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史论文,史学论文,时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史学主潮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在交互碰撞中不断趋于理性融合的过程。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起点。
“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史坛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吸纳、消化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某些史学特征，同样具有一种典型的时代意义，因而很值得我们加以回顾、总结与思索。[1]
一
西方史学之传入中国，虽始于十九世纪后期，并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过一个高潮。但无论就规模还是系统程度，都迥非前者可比，且已明显展示出一种自觉超越传统学术旧囿而日趋融汇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态势。此种中西史学交流新格局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术上看，显然不可忽视以下两个基本情况的变化。
首先是从事西方史学输入的人员群体素质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在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最初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一些经世学者编写的外国史地介绍著作逐步传入的。传教士虽然都来自西方，并具有一般的资本主义文化修养，但由于特殊的宗教背景和使命，其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往往并非精髓部分；至于我国近代早期的经世学者，当时所能获得的西学知识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只能处于一种零星粗浅和低水准的阶段。二十世纪初年，随着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留日学生的加入，西方史学的输入始成一定的规模，只是这些留日学生因缺乏近代史学的专业训练，其有关知识又仅赖日文史籍间接获得，以致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或方法，仍不免呈一种肤泛笼统之状。
西方史学输入在整个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这种相对滞后性，并非偶然。近代以来，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寻求救国真理，一批批的青年学子负笈远渡重洋，留学欧美。不过早期留学生所习专业，大抵是与洋务运动关系较密的军、工、商、医、科技为多，偶有习文科者，范围亦不出法政、经济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直到清末依然如此。以清宣统间游美学务处派遣的留学生为例，第一批47人中，仅3人习文科。第二批70人中，仅7人习文科或兼涉文科。第三批63人，习文科为12人。三批总计，习文科者仅占12%强。且这些人中，选择专业皆为文学、哲学、政法、财经、教育等，初意无一主攻史学者。[2]有的留学生即使在外研习过史学或其论文获得过历史学方面的学位，归国后一般也不以此作为主业。如广东南海人陈锦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北洋官费生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习史学，获硕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攻经济与商业行政学，于1900年获博士学位，[3]同年归国参加清廷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一，赐法政科进士出身，后成为国内有名的理财专家。而宣统二年(1910)由清华学堂派赴美国留学的江苏人徐仁锖，虽曾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历史学，1914年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从事的却是英语教学工作。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不外三端：一是理工及财经、法政等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社会实际工作部门需求较多，学成后谋职亦易，在当时举国上下讲求富国强兵之术的形势下，尤受到政府及留学生的重视。二是中国传统史学素号发达，在治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以致在不少人看来，赴西方专修历史学，似非当务之急。三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不少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其时大学里的历史专业学生原本就少，自然也难以吸引中国留学生。[4]
“五四”时期，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引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赴西方主修史学专业的留学生也有所增多。有的高校史学系，还把选派学生到欧美进修历史学列为经常性的计划。如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整理国学计画》便提出，整理传统学术，“宜先培植能任整理之人才，盖今日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使徒守成法，以谋整理，其成绩或且不及乾嘉诸老。”因而要求派遣有国学根基之人，赴海外留学，接受现代科学训练，以造就新型的学术研究人才。[5]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力主派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专习历史与地理，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6]姚从吾即因此被选送到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傅朗克、海尼士进修史学。而通过其他渠道留欧的傅斯年、陈寅恪，尽管主修专业并非史学，同样受到了西方现代史学很深的熏陶。又如二十年代从清华学校毕业的梁思永、张荫麟，也到美国接受过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专门训练。三十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研究中心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派遣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等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及韩儒林、邵循正等赴法、德等国进修蒙古史和东方语言学，都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还常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如美国学者杜威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来华分别讲授实验主义方法与“新生机主义”，俄国梵文专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eal-Holstein,1877—1937)和西夏学家伊凤阁(Aleksei lvanovichlvanov,1878— )分别在北京大学主讲古代印度史及担任国学门导师等。
从事西方史学输入人员的主体成份发生的上述变动，显然为中西史学交流的进一步扩展和提高其专业化的层次，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次，其输入的途径，也由二十世纪初年多从日本间接转贩变为自西方直接引入。通过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正规学习和中西史学比较，不少人看到：“吾国旧史繁赜，史学之发达较他学为美备，关于谘访蒐辑雠考证之事，与夫体例编次之辞名物之理，莫不审晰入微，措施合法”，“惟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7]因而提出，研读西方史著，不光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还当进而“师其探讨编著之法”[8]。梁启超欧游归来，感慨之余，也特别谈到，学习西学，应“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9]。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提倡，使这一时期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出版社纷纷编译出版西方史学论著；《新青年》、《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刊，也时常登载介绍阐发西方史学理论的译文或论著；一些大学历史系还专为学生开设了西洋史学思想史、西方史学原理等课程。
鉴于二十世纪初年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10]，较为庞杂无序，“五四”时期的输入，已开始注意到西方各派史学本身的系统性，其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不仅多为欧美原著，且数量颇多，范围也及于英、法、德、俄、意诸国，如美国塞利格曼(Edwin R.A.Seil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本）、班兹(H.E.Barnes)的《史学》（向达译本）、英国弗林特(R.Flint)的《历史科学概论）》（郭斌佳译本）、司各脱(E.Scott)的《史学概论》（余楠秋等译本）、法国施亨利(Henry See)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本）、瑟诺博斯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本）等，从而大大拓展了西方史学输入的深广度。
二
“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整个西方史学主潮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上展开的，因而明显地带有这种转型期的特征。其时输入的西方各派现代史学，就内容而言，大体可归入以下二大潮流。
其一，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史坛占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
实证史学是十九世纪西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产物，创导人为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3)，经法国史家泰恩(Hippolyte A.Taine,1829—1893)和英国史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的运用阐扬，影响益大。其基本主张，在提倡以自然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观察求得事物变化规律的“实证”方法，考察人类社会活动，从中揭示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演变规律，并提出应把历史学建设成为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后来，不少人又把德国的朗克学派也归入了实证史学范畴。朗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西方近代“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其治史特重原始资料，认为史家之基本职责在于搜讨、考证和编次史料，使之自己说话，以达“如实直书”之目的。并为此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史料辨伪考订办法，主张通过“外部考证”（即将原始文献资料与同时其他记载或不同版本的比勘，使史料真伪毕现）和“内部考证”（分析考查史书作者或史实记录者的意图及依据，以定其可信程度），为重建信史提供坚实的依据。尽管朗克的史学本不以“实证”鸣于世，但其强调严格按照史料，不偏不倚反映历史真相的“客观主义“治史态度和方法，与实证主义提倡的科学精神正相一致，并对该思潮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故一般也被视为实证史学的流派。当然实际上，其治史宗旨与前者相比，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是变动而不可重复的人物事实，史家之能事，仅在考信史料，据以再现历史，如果说其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应由哲学家去探讨，史学本身并不能发现有关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认为历史不过是一幕幕帝王将相和伟人的活动，因而其研究往往只注重政治史和政治人物。巴克尔等人则始终认定“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探讨并发现人类社会活动及其文明进化的规律，为此，历史研究不能仅仅注目于个别人物的事迹，而应以全社会民众或民族的活动及其文化为考察重点，将视野从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的狭小的范围扩大到物质经济、制度文物、科技、风习、文艺等各社会生活领域。巴克尔本人还针对朗克学派的上述观点提出过批评。[11]不过，从整个西方实证史学的演变情况看，至十九世纪末，朗克学派的影响显然在其中占了优势，以致当时的实证史家大多放弃了寻求历史规律的尝试而专志于史料、史实的考据工作。这种风气的变化，在“五四”之后的实证史学输入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反映。
应当说，实证主义史学自二十世纪初便已通过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节译本及一些日本史学理论的译介著作传入中国，其有关建立“历史科学”、寻求历史因果律以及注重人类社会文明史研究等观点，曾引起了学术界颇为广泛的关注。而其时零星输入的朗克学派史学方法，却并未产生多大反响。“五四”时期传入的各派实证史学，则对探求历史规律的主张普遍表现出一种修正的态度，以下二派的观点尤具代表性。
(1)法、德的实证史学。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法、德的实证史学，大体上都继承了朗克学派的衣钵。其时法国实证史学的理论代表作为朗格诺瓦(Charles 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该书原刊于1898年，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就将其列为讨论史料整理和审定方法的重要参考书。1923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师从瑟诺博斯修习近代史和史学方法的李思纯归国，将此书译为中文，题名《史学原论》，[12]交商务印书馆于1926年出版。全书凡三篇：上篇讨论史料搜集保存及历史辅助学科等基础知识；中篇论分析工作，重点在说明史源考察及史文校勘、辨伪、释义等内、外考证方法；下篇专谈史料组织、史实排比推论及史书体例文字等“综合工作”。作者认为，“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故书中大部分论述都围绕着史料文献学的问题展开，强调其所着眼，本非“空泛无际之历史哲学”，而在为治史者提供一套合理的方法，以便“用之以得科学式之真实”。并对孔德等人认为历史受理性“定律”支配的观点表示了异议，说：“以世界事物均受理性之支配，遂发生人类乃连续而必定‘进步’之学说，此虽被实证哲学家(Positivitists)所采，然亦纯然为形上学之假定耳……历史事实之研究，终不能指出一种‘简单的’普遍继续之人类进步。其呈现于吾人之目前者，仍是若干局部偶然之事实外，更无所谓任何之理性，足以显示属于人类全体恒久不易之因果。”[13]
德国朗克学派的史学对“五四”以后中国史坛的影响实际还更大些。二十年代起，姚从吾、傅斯年等相继赴德留学，开始在这方面受到直接熏陶。如姚从吾于1922年赴德，在接触了“客观主义”史学方法后，“始而惊异，继而佩服，三年之后渐有创获，觉Ranke及Bernheim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14]193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开设史学方法课，对德国史学尤其是朗克一派的治史方法作了系统讲授。特别是傅斯年，1926年从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留学归国，对朗克的史学方法更是推崇不已，极力宣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15]，“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6]并以此作为创办和主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指导方针，甚至处处以“中国的朗克学派”自居。三十年代，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22)的《史学方法论》以及美国学者弗领(Ferd Morrow Fling)据此删改而成的《历史研究法》也被中译出版。前者对朗克的批判史学基本原则作了系统归纳，与《史学原论》同被誉为“集历代史家学说之大成”和“能采撷那时所谓最新学说的精华”[17]之作，在国内广为流传引用，对形成其时史学界重视史料和史实考订的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2)美国的实用主义史学方法。
实用主义(Pragmatism)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美国，代表人物为皮尔士(C.S.Peirce,1839—1914)、詹姆士(W.Jame,1842—1910)和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其说强调哲学当以“解决人的问题”为中心，是一种应付生活环境的方法或工具，应与人生的实际价值相联系。它之传入中国虽始于本世纪初，如张东荪和蓝公武等人1906年便在东京创刊的《教育》杂志上介绍过实用主义哲学观点，选择过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但在中国学术界成为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潮之一，则是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胡适等人的活动分不开的。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自1917年归国后，即通过撰文、讲演、授课等多种形式，极力向国内宣传实用主义。1919年至1921年间，杜威本人还应中国学术界之邀来华讲演，足迹遍历中国十一省，其《讲演录》出版后，短时间竟被连印十版，足见一时传播之广。
从学理上说，实用主义原本就是实证论的一个分支，其特征是排拒“形而上学”的传统思辨哲学和先验的“理”，强调经验事实的实在性与验证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突出意义。按照胡适的介绍，“实用主义”又可称为“实验主义”，因其所倡导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18]。其要旨包括三方面：a.历史的方法。即以发展变化的眼光观察事物。b.实验的方法。注重事实证据和验证，认为“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9]。c.思维的方法。即从怀疑、假设到求证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交替运用归纳和演绎法的具体步骤，也就是后来被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
实用主义方法在中国的影响虽广及于哲学、教育、文化各研究领域，但从胡适的运用实践看，主要着眼点乃在思想学问和历史研究，尤以考证史学为多。他本人也一再表白，自己“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20]，目的在于宣传“科学方法”尤其是“考证方法”，并认为历史演变完全是多种偶然因素凑合的结果，谈不上有何规律可寻。[21]这种观念及其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倾向，在“五四”时期的新一代史家中引起过很大反响，对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及“古史辨”的兴起、“新红学”考证的风靡一时，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很显然，朗克史学和实用主义方法在国内史坛的传播及其上述理论特征，与当时西方实证史学的总体演变趋势是一致的。
其二，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兴起的各种反传统史学思潮。
所谓“西方传统史学”，一般是指由朗克创立而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治史范式，其基本特征是：方法上强调通过文献档案等原始史料的批判考证，“客观”地反映历史；研究内容则特重于政治史一端。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现实世界的变化日亟，人们的历史视野日趋开阔，这使朗克史学的狭隘治史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由此引起了西方史学界诸多的不满与批评，并触发了一股以改造传统史学、建设现代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浪潮。德国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倡导的“新型文化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亨利·贝尔(Henri Berr)提出的“综合历史学”和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其共同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研究的偏向，主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在方法上则要求突破专重文献史料考证的格局，广泛吸取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关方法及成果，以推进自身的科学化。与此同时，传统史学的认识论也受到了种种怀疑和责难；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客观”反映全部过去的观念遭到了来自历史相对主义的严峻挑战；而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重被强调，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再是金科玉律，相反，排斥理智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则在史学界有所抬头。凡此种种，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都有相应的反映，其中影响较大的，则为以下几派。
(1)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
鲁滨逊(James H.Robinson,1863—1936)是美国现代著名史家，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留学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将德国兰普勒希特等倡导的某些文化史研究主张带回美国，并吸取了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1913年至1916年，何炳松在美攻读史学及政治学，受其影响，回国后即据以在高校讲授西方史学原理及西洋史，并将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及该派其他几种史著翻译出版，向国内史学界较系统地介绍了“新史学”的以下基本观点；a.主张历史研究应广泛考察人类自古及今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等活动，尤其要注意那些对社会进步直接有关的日常普通生活。b.批评十九世纪以来那种试图把历史学变为科学的主张，认为人类的思想欲望及行为异常复杂，无法找到其活动的“定律”，加之历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远不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备稳定，因而很难使之成为物理学、化学或生理学那样的科学。c.要求利用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现代科学知识，改进历史研究方法，并注重对影响历史过程的诸因素进行多元的“综合”考察，以明其真相。d.认为史学的功用在于说明人类逐步进化的事实，让人们明白现存各种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22]
继何炳松的上述译著后，鲁滨逊及其学派的另一些代表作也被纷纷译介到国内，在“五四”以后的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影响。如1922年《东方杂志》刊登的衡如《新历史的精神》一文，在论述史学的目的、范围与史观时，不仅完全吸取了美国“新史学”的主张，还认为，在西方现代各派史学中，“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代表新历史的精神者，则综合史观也。综合史观亦名集合心理的史观。依此见解，无唯一之原因能释一切历史事业，舍一时代之集合心理外，不足决定一时代之事实。发现所以形成一时代之人生观，决定一时代生存竞争之分子而评量之叙述之，则史家之责也。英之玛纹，美之布锐斯特、铁尔聂、鲁滨逊，其最著者也。使历史而果为有益于人之学科也，则固舍此莫属矣。”[23]也有的撰文进一步探讨了整个欧美现代“新史学”运动的形成、早期发展过程及其思想渊源、治史主张等，声称“治史学者皆向新史学这条道努力”[24]，方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出版的不少史学概论类书，仍大多引用或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新史学”的观点。
(2)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史观”。
“五四”时期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坛的影响，除了十九世纪末便已输入的进化论以外，作为非理性主义思想流派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Neo-Viotalism)也颇流行一时。
柏格森(Henri Begson,1859—1941)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代表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物质与记忆》(1896)、《创造进化论》(1907)等。其“生命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实在是神秘的生命之流，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一种“生命冲动”的精神过程，理性和科学都无法把握，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体验。柏格森学说传入中国，至少可上溯到1913年，该年10卷1号和次年11卷4号《东方杂志》上先后二次发表了钱智修讨论柏格森哲学的文章。“五四”时期，经杜威等人的介绍，柏格森在中国声誉日隆，其著作也在国内渐有刊出。梁启超欧游时，还特地拜访过其本人。
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系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毕业于耶拿大学，先后在海德尔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执教。1922年10月，应梁启超之邀来华八月，讲授了“生机体之哲学”、“生机主义史”、“实生论大旨”等课程，后由瞿世英等人辑成《杜里舒讲演录》一书，凡十册，于1923年出版。其说以为生物现象非物理、化学所能解释，实系一种特殊的“生机”即“隐德来希”(entelechy)所决定，它不依存于有机体本身及其生活条件，自始就按一定的目的进行活动，是人的认识所不能了解的。
这两家的历史哲学都倡导一种“生命史观”，强调超物质的精神性“生命冲动”或“生机”是推动生物进化乃至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基因。因此，“未来历史之目的在求历史中进化之符号”[25]，也就是寻求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
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把原先十分欣赏的进化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作了“修正”，强调只有“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二种现象可确认在进化之中。这种观点显然受到过上述历史哲学的启发。
朱谦之在1926年写成的《历史哲学》中，以赫克尔一元论为出发点，以新生机主义和创化论为原理，提出了一种生物史观，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要在历史事实里寻出一种根本的发展和进化原理，这种进化非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所能解释，只有从新生机主义的角度去认识，才不至割裂历史发展的绵延活动性。因为“生物之自体，就有一种动力，由这动力向上自由发展”，这种“动力”或“生机力”，实出自本能，故人类历史上的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以此为由，他反对“多元史观”和“经济史观”，以为“把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历史观，来解释一切，乃是谬见。他不过只是该时代的本能，依于生机主义的条件而变化的反映”，“只要生物的基础一变动”，宗教、艺术、法律、道德、政治，乃至经济等“上层建筑”便不得不全部随之变动。所以，不能把“物理化学的历程”应用到历史学方面，而应以“生物学的方法”，从“发生的”、心理的、社会的角度去研治历史。[26]这些观点，显然是柏格森、杜里舒“生命史观”的翻版与再铸。
此外，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影响也值得注意。该派代表人物为温德尔班(W.Windelband,1845—1915)和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1863—1936)，他们不满实证史学夸大自然科学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特点，由此把自然和文化、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科学寻求的是一般规律，历史学探讨的则是个别事实，并否认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这些基本思想都曾通过梁启超等人的转述或引用在史学界有所流传。
以上各派史学，在西方虽然流行有先后，观点亦时有歧异甚至对立，但在“五四”时期西学东渐的一派潮声之中，却一齐涌至中国史坛。这一方面，固然为活跃中国史坛，推进其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向中国史学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鉴别吸纳西方现代史学以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时代新课题。
三
“五四”时期国内史学界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吸纳，还反映出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或倾向。
首先，是西方史学的输入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这种多元化，不但表现为输入内容的五光十色、流派纷呈，更主要的，还在于其时新史学界对外来文化普遍持有一种民主开放的意识，即使是一些深受西方某派史学影响的学者，也并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说，而多能以理性务实的心态对待其他各派的史学且加以综合的取舍。如何炳松，虽最注重美国鲁滨逊一派的“新史学”，但对朗格诺瓦、瑟诺博斯、伯伦汉诸家的史学方法论也作了不少译介并有所取法，其所编译的《通史新义》，内容基本出自瑟诺博斯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译作《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另一著作《历史研究法》的编写亦对伯伦汉、朗格诺瓦之说多有所取。至于自称为“中国朗克学派”的傅斯年，其所强调的“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气象、天文学等，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7]，显然也非朗克的史学方法所能局限，倒是透露出了几分“新史学”派的胸襟。这种情况，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中国现代各史学流派思想渊源的复杂多面性。
其次，与二十世纪初年对西方史学的接受偏重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进化论历史观）以及有关寻求历史“公理公例”的观念不同，“五四”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吸收往往更注重于方法论。虽然此期也有如鲁滨逊的“综合史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等传入，但大多数专业史家都不甚重视，二十年代末即成为国家最高史学研究机构主持人的傅斯年便声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谈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28]。“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29]。而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史学概论”类书，也大多以讨论方法论为主，而很少涉及历史观和历史本体论问题。对于历史因果律，这些人更表示难以理解，傅斯年即说：“现在的科学家没有一个相信因果律的，只有宗教家才会相信因果律。”[30]连原先主张历史有“公理公例”可寻的梁启超，这时在接触了柏格森、詹姆士、李凯尔特等人的学说后，也认为“历史最多只能说是在缘而不能说因果”，因为它并不受“必然法则的支配”。[31]这种史学思想倾向，与当时西方史学界的风气转变恰好是一致的。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曾对此种现象作过分析，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史学界的重大争论是在以孔德和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罗耶森、里克特（一译李凯尔特）以及温德尔班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之间展开”，结果是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妥协，“在理论上，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历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直觉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但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却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通过历史的批判’来消除谬误”，“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32]而实际上，造成这种现象更为深刻的文化背景还在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在提出的各种“近代科学”历史观纷纷破产、并经历了种种现实问题的困扰之后，原先那种试图认识人类自身的信心已大为动摇，开始无可奈何地走向了不可知论，其历史学也放弃了寻求社会发展规律的目标，而更多地以搜集史料和考证一事一物为职志了。
第三，综观“五四”时期中国史坛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吸纳消化过程，我们还可发现，尽管其时输入国内的西方史学五花八门，但影响深入持久的并不多，真正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形成规模宏远的史学流派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差不多仅实证主义一家。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因前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外，更主要的乃是受本民族文化演变特点制约的结果。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外来文化的输入，必须在本国文化的土壤中找到其适合的生长点，才可能产生持久的生命力。对此，当时不少学者已有相当理智的认识。如王国维即指出，西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33]。陈寅恪也有类似的看法，曾说：“窃疑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34]西方史学输入后的命运自然也是如此。实证主义史学所以能成为“五四”以后数十年间我国史学界的一种时尚，并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治史成就，很重要的原因，乃在经过国人的吸收和改造，它已找到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结合点，特别是其所强调的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主张，和传统史学注重记载历史与考实的“求真”精神不谋而合，而其形式逻辑的归纳演绎与清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尤有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两者相互沟通的基础上，才形成了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科学方法派、古史辨派和新考证派等史学流派。相比之下，美国“新史学”等虽然传入之后一度在史学理论界影响甚大，其治史眼界和方法也不乏较西方传统实证史学更具远见的地方，但由于这种新史学观念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式差距较大，一时难以找到较切实的结合点；同时，也由于“五四”时期中国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科学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而无法如美、法等国那样为“新史学”的实践提供较为坚实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成果，甚至缺乏为一般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基础（因科学水准低），这就使得其影响力始终只能停留在思想面，而很难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实践中扎下深根并结出可观的成果。
可见，“五四”时期中国史坛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引进消化，并非一种单纯的被动反映，而是一个中西文化在交互碰撞中不断趋于理性融合的过程，其间的功过得失，对于今日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历史科学建设，依然可以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注释：
[1] 本文对“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史学输入特点和实际影响的考察，限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
[2] 参见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台北华岗出版公司1976年版。
[3] 此据华美协进社编《中国留美学生硕士、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参见台湾书店1980年版《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一）》。
[4] 据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欧洲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大致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才真正开始形成，而且法国和德国处于领先地位”，而英国伦敦大学在二十世纪初年，“每隔一年才有一名历史系的毕业生”。（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5] 马叙伦：《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见《新教育》三卷4期，1921年。
[6]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见《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影印本。
[7] 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译者弁言》，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8页。
[8] 王庸：《欧史举要》，《史地学报》一卷1号，1922年。
[9] 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0页。
[11] 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12] 据译者序，本书于1922年已译成，1923年复加润饰定稿。
[13] 李思纯译本《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原序、第253页。
[14] 姚从吾：《致萧启庆函》(1952.11.6)，载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第一期，第47页。
[15]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孟真先生集》（二）。
[16]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17] 杨鸿烈：《史学通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3页。
[18] 胡适：《实验主义·引论》，见《新青年》六卷3号，1919年4月15日。
[19]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20] 《胡适的自传》，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06页。
[21] 参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22] 见何炳松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0、59、77—78、14页。
[23] 见《东方杂志》十九卷11号，1922年6月。
[24] 黄公觉：《新史学概要说》，《师大史学丛刊》1卷1期，1931年6月6日。
[25] 杜里舒：《生机主义之理论》，见《杜里舒讲演录》十，1923年版。
[26] 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第9、74—75、216—217、117页。
[2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28] 傅斯年:《史料与史料学发刊词》，见《傅孟真先生集》中庚第277页，台湾大学1952年版。
[29]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见《史学》第一期，1930年。
[30] 转引自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初印本《诸家批判》。
[31]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之四十。
[32] 见上海译文出版社杨豫译本，第7页。
[33]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十四。
[34]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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