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8)01-0079-13
19世纪西方蔚然兴起的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工作的基础。在这方面，来华西方人士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1830年代，先后出版的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中国简史》和德庇时(John Davis)的《中国人》，可算是来华西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作。除了这些专门著作外，他们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就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具体问题进行研讨。这些文章散见于在欧美和东方出版的一些学术刊物，而在广州等地连续发行达20年之久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则是集中发表此类文章的一份重要期刊。这份由美国传教士主办、依托于来华西人群体的综合性月刊，以中国的历史、现状与中西关系问题为讨论对象，集新闻、政论、宗教传播和学术研究等内容为一体，在19世纪30至50年代，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媒介，在西方世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转折性年代，极具学术影响。这份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专题文章。这些文章所阐述的知识与思想，体现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面貌，值得我们加以探讨。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刊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作品，进行简略的概括与论述。
一、中国史事与人物研究
来华西方人士研究中国历史，在16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相继东来之时即已开始。在此后两个多世纪中，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西方人士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作品，并陆续将一些中国典籍译介给西方社会。但到19世纪前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英美其他人士，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学术工作在总体上提出严重的质疑，乃至全盘否定。他们认为耶稣会士的著作充满了对中国的刻意美化，而未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形，他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也同样如此。例如，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就认为，中国的史书和在耶稣会士影响下欧洲的相关作品都是靠不住的。他说，中国史学著作所能提供的“枯燥的细节”和“经过耶稣会士美化的中国史书译本，都不可能使一般读者产生兴趣；而任何匆促草率的评论，在这个进取的时代也是无法令人满意的”①。他认为，以往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的一些观念被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被欧洲学者所接受，结果“很多饱学之士在读了杜赫尔德(Du Halde)和其他学者(对中国)的颂词后，将中国政府当作古往今来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政府”。但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郭士立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在他的“审视之眼”看来，中国政治史总结起来不过是，“专制君主践踏国家的法律，将整个民族置于钢铁镣铐之下”②。因此，无论是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史的叙述，还是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以往欧洲的中国历史著述，都是靠不住的，必须加以重写。
这实际上就提出了重写一部能够为他的“时代”接受的中国史标准读本的任务。郭士立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国史的重写，原因在于这种写作是对中国文明再评价的前提。这对确定西方对华态度、政策，都是必要的观念基础；同时，这对郭士立个人极为热衷的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也至关重要，因为不打破中国人自己的傲慢史观，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就不可能得到尊重和真正接受。从此后的学术发展来看，19世纪前期开始的西方学者的“新中国史”的建构，不仅影响到西方学术，而且对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建立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来华西人的相关努力，可以看作这一潮流的组成部分。
在19世纪30年代的来华西人群体中，郭士立和美国传教士、《中国丛报》发行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最为出色。
裨治文对中国历史的钻研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从1841年3月开始，他发表了20篇左右篇幅相当可观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历史常识，构成一个普及中国历史知识的独立系列。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作者通过阅读中国典籍来进行写作，而非根据以往西方的有关著作辗转摘抄或编著。这组文章的第1篇是《中国人的年代学》。这篇文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干支纪年方法，列出了从1744年到1863年共120年的干支年表；以此为基础，他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制出了从伏羲、神农到清朝道光帝的中国历代帝王的帝号、年号表，并附有各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文末还附有一份简明的中国历史年表，标明各王朝的起迄年份③。裨治文没有明言他依据的是什么史料，但看来是以《史记》和其他正史为依托的。这从他的另一篇文章也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简述三皇的传说，题目就叫《三皇纪》，应当是以《史记·三皇本纪》为蓝本的。
裨治文的《世界和平之障碍》一文所提出的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则完全颠覆了中国史学家的历史观。他从整个中国历史所看到的主要是黑暗、邪恶、残酷和混乱；被历代中国文人学者看作黄金时代、太平盛世之典型的三代，在裨治文的解读之下，其主要特征也是争权夺利、杀伐不绝。将近百年之后，从传统经学和史学的牢笼中破茧而出的中国学者，也逐渐以严谨的学术成果打破关于中国上古史的神话般的观念，得出与裨治文相似的结论。然而，裨治文在当年得出这种结论，并非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而是从其对中国文明先入为主的判断出发的。他写道：“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历史，我们无论是考察其统治者和人民的道德品质，还是其政府的结构，我们都能从其中发现建立永久和平的严重障碍。这些障碍并非晚近才产生的，而是与这个民族最早的历史同时出现的；降至当代，它们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为改朝换代，以及不断骚扰和搅动这个帝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而变本加厉”，结果，这种对于和平的障碍“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④。他接受了中国儒家关于三代以前为洪荒草昧的野蛮之世的观点，但并不认为夏代之后为文明之世，他看到的是一系列的相互杀伐的战乱。那么，他所说的“和平障碍”到底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其一，这种障碍存在于政府的结构中”，实即指清政府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其二则来自于这个民族的道德特征”，包括骄傲，欺诈，说谎，缺乏自然之爱，偷盗，谋杀，等等。他认为这些特征“来自人心”，各处均有，“但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约束它们，反而是珍爱和纵容它们”⑤，似乎野蛮的征战不息就是这些品性的结果。
在另一篇文章中，裨治文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相对比。他认为“皇帝”可对应于“教皇”，“僧侣群体”可对应于“官员群体”，名称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权力与影响是相似的”⑥。这不仅对以清朝为代表的中国各王朝的性质进行了比喻性的说明，而且点出了当时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历史阶段上的、或者说社会形态上的差异——“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差异。从裨治文的时代，直至今日，学界主流对清以前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基本上是与此相一致的，用“中世纪”这个西方历史辞汇来称谓中国中古时期也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说法。裨治文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评价，和他将中国中古史与西方中世纪史所作的对应，都可以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发现类似的观点。这也许是我们必须重视19世纪前期西方中国研究的一个明显理由。
在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评论方面发表长篇大论的还有郭士立。郭士立因他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而一举成名。在该书出版后，他还相继出版了两卷本《中国简史》、两卷本《开放的中国》、《道光传》等更具学术性的著作，俨然成为中国历史问题专家。除了这些部头较大的著作外，郭士立也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文章。前引《中国历史评论》一文，在呼吁西方学界重视中国历史研究后，对中国传说时代到清代的史事和重要人物进行了大纲性的评述。他的取向与裨治文一样，对于中国正统史学关于古史的观念，按照基督教史观进行了颠覆，对中国史籍中的不少内容进行了质疑，对有些内容则按照《圣经》的记载加以附会⑦。郭士立在文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前文已经引述过的，中国历史的单一性和停滞性。他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呈现明显的同一性：人民的外貌、性格和观念，城市，民居，庙宇，服饰，生活方式，等等，在这个庞大的帝国的各个地区差别甚微，甚至文学作品也大同小异，都被古典作品“定型化”了。与这种空间上的同一性相应的是时间上的停滞性，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沉闷乏味源于所有时代的一致性”⑧；中国人在艺术和知识方面进行的努力只是对既有模式的复制与修改，这些不变的模式束缚了本应自由的“人类精神”；中国的历史“缺乏伟大事件，因为这个民族在虚幻的优越感的麻醉剂下酣睡——没有什么要学的，没有什么要改善的，没有什么要发明的；所有有价值的思想都已经定型了”，甚至连语言表达也在“古人的控制之下”；“中国人就这样停止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存在，他们受古人的奴役比被异族压迫者奴役更糟糕，因为后者可以摆脱，而且永远不可能将不朽的精神奴化”⑨。后世很多中国思想者对中国史的认识，与郭士立对中国历史的这种看法，是具有相当明显的一致性的。
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和介绍在《中国丛报》的历史类文章中占有一定比例。从《中国丛报》第11卷第1号开始，裨治文连续发表了一组共8篇介绍中国上古帝王的短文，配有盘古、伏羲、神农等的木刻像；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用短文来介绍这些古代帝王图像。所用图取自明代王圻、王思义父子所编《三才图会》。这些短文虽然很难说有什么学术性，但作为一种历史知识的普及，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裨治文还写了一篇《孔子的生平与时代》，主要根据《至圣编年世纪》等文献，就孔子的祖先、家世及其出生前后的时代、地点等，进行了简述⑩。
孔子作为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引起更多作者的关注。卫三畏发表了一篇关于孔子生平的文章。他将孔子与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西塞罗、亚里斯多德以及中国的孟子、老子并列，作为“异教道德学”的代表人物，而在这些人物中，孔子道德学说的长久而广泛的影响又是无与伦比的。他呼吁对这些人物的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寻找其异同之点，并探讨孔子等人物的道德学说是否与“上帝完美的律法相一致”(11)。卫三畏用尊敬的语气介绍了孔子的生涯，包括他的幼年时代，他的成长过程，他的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以及他为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关于孔子的伦理学说，卫三畏认为其“主要特征就是尊上，并善待他人。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尊敬和服从，他进而推理出妻子对丈夫，民众对诸侯，臣子对君王的义务，同时他也认为天命可变”。这些原则贯穿于孔子的著作，由一些仪式来体现，并被人们世代遵循。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兴趣支持这种信条，因为它们会给他带来凌驾于他人的权力；正如他少时所受的教导使他具有服从和尊敬所有长者的习惯，当他自己成为长者时，他也从幼者那里索取同样的遵从，而大众舆论则与他保持一致。对这种原则的遵守强化了那种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曾经评论过的中国的民族精神独特的一致性”，并制约了思想的独立性，甚至使最有权势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也处于一种梦魇之下，丧失了接受外来事物的动力(12)。在这段评论中，我们再次看到，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评判中国历史、文化和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评论的对象如何对待“外来的事物”。这是鸦片战争前中国“排外”的政治和文化所造成的深刻印象的体现。由于理学在清代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朱熹的生平和学说也引起这些作者的兴趣。裨治文撰写的关于朱子生平的文章长达30页，按照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了朱子一生的政治、学术活动和他的著作，显示了对这位中国思想家的高度重视。裨治文对资料的处理和他的论述，显示了他具有一个历史学者的修养。他对于文献的把握也是到位的。例如，他在讲到朱陆鹅湖之会时，特地将朱子“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之句译为英文，并加注音，显然意识到此句在朱子思想遗产中的重要性。他还将后人对朱子的评价“删述六经者孔子，传注六经者朱子”，“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之语，也同样译为英文，表明他意识到这是对朱子历史地位的表述。文章末尾还附有朱熹作品的目录(13)。
美魏茶(W.C.Milne)则对《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深感兴趣，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诸葛亮的生平事业。不过，他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他说《三国志》是600年前，即13世纪写成的(14)。裨治文的文章《中国女皇武则天》，以西方的叙事风格介绍了武则天的一生。他在文中将武则天比作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一世，“出身微贱”，但终能飞黄腾达。裨治文在文章的开头就给了武则天这样的评价：“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很少能够发现在行为邪恶和不义方面堪与武则天女皇相比的人物。”(15)这显然将武则天作为历史上邪恶人物的典型，也许是受了中国史学家的影响。美国传教士史第芬(Edwin Stevens)写了一篇关于和珅的文章。他显然是未能了解“珅”字的正确发音，将之与“坤”相混淆，故将其名写成“Hokwan”。这篇短文大体上将和珅的经历和结局作了介绍，强调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嘉庆对和珅的惩办以及和珅累积的巨额财富——他在广州听说的数字是1亿零5百万元(16)。另外，郭士立摘译了一部关于朱元璋的传记，发表后有30余页的篇幅(17)。麦都思则在1844年将一篇较长的纪念鸦片战争期间吴淞守将陈化成的文章(作者为夏桑梓，音Hia Sangtze，松江人)，翻译为英文，以《纪念陈忠愍》为题发表。他自己署名“老麦”(18)。
一些地方性的历史问题也进入了这些作者的视野。史第芬在1834年发表了一篇长达20余页的关于中国东南沿海海盗的文章，叙述了郑成功父子的事迹，而重点则在叙述西方史籍中的“拉德龙斯海盗”即张保仔为首的海上武装的故事。史第芬引述了曾被张保仔俘获的英国港脚船“特伊号”(Tay)的船长特纳(Turner)和“艾利侯爵号”(Marquis of Ely)的格拉斯波尔(Glasspoole)的记述，对相关史事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19)。还有一位作者撮述了从宋代延祐年间到1804年上海地区的灾荒和饥馑(20)。这可能是在1849年前后上海地区发生饥馑的背景下所做的一种学术工作。
《中国丛报》也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例如，密迪乐(T.T.Meadows)在1850年将1305年蒙古人致法国国王腓力普四世(Philip the Fair)的两封信翻译在该刊发表。他还就这两封信的背景及相关问题作了评论，并将蒙古文原文附在文末。这就使他的文章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21)。长期在澳门生活的瑞典学者龙思泰(A.Ljungstedt)则在1833年发表了一篇考证性文字，试图纠正他国传教士在1781年发表的关于康熙之死和皇位继承问题的文章，并对雍正皇帝作了一些评价(22)。
二、关于中国史学的评论
中国历史学源远流长，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厚的积淀。郭士立在他文章中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诩像中国人那样长久而且持续地拥有历史学者”，尽管“不能指望”从中国史学著作“获取详细而相互联系的史实”，因为中国史学家不进行这样的研究，但“他们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资料，以供我们编纂关于这个最早存在的国家之一的历史，并追寻其自古至今的进程”(23)。因此，《中国丛报》的作者群体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郭士立关于中国史学的综述文章，考察了从上古传说时代至清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家及其著作，虽然很难说对中国史学史有准确把握，但还是提供了一个鸟瞰式的较为全面的概述，使读者可以了解，从孔子开始经过刘知几直至《纲鉴易知录》辑者吴乘权的中国史学演变梗概，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些与中国史学家相反的观点，如怀疑当时中国史学家大多还相信的上古帝王传说；认为“被中国史学家痛恨”的秦始皇“具有旺盛的心志，比他的先辈优秀得多”；汉以后到唐朝“也许是最了无趣味的时期”；等等(24)。
郭士立在1838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三国志》的长篇书评。奇怪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郭士立似乎将正史之一的《三国志》与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混为一谈。他在文中提到：“当我们考虑到，这部作品出版于将近14个世纪之前，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中国人的文学天才在很早的时期就已得到发展。”(25)这说明，他所指的确是《三国志》。但他的相关评论，却又使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想到《三国演义》。他在一开始对这部书发出少有的赞叹之辞，结果露出了马脚。他说：“在中国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像《三国》这样流行的。老人和青年都读它，学者表示钦佩，而文盲也发出赞扬。所有的阶层都同意，它是古往今来最有趣的书；它的风格、语言和记述事件的方式，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过；它是一部杰作，在文学编年史上无与伦比。因此，它被置于一个叫做十才子书的系列之首：这些是标准的文学作品，是趣味阅读的文库。”(26)他还说：“只要能看得懂一部普通书籍的人都可以读《三国》。尽管该书不少于24卷，只有很少人读过少于一遍。即使是文盲，也会以不能谈论与它相关的事实为耻。”(27)他接着用很长篇幅介绍发生在“公元170-317年”的史事，基本上也是以《三国演义》的内容为参照的。故可以断定，郭士立介绍的“《三国志》”，实际上却是《三国演义》。这位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他本人也颇以此自豪的传教士，何以在出版了《中国简史》数年之后，竟会犯下如此低级错误，不免令人诧异。
对《三国志》感兴趣的并非郭士立一人。英国传教士美魏茶也发表了两篇与《三国志》相关的文章。其一是关于黄巾军叛乱的文章，其二是关于诸葛亮的生平事迹的文章，其题材均取自《三国志》(28)。
裨治文将《纲鉴易知录》当作他的中国史籍书单的最后一部，可能因为这部著作是他修读中国历史的入门书。他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部书，对其内容作了一些介绍，并将其序言全文翻译发表(29)。裨治文还注意到一些新出现的作品，如魏源的《圣武记》，就此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学者与文化界的评论文字(30)。
关注当代中国学界动向的还有郭士立。他在1847年发表了关于《海国图志》的专题评论文章。他所看到的是1844年刊行的50卷本。这篇文章同样有明显的瑕疵，他没能辨别清楚该书的作者是魏源，而只是简单地根据该书序言中的一些话以及封面的题签方式，将其作者定为林则徐。因此，他在文中首先用将近两页的篇幅评论林则徐。他认为，“从公众的角度看”，林则徐“是一个相当精彩的人，很少有人可以像他那样夸耀拥有多种美德，但同时却表现了如此之多的邪恶”。他承认林则徐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品德，坚定不拔，具有中国达官贵人阶层中“少有的无私精神”；但他又提醒读者注意，林则徐这位“极富才干的政治家，展现了刻薄和卑鄙的一面，残忍，鲁莽，可耻，固执己见，对于和外国交往的首要原则一无所知，驱使其国家走进了一场可怕的战争，而他在危急时刻却像孩子一样毫无帮助”(31)。
时任香港英国殖民政府中文秘书的郭士立，对英国人曾经的敌手林则徐作出这种评价，是符合其价值观和政治利益的。不过，他对《海国图志》的评论，也许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当时来华西人对这部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史上划时代的作品的认识。他认为这部著作“可以看作一部外国事务文摘，涉及政治、历史、统计数字、宗教，等等，是一部在中国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编纂物”。他从序言和第1卷看出，这部书的“伟大宗旨是讨论夷人的战略才能和优越之处，以及可供采纳以打败他们之武器”。显然，他注意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该书的中心思想所在，但他将这一思想理解为好战姿态，说“我们宁愿要一部关于维持和平的作品”(32)。
郭士立对该书内容的评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凡是书中引用中国史籍，说明中国周边诸国之历史状况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他都认为具有价值；而凡是书中根据西方文献、涉及西方国家，以及非洲、美洲等在中国传统史籍中缺乏记载的，他都用蔑视和嘲讽的语气，指其内容颠倒、错漏不堪。这恰与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该书的态度相反。例如，在谈到书中关于安南、暹罗、缅甸的内容时，他认为“非常有趣”，其中的“各种论述我们从未在其他书中看到，而可以从本书收集”；他觉得第12卷关于日本的内容“是原创性的，资料丰富，很少为我们的作者所知”；但认为关于印度的部分，那就“编排混乱，错误百出，大部分内容采自外国人的叙述”；关于非洲的部分，作者所知“不比一个小学生多”；而关于欧洲和美洲的部分，按郭士立所言，那简直就不堪卒读了；他对《海国图志》所用的地图尤为不屑，认为它“塞满了对我们的地图的可悲的模仿”，其所载世界地图“还是一千多年前绘制的”(33)。实事求是地说，魏源引以为自豪的“以西洋人谈西洋”的内容，的确存在很多错误，这在晚清时期已逐渐为中国学者所认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早期阶段，这部著作还是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这是郭士立所无法了解的。
然而，对稍晚于《海国图志》50卷本问世的《瀛环志略》，《中国丛报》的评价却迥然不同。卫三畏为该书所写的长达26页的书评，对其作出很肯定的评价，对其作者徐继畬则给予很多赞扬之辞。卫三畏文章的第一句就为他的评论定了调子：“这本书已经被恰当地成为‘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我们希望它将是中国学者类似著作的序曲，这样的作品将告诉中央帝国的显贵和文人，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位置、资源和产品。”(34)他接着介绍了“这位杰出作者”的个人情况，简述了徐继畬1843年后的经历，以及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对徐继畬的评价：“他是我见过中国高级官员中最富有探索精神的人。”也许，这些人对徐继畬作出正面的赞扬，是因为徐对外国人明显的友善态度。雅裨理就说，“他对我的态度是尽可能地自由和友善”，尽管他有些遗憾地看到，“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心情远较了解关于天国的真理为急迫”，但认为“很明显，他学到了相当多的东西”(35)。
按徐继畬在《瀛环志略》序言中的说法，他从雅裨理那里获益良多。但卫三畏认为，除雅裨理之外，“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人不时地对他提供帮助”。卫三畏提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认为徐继畬“很可能通过一个中国人获得其所需要的信息”。他没有提供这个中国人的姓名，只提到这个人是香山县人，“近时从旅居了4年的美国返回。他在美国学会了读、写英文”。这个人被英国皇家战船“都鲁壹号”(Druid)船长士密(Capt.Smith)雇为译员，时间不详，如果是鸦片战争期间，则无疑是个汉奸；但他“对本国的语言和厦门的方言的了解均有缺陷，故其翻译常常为老百姓和官员们所不满”。不过，卫三畏认为，“这个年轻人可能被徐布政使召去，翻译那些他从纽约带回来的地理书和历史书的概要”(36)。卫三畏可能是从在厦门或福州、与徐继畬或那个年轻人有所接触的传教士那里听说这件事的。但这段文字对我们了解《瀛环志略》的写作过程，还是有所帮助的。这是以往人们忽略的资料。
卫三畏在文中翻译了徐继畬的自序，摘译了他认为或值得注意的一些段落。他认为要判断徐继畬的贡献，只要把《瀛环志略》与中国人的其他类似作品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他提到，在当时与西方人接触时间最长的广州，坊间所售的地图，都充满了极为低劣可笑的错误，而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对外国的知识与两百年前并无二致，甚至对于自己国家的地理情况，“其无知也是令人吃惊的”。按卫三畏的说法，中国是没有多少人将地理作为学问来研究的，所拥有的最好的地图还是1705-1712年间耶稣会士绘制的，而“后来的修订版本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的”。1840年钦差大臣琦善在大角炮台会见义律时，拿着这些地图向后者宣称，蕞尔岛夷妄想挑战中华大国是完全无用的(37)。故“我们必须认为，徐继畬阁下正是在其所受带有偏见的教育的背景下，从如此黑暗的愚昧状态脱颖而出，希望通过考察中外著作，尝试摸索出自己的道路，以对他的四海之外的国家形成清楚的了解”(38)。卫三畏还指出，徐继畬不像其他中国学者那样，在处理资料时以猎奇志异为目的，而是为了求得真知谨慎选择。即使在今日，这样的评价仍然可以认为是中肯的。他还看到，徐继畬在提到外国君主时，虽然只用“王”、“主”，而只称中国君主为“皇”，但“在提到每个外国的人民时，都使用尊敬的称呼，而不加以蔑视或贬低，这样就会提高和纠正他的国人关于远方各国的观念”(39)。
卫三畏在对全书进行了评价后，对《瀛环志略》的内容逐卷进行评介。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如徐继畬将一些地名相混淆，只关心各国疆域的大小，地图没有经纬线，以及一些事实性错误，等等。他在结论部分指出：
这部地理书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它对很多国家提出不完整或错误的看法。世界各国的自然物产几乎没有被提及，这些地方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亦未得到分析；对他们政府的形式，艺术与科学成就，或是叙述错误，或是根本未提；对他们的疆域、地形和资源的叙述粗糙；其地图质量较低，城市地点被错置。但这样说，是将之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地理书相较——这是很不公平的标准，就像是责备李特尔教授(Prof.Ritter)或约马得(Jomard)关于《大清一统志》的札记不正确一样。考虑到作者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地位，它是他的研究工作，及其率直和学识的一座丰碑；可以将其看作与英国的战争带来的刺激所产生的第一个果实。我们认为它将极大地摧毁傲慢心态，驱散中国统治者和学究们的愚昧无知，证明他们所属的并非地球上的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听说广州本地人士表示了他们对其内容的惊讶，带着轻率的疑心质问他们所读到的是否真实。(40)
使卫三畏和其他西方人对《瀛环志略》及其作者怀有好感的，还因为书中对于基督教没有采取一概贬斥的态度，而是加以“尊敬”。卫三畏在文章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徐继畬能够对该书加以修订，将新的版本和其他作品贡献给其国人；“他的年轻的君主将因这本书而推行善政，嘉惠天下。我们还希望作者有一天会被征召到能够影响皇帝决策的位置上去”。在技术层面，他还希望，徐继畬在书中采用的各类译名能够被外国人所接受，以便结束在此方面的混乱状态(41)。
三、对西人中国历史论著的评论
尽管《中国丛报》的作者群对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在整体上表示否定，但毕竟，后者在数百年时间里积累的知识性成果，仍是这些新一代中国问题研究者们须加重视的；而且，在19世纪前期，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也在取得进展，专业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者，即汉学家群体开始出现，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丛报》尽可能地加以报道和评论。
在对西方汉学界研究成果的评介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柯立芝夫人(Mrs.Coolidge)。她连续发表了5篇介绍法国汉学家雷慕莎(Abel Remusat)研究成果的文章，其中首篇是关于雷氏对马端临及《文献通考》的研究。作者主要是通过雷氏的研究进行了一些初步的介绍(42)。这也是她其他介绍性文章的共同风格。她在介绍司马迁与《史记》、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时，显然也认识到这两位史学家及其著作的重要性，故文章的篇幅相对较长。不过，关于司马光的文章侧重对其生平与学术事业的介绍，而对《资治通鉴》则着墨相对较少(43)。柯立芝夫人的另外两篇文章分别是关于朱元璋和孟子的小传，同样都是对雷慕莎作品的简介。当然，两篇文章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叙述朱元璋的政治活动，而后者则较多介绍孟子的思想，尤其是他的道德哲学，对《孟子》中的一些对话作了翻译(44)。
1836年春，在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一部名为《中国历史与现状概述》(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的著作，引起裨治文的强烈批评。这部书的作者是当时英国著名学者休·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以及他所邀请的一些其他专家。休·慕瑞出版了很多类似的作品，包括关于英属北美、英属印度的概述等，而甚早为中国学界所知的则是他的《世界地理大全》(Encyclopedia of Georgraphy)，被林则徐组织人手摘译为《四洲志》，成为《海国图志》的蓝本。像写作其他作品一样，慕瑞在写作《中国历史与现状概述》时，也邀请他的合作伙伴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彼得·戈登(Peter Gordon)、托马斯·林(Thomas Lynn)船长、爱丁堡大学数学教授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伦敦国王学院植物学教授基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t)参与写作，可谓阵容鼎盛。该书分3卷，按慕瑞在序言中所言，其宗旨是提供“关于这个伟大帝国的历史、物产、商业、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信息，以“娱乐和教导英国读者”(45)。其第1卷的内容，是描述中国的“自然面貌”，并提供一个“中国历史的综合性纲要”。慕瑞表示，他不打算“进入事实细节”，而是要“展现(中国人)在文明和艺术方面取得的进步；将各个王朝区分开来的那些最值得记忆的事件；以及关于这些王朝兴衰原因的哲学观点”；此外，他还要追溯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欧洲到广州的商路的形成，“以及古代茶叶贸易的存在”。根据这篇序言，该书的第2卷是关于中国语言、文化、宗教、政府、工业、习俗和社会生活，第3卷是关于中国内部状况、对外贸易、“特别是与我国贸易”的“集中概述”(46)。
裨治文在当年读到第1卷后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他表示该书收集资料宏富，甚至东印度公司和马戛尔尼使团收集的版画等资料亦加以引用，再加上“慕瑞先生良好的声誉，以及他富有学识的合作者”，就使“我们期待一部精确和完整的关于中华帝国”的作品。但是，“在读到该书的第1页时，我们只好认为，我们的期望不会实现了；而此后直至该书的最后一页，都使我们确信这一点”，因为“很多部分是完全错误的；而其他很多地方只是‘合成物’”，即将一些资料编排而成(47)。他认为作者对于中国地理位置的描述就是莫名其妙的；而更加遗憾的是，作者“很明显地通过一些早期耶稣会士给他的放大镜来观看中国”，结果连中国的外貌特征都没有表述清楚。他以鄙夷的口气提到慕瑞对中国的一些描述(48)，质疑作者为什么不参考雷慕莎等欧洲著名汉学家的成果，却引用了那么多几个世纪前传播的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内容。显然，无论是从学术性的角度，还是从中国观的角度，裨治文对慕瑞居然依据耶稣会士时代的西方学术成果感到不满。他几乎对该书的每一章都觉得难以忍受，对有的段落进行摘抄，然后逐字逐句进行驳斥。慕瑞书中这样的说法令他不快：“像欧洲那样的编年史无法呈现可与(中国史)比拟的伟大与衰落、优雅与野蛮的年代；它们展现了一个浩瀚的帝国逐步地从洪荒状态，向程度非常可观的文明与开化迈进的上升过程。”(49)这种说法将中国历史描述成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与郭士立和裨治文等将中国史解释成“停滞”、“静止”的观念，显然是不相契合的。
裨治文似乎决心不放过这部他眼里的低劣之作，故在读到该书的第2、3卷后，他在次年再次发表书评指出，慕瑞在选择权威参考书作为指引时，偏好那些写作年代久远，“中华帝国及其人民都很不相同的年代”的作品；当面前有好的作品时，他又缺乏判断对错的能力；他寻求的是“值得纪念之事”，对这类事他总是乐意信其为真；“越是离奇的叙述，他越是默默地遵循”，他对那些“惊人的独特性”总是充满兴趣(50)。裨治文认为慕瑞在讨论中国语言问题时，如果“照抄”马礼逊、马须曼(Joshua Marshman)、德庇时、雷慕莎、马若瑟(Premare)、克拉普罗特(Klaproth)、儒莲(Julien)等人的成果，反而会“有价值”，但很不幸，慕瑞依然参考了一些过时之作(51)。对于慕瑞将关于中国语言“与墨西哥语和埃及语具有相同原则”的观点，以及掌握2000个字就可以通读中文作品、汉语中的每个词都有单一的特定含义的说法，裨治文都进行了反驳。慕瑞将中国人说成一个“缄默的民族”，这在裨治文看来也是无法理解的。他特别不能容忍慕瑞在谈论中国宗教问题时说，中国宗教“不能说建立在偶像崇拜的基础上”。他对书中谈到中国社会风习时的错误逐个提出，提醒读者注意。对于书中关于中西贸易关系的叙述，以及关于广州商馆和澳门水道的说法，他都以讽刺的笔调予以征引。慕瑞书中关于中西贸易规模达到每年9千万元的脱离实际的数字，他的关于向中国人介绍吗啡、硫酸盐以取代鸦片的建议，他的合作伙伴关于中国动植物、各类物产的叙述，都被裨治文所质疑。慕瑞在书中提出关于解决中英贸易问题的两个建议，其一是“占领一个岛屿”，其二是向广州以外“另一个港口走私”，裨治文也加以驳斥。他认为西方国家应联合起来，设法与中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通过互利的办法达致满意的效果(52)。
慕瑞著作的学术水平显然是不高的，裨治文所指出的很多事实性错误都是实际存在的。但通过裨治文的评述，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他在评论时至少同时强调了学术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
不过，《中国丛报》并非对所有耶稣会士的作品一概排拒。虽然裨治文对其同时代的慕瑞过多征引门多萨的著作表示不满，但他也为《中华大帝国史》的英文本写了一篇文字发表，摘录该书英译本中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内容(53)。这说明他对前人的作品还是有一定兴趣的。
对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Magailland)所著的《中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ina)，裨治文也以相当温和的态度作了介绍。他所看重的是，“该书在它问世的年代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甚至现在也能提供其他著作中难以见到的信息”(54)。安文思书中关于满族早期历史的介绍，对《马可·波罗游记》中一些名词的订正，从中国史籍摘录的一些内容，关于中国语言的看法，对孔子言论的摘译，以及作者自己一些经历的记录，等等，裨治文都作了整段的摘录，其显然认为这些是有一定价值的。裨治文的文章发表于1841年11月号，而利类思所写的安文思小传，则在10月号上已经发表。这显示，裨治文对这位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至少是尊敬的。
裨治文的这种态度表明，这位传教士学者强调思想与观念“正确性”的同时，也对相关作品的学术价值予以相当的重视。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对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ter H.Medhurst)的《中国：现状与未来》一书的评论中。《中国：现状与未来》是继郭士立的作品之后又一部由新教传教士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综合性著作。裨治文在文章中介绍了它在“大西洋两岸、印度和恒河外方地区”广受欢迎的情形，肯定它是“最好的关于中国的现代著作之一”(55)。但是，裨治文认为，它本应超越其他的类似著作，因为麦都思拥有比其他作者更好的条件。他毫不隐讳地说，“这本书是一部即兴之作，几乎每一页都带有匆促的印记”(56)。从裨治文的评论来看，他认为该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中国的负面形象作了过分的或夸张的表述——与他对慕瑞的著作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可以同意“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少变化，更不受外来事物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但麦都思所说中国“语言和习俗保持不变，人们的天赋和精神生活与父权制时代并无二致”的结论，则缺乏事实支持。他觉得，“太多的停滞性和静止性被赋予中国人和他们的制度”，以法律而言，就不能说没有变化，“这个国家普遍性的变化和时尚流行与人类其他地区一样”，只是细节和模式也许有所不同(57)。裨治文不同意麦都思过分地强调中国人的普遍贫穷，认为“饥荒在中国并不经常”，“完全死于饥馑”的情况很少；而麦都思对于中国人居住拥挤的描述也是过于夸张的；他对中国人生活贫困化的叙述只以最下层的人群为对象，而未将中层和上层人群纳入视野。裨治文认为他所了解的情况与麦都思书中所说的中国的溺婴现象有差距，这种恶俗并非出于一种普遍的对女性偏见，事实上中国人“像喜欢儿子一样喜欢女儿”；溺婴行为被中国人普遍当作“畜生不如”的恶劣和可怕行为，而非一种习俗，中国官方也明令禁止；中国人几乎所有男人都能结婚的事实，和两性数量基本平衡的人口规律，说明大规模、高比例地溺杀女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对于麦都思书中的其他一些言论，裨治文也表示不能苟同(58)。可见，重视作品的学术性的裨治文，对麦都思的这本书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持否定态度的。
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译介
尽管作为一份月刊，其篇幅有限，但为了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进一步了解，《中国丛报》也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或是在中国民间影响较大的典籍和民间文学作品，加以翻译或评介。
由于该刊译介的中国典籍种类较多，难以逐一予以说明，故特制下表，以展现其概貌。
除表中所列外，其他一些常见史籍、政书、方志等，也是《中国丛报》的作者们经常引用、加以介绍的。其中《康熙字典》、《嘉庆一统志》、《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书，都是他们常用的工具书。
此外，《中国丛报》的作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工艺、技术，也同样感到兴趣，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加以介绍。这些文章讨论的问题广泛，体裁不一，这里同样将其列表介绍(见表2)。
郭士立在一篇呼吁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中说，“只要我们还欠缺一部好的中国历史书，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民族形成正确的认识”。从传教事业的角度出发，“除非我们认识他们的真实性格和状况，我们就难以与这个拥有无数人口的民族共享”基督教真理，“如果我们不对他们的历史形成透彻的了解，我们要解决他们长期的政治存在的问题，发现令他们不能与其他民族相融合的秘密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这个民族与世隔绝的原因不被发掘出来，则将他们与世界其他民族相分隔的万里长城就不能被连根铲除”(59)。他进而提出，“撰写一部中国史乃是现时代之所需。如果这部历史能够用塔西陀式的高超技艺，和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式的轻松风格来撰写，则它将使人们对中国产生更强烈的兴趣”(60)。《中国丛报》的其他作者亦怀有与郭士立相似的看法。“撰写新中国史”的使命，当然不是这份综合性月刊所能胜任的。但这些作者所进行的上述努力，无疑可以看作19世纪前期西方学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丛报》则为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术工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园地，从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富有意义的一页。
注释：
①Charles Gutzlaff,"Charac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54.
②Charles Gutzlaff,"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p.74-75.
③E.C.Bridgman,"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pp.121 -159.
④E.C.Bridgman,"Universal Peac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518; p.526.
⑤E.C.Bridgman,"Universal Peac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526- 527.
⑥E.C.Bridgman,"The Chinese Languag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9.
⑦Charles Gutzlaff,"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p.75 - 85; 111- 128.
⑧Charles Gutzlaff,"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74.
⑨Charles Gutzlaff,"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111.
⑩E.C.Bridgman," Life and Time of Confucius",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8,pp.336-342.
(11)S.W.Williams,"Sketch of the Life of Confucius,the Chinese Moralist",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1,pp.411 -412.
(12)S.W.Williams,"Sketch of the Life of Confucius,the Chinese Moralist",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1,p.423.
(13)E.C.Bridgman,"Memoir of the Philosopher Chu",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8,pp.187-206.
(14)W.C.Milne,"Notices of Kungming",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2,pp.126-127.疑其所据为《三国演义》。
(15)E.C.Bridgman,"Woo Tsihteen,Empress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543.
(16)Edward Stevens,"Sketch of the Character of Hokwa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p.241 - 244.
(17)Charles Gutzlaff,"The Eventful Life of Hungwoo",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7,pp.353 -385.
(18)W.H.Medhurst,"A Memoir of Chin Chungmi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3,pp.247 - 260.
(19)Edward Stevens,"Chinese Pirate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p.62 - 83.
(20)C.Shaw,"Notice of the Years of Famine and Distress which Have Occurred at Shanghai",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9,pp.113 - 117.
(21)T.T.Meadows,"Translations and Notice of Two Mongolian Letters to Philip the Fair,King of France,1305",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9,pp.526 -535.
(22)A.Ljungstedt,"Proposal Correction of an Historical Fact",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pp.378 -380.
(23)Charles Gutzlaff,"Charac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p.53 -54.
(24)Charles Gutzlaff,"Charac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p.55 - 59.
(25)Charles Gutzlaff,"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7,p.233.
(26)Charles Gutzlaff,"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7,p.233.
(27)Charles Gutzlaff,"Notice of the San Kwo Ch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7,p.234.
(28)William C.Milne,"The Rebellion of the Yellow Cap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pp.94 - 103; "Sketch of Kungming",vol.12,pp.126 - 132.
(29)E.C.Bridgman,"Chinese Histor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pp.1 -9.
(30)E.C.Bridgman,"The Holy War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9,pp.241 -244.
(31)Charles Gutzlaff,"Hai Kwoh Tu Chi",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6,p.418.
(32)Charles Gutzlaff,"Hai Kwoh Tu Chi",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6,p.419.
(33)Charles Gutzlaff,"Hai Kwoh Tu Chi",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6,pp.420 -424.
(34)S.W.Williams,"The Ying Hwan Chi-lioh",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169.
(35)S.W.Williams,"The Ying Hwan Chi-lioh",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p.169 - 170.
(36)S.W.Williams,"The Ying Hwan Chi-lioh",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170.
(37)S.W.Williams,"The Ying Hwan Chi-lioh",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p.172 - 173.
(38)S.W.Williams,"The Ying Hwan Chi-lioh",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173.
(39)S.W.Williams,"The Ying Hwan Chi-lioh",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179.
(40)S.W.Williams,"The Ying Hwan Chi-lioh",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192.
(41) S.W.Williams,"The Ying Hwan Chi-lioh",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p.194.
(42)Mrs.Coolidge,"Ma Twanlin,the Chinese Historia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pp.143-147.
(43)见 Mrs.Coolidge,"Biographical Notices of Szema Tan and His Son Szema Tseen,Chinese Historia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pp.210 - 218; "Biographical Notice of Szema Kwang,a Chinese Historian,and Minister of State",vol.9,pp.274 - 283.
(44)Mrs.Coolidge,"Biographical Notice of Tae Tsoo or Hungwoo",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pp.389 398; "Biographical Notice of Mang Tsze,or Mencius",vol.10,pp.320 -328.
(45)引自E.C.Bridgman，"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p.195.裨治文的评论文章将其第1卷序言全文摘引。另外，《广州周报》也发表了关于该书的简介，见"Modern History of China"，The Canton Press，August 27th，1836.
(46)引自 E.C.Bridgman,"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p.195.
(47)E.C.Bridgman,"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p.194.
(48)E.C.Bridgman,"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pp.194-198.
(49)E.C.Bridgman,"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p.198.
(50)E.C.Bridgman,"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6,p.59.
(51)E.C.Bridgman,"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6,p.59.
(52)E.C.Bridgman,"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6,pp.62 - 68.
(53)E.C.Bridgman,"The Historic of the Great and Mightic Kingdome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pp.241-251.
(54)E.C.Bridgman,"A New History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p.641.
(55)E.C.Bridgman,"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p.74.
(56)E.C.Bridgman,"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p.74.
(57)E.C.Bridgman,"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pp.76 - 77.
(58)E.C.Bridgman,"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9,pp.76 - 83.
(59)Charles Gutzlaff，"Charac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3，p.54.裨治文后来也在一篇介绍《纲鉴易知录》的文章中用富有激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了解中国历史的渴望，见E.C.Bridgman,"Chinese Histor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10,pp.1-3.
(60)Charles Gutzlaff,"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2，pp.76-77.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18世纪英国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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