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出发点:实践的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出发点论文,伦理论文,当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经济伦理的研究中,“经济人”和“道德人”关系的讨论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人”与“道德人”对立关系源于社会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离对立,市场经济中的个人私利与社会公利的矛盾是造成“经济人”与“道德人”对立的源由。因此,要从根源上消除这种分歧,就必须找到一个经济伦理研究的科学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应该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的人”。
一、经济伦理研究中方法论分歧的历史渊源
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一命题的提出开创了经济学研究史中的经济人与道德人分离的历史先河。休谟认为: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应该是有区别的,对事实问题的研究不应该产生伦理化、规范化的结论。从此围绕这一命题提出的问题成为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
1.从斯密到凯恩斯的主流经济学派
他们都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运行,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附属品,经济学的任务是发现经济规律,而不是制定和履行道德规范。应该把所谓的道德关怀排斥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把主体的人看作是纯经济的动物,在经济过程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斯密就认为:“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利益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在商品交流领域,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2]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马歇尔也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只能建立在人的自利性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要使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研究人的社会科学更为精确,应把握住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最常见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经济人”对货币的强烈的追求欲望,“正是对商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确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3]
2.从施莫勒、罗宾逊夫人到布坎南的异端学派
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莫勒认为:我们称作经济的,是指由互相联系的个人形成的或大或小的集体,构成这种集体的因素包括心理的、道德的、法律的。英国剑桥学派代表罗宾逊夫人也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有一种规则,一种意识形态为它们辩护,并有一种个人的良知来促使它努力地实践”[4],同时“经济学绝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的政治的观点,往往是与使用的分析方法难以割裂、纠缠在一起的”。[5]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市场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认为人类可以也应该从市场化的过程中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道德机制。布坎南在其著作《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书中指出:市场不应是一种单一的效率市场,经济学应将“资源配置理论”或“选择理论”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市场首先是一种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制度,是体现人们交换关系的各种制度形式。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作用就在于对市场交换中的行为作出解释和预见。布坎南也将该书的第三部分,命名为“作为道德哲学的经济”。
二、从“经济人”假说中理解的各种经济伦理研究的出发点
西方近现代经济学派把“经济人”假说视为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石和前提。从西方各种经济学派的关于“经济人”假说中可以剥离出他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研究的立足点,即可以看到他们是以何种理论为出发点,运用一种什么方法,阐明经济活动中经济因素和道德因素的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关系。
1.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说中,经济人是“利己”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的统一,实现这一目标就是通过“看不见的手”。“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可以看到,斯密是从经济运行的规律的这一角度,把伦理学排除在了经济学的关怀之外,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假设对西方近现代经济伦理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密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回到斯密”的口号,说斯密“这只‘手’是他对一种方式的想像,在这种方式中,千百万人的自愿行动可通过价格体系来协调,而不需要指导中心。”[7]
2.新制度经济学派对“经济人”假说的修订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人是脱离现实的、理想的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派主张经济学应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现实当中的人性。其代表人物之一——科斯就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其做法之一就是主张以效用最大化来代替经济利益最大化,即个人得到的效用(满足)不仅仅是来自物质的享受和金钱的追求,还应包括荣誉、地位、爱情以及行善时的心情愉悦状态;做法之二就是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理性的有限性的假定,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只是有限的理性,所以经济人只能去追求较满意的结果,而不是十全十美最优的结果。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人”假说源于他们对经济研究中非经济因素的肯定,他们是以一种整体性的分析方法,立足社会文化系统,通过价值标准将经济学与伦理学沟通了起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之一加尔布雷斯就明确提出:“经济学根本不是一门说明的科学,它也为支配的经济利益服务,它培养信念,同时培养这种利益所需要的行为”。[8]
3.马克思·韦伯的“经济人”
马克思·韦伯认为:有理性的资产阶级就是“经济人”。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与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具有虔诚的宗教观念,以“劳动”为天职,以禁欲为准则。马克思·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观的分析,勾勒出了近代“经济人”的面貌。按照韦伯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描绘是立足在“价值中立”的原则上完成的,即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应当遵循他所研究的对象本身的规律和特点,而不应以自己的价值判断为指导去研究。“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9]可以说,韦伯是立足于西方新教的伦理观念,以“价值中立”的方法完成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贯通。
三、“实践的人”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出发点
经济人或道德人都是对人的属性、特征的一种抽象,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的一种理论模式,它们之间不仅存在分裂和异质性,同样也存在着统一性。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不仅是经济人,而且也是道德人。
在经济伦理的研究之中,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把人作为研究的对象。然而不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非主流经济学,在对人的理解上都存在偏差,尽管他们对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理解的人都是一种仅具有自然本性的、抽象的人。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中就曾批评地指出斯密、李嘉图关于抽象经济人的思想就如18世纪鲁滨逊一样是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马克思恰恰就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批判,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梅林所言“他们越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越过抽象的人达到历史的人”。这种超越与批判是马克思以“实践”来完成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把人从抽象的人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这个“人”是“实践的人”即“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
1.“现实的人”就是实践的
首先,“我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0-1]可见,现实的人首先就是具有自然属性的人。其次,现实的人就是活动的、实践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0-2]“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内容就是物质生产活动,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与准备。第三,“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历史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它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因而个人就不是如施帝纳所言的那样,“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3]也就是说,任何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现实的人,其本质必然是实践的。
2.“实践”使人成为社会的人
实践或劳动使人从动物界区分出来,具有了独立的主体地位,但同时劳动也是社会中的劳动,是社会关系中的劳动。“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0-4]作为独立的个人,人有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但是作为社会的人,人又有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人的个体性是经济人活动的理论依据,人的社会性则是道德人活动的理论依据。人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这种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有充分的论证:“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性的存在”[12-1]“孤立的一个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的人……是不可思议的”。[13]
3.人的全面发展、自我完善是通过实践实现的
追求全面发展、自我完善是人类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任何人的职责、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14]可以说,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自我的全面发展,就是促进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12-2]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5]这一社会形式的实现必须是实践的。“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16]可见,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在自己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同外部世界发生的全面的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历史地、充分地表现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这种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体力、智力、能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指人的道德的完善与发展,也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总之,人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生命的个体,总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为此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马克思说:“每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自己”,“各个人过去和现实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17]而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而为道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人的利益需要,道德人难以达到完善。其次,人不仅是经济人,还应该是道德人,因为,每个人不仅是有生命的个体,同时又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存在的。“道德人”是“经济人”获利最大化的伦理保障;缺少“道德人”的伦理追求,就必然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可见,从社会而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是社会的要求;从个体而言,“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的内在需求。实现这一切的基础恰恰就是源于“实践的人”这一理论出发点。
四、“实践的人”这一出发点的现实意义
1.它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石
西方从亚当·斯密开始确立了经济人的动力论,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坚持道德人动力论,市场经济的确立又为我们提供了经济人的动力导向。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问题成为当前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争论的焦点。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实践的人”提供了这一理解的基石。只有立足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上,从当前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出发理解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才会有正确的解答;也就是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去理解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利益化需要决定了经济人的内在品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为道德人提供了现实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不仅是经济的人,而且也是道德的人。
2.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约束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人的利益驱动是把双刃剑,既有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从而约束经济人。这种约束包括道德、法律、政治等多方面内容,其中的道德约束是重要方面。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的道德约束机制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实践的人”出发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法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即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作为道德约束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以此来指导经济人的市场经济活动,以期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3.它为经济伦理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对立实质上是经济伦理这门交叉学科性质的体现。经济伦理作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跨越与交叉,体现了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的统一,经济事实的研究离不开人的现实生活。同样,价值的主体是人,人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离开人的社会实践,离开社会实践的人,一切价值都无从谈起。经济伦理不是一门经济研究的实证科学,而是立足在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分析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求只有以“实践的人”作为基石,才能说明经济伦理研究的科学内涵,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研究才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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