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也较剧烈，约为产出波动的3.8倍；进口和出口波动约为产出波动的5.01倍和3.35倍；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波动则略大于产出。从与产出的同期相关系数看，除政府支出和出口基本呈非周期性外（相关系数仅为0.14和0.37），总需求的各组成部分都是顺周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居民消费均呈强顺周期（相关系数为0.86、0.83、0.77），这说明这三个变量与产出的波动变化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由产出零期前后各4期的自相关性看，产出不断波动且呈现出明显的自相关性，冲击的持久性比较明显。由各变量与产出的相关性趋势看，居民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产出同时刻协同运动；其他变量也与产出协同运动，进口和出口变化滞后于产出变化，政府支出和存货投资变化则领先于产出变化。
就业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要素，其波动性很小，仅为产出波动的1／5，且基本是非周期的（相关系数仅为0.16）；劳动生产率波动接近于产出波动，呈强顺周期性（相关系数为0.98）。从与产出的相关性趋势看，就业、劳动生产率与产出协同运动，就业变化滞后于产出变化，劳动生产率与产出同时刻变化。各种物价指数波动约为产出波动的2倍，与产出的同期相关系数约为0.35，呈弱顺周期性。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与产出同时刻变化，CPI变化则领先于产出变化，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GDP缩减指数变化则滞后于产出变化。
表2 1978—2007年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特征
财政政策变量（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易变性大于产出，约为产出波动的2倍多，且基本上是非周期的（相关系数仅为0.21和0.11）。货币政策变量（M0、M1和M2）易变性大于产出，且随着货币的流通性越强，其波动性也越剧烈。M0与M2是弱顺周期的（相关系数为0.34和0.40），M1基本是非周期的（相关系数仅为0.17），这基本符合经济现实。因为在这三个变量中，货币政策的实行通常对M1的变化影响最大。从与产出的相关性趋势看，财政与货币政策变量与产出同时刻协同变化。当经济出现高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时，政府一般采取紧缩性（扩张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来抑制（促进）经济增长，在温和的通胀水平下，则采取适度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因此，政府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常是一项反周期或非周期政策。
三、宏观调控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形成机制
1.所有制结构的转变。经济增长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实现的，在我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体制变革无疑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某些阶段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体制的基础是所有制结构，因为它决定了产权制度，从而决定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调控体系。我国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在旧体制外围引入非国有经济体制而进行的渐进式的增量改革。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以来我国国有工业产值增长缓慢，非国有工业产值增长较快，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国有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有工业产值，2006年非国有工业产值达到41592.4亿元，是同期国有工业产值的18倍。此外，国有工业产值份额由1978年的67.6％持续下降到2006年的5.3％，非国有经济份额则在不断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非国有工业产值份额已经超过一半，2001年以来则超过90％。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有所改善，缓解了盲目性计划指令造成的经济过度频繁波动问题。非国有经济作为面向市场、自我约束较强的新体制主体，能够迅速对市场供求做出反应，它们在经济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具有较强的增长力和抗跌性，已取代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源。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致使我国第4轮和第5轮周期不如前3轮周期波动剧烈。此外，随着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决策分散化、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经济波动的扩张力由改革前的“中央计划扩张冲动”转变为“多元主体扩张冲动”，各经济主体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对“计划者冲动”产生不同的预期和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计划者的扩张冲动，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
2.社会总供求的失衡。经济增长是通过需求增加与供给能力不断扩大的连锁式相互作用而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总供求水平不断提高，供求矛盾也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1）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投资膨胀，一方面政府扩大建设规模，造成积累率过高（1978年积累率高达36.5％），形成投资膨胀；另一方面财政用于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财政赤字，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社会总供求差距扩大。（2）80年代中后期的投资消费双膨胀，1984—1988年间有4年的总需求增幅超过20％，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居民收入消费需求均明显快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需求的过分膨胀对财政、信贷收支形成巨大压力，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量失控，物价上涨，迫使整个国民经济进行三年的“治理整顿”，这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市场疲软，以及产出和消费的一次最大幅度的波动。（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总需求不足，1992—1996年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其中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水平高达24％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1％。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部冲击效应相当明显，不仅造成了外需的大幅度收缩，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内需不足的现实。从1996年实施“软着陆”一直到2002年，国民经济发展进入大调整阶段，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解决了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问题。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过热，消费结构性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此轮经济周期尚在进行中。
3.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变。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调整会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1）产业结构升级。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三大产业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按照不同的速度进行扩张和收缩，各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将影响整个经济波动的基本状态特征。1978—2007年间，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的易变性小于产出，波动最小仅为2.55％，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3.4％；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波动最大（为4.83％），是产出波动的1.5倍，比重基本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波动（3.84％）略大于产出，比重由1978年的23.9％上升至2007年的40.4％。不同产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和程度也不同，从而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通常农业等基础产业和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轻工业、第三产业主要具有前向关联作用，需要超前发展；而重加工业主要具有后向关联作用，需要与具有前向关联效应的产业协调发展。改革后我国改变了过去重工业主导型的超前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农业，推进产业轻型化、三产化的补偿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提升，三次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内部结构趋向协调合理。一般地，波动幅度越大的产业，如果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则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就会变小，稳定度就会提高；反之亦然。随着我国一产比重下降、二产稳定发展和三产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的三次产业波动（为1.39％、4.62％和1.62％）均明显低于90年代前的波动（为3.61％、5.23％和5.56％），波动较小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上升了5％，这些变化促使90年代后的经济周期波动幅度缩小，经济稳定度增强。
（2）消费结构变迁。随着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各种风险和不稳定因素也迅速增加，居民从1978年以前被束缚的、近视的或原始的消费者向新古典理论框架的消费者转化，其消费行为从被动的短期行为向攀附的过渡性前瞻行为转变，消费需求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变量之一。一般来讲，市场经济下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是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刘树成，1996）。改革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中，各项消费品的易变性均大于产出，以住房、家庭用品和交通为代表的耐用品比以食品为代表的非耐用品具有更大的易变性，且20世纪90年代前呈现出更大的波动性（黄赜琳，2008）。改革初期我国存在严重的信贷约束，个人消费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收入和储蓄来支撑，居民消费经过前期的补偿消费阶段后，消费模式从生存型向享受型消费变迁，由于经济转型期中改革还很不完善，居民需要时间理解和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这促使其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反映在消费行为上就是转型期中食品、医疗保健和文娱等消费表现出更大的易变性。但随着改革的逐步完善和居民对改革的理解和适应，经济环境变动不如改革初期那么剧烈，消费的波动性随之下降，经济发展也趋于平稳。伴随着我国的不同发展历程，居民消费模式也发生变化，消费需求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消费环境从票证时代到过剩时代，消费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实践表明，经济环境的变化会改变经济发展轨迹和居民消费路径，但是完善的体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费模式可以有效地减缓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3）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随着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改革初期，由于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计划时期的低工资低差别的等级工资，而先行一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因而1981年的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29。这相当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水平，属于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启动城市改革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基尼系数开始飙升，80年代末约为0.33，90年代末则超过0.40；进入21世纪后，这一系数持续上升，2006年达到0.47，2007年达到0.48，超过0.4的警戒线。根据2007／200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香港与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为0.43，韩国为0.32，美国为0.41，而在普通人印象中贫富差距较大的菲律宾与印度则分别为0.45与0.37，在邻近亚洲国家中，马来西亚是唯一在基尼系数上（0.49）超过中国的国家。2006年我国人均收入最少的10％的城镇居民仅仅只有人均收入最多的10 ％的城镇居民收入的1／9；人均收入最少的20％的农村居民仅仅只有人均收入最多的20％的农村居民收入的1／5。居民收入差距在过去30年间持续扩大，其直接后果是，消费率严重偏低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通货紧缩，从而引起消费和经济的剧烈波动。1993年后中国的消费率基本低于60％，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因而，自1998年后一直受到通货紧缩压力的困扰。2003年以来我国经历了第5轮周期的前半程，考虑到2006年和2007年消费率均低于50％，可以预料，在此轮周期中一旦实现“软着陆”，仍将面对通货紧缩压力的困扰和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
（4）区域结构发展失衡。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过大，将会对国家的整个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长远看，缩小区域差距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由1980年的50％、30％和20％，转变为2007年的59％、23％和17％，东部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呈拉大趋势。从经济增长速度看，1981—2007年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均高出中西部地区约1.4％，其中1981—1990年间只分别高出了0.9％和0.4％；由于东部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东部发展动力明显强于中西部，1991—1999年间东部经济增长速度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出了2.2％和3.0％；随着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2000—2007年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反而分别高出东部地区1.9％和2.2％。从三大地带的人均GDP体现出来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东部增长明显快于中西部，而中部增长又快于西部，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1.53倍和1.8倍，1990年只比1980扩大了5.9％和5.6％，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部的1.89倍和西部的2.42倍，比1990年分别扩大了16.7％和28.7％，2007年比1990年分别扩大了7.9％和6.6％，这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三大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第5轮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减小，区域贫富差距缩小，经济稳定度增强。
4.价格机制的转变。市场价格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平衡供求方面已开始取代数量短缺信号发挥作用，通货膨胀取代“瓶颈”约束，开始成为经济紧缩的先行指标，价格冲击替代短缺冲击，成为改革后经济周期波动的制约因素。我国目前的价格还不是完全的市场价格，而是一种“准市场价格”。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渐近式改革决定了我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适当地对计划经济中不合理的价格体制进行调整和放开，决定了财税、工资和汇率等体制改革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格冲击。这种价格调整具有体制性特征，也具有长期的内生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6年以来，随着计划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双轨价格体系取代计划价格体系，商品和服务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经济短缺程度的上升能够转化为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价格信号代替数量短缺信号传递着波动信息。若以1991年为界分两个时段考察“产出—物价”的相关性特征，结果发现，1978—1990年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固定资产价格指数、CPI与产出均呈现出弱负相关或非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18、－0.10和－0.19），1991—2007年则呈现出强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3、0.73和0.76）。1978—1990年我国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过渡，由于需求面受到限制，物价主要随供给面变化，因而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呈现出反向变动或水平变动的关系。在物价基本上被冻结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强幅波动，而通货膨胀程度很低。20世纪90年代后物价主要随需求面变化，因而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呈现出同向变动的特征。这也说明，价格调整或价格冲击能够引导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对经济周期波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5.宏观调控手段的转变。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从我国历次经济调控看，第一次至第三次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财政政策，强制控制财政支出（减少投资支出和控制消费支出），行政性货币政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停止银行贷款；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等。第四次宏观调控则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如开始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性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此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传统计划经济中“被动货币”的性质，货币往往先导于经济活动，对经济起落发挥超前影响，90年代以来作为基础货币重要组成部分的外汇储备，已经开始成为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冲击源，货币供给通过影响利率而影响投资，从而影响总需求和产出的传导机制，已开始引导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因此，第五次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注重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也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可见，我国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从以计划和财政调控为主，向以金融货币调控为主的转变，计划的直接调控功能已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功能，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杠杆的运用。转轨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仍然依赖于计划、财税、金融的宏观调控功能的正确匹配，仍然依赖于市场性间接调控与计划性直接调控的适当协调。
6.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体制变革还打破了计划体制的封闭性，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政策促使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国内，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地区，再到内地的逐步推进开放格局，加速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国际经济波动（或称跨国经济波动）也成为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冲击源。我国前四次调控在国际上均不太受关注，而第五次调控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这源于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扩大，1978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上升，前四轮周期中进出口贸易发展较为缓慢，而在第5轮周期中进出口贸易连续5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5％，200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21738.3亿美元，是1978年的105倍和2002年的3.5倍，占GDP比重达60％以上，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也相应地从1978年的0.75％上升到2006年的7％以上，2007年外贸顺差依然创下2621.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此外，引进外资对于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缩小经济波动幅度起着一定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均有明显的增加，1979—2007年间使用外资总额达到了9697.5亿美元，2007年实际使用外资额达到870.9亿美元，是1983年的39.5倍，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也在上升，由1983年的0.3％增加到2007年的2.5％，90年代中期则达到5％左右。可见，利用外资水平明显提高，缓解了资金和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些瓶颈制约的弱化，大大增强了经济增长的扩张能力，支撑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有助于我国经济周期波谷和平均位势的上移，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
四、国际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国家的经济周期呈现出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世界性周期运动态势，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变化特征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1.中国、美国与世界经济的同步性规律。1978—2006年间中国、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率波动分别为2.11％、1.29％和0.89％，中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较小，但从图2可以看出，这三条曲线的波动轨迹很相似，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周期表现出很强的同步性，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轨迹基本保持同样的形态，数次经济波动的波峰、波谷都在相近的时间发生。若根据“谷—谷”法划分，可将世界经济周期划分为4轮波动：第1轮波动1978—1982年，历时5年；第2轮波动1983—1991年，历时9年；第3轮波动1992—2001年，历时10年；第4轮波动2002—2006年，历时5年，此轮波动尚在进行。比较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结果可以发现，由于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致使当时出现了2轮波动，其他3轮波动与世界经济基本一致，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出弱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18），这说明二者呈现出较弱的同步性规律。而美国与世界经济周期刚好一致，1978—2006年间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强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1），二者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较强的同步性规律。
2.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周期特征。表3中给出了1978—2005年间中国和其他1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经济周期特征的统计数据，结合表3从各国国内经济波动比较看，除德国外，美、加、英、法、意、日、澳、南非8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范围在1.35％—2.28％之间，除泰国外，韩、墨西哥、印尼、巴西、中国等6个发展中国家波动范围介于2.16％—3.79％，可见，发展中国家普遍比发达国家波动剧烈，其波动幅度约为发达国家的1.0—2.8倍。若以199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考察，我们发现，除泰国外，其他样本国家和地区20世纪90年代前的经济波动均比90年代后的剧烈，而泰国经济波动正好相反，这可能是因为泰国经济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较大。从跨国经济波动相关性看，相关系数ρ大于0.5共有17组，即有17组国家（地区）的经济周期表现出强正相关性，ρ介于0.2—0.5共有32组表现为弱正相关，ρ介于－0.2—0.2共有53组表现为基本不相关，ρ介于－0.5—－0.2共有14组表现为弱负相关，另外有4组ρ小于－0.5表现为强负相关。在所有的120组相关系数统计中，仅有41％表现为正相关，44％为不相关，而有15％为负相关，这说明在所考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周期呈现同步性规律的占41％，其中美、加、英、韩、澳大利亚、印尼等7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经济周期同步变化。此外，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前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周期呈现同步性规律的有74组，占62％，其他不相关的有29组，负相关的有17组；然而，90年代后呈现同步性规律的下降为43组，占36％，其他不相关的有36组，负相关的有41组，这说明90年代前世界经济呈现出更强的同步性规律，与中国经济周期呈现同步性变化的国家则由90年代前的5个下降为90年代后的4个。
图2 中、美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轨迹
表3 1978—2005年间世界各国（地区）经济周期特征
注：第2行为各个国家（地区）的产出标准差，单位为％，其他各行是指国家（地区）间的产出相关系数。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1978—2007年间我国经济波动特征表现为振幅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收缩长度延长，外部冲击效应减弱，并呈现短扩张、长收缩的态势。20世纪90年代后的2轮经济周期波动比90年代前的3轮经济周期波动更加缓和，表明经济周期的稳定度在加强。主要经济变量呈现出如下特征事实：总需求中各组成部分的易变性均大于产出，呈顺周期性；居民消费、固定资本、投资分别与产出呈现出同时刻协同运动的态势，进口和出口的变化滞后于产出，政府支出和存货投资变化则领先于产出。就业波动很小且是非周期性的，就业变化滞后于产出；劳动生产率波动接近于产出，呈强顺周期性，且与产出同时刻变化。各种物价指数波动都大于产出，且都呈弱顺周期性；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与产出同时刻变化，CPI变化领先于产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GDP缩减指数变化滞后于产出。财政与货币政策变量的易变性大于产出，且与产出同时刻协同变化，财政收入与支出呈非周期性，M0和M2呈弱顺周期性，而M1则基本是非周期性的。
对宏观调控与经济波动形成机制的研究发现：（1）所有制结构的转变，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平缓经济波动，提高经济的稳定程度。（2）社会总供求不平衡，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控的不合理容易引发供求矛盾加剧，导致经济的通胀或通缩。（3）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产业结构中，波动较小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上升，致使经济波动幅度缩小，稳定度增强；消费结构中，消费模式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导致经济波动加剧；收入分配结构中，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区域结构不平衡过大，会对整个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4）价格体制由双轨价格体系逐步取代计划价格体系，价格信号传递波动信息，价格调整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对经济波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5）宏观调控手段从以计划和财政调控为主，向以金融货币调控为主的转变，能够增强宏观调控效果，促进经济稳定增长。（6）对外开放程度增强，国际经济波动成为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冲击源，利用外资能够有效支撑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缩小波动幅度。
对中国与世界其他15个不同市场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周期的研究发现，一是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周期表现出很强的同步性，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轨迹基本保持同样的变化形态，数次经济波动的波峰、波谷都在相近的时间发生；除泰国外，其他样本国家和地区20世纪90年代前的经济波动均比90年代后的剧烈。二是1978—2005年间有41％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周期呈现同步性规律，其中美、加、英、韩、澳大利亚、印尼等7个国家（地区）与中国经济周期同步变化；90年代前世界经济呈现出更强的同步性规律，与中国经济呈现同步性变化的国家和地区总数也较多。
为保持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多元化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可能，使我国宏观调控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应该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消费政策与区域发展战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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