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军制的变革与城邦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制论文,希腊论文,城邦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城邦的军制开始由业余化的公民兵向职业化的国民军和雇佣军变革。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和基本特点，以及对城邦衰落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作用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既可为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城邦危机提供一个必要的解释角度，又可为古代世界军队职业化的普遍趋势提供重要的实证材料和具体线索。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些尝试。
一 希腊军制变革的简要过程
自公元前5世纪中叶始的希腊军制变革过程是双线进行的：其一是城邦固有的公民兵日益职业化，其二是外籍雇佣兵作用的日益加强。起初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但进入前4世纪后、雇佣兵的发展势头加强，出现雇佣兵替代公民兵的明显趋势，以致雇佣兵的猖獗成为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下面分别概述二者的发展过程。
公民兵职业化的起点是公民在服兵役时不再由个人承担一切给养、装备的开支，代之以国家定期发放的薪金或津贴形式的报酬。这种新制度多半始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阿尔哥斯和雅典两邦。据修昔底德记载，阿尔哥斯有一支国家发经费并受到长期训练的部队，在前418年的一次会战中，其人数是1千人。①我们不知道部队肇始于何时，但从“长期训练”一说中可推断大概出现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或之初。
关于雅典公民兵职业化开端的材料相对确切一些，但也不尽可靠。②大体说来，比较正常的薪金制的实行应属于伯利克里时代，因为薪金制对贫困公民最为有利。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均指出伯利克里取悦民众的方法就是发放各种津贴。由伯利克里把过去偶而为之的薪金制固定化是完全可能的。
薪金制的产生意味着对城邦原有军事制度的否定，标志公民兵职业化的开始。但希腊公民兵虽先走上职业化的道路，却在大多数邦没有完成这一进程。各邦由于公民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把本来应当用于改造公民兵的资金消耗到雇佣外籍军人身上，导致希腊军队的职业化逐渐侧重于不正常的途径，从而造成雇佣军在前4世纪的畸形发展，阻塞了公民兵职业化的道路。
大体说来，希腊雇佣兵的发展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
1.公元前1000年代初—一前6世纪初。希腊雇佣兵的发生期和第一次发展期。
希腊人为外国雇主当兵打仗、靠吃战争饭为生始于公元前1000年代初。当时一些希腊人在东方的某些统治者麾下服役。约于公元前7-6世纪，他们活动范围扩大到希腊本土，但只有在社会基础较薄弱的早期僭主那里，才能找到他们的行踪。③
2.公元前6世纪－前431年，第一次发展期后的低落期。
有些研究者认为，随着早期僭主政制的没落，雇佣兵就在希腊半岛消声匿迹，只是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才将其重新导入希腊生活。④这种说法有与关记载相悖。修昔底德曾提到科林斯与科西拉在前435年发生冲突后从希腊各地广招水手，允以优厚待遇。⑤前432年，科林斯呼吁以高薪吸引雅典的外籍雇佣水手。伯利克里对此颇为重视，言果若如此，那就“是一件危险的事了”。⑥这表明，至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在一些城邦的武装力量中，外籍雇佣水手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陆军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前432年波提狄亚暴动后，科林斯派出的支援部队中就包括许多雇佣兵。⑦所以，这一时期雇佣兵并未绝迹，只是由于城邦繁荣，公民社会稳定，对雇佣兵的需求有限，其发展呈低落状态。
3.公元前431－前401年，第二次发展期。这个时期，希腊世界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缘故，对雇佣兵的需求显著增大，雇佣兵在战争中十分活跃。
该阶段雇佣兵的发展有两个特点：(1)雇佣兵的雇主基本是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且主要是雅典、斯巴达、科林斯邦。这三国当时都有强大的公民兵，因而雇佣兵仍为辅助部队，但参战次数频繁。(2)雇佣兵的来源也局限于传统经济落后地区。
4.公元前401－前336年，雇佣兵的全盛期。在这个时期里，雇佣兵在希腊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一些城邦一度出现完全或大部分取代公民兵的现象，希腊普遍成为雇佣兵的供应地和吸收地。这一时期是从万人远征开始的。
波斯小居鲁士部队的基干是希腊雇佣兵。在古纳克斯会战前，其总数为12900人，⑧包括约30个城邦的居民。⑨其中伯罗奔尼撒的穷国公民阿卡狄亚人和亚该亚人占了大半，其余有来自斯巴达、雅典的亡命者，从西西里、意大利来的冒险家。雇佣兵的来源地显然比过去有所扩大。
远征的意义不仅证明波斯帝国的腐朽和希腊人军事上的优势，而且证明希腊雇佣兵的成熟。来自几十个不同城邦的职业军人首次在失去老雇主和没有找到新雇主的情况下，抱成一团，以独立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出现于世，支持半年之久，充分显示了雇佣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强大生命力，从而揭开雇佣兵大发展的序幕。
随后在斯巴达与波斯战争中，希腊人第一次不再把雇佣兵视为辅助力量。加入斯巴达军的原小居鲁士的雇佣兵几乎占斯巴达军的1／2。⑩斯巴达在得到他们之后才有战争的主动权，从防御转入进攻。
科林斯战争给了雇佣兵大显身手的机会。前394年，斯巴达王阿哥西劳率军在喀罗尼亚同底比斯军进行了会战，其雇佣军表现出非凡的战斗力。会战后不久，战争呈胶着状态，双方都仅依靠雇佣军继续战斗。前390年，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初露头角，率雇佣轻盾兵大破斯巴达重步兵方阵。这是雇佣军同久负盛名的传统希腊公民兵优秀代表之间的第一次单独较量，结果斯巴达人“丧失了很多光荣的军人，并且重装步兵被轻盾兵、拉凯戴梦人被雇佣兵所战败”。(11)这次战斗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表明旧军事制度和传统重装步兵统治希腊战场局面的结束。
雅典在使用雇佣轻盾兵上的成功，促使他国竞相效仿，连一贯抱残守缺的斯巴达也改变了自己的雇佣兵成分，以轻盾兵代替了重装雇佣兵。同时，轻盾兵的出现也推动了重装步兵战术和装备的改革，底比斯新式重装步兵方阵和装备便是这种改革的体现。
科林斯战争以后直至希腊丧失独立之前，雇佣兵进入自身发展的颠峰状态：那些本是雇佣兵吸收地的城邦，如斯巴达、雅典、底比斯，这时成了大批雇佣兵的来源地，不断通过官方和私人渠道向希腊世界内外输送自己的公民。那些原来是雇佣兵传统来源地的地区，如阿卡狄亚，现在也成了雇佣兵的需求地。过去只有东方君主才能偶而招募数以万计的雇佣兵现象，如今在希腊已成了习见的现象。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希腊半岛单独一个邦创雇佣士兵数量最高记录的不是雅典、斯巴达或科林斯这样的大邦，而是弹丸小国弗西斯。
事情最后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尽管公民兵作用没有完全消失，但一切国家和政治派别以及个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去寻找雇佣兵的帮助。雇佣兵还屡次成为在当时希腊内部并不占主导地位的城邦、城邦内部各政治派别、僭主等雇主的主要政治工具。在深为雇佣兵问题忧虑的伊索克拉特的演说中，这一切便呈现出一种灾难的情景，成为他鼓吹远征东方的主要理由之一。(12)
二 公民兵与雇佣兵的不同特征
1.当兵目的：对公民兵而言，服兵役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公民权不是单纯的法律字眼，它意味一个人享有政治特权和占有土地的权利，当兵则是他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
雇佣兵则是脱离母邦，专为外国雇主打仗的军人，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雇佣劳动。工资是一个雇佣兵服役的目的所在，也是他从他为之服务的主人那里获得的唯一好处或收入。
2.军队及指挥官与城邦的关系：公民兵与城邦的关系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意识的因素把他与城邦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城邦中，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军人与公民没有分离，军队不是个人的工具，从整体上说就是公民集体的化身。城邦军队的指挥官是公民集体中一分子，他必须对整个城邦公民的集体负责，受公民集体的支配。
雇佣兵与城邦的关系的突出之处是“公民”与“兵”之间的有机联系完全断绝，工资是维系雇主与受雇者的唯一纽带。这条纽带的结实与否取决于雇主给雇员工资数量的多少，停发或降低工资以及若有一个新雇主愿出更多的钱，都可能造成原有雇佣关系的破裂，甚至导致雇佣兵与雇主的对抗。由于雇佣兵和雇主的关系受金钱的支配，因此雇主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即便对方是自己的手足同胞。修昔底德着意刻画过雇佣兵的这付嘴脸。(13)在亚历山大远征中也有类似情况，4万波斯的希腊雇佣兵参与迎击希腊联军的战斗，“和东方的敌人一起打自己人”。(14)
雇佣关系的发展造成雇佣形式的复杂化，出现真正独立的雇佣军组织，同时也给军事指挥官创造了公民兵中不可能出现的条件，一批职业或半职业性的雇佣军将领逐渐产生出来。在前4世纪希腊军事舞台上纵横驰骋的著名将领有相当一部分是、或一度是雇佣兵领袖。(15)当雇佣兵汇集成有组织、有目的、有领导的团体时，他们就成为一股能量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经常介入城邦的内部战争，甚至主动夺取某个国家的政权或拥护某个派别夺取政权。(16)这一切对公民兵是难以想象的。
3.军队内部关系：在公民兵中，士兵之间和官兵关系是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存依附问题。在城邦上升时期，公民军人之间有比较稳固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他们内部一般是较团结的，前5世纪流行的一些战争惯例（掩埋死者、赎取战俘、举行公葬和抚养遗孤等）是公民之间团结合作的缩影。
雇佣兵间的关系虽是平等关系，但却是商品货币关系。雇佣军官兵互相依赖，军官既是士兵的指挥员又是他们与雇主谈判的代理人，士兵则是军官力量的基础。《远征军》中克列阿尔赫的一番话揭示出雇佣官兵之间的这种关系：“你们若是不愿服从我，那我将追随你们……需知对我来说，你们既是祖国，也是朋友，又是同事。如果同你们在一起，那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将受到尊敬，而失去你们，我觉得，我既不能为朋友效劳，也不能报复敌人。”(17)由于雇佣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实利的集团关系，因此雇佣兵集团是不稳定的，处于经常的流动之中。
4.对待战利品的态度：公民兵与雇佣兵表面上对战利品的态度相同，都在战争中大肆劫掠敌方城市乡村和出卖俘虏为奴。但实际上两者是根本有别的。
一般而言，公民兵的服役目的不是为个人发财致富，参与战争也不是出于对战利品的追求，而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在胜利的战争结束后，公民通过授奖或平均分配等形式可以从城邦获得部分战利品，但这只是公民个人经济的补充，而不是生活的基本来源。
雇佣兵在找到雇主的条件下，其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转化为工资的战利品。这是因为各邦的雇主均无力依靠国家的正常收入支付雇佣兵的巨额薪金，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以战养战的方法，把用在雇佣士兵身上的开支部分或全部寄托于战利品。(18)在失去雇主的条件下，雇佣兵则完全依赖打家劫舍为生，像蝗虫一样扰害他们占领和经过的地方。色诺芬的《远征记》对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雇佣兵实际上是以战争为职业，以阻碍社会再生产为能事的、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力量。
5.军人的思想状态：城邦军队的成员主要是中小土地所有者，浓厚的乡土观念伴生着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又同高度的英雄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公民兵的思想意识中还有特别值得一提之处是对希腊诸神的崇拜、对神庙重地的尊敬。因此像特尔斐神庙这样的的地方被希腊各邦公民视为圣地。
但雇佣兵的思想状态则与公民兵截然不同。爱国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在作战中也有英勇的举止，但这是受金钱的驱使。最令人惊异的还是雇佣兵传统价值观和宗教意识的崩溃，对阿波罗等神的崇拜被金钱崇拜所代替，对此只要举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就足够了。其一发生在注重荣誉的斯巴达。前362年，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亲率一队斯巴达人赴埃及充当雇佣兵，普鲁塔克为此痛苦地指出：“任何人都不赞成这一点，一个被认为是整个希腊最出色的人，一个蜚声世界的人，现在却把自己置于脱离了自己国王的蛮族人支配之下，为了金钱出卖个人的名字和荣誉，变为一个雇佣军的首领。”(20)其二是神圣战争中的弗西斯人掠夺连当年波斯入侵军都未敢触动的特尔斐神庙一事。弗西斯人不怕亵渎自己的主神，数以万计的雇佣兵不怕神的惩罚而投奔渎神者，(21)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希腊人传统宗教意识的崩溃呢？
鉴于雇佣兵与公民兵之间在性质、成分、职能、思想方面具有迥然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认为雇佣兵的出现是对传统公民兵的否定，雇佣兵在大范围内取代公民兵的趋势标志希腊城邦军事组织已丧失对外扩张和保卫自己的能力，普遍面临深刻的军事危机。这不是偶然的危机，而是希腊城邦总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 希腊兵制变革的原因和意义
在古史研究中，一般认为公民小土地所有制的瓦解是城邦危机的根源。但近几十年来，这种看法不断受到怀疑。一些学者主要根据雅典的史料，否认希腊存在土地集中、居民普遍贫困和奴隶劳动大量排挤自由民劳动的现象，因而也实际否定了关于城邦危机的一般看法。这些新见解未必全然没有道理，尤其是他们关于不应把罗马与希腊的城邦危机等量齐观的认识很有合理性。但就现有史料而言，比较令人信服的还是通行说法，尽管它有时对奴隶制的发展和小农的破产做了过分的夸张。
城邦危机是希腊城邦全面危机的总称，依笔者之见，它通过经济危机（古典所有制危机）、政治危机（公民集体最高政权机构公民大会作用的丧失、城邦内部斗争和晚期僭主制的出现）、军事危机（公民兵的衰亡和雇佣兵的兴盛）、思想意识危机（爱国主义精神的丧失和传统宗教意识的崩溃）等不同层面体现出来，而经济危机则是根源。亚里斯多德曾非常直观地论及这一点。他说：“在中产阶级人数多的地方，公民之间的派别分裂就极少可能发生”，“当穷人占多数而没有中产阶级时，内乱就常常来临，邦国也很快归于毁灭。”(22)这里的中产阶级不外是重装步兵阶级，即公民小土地所有者集团。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正是得了亚里斯多德说的“穷人特别多”的毛病。我们从军事危机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城邦军事危机的最初征兆是公民兵的职业化。它的出现同前5世纪希腊战争规模扩大、时间延长的新特点有关，民兵形式业已不能满足战争发展的需要。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始，凡在军事上有所建树的国家，公民兵的职业化程度便相对较高。但薪金制也有不利的一面，它一经产生，就不可避免地在公民、尤其是穷苦公民的思想中注入一种新意识，即服兵役不再是单纯的义务，而且还可能成为谋生的手段。这笔收入在前5世纪的雅典是每日1德拉克马，这对富裕公民微不足道，但对大多数公民却是一笔诱人的收入。雅典公民大会所以轻率通过远征西西里的决议，主因正是这1德拉克马薪金的诱惑。因为战争初期公民迁入城市，收入断绝，只靠津贴为生。尼西阿斯和约签定后，许多公民的经济无法恢复，公民的战争津贴则被取消，因而平民对远征产生异乎寻常的热情，纷纷“打算在远征期间得到薪给并希望扩大雅典的统治，以便他们将来能不断地获得薪给。”(23)此例证明，商品货币关系一旦侵入公民军的肌体，便会增强公民个人利禄之心，削弱公民同集体的关系，也使城邦对外战争的目的复杂化。这里已隐约显出追求薪金的公民与贫困的必然联系。当雇佣兵于前5世纪下半叶重新兴起时，这种联系就表面化了。
从一开始，希腊雇佣兵的来源地便集中于几个经济最落后最穷困的地区，如阿卡狄亚、埃陀利亚、克里特以及希腊境外的色雷斯。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未形成强大国家，内部分化和人口增殖造成的过剩人口压力比其他较发达地区严重。(24)由于他们不可能像斯巴达、雅典那样依靠武力侵占别国领土，因而摆脱居民生活困境的出路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居民放出去谋生，而东方统治者和希腊一些城邦由于本身需要，也愿意利用他们的战争劳动。于是，当雇佣兵便成为当地人借以养家糊口的正常职业。前小居鲁士的雇佣兵在这方面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支军队成分驳杂，但除少量亡命者（流浪者、狂热的野心家、逃亡奴隶、罪犯等）外，大多数是在国内不能维持正常生活、梦想在国外发现幸福，谋得收入后返回家园的贫苦农民。(25)
导致雇佣兵在前4世纪繁荣的基本原因同样是贫困。由于土地集中、奴隶制的发展和两极分化，那些曾经是雇佣兵单向吸收地的城邦出现与落后地区同样的劳动力过剩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为雇佣兵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空间。斯巴达在这方面是个典例。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土地集中迅速，能够充当公民兵的人数急剧减少，基那敦阴谋是这一变革的直接产物。门丁尼亚战役溃败后，斯巴达兵源、财源几近枯竭，国王阿哥西劳被迫率剩余公民受雇于蛮人，为国家挣取一点可怜的资金。试想，雇佣兵是脱离城邦为金钱铤而走险的军人，如果不是贫困所逼，一个在国内有正常产业和收入的公民或一个正常条件下的国家真会把自己或自己子弟的生命大批出卖给别人或别国吗？
贫困不仅滋生出雇佣兵，更重要地是造成前4世纪的内乱迭起和晚期僭主制的流行，为雇佣兵的市场需求创造了新条件。一方面是大批期待招募的破产农民，另一方面是雇佣兵的主要雇主—一富有的贵族和僭主在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不敢把小集团和个人的权力建筑在破产或虽未破产但心怀不满的同邦公民身上，只能到城邦外部去寻求兵源。这就使成千上万的雇佣兵成为一些国家统治阶级的主要支柱。这方面不只是弗西斯的一个例子，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曾募到3.3万步兵和2万水兵作为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公民集体对立，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领土国家。(26)由此可见，希腊城邦公民贫困化的程度越深，适于雇佣兵生长的土壤就越厚。反之，雇佣兵在整个希腊世界越是猖獗，公民贫困化的现象也就越发严重。所以，雇佣兵发展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众口一辞地指出贫困和破产同雇佣兵之间的必然联系。
对通行说法提出疑问的学者借口前4世纪的希腊没有罗马共和制末期破产农民要求土地的现象，(27)否认希腊存在土地集中和小农的大量破产。其实，只要留意，在雇佣兵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曲折反映破产农民要求土地的事例还是不难发见的。如僭主狄奥尼修斯多次给他的雇佣兵分配土地，最多的一次有1万多雇佣兵分得份地。(28)他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明显，即一方面为巩固个人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为了迎合破产农民（雇佣兵的主要成分）渴望得到土地、重过安定生活的心理。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万人远征军当中。色诺芬在一次士兵会议上提出关于殖民亚洲的想法，理由是可使处在贫困中的希腊人找到安身之所。(29)这种以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的方式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问题的方法，后来也成为伊索克拉特建议菲力远征东方的主要依据之一。在《致菲力》一文中，他竭力劝告马其顿国王在无法灭掉东方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占亚洲的土地，在那里建立城邦，安置那些因缺乏生活资料而正在游荡之人，那些四处制造麻烦的雇佣兵。他认为，如果不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那他们就会变得比蛮族人还要危险。伊索克拉特的建议表明，希腊居民破产已经不是一两个城邦的难题，而是整个希腊社会的问题，需要从整体上加以解决。他的建议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土地要求的一种反映。他的建议还表明，随着公民小土地所有制的解体，越来越多的公民成了除自己的体力之外而一无所有的自由人，这就使失去了公民兵依靠的少数富裕公民开始把恢复秩序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外部的强力人物身上。
综上所述，公民小农的贫困和破产为雇佣兵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战争促进了他们的滋长，而雇佣兵的成长壮大又伴随着新的战争和灾难。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只能是希腊世界力量的普遍衰竭，从而为外来的征服者准备好一切便利条件。所以，公元前4世纪以雇佣兵繁荣为特征的希腊军制变革实际是旧事物—一城邦濒临死亡的征兆，同时也是新事物行将诞生前的阵痛，一个超城邦的、具有常备军护卫的地域大国就要在希腊降临了。如果为希腊军制变革定位，那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一总变革过程中的一个侧面，既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又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注释：
①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67,2。
②史料中谈及薪金制问题的地方不少，但不是过于一般，就是互相矛盾。修昔底德提到雅典重装步兵和水手的薪金(3,17,4)，但只是提及而已。亚里斯多德曾把薪金制的推行明确归于阿里斯忒得斯（《雅典政制》14），现代学者一致认为亚氏的记述在年代上有误〔见普利特切特：《古代希腊的军事实践》(Anient Greek Military Practices)第1部，伯克利1971年版，第7-8页。马利诺维奇：《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雇佣兵》，《古史通报》1968年第4期〕。此外，亚里斯多德还在《雅典政制》第27节中谈及薪金制，时间属于伯利克里时代，普鲁塔克也涉及这个问题（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伯利克里传第9、11节，客蒙传第11节，铁米斯托克里传第11节），可惜据以估计实施的时间相去甚远。
③希罗多德，1,61,62,77;3,54。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15。
④马利诺维奇：《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雇佣兵》，载《古史通报》1968年第4期，第70页。作者在这里谈及个人与之类似的西方史家的看法。
⑤修昔底德，1,31,1。
⑥修昔底德，1,121,3;143,1
⑦修昔底德，1,60,1。
⑧色诺芬：《长征记》，1,7,10。
⑨色诺芬：《长征记》，1,1,10。
⑩色诺芬：《希腊史》，3,1,4；狄奥多洛斯，14,36,2。
(11)普鲁塔克：《阿哥西劳》，22。
(12)伊索克拉特，5,120-122。
(13)修昔底德，7,57,9。
(14)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1,16。
(15)参见普列特切特：《希腊人的战争状态》(The GreekState at War)，伯克利等地1974年版，第61-96页。如伊菲克拉特、卡伯利阿斯、卡略斯、帕麦奈斯等。
(16)这类事例颇多，见色诺芬：《远征记》，5,6,15-16；斯特卢威等主编：《古代希腊》，莫斯科1956年版，第450页：弗罗洛夫：《狄奥尼修斯的西西里强国》，列宁格勒1979年版，第118页。
(17)色诺芬：《远征记》，1,3,6。
(18)色诺芬：《希腊史》，3,1,28;4,8,21-22,30;5,1,23-24；狄奥多洛斯，15,47,7;16,30,1;56,5;61,3；德摩斯提尼，4,21,28-29；伊索克拉特，15,111,124等。
(19)《远征记》，5，3，3-4；6，6，28。
(20)普鲁塔克：《阿哥西劳》，36。
(21)狄奥多洛斯，14，30，1；56，5；61，3。
(22)见格鲁丝基娜：《论与城邦危机有关的希腊古典城邦的特点》，载《古史通报》1973年第2期，第27-41页。同时参见第28页的注⑦中对有关看法评介。
(23)亚里斯多德：《政治学》4，9，9(=1296a)。
(24)修昔底德，6，8，2以次；24，4。
(25)参阅色诺芬：《希腊史》，3，1，20；5，6，15。
(26)见弗罗洛夫：《狄奥尼修斯的西西里强国》，列宁格勒1979年版，第119页。
(27)见格鲁丝基娜：《论与城邦危机有关的希腊古典城邦的特点》，载《古史通报》1973年第2期，第28页。
(28)狄奥多洛斯，14，15，3；78，1-3；96，4等。
(29)色诺芬：《远征记》，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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