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更应致力于全面提高新生人口素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提高论文,更应论文,新生论文,致力于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认为，全面培养和提高新生人口素质，尤其是政治、文化素质，较之限制人口增长，对于满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消除社会失业的困扰、摆脱资源短缺的危机，作用更为根本，更应是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关于计划生育，我们之未能得出这种结论而只是片面地在“计生”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执行，乃是由于传统人口观的影响、解决资源和产量短缺研究方法的失当、劳动力严重绝对过剩对认识视野的限制、目前和局部利益对人们的束缚等问题所致。在今后人口政策实践过程中，必须把新生人口的教育和培养放在突出的位置，并通过改造、完善现行计划生育部门的结构与功能，约束社会组织、管理者和家长切实承担起对于孩子的责任，真正实现全面提高新生人口素质的目标。
关键词：人口政策 素质 政治 文化 培养 措施
勿庸讳言，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推行，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确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只当作控制人口至多包括提高新生人口的生理健康水平来对待，笔者则不以为然。基于我国社会生产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要求，人口政策客观上必须是计划出生和计划培养的统一。在重视限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更应致力于全面改善新生人口素质，尤其是政治、文化素质。忽视和放任后者，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事业将举步维艰。
一
人口是质和量相统一的社会存在。而人口的素质，除了身体素质，更重要、更根本地则是指其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政治、文化素质。可现实生活中，各级政府和组织，讲计划生育，大多偏重于控制人口出生，至于新生人口的素质，尤其是政治、文化素质及其培养则少有关注。其实，诚如下文所述，计生与计育统一正是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及其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我国人口政策的必然选择。
首先，提高新生人口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是克服劳动力供求失衡，消除失业现象的重要途径。
人口膨胀所导致的劳动力总供给大大超过社会生产总需求的严重失衡状态，在深化改革的今天，正日益以大规模公开和绝对失业的形式表现出来，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坚决限制人口增长，无疑十分必要和异常紧迫。然而，要真正避免失衡和失业的困扰，只此绝对不够。我们相信，控制人口出生，终将能在劳动力总供给与生产总需求之间建立均衡。但此时若人口所掌握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在程度、类别及层次结构上与现代社会发达的生产技术和复杂的分工协作不相适应，供求失衡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方面，是有事无人干，即有的行业、部门、企业找不到具有相应技能和技巧而为其所需的劳动者，产生职业空位；另一方面，是有人无事干，即有人因自身劳动技能技巧缺乏，不为工作所需，成为无可奈何的失业者。其实，这种情形并非只是对未来的预期，而是已经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有资料显示，我国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到失业队伍中来的同时，每年却有3000万个，其中大部分是文化和技术要求较高的职位空缺。基于上述分析和事实，应当说，要提高社会就业水平，人口政策绝不可轻视和放任提高新生人口素质的问题。当然，人口素质与生产不协调所导致的劳动者失业，还不是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否认人口政策着重抓人口控制的合理性是错误的。但必须看到，随着生产扩大和人口限制而二者比例趋于基本合理，国民经济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完全置于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之上而变化节奏加快，这种失业的地位必然转化、上升。到那时，做好新生人口的教育培养工作，使之具备必要的和合理的素质，对于克服失业，其意义将更为重大。在政策上，可以断言，将取代调节人口数量而成为社会人口管理的中心环节。
其次，赋予新生人口以智慧和创造性是摆脱资源短缺危机的根本出路。
自然资源是人类物质生产赖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没有资源的有效供给，便无以谈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而这正是我们民族所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我国现已查明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总量上看起来非常丰裕，但相对十二亿人口和为不断满足其衣食住行而必须的生产规模，则极为贫乏。严格控制人口，从而限制社会消费和生产的增长，对于缓解资源供给短缺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然而，如此过程缓慢，且不是治本之策。当前，人口正值生育高峰，控制出生，在短期内，只能减少其增长的相对量。绝对回落之后，即便达到今天的水平，也还有一个过程。换句话说，人口规模巨大，始终是我国的重要国情。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光靠节制人口，现有资源或迟或早必消耗殆尽。笔者以为，要从根本上摆脱资源短缺的困扰，除了赋予新生人口智慧和创造性，再别无选择。人口素质高，就能不断获得和采用提高单位资源产出率，回收和再利用生产废弃物的新技术，使现有资源的相对量在较短时期内几倍、十几倍乃至更多地增加；就能不断地开发出种类繁多的新资源及其利用技术，使社会所拥有的资源绝对量日益扩大。经验证明，根源于人口高素质的科技发明和运用，对于缓解资源供给与生产需求矛盾的积极作用远非限制人口这样一种方式所能及。不仅如此，想深点，看远点，提高新生人口素质更是关系着人类和民族存亡的大计。地球作为一个终归是有限的客体，是不能供人类无休止索取的。一旦资源濒临耗竭人类除非能大量摄取外星物质、能量或建立能永久定居的月球村、火星村，否则，无论将自己减少到和控制在一个怎样低的量的水平上，都逃脱不掉毁灭的厄运。而要从广袤宇宙中获得上述生存机会和空间，除了坚持不懈地改善一代又一代人口的素质，则别无他途。或许有人说，地球资源耗尽甚是遥远，不得作为当前政策和行为的根据。其实不然。许多发达国家出于地球有限和末日的考虑而进行的对宇宙的开发早已开始，并正日益走向深入，取得突破。对此，资源较之严重贫乏的我国怎能没有危机感？怎不奋起争一席之地？
最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更决定了促进新生人口全面成长是我国人口政策重要的规定。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根本目的。由于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满足状况通常以人均财富多寡来评价，其实现程度显然既取决于社会财富总量，又受人口总量影响，与前者成正比，与后者成反比。鉴于此，应当说，严格控制人口恶性膨胀，对于人民获得温饱，走向富裕无疑是必要和迫切的。但，人口减少渐进且有限度，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计划生育快速、充分和不断地满足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有效实现，根本地则必须在发展生产从而增加财富上大做文章。这正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所谓发展生产，在我国，就是要尽快和彻底地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达到现代化的水平。而现代化生产，众所周知，是一种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过程和体系。显然，我国生产现代化之实现，首先和关键地则依赖于人口，尤其是新生人口真正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拥有充分的发明、创造能力。离开这个前提，凡是唯他人马首是瞻，即使引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也无力消化、吸收，现代化何从谈起？人口素质低下的这种瓶颈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事业向高层次的发展，正日趋明显。克服人口素质低下状况已成为科技兴国富民的当务之急！
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不断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有效手段得以形成的必要前提，更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直接体现。发展文化教育，发展卫生体育事业等旨在改善人口思想、道德、知识和体质的活动，就是实际给予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以满足的过程。人口政策不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当我们真正坚持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时候，人口客观上就一定情操高尚，体格健康，富有创造力。人口高素质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的必然结果。致力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是对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视。基于此，应当说，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内在组成，绝无讨论的余地，并且是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人口政策的本质所在。
（二）
综上所述，我国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现代化趋势及与自然环境关系等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人口生产必须十分明确地从量和质两方面进行；人口政策在调节人口量的同时，必须对提高人口素质给予高度关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什么会如前文所说，把计划生育只当作计生来理解和执行，而将人口教育、特别是人口政治、文化素质提高排斥在外呢？个中原因，主要有如下一些：
第一，没有摆脱传统农业社会人口观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生产技术简陋的农业社会，生产增减往往只是劳动力投入量变化的结果。与此相应，社会对人口的关注，也就必然局限在量的方面，形成以生男生女、生多生少为研究对象的人口观。这种人口观在正试图、但尚未走出农业社会的我国现阶段，可以说，仍占据支配地位。不是吗？在论述人口与物质生产关系时，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哲学教科书从不涉及生产对人口的质量要求和人口质量对生产的作用。只说“适度的人口数量，与生产发展基本适应的人口增长速度，合理的人口分布及密度等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反之“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延缓社会的进步。”既然我们在人口理论上没有摆脱传统在制订人口政策，有计划调节人口生产的过程中的影响，自然难免把眼光和精力放在如何处理与生产规模、区域结构等不相适应的人口数量的限制上了。
第二，对于解决资源和产量短缺的研究，在方法上失之片面。
面对资源和产量严重短缺的危机，对庞大且日益膨胀的人口进行控制极易被人们想到和转化为政府有关人口的政策与实践。至于增加和如何增加供给以克服短缺，因其相对复杂和深远，的确往往一时难以进入视野和行动日程。这如同三岁小孩在同越来越多的人分享一锅有限的饭时，也会不假思索得出减少分食者的结论和采取排斥新的分食者到来的行动，只有在饭分食完之后，才会问及怎不多下点米，多打点粮食之类问题一样，认识事物总是由简到繁，由部分到全面，由当前到长远。在解决资源和产量短缺过程中，人口政策在起初的一定时期只当作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来理解和执行，应当说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可我们绝没有理由使认识停留在减少人口以缓解资源和产量短缺这样一种单一的思路上，忽视资源和产量的可变性，不去积极探索如何有效增加资源和产量的供给。否则，自然看不到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决定性意义，看不到科学技术进步根源于人口高素质的事实。与此相应，在采取怎样的人口政策时，局限于计划生育而不够重视提高人口素质，也就在所难免。
第三，劳动力绝对过剩的严重性影响了社会对结构性失业的关注。
因人口过度膨胀而导致的劳动者绝对过剩，其量之大，其后果之严重，以致把限制人口作为人口政策的目标，并积极付诸实践，谁都不会犹豫、含糊。人口素质与生产的不协调，诚如前文所述，也会导致失业，但这种失业较为隐蔽和在目前远不若前者突出、严重，难于一下子被认识到。相应地，提高人口素质对于克服失业，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也就可能被忽视。即便认识到了，也难于一下子唤起社会的危机感。在民众和政府看来，它固然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不利，但并不可怕，因为在人口素质与生产不协调的情况下，人们毕竟有工作的机会，只要国家安排得法，问题就可以解决。是这样，提高人口素质自然也难于与限制人口增长一同进入计划生育的规定和实践范围。
第四，提高新生人口素质与社会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相对突出。
提高新生人口素质，虽是民族昌盛之源，国家发达之本，但与控制人口相比较，其成本开支大，获利周期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目前生产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对此，急于使人民摆脱贫困获得温饱的各级政府自然难于兼顾。而且，如果说各个地区完全可从人口减少中获得与控制人口投入相应利益的话，那么，提高人口素质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则可能多出少入，为人做嫁衣裳。众所周知，因升学、参军、工作调动、婚配、打工、经商等，人口流动性很大。花大量人财物培养新生人口，一旦成熟便远走他乡，岂不肥水流了外人田？这种类似父母舍不得让外嫁女接受良好教育的盘算，尤其在内陆省份和较落后地区存在和流行。总之，在人们看重当前和局部利益的心态下，这种矛盾相对突出的情形，必使得各级政府难于一下子把提高人口素质纳入计划生育范畴，并如抓人口控制一样付诸行动。
此外，提高新生人口素质作为调节人口生产的活动，过程复杂，难以把握。
母亲生孩子是人口生产，简单明了，无有疑义。政府计划规定夫妻生多少胎，作为人口政策的实践，也不难与其他社会活动区别开来。可是，人口素质生产，即孩子从幼小成长为具有一定品德、技艺和体能，适应物质生产要求的成熟人口则不然。它与社会消费、生产目的密切相关，可能被看作是消费活动，或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过程，被直接归于经济的范畴；它需要家庭及社会许多部门共同承担的责任，可能从各个不同角度被分别当作教育、文化娱乐、卫生、体育等特殊的现象来看待和界定。人口素质的生产和社会调节过程是复杂的。如果认识和思维方法失当，便不可能透过这种复杂把握使新生命规格化、成品化的本质与共性。
（三）
应当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之与计生以限制人口数量相混同，与计育以提高新生人口素质特别是政治文化素质相割裂，完全是理性的误解所致。今后，我们讲人口政策，就必须同时以极大的决心，得力的举措，抓新生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在此，笔者拟提出下述浅见，以期于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所裨益。
第一，再赋予现行各级计划生育部门统一筹划和管理新生人口素质的职能。
要有效地贯彻执行限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相统一的人口政策，现行计划生育部门单一计生的功能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鉴于此，理论界曾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把“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人口委员会”。改名可能有益，限于篇幅暂且不论，但对其重大的结构改革以使之同时拥有完善的计育功能，即能站在全社会的高度，负责对新生人口的成长进行统一筹划和管理则是确定无疑的。舍此，造成新生人口高素质，在全局和战略上，势必因目标不清，责任和权力主体不明而失之散乱、放任，最终流于形式。关于计育功能的建设，主要地应从二个方面着手。首先，通过立法，赋予计划生育部门根据社会经济及其发展需要制订新生人口素质培养目标的充分权力和要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无条件落实该目标的高度权威。是这样，避免了政出多门，各行其事，就能保证全社会认识和行动的一致与连贯。人口素质目标的提出到真正落实还有一段距离，且相当复杂，为了克服实现人口素质目标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和阻力，还必须通过立法，赋予计划生育部门进行监督的充分权力。这种权力，具体应包括对于社会在与新生人口成长相关联的人员投入及结构、经费开支及比例、设施建立及分布、活动内容及方式等的检查权；对于违背人口素质计划但尚属一般情形的当事者包括个人和单位予以罚款、禁止评优评先和晋升晋级等的直接处置权；对于性质恶劣、影响重大、涉及面广泛的破坏人口素质计划的事件，要求政府出面处理、干预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力。计划生育部门一旦如上所述，依照法律而获得了人口素质计划的制订、颁布和监督落实的权力，孩子健康成长也就有了最基本的组织保障。
第二，把新生人口素质指标的执行情况，作为考核评估政府和部门、任免奖惩干部的必要依据。
社会每项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决心与推动，干部的责任与热情。而这一切，主要根源于影响其利益得失的社会取舍标准和压力。近些年，社会方方面面抓控制人口出生之手不软，劲不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严格实行了“计生一票否决制”。关于提高新生人口素质，尽管未纳入计划生育，但国家也还是强调了的。对此，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和领导者之少有问津，疏于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因为没有这方面“一票否决制”的约束。从现在起，计划生育部门，若能象计生一样，对那些未能真正落实人口素质指标的政府、部门和组织，无论其他方面的工作多么优异，也一律不准评先评优，其必然摆脱眼前和局部经济利益的束缚，在孩子教育、培养上动真格的；对未能领导好所在单位达到人口素质指标的主管干部，无论其他方面贡献多么重大，也一律不予晋升晋级，其就完全可能为了孩子，坐级别低点的车子，建档次低点的房子，少吃几餐公宴，少进几趟舞厅，少搞几个门面工程。是这样，教育经费就有了保障，至少不致因各种理由而搁浅和挪用；孩子受教育和娱乐的场所就没人敢随意挂上这公司那公司的牌子；孩子失学现象或因强大的社会舆论和行政压力、或因社会有力的援助之手而大为减少，乃至消除。一句话，目前存在的一切不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困扰必迎刃而解。
第三，用舆论和法律约束父母切实承担起孩子受教育的责任。
新生人口素质的培养状况，与广大父母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责任关系密切重大。因为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家庭成员，最直接依赖于父母而生活、成长。然而，许多父母，尤其在农村，通常只把子女教育当作个人私事来看待和视个人方便来处置：当砌屋、请客送礼，手头经济拮据时，便不惜让孩子中止学业，沦为文盲；当急于致富而感到人手不够时，便无顾忌地让孩子放下书本去种田、打工、经商。父母的这种心态和作法，极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必须进行社会引导和干预。首先，要加强宣传，形成一种广泛有力的社会舆论，使父母在思想上自觉把子女教育当作不可推御的责任与义务。其次，要立法和严格执法。把父母随意让未达到社会规定的最低教育标准的子女辍学上升到违法的高度。这样的行为一经发生，政府、计划生育部门及单位，就应依法坚决劝阻。当然，家庭确有困难的，社会同时还必须给予帮助。对于不可理喻，一意孤行者，则应诉诸法律，追究法律责任。如此，父母即使一时糊涂，只要力所能及，就必然会供孩子完成正常学业，在实际上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第四，社会统一协调解决好随父母流动孩子的教育、培养问题。
在劳动者就业流动的频度和规模日趋增强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孩子处在了就学、娱乐、保健等区域变动之中，仅上海市外来民工子女即逾12万。这部分孩子能否身心健康发展，也就越来越成为了关系着我国新生人口整体素质高下的大事。然而，资料表明，他们却大多被拒于当地校门之外，不在当地儿童文化娱乐设施规模的设计考虑之中，不在当地儿童保健活动范围之内。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在这里，笔者主要就影响最大的教育问题谈些看法。外来民工子女受教育难，根源是学校数目少，规模小。要使学校具有足够容纳能力，所需经费政府又难于筹措，转化为学费、集资费，民工则不堪负担。为了走出这一困扰，（1）国家必须从宏观上进行招生计划、经费调拔等的统一布置和安排。对人口流入多的地区给予合理倾斜和照顾；（2 ）加强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及家长的联系，在国家调拔之外所需教育经费的解决上，实行三方共担；（3）政府应提供与公立学校相当的教育费用给民办学校，以鼓励和支持其快速发展。这样，外来民工子女将能与本地孩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应当指出，即便如此，外来民工因与组织关系比较松散，行为的随意性较大，其子女真正入学，完成规定学业，还取决于当地计划生育部门依照政策和法律，严格监督和管理。否则，这些孩子仍可能有相当部分游离于校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