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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271(2002)01-0066-04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他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曾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务实、勤勉、激进著称于世。他力主“中央革命”，多次图谋打入清廷内部，实行反戈一击；积极参与响应华兴会策动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发动的鄂、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亲制炸弹，组织暗杀团，对清廷要员实施暗杀。他还是著名的《新湖南》一书的作者，先后担任过《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多种报刊的总主笔或撰稿人，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时评，“皆能言人所不敢言”，[1]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而且是舆论界的骄子。孙中山赞誉他是“蹈海以殉”、“亡身报国”的真革命党[2]；黄兴称许他“思想缜密”、“美材也”[3]。可是，由于杨毓麟一生奔走革命，资料丢失较多，而他发表的政论、时评文章又散见于海内外各报刊，寻觅非易，资料搜集较为困难，研究者视为畏途，成果寥寥无几，有关史事以讹传讹者不少。最近，我们在搜集整理《杨毓麟集》的过程中[4]（以下引用《杨毓麟集》简称《杨集》），发现了由他撰写的40余万字的著述，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了重要条件，因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是从搜集资料、弄清史事真相开始的。本文仅就杨毓麟是否参加过自立军起事、三次赴日的时间问题以及投海自沉的主观动因等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求教于同志们。
一、关于杨毓麟是否加入自立军起事的问题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是由改良走向革命的过渡性运动，在此期间，杨毓麟的思想正处于由改良转向革命的发展阶段，因而不少论者均认为杨参加过自立军起事。一篇题为《杨毓麟与〈新湖南〉》的文章这样写道：“1900年4月，杨毓麟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这年夏秋间，唐才常杨毓麟筹划自立军起义，杨返国参与其事，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5]该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还说：杨“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是骨干分子。”[6]上述两文的作者虽然对杨毓麟研究起步较早，而且也提出过不少新的见解，使笔者深受启发，但在杨参加自立军起事这一问题上笔者却不敢苟同。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杨毓麟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时间问题，不可不辨析清楚。
根据已经掌握的现有材料分析，我们认为，杨并未参加自立军起事。其理由如次：
首先，从自立军的建制分析，杨毓麟并未担任各军统领。自立军实际组建七军，即中、前、后、左、右五军之外，另置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和傅慈祥；前军驻扎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统领；后军在安徽安庆，田邦璇统之；左军驻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驻湖北新堤，沈荩统之；自立会总会亲军及先锋营亦在武汉，唐才常直接指挥。按照自立军事先规定，亲军统领即为总统，负责节制各军，唐才常为总统，并兼任自立军总粮台。遍查自立军各路统领及下属骨干名单，并无杨之名号。
其次，据自立军统领林圭之兄林绍先所编《自立会人物考》共收录有关自立会人物共计二百四十六人；嗣由赵必振补订，增添了自立会李炳寰以次若干篇，均未见列有杨之名号。而上述考订名单系取材于《庚子汉变始末记》、《清议报》以及当事人撰写的文章，当属可靠。
复次，查遍杨毓麟本人的论著、时评、家书、诗词等全部资料，均未提及此事，如果说杨在当时有所顾虑的话，那么他的亲属、好友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应该是无所顾忌了。例如其“叔祖”杨昌济所撰《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其胞弟杨殿麟所撰《杨毓麟事略》、与杨一道创办《神州日报》的于右任所撰的《吊杨笃生文》、与杨交谊甚笃的蔡元培所撰《杨笃生先生蹈海记》等文章均未谈及杨加入自立军起义的事。
最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奏陈以及事败后清廷的通缉名单中均未列有杨的名字，如果杨果真参加了起义，敌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需要指出，杨毓麟虽然未能躬亲自立军起事，但并不等于他反对此事。至少可以说他对自立军起事在思想上还是同情和支持的，他认为，自立军起事与戊戌变法一样，都是湖南人“独立之根性使然”，“夫以雄城巨镇，拥旄仗节者之所不能为，而唐、林、李、蔡以徒手为之”，“以如许之头颅，易无端之斩斫，前僵后仆，无所于悔，是值得歌颂的壮举，是湖南“试行”“倡独立”的实践，“举事虽不成，奋为雄鬼，而种界二字
于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2]（32页）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杨对自立军起事在思想上是同情的，为什么又没有直接参与呢？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自立军起事“既保持着戊戌变法的旧痕，又初露出革命的新机”[7]，上承戊戌变法，下联辛亥革命，其纲领既有过去的成分，又有未来的因子；忠君与反清并存，新因素与旧成分交织；既有保皇派、维新派参与，又有革命派支持；一方面联系着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又联系着孙中山。对于这样一个既“勤王”又革命的复杂政治运动，何去何从？杨毓麟的确难以抉择。在自立军起事之前，杨氏未出国门一步，他的思想一直停留在改良阶段，此时，他并不主张采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法进行，这从他尔后回忆对贺金声起义的态度可以得到反映。他认为，贺金声起事是以“排满与排外二者交迸于脑蒂，欲乘时飚起，徒以策略疏阔，为贼臣所夷灭。”[2]（35页）在杨看来，既然贺金声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策略疏阔”，所以他是不会参加的。这里所谓“策略疏阔”系指“下等社会”实行由下而上的暴动，因为“下等社会知觉几无，一切举动绝无意识”，[2]（39页）他是不愿意参加的。从改良这一点看，他是赞成的，而从革命这一点看，他又是不赞成的，这种矛盾的心情决定了他对自立军起事的矛盾态度，自立军起事失败，唐、林等人被害，使他的思想深受刺激，他开始从改良转向革命，从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二、关于杨毓麟三次赴日本留学的时间问题
杨毓麟第一次留学日本，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由日文转译的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渐次趋于成熟；此后，他又两次赴日，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和译作都是在日本东京完成的，因此，东京成为他和其他革命党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弄清杨毓麟三次留日的时间对于研究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去史学界对其留日的时间却众说纷纭，一篇题为《蹈海烈士杨守仁》的传记文章谈到杨第一次留日时这样写道：“1900年4月，杨守仁东渡日本留学，在去日本的海轮上，碰到了湖南同乡杨度，杨度劝杨守仁留心帝王之学，以便将来回国后大展宏图，辅佐一雄才英主，立宰相之业。杨守仁对这位同乡的才学很钦佩，但对他为一人一姓服务的帝王之学很是反感，表示决不同意，并说如果不能打倒清政府必将蹈海以酬其志。”[8]但据杨毓麟1909年7月9日《致夫人俪鸿》的家书中称：“畴昔辛丑之冬，余以七编三章，留别俪鸿。初春判袂，奄及于兹，相见仅二次，聚首不及匝月。”在同一家书中又称：“壬寅，余始东游，自此以来，羁旅东京，周流津、沪，志事护落，
华忽焉。及此岁末，八更寒燠。”[4]（32页）此处所云“辛丑之冬”，“初春判袂”，具体时间应在壬寅年过完春节之后，公历当在二月下旬在上海候船，应在1902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4月初到达日本东京；如果从1902年4月算起，至1909年7月为止，正好八年，与“及此岁末，八更寒燠”的说法相符合；同时，这一时间与湖南留日学生“癸卯七月调查”所列《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的时间相吻合，该题名录明确指出，杨“到东年月”为“壬寅四月”（指公历）。[9]但据该题名录所记杨度到达东京的时间为“壬寅三月”（指公历），杨度至少要比杨毓麟早一个月到达东京。况且，杨毓麟此次赴日系第一次出国，正值豆蔻年华、踌躇满志，根本不可能想到“蹈海”之事。杨毓麟与杨度同船赴日之事诚有之，但不是在1900年4月，而是在1904年12月上旬，即杨毓麟第二次赴日之时。
杨毓麟赴日之后，一面学习日语，并专攻政法，一面从事革命的实践活动，并撰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新湖南》一书；主编《游学译编》期间，又撰写了《满洲问题》和《续满洲问题》等长篇文章，翻译了《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等文章，并于1903年5月参加了拒俄运动。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杨被委任在学生军本部办事[10]，5月11日，学生军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杨自任为“运动员”，愿意回国负责在江南一带策动武装起义，于是他与周来苏等密携炸药回国，接着又应邀参与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长沙起义因奸人告密归于流产，鄂、宁起义又回受万福华事件牵连，使上海余庆里机关遭到破坏，清吏从余庆里机关搜出手枪、炸药、名册、会章以及杨毓麟名片多张，杨只好改名杨守仁，于12月上旬与宋教仁等一道逃亡日本。
杨毓麟第二次赴日应在1904年12月4日。据宋教仁12月4日日记记载：“时已约定今日登轮”，“戌正，始起身回至舟中，经五（指胡瑛，引者注）、胡范菴皆送至舟中乃返。余遂展被就寝，然心中甚不安，寝不成寐也。”12月6日日记记载：“晴，是日风仍不止，舟行震荡不止。”舟中，“晤得杨笃生、杨晰子，一即启华译书局之人，一则万福华案被嫌疑，皆赴东者也。”12月13日日记记载：“辰正，舟近东京湾，望见海岸山色隐隐。良久，舟已入口，暂停轮，俟医生检疫讫，复移近岸下碇，即横滨市之码头也。至此而自上海迄日本东京之海程已讫矣。”[11]由上可知，杨毓麟因受万福华事件的牵连，于1904年12月4日从上海启程，通过9天的航行，至12月9日抵达日本横滨。
杨毓麟在鄂、宁起义失败后，他考虑到在东南沿海发动起义“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于是“乃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12]风潮过后，他遂于1905年春再次回国入京城，在管学大臣张百熙（长沙人）的帮助下，出任译学管教员。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暗杀活动。
那么，杨毓麟第三次赴日为何时呢？这个问题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相联系的。1905年7月16日，清廷颁发谕旨，实行预备立宪。拟派遣载泽、徐世昌、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稍后，又加派绍英参与其事，凑成五人，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获此消息，来到保定，向吴樾密告此事。吴樾愤然曰：“彼五大臣可击而杀之也。”[13]吴提出暗杀五大臣的主张得到杨的首肯，但杨考虑到自制炸弹无电动开关，实施者终不能幸免于难，因此，又不忍心让吴樾去执行这一计划，他作为“北方暗杀团”的团长，自然力争担任炸手，吴樾起而制止，表示愿意“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14]并建议杨毓麟设法打入载泽幕中，以收里应外合之效。由于五大臣行期提前，吴樾急不可耐，遂于9月24日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北京正阳门车站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将五大臣炸毙。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因车身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死难，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轻伤。早在五大臣出访之前，杨已预先谋得载泽随员一职，以为内应；事件发生后，清廷当时并未怀疑到他，故仍以五大臣随员身份同行。五大臣因此延至12月11日启程，杨作为随员，顺利抵达东京。由此可见，杨毓麟第三次赴日的时间应为1905年12月11日，这是毫无疑义的。
杨毓麟抵达东京之前，中国同盟会早已成立，亟待发展。杨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会晤后毅然辞去随员职务，并于1906年6月25日正式加入同盟会，协助黄兴等人扩展同盟会组织。不久，其姊寿玉病逝，杨“归慰先慈，家居七日即返沪，自此不复履三湘故土”。[13]此后，复在沪设立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用以扩充组织。在沪期间，杨除参与收回利权斗争、响应萍浏醴起义、营救受难同志外，还用主要精力协助于右任倡办《神州日报》，继续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从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创刊到1908年4月20日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赴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十多万字的文章，痛陈民族危机形势，号召国民奋起反帝；宣传“排满革命”，揭露清政府政治黑暗，官吏贪鄙残忍；痛斥清廷“预备立宪”，揭穿其虚伪本质和荒诞措施。1909年冬，蒯光典因故罢归，杨亦辞秘书职，转赴英国苏格兰厄北淀大学学习，专攻英文和生计学，借以“探社会学之奥”。[13]迄至1911年8月5日（农历闰六月十一日）蹈海殉难，他一直未曾离开过英国。
三、关于杨毓麟蹈海的主观动因问题
杨毓麟平素是不主张自杀的，他在《记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一文中说：“厌世派之拔刀自刎，投江自杀，亦是放弃责任，亏损人道。”[15]那么，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自认为“自杀则为怯”的道路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理论探索中的矛盾使他无法自解。杨毓麟留学英伦期间，欧洲各国正普遍流行无政府主义，他通过“浏览各报，始知欧洲政治事情，固与东方大异”，[15]他对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曾经探求不止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在外国能行的，而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此时无政府主义似乎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想通过对西学的研究，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系统探索，吸取新的思想营养，寻求新的动力，他在给《民立报》社的通讯中写道：“无政府教义所趋向者，绝对真理也”。“绝对真理”和“现实物质有情世界”两者合并，便可达到“万国无政府黄金世界”的理想社会。“将此物质有情世界铸成一绝对真理世界，无政府教义之所趋向全在于是。”但他对未来又表示怀疑，感到遥遥无期，感到渺茫，他说：“物质有情世界”与“绝对真理”“更历若干世纪始可全并，或者毕竟至地球末日始可望合并，亦未所知。释迦言历无量数劫，乃可成佛，无政府教义亦当合历若干劫，乃可完成万国无政府黄金世界；释迦言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无政府党亦当言，不合并物质有情世界与绝对真理为一，誓不成无政府党；释迦言众生亦度得尽，亦度不尽，无政府党亦当言物质有情世界与绝对真理亦合并得尽，亦合并不尽”。“吾知无政府党无论以何神力，决不能使此地球上法界楼台弹指立现”，“故与其虚悬一理想之万国无政府黄金世界，不如自从本民族、本国民之现状大刀阔斧，改革建造”，因此，“抛弃目前真实革命事业种种活动，而妄逐无政府玄谈者，愚也。”[15]用佛教理论来解释和论证无政府教义，使他的思想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他一方面指出，未来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绝对真理”与“现实物质有情世界”结合的“黄金世界”，但另一方面又以“释迦言众生亦度得尽，亦度不尽”的信条否定了这个“黄金世界”的到来；他一方面赞扬“铁血革命”，另一方面又感叹无政府主义“足以涣散国人进取之心”，自己“不欲纯然卷入无政府波澜中也”。[15]理论的探索已使他陷入矛盾之中，无法解释，而又无可解脱。
二是英国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又使他感到前景暗淡。1910年夏，杨毓麟利用暑假到英国农村作调查，并有闲暇偕杨昌济一道到巴拉塔度假，使他有机会接触英国社会的下层群众。与英国城市相比，他看到的是另外一番图景，据他记载：“英人财产分配不均，富者占山泽连数十里，贫者仅蔽一椽。环那诃嘎湖皆贵族麦铿济氏产也，财产专属一人，而地力复硗瘠，村居者掘泥灰御冬。”[4]（402页）而挖泥灰者形容枯槁，颜色憔悴。英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他想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消灭贫困和解决社会危机，从而使他又陷入深深的矛盾和苦恼之中。既不满现实，又对未来感到失望；既赞美“铁血”革命，又感叹用“铁血”革命换回的社会制度并不令人乐观。这一时期，从他所写的诗文分析，已充满着深沉悲切的情调和无可奈何的心境！曾几何时，他也吟唱过充满豪情的诗篇：“山河破碎夕阳红，只手擎天歌大风。莽莽中原谁管领？龙蛇草泽尽英雄。”[4]（395页）而今却是另外一种心情：“去国意未忍，四辕当此时。津梁疲末路，醒醉动凡思。世事真难说，余心不可移。平生凄恻惯，宁与白鸥期。”[4]（397页）深沉悲戚、茫然无奈之感溢于字里行间。
三是武装起义和暗杀的迭次失败使他感到孤独和悲观。杨毓麟自参加拒俄运动以来，他直接参与响应华兴会策动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发动的鄂、宁起义都悲壮地失败了，前者以会党中人的告密而流产，哥老会著名首领马福益于翌年4月20日在萍乡被捕遇难；后者又因受万福华事件的牵连而造成黄兴等十三人被捕入狱。于是，他只好改变方略，“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12]1905年9月24日，他和吴樾谋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又以战友吴樾当场死难而告终。直到1910年3月23日，汪兆铭、黄树中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入狱，事前，杨毓麟千方百计为他们的暗杀计划效力，不远万里从苏格兰采购炸药。（经西人化验，炸弹中炸药出自苏格兰，系杨毓麟从英国购办）可是，这一暗杀计划又未能实现。屋漏又遭连夜雨，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精心筹备的黄花岗起义又失败了，损失惨重，当时社会上误传黄兴已在战场上牺牲，消息传到英国，杨毓麟深受刺激，夜不成寐，“精神痛苦，如火中烧”。[16]后来，他又收到冯自由从加拿大寄来的信函，证实黄兴仅伤右手，断两指，生命无恙，稍感安慰。但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革命的依靠力量在哪里？革命的前途何在？他真想回国“寻二民贼死之”，以泄心中悲愤，又苦于远隔重洋，海天万里，经济拮据，回国谈何容易！心中痛苦，无法摆脱。
四是身体虚弱，脑病复发，“遍体沸热”，情绪狂躁。杨毓麟常年奔走革命在外，席不暇暖，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加之身体素质本来就差，且有固疾缠身，未能治愈，“原因由于常年失学，好作繁思，感触时事，脑病时发。”[4]（389-390页）“复阅英国报刊，知列强有瓜分之说，神气沮丧，旧病复发，头痛浮肿，愈不能眠。”[12]又因“贪食磷酸补品，日来毒发，脑炎狂炽，遍体沸热不可耐”，“惨不乐生，恨而之死，决投海中自毙。”[4]（389-390页）于是，留下遗书，托石瑛、吴稚晖两人将留学数年积蓄130英镑中的100英镑转寄黄兴作为运动革命经费，余30英镑转寄其老母，以报养育之恩，为“最后之反哺”，遂于1911年8月5日（农历闰六月十一日）赴英利物浦大西洋海岸边投海自沉。（关于杨毓麟投海自戕的时间，当事人说法不一。蔡元培撰《杨笃生先生蹈海记》作1911年“西历八月初六日”，曹亚伯《杨笃生蹈海》作“农历六月十三日”即西历8月10日，此据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以“以闰六月十一日投身利物浦海中”。杨昌济为杨毓麟“叔祖”，同在英留学，应属知情者，似较可靠）遗体于8月7日傍晚“由一渔夫觅得”，[16]死时年仅40岁。翌日，旅居利物浦华侨为杨毓麟召开追悼大会，以彰义烈，并厚葬于利物浦公共坟园。
噩耗传到中国，黄兴闻讯，悲痛不已，他在致友人信中称：“适得杨君笃生在伦敦自沉消息，感情所触，几欲自裁。”（见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213页附黄兴书信手迹）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不忘革命先烈功勋，1912年3月，陆军部呈请以南京太平门外玄武湖端方私宅建祠，专祀杨卓林、郑小瑜两烈士，并附祀吴樾、熊成基、杨毓麟、陈天华四烈士。1912年3月6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下批准令云：“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瘐死囹圄，或奋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死事既属同揆，庙食允宜共飨。该部所请，事属可行。”[2]对杨毓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至今，杨毓麟的纪念碑仍然屹立于英国利物浦公共坟园，纪念碑上用中文刻着：“中国蹈海烈士杨先生守仁墓”，纪念碑上的一块用花岗岩制成的碑石上用英文刻着：“中国烈士杨守仁，是因政治思想而死的，死时40岁。”[8]
收稿日期：200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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