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情论文,科举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它一方面结束了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了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与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严复断言：“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注：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页。）。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科举停废问题也不乏专论（注：代表性著述有：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aese Examination Sys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感谢香港教育学院余兆权讲师代为复印此书。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然而，停废科举牵涉广泛，不少资料有待于发掘与解读，一些相关问题尚未触及。或虽有讨论，不免偏颇表浅。如有关决策及其实行，既往的研究大多仅仅依据奏章文本加以铺陈，而忽略了对决策具体进程的深入探究，尤其未能注意到围绕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反映出清末政情的重要特征，即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变革的督抚大员乃至枢要重臣，为此曾进行长期而频繁的联络及活动，甚至不得不等待并利用中枢人事变动所提供的机会。各种奏章不过是折中妥协的结果，很难完整反映其间的曲折与隐情，以及相关各方态度的异同分别。（注：近来上述情形有所改变，如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清末科举改革，贯穿于戊戌与新政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时期。前者重在内容变通，以废八股、改试策论为目标，办法是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地进行舆论鼓动并利用皇权乾纲独断。后者旨在全面停废，观念层面的社会认同基本达成，主要矛盾开始转向王朝政治的具体运作，即实施方案的内容、时间、程序、途径和效果预测的行政决断。决策层的观念异同及人事变动，直接影响改革的进度与成效。媒体关注的角度也由对维新派主张的宣传，转为对朝臣疆吏活动的报道。（注：根据《东方杂志》、《万国公报》、《政艺通报》、《选报》、《时报》、《大公报》、《申报》、《警钟日报》、《岭东日报》的相关报道。）这一既往不被注意的变法模式的转变，表明新政期间重大决策的酝酿，统治集团内部仍需要自下而上的复杂运作。否则，即使是恢复戊戌变法的措施，也并非轻而易举。而新政在复行变法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了戊戌的观念乃至运作形式。
一
清代科举制的改革自康、乾初年已经开始（注：康熙二年至六年，曾在乡会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但康熙七年又复旧制。乾隆三年，舒赫德奏请改科举、废八股，未获准。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8《选举三》，中华书局，1998年，第849-850页。），但周而复始，仍沿旧弊。清末科举改革的议论与活动，在举国上下对甲午战败原因深刻反省的背景下出现，戊戌与新政时期各具特点。
戊戌时期有关科举改革的议论及活动，由维新派发起和主导，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嚆矢，严修奏设经济特科打开局面，康有为请废八股改试策论和梁启超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达到高潮。其间虽有清廷官员参与，主角还是维新派，其目标主要在废除八股，（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08、343页。）时人称为变科举。与新政期间的停废科举在变革程度上区别显著。
维新派寄希望于政府变法，意识到疆吏与权臣的态度对变法的成败至关重要。1897年，唐才常撰文猛烈抨击科举流弊，并对“枢要诸臣，与夫封疆大吏，则无有抉其弊，危其词，为我皇上言之者”的现状感到痛心和遗憾（注：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页。）。因为思想家与民众的呼声，虽然可能为改革提供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土壤，却难以直接催生出变法措施。那些实权在手、掌握各种政治资源的“枢要诸臣”、“封疆大吏”，一旦接受改革的主张，从内部发动，更容易影响变革的速度与结果。
梁启超对于变科举一事相当积极，在他看来，“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但他深知其事不易为，尤其是“天听隔绝，廷臣守旧，难望丕变”。为此，他突发奇想，提出“若得言官十余人共昌斯义，连牍入陈，雷厉风行，或见采纳。昔胡文忠以四万金贿肃顺，求赏左文襄四品卿督师，于是中兴之基定焉……今拟联合同志，共集义款，以百金为一分，总集三千金，分馈台官，乞为入告。其封事则请同志中文笔优长者拟定，或主详尽，或主简明，各明一义，各举一法，其宗旨不离科举一事。务使一月之内十折上闻，天高听卑，必蒙垂鉴。则人才蔚兴，庶政可举”。此议乍看极似戏谑，其实梁氏不仅态度认真，而且付诸实行。不久，他函告康广仁和徐勤：“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请公等亦拟数篇，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此事俟明春次亮入京办之”。（注：《梁启超书牍》（六），《戊戌变法》(2)，第546、547页。）后来宋伯鲁和徐致靖以言官身份呈递的奏折，实则出自康有为之手，（注：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64、285、296页。）与此应不无关系。
贿买言官意在耸动天听。立志图新的光绪帝果然从善如流，力排众议，毅然诏废八股改试策论（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总4697页。），令康、梁等人喜出望外。在此之前，维新派并不敢奢望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除上达天听外，主要精力放在尝试与赞成变法的疆臣合作推进维新事业。张之洞在变科举方面与维新派不乏共识。他曾经对梁启超说：“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84页。），所撰《劝学篇》，第八即为变科举，虽“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注：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主张却与维新派的要求大体相同。他随即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合奏《妥议科举新章折》，步调也与康、梁等人一致。（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册，第1304-1309页；关于戊戌期间的变科举与废科举，另文详论。）1898年5月，梁启超致函夏穗卿，提及运动变科举一事：“瓜分之局已成，而人情闭塞如昨，至可忧耳。香帅到京，恐未必大用，位次太末，用亦未必有权……顷专意办变科举事，成否未可知，虽知其无及，不能不略为说法”（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由此来看，维新派可能在科举改革等问题上与张之洞或其他官员有过商酌，希望通过有权势的官员影响朝廷决策，开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另一途径。这与新政期间群臣的谋划，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百日维新”的夭折，使科举改革退回起点。新政复行之际，拣起科举改革接力棒的正是清政府的一些朝臣和疆吏。清廷关于征集官员建议举办新政的风声刚刚传出，变法诏令尚未颁布，地方大员之间的联络便活跃起来。1901年1月23日，袁世凯致电张之洞等人，率先提出枢臣与疆吏联手合力共挽危局的对策，要求盛宣怀出面倡议：“惟承乏疆寄未便畅言，拟请杏兄酌电枢相谓：‘和未定，弱可忧，和既定，贫可忧，运筹在枢臣，奉行在疆臣，枢疆合谋始可补救。应请旨饬下诸疆臣各陈所见，毋拘成见，毋存顾忌，毋涉空谈’云云。傥得此诏，便可进言，仍请三公酌裁”（注：《袁抚台来电并致刘制台、盛大臣》，《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8491页。）。袁世凯的建议很快得到张之洞的赞同，后者次日即复电袁世凯、刘坤一、盛宣怀，明确表态：“济漾复电悉。慰帅致书当道，请枢疆合力补救，扼要得法，此入手一定步骤”；并言及四川总督奎俊等地方大员亦愿意列衔上奏促请变法，“大要首在学校、科举……枢纽只在‘化新旧之见’五字”。（注：《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上海盛大臣》，《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0页。）
两个月后，张之洞致电鹿传霖，强调枢臣与疆吏合力促成变法的重要性，并嘱鹿在军机中运动联络：“此等大计，圣上主之，疆臣议之，政府定之，迂谬之说不理可也……伏望详思明断，与略园、仁和两相密商之”（注：《致西安鹿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27页。）。此后，一些督抚与朝廷政要之间，商谈斟酌变法措施的电牍书信往来不绝，而促使他们趋向一致的，当是危难时局下覆巢累卵的忧虑及力挽狂澜的共识。
与戊戌迥异，新政时期科举改革的议论与活动，是在部分地方大员的主导、参与及推动下进行的。按其形式和内容，分为逐渐递进的三个阶段。
新政伊始的1901年，是由地方官员发起并主导科举改革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陶模、山东巡抚袁世凯、广东巡抚德寿、安徽巡抚王之春、左都御史张百熙等，先后奏陈改革科举。其主旨已由戊戌以废八股为内容的变科举，转到以减额缓停为途径的废科举。
从时间来看，地方大员最早奏请变科举的应是袁世凯。1901年4月25日，他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中，首次提出了逐渐减少“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的“量为变通”之策，要求增设实科，“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以实科代旧科，科举制名存实亡。然而，清廷并未采纳，折上七日，“奉旨留中”。（注：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1、277页。）
与袁世凯减额缓停的方案比较，两广总督陶模和广东巡抚德寿的主张更为激进。两人在联衔《奏请变通科举折》中直截了当地向朝廷建议：各地广设学校，“嗣后无论旗汉，无论由何项进身，非有学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若“不得已而思其次”，则请自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暂以时务策论取士，“仍俟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注：陶模、德寿：《奏请变通科举折》，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民国丛书”第2编第46辑，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影印，第100-101页。）依据其首选之策，科举改革的重心将由变通转向停废，陶模和德寿因此成为最早直接要求清廷废除科举的疆吏。
废科举虽在新政时期由督抚正式提出，思想渊源仍可上溯到戊戌时的维新派。早在1896年10月，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科举》，就提出变科举为兴学育人第一义，办法分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即取法三代和泰西，“合科举于学校”，以学校考试代替科举；至于中、下策，分别为多设诸科和考试实学。尽管梁启超声称：“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但强大的阻力迫使他只能出其下策，而不敢取法乎上。（注：《时务报》第7、8册（1898年10月7、17日）。）所以政变后《知新报》载文《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指出：“科举在所必废”，改试策论只是迁就之策，科考“实以愚民、弱民、毒民者哉，则去之惟恐不速矣”（注：《知新报》第74册（1898年12月13日）。）。若无庚子之乱的惨痛教训，阻力如何削弱，还不得而知。
科举停废路途崎岖，即使赞成改革科举的人，意见分歧也十分明显。安徽巡抚王之春持论中庸，他认为“科举、学校当逐渐变通，不宜骤行偏废”，对学堂学生的毕业及资格认定，应“与旧攻举业诸生同时分别取中，暂予并行不悖”。（注：王之春：《复议新政疏》，琚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5-27页。）张謇的《变法平议》则建议科举减额，“断以十年为限，限满既停”（注：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3页。）。1901年7月12日，张之洞和刘坤一上“江楚会奏”第一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折中了袁、陶两折和张謇等人的意见，提出停罢武科，酌改文科，岁科会试前两科每科分减旧额三成，第三科分减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注：《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00页。）既加快了递减进度，限期实现停废，又留下过渡衔接的时间，以减少阻力。
关于上述过程，有几个细节长期被忽略：其一，袁世凯、陶模、德寿、端方等人在废科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既往于此或有忽略或估计不足（注：许多著述论及科举废除过程，仅以“江楚会奏”第一折、《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等折稿为据，基本归功于张之洞，于事实不无出入。另见关晓红《陶模与清末新政》，《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其二，张之洞酝酿“江楚会奏”之初，对科举改革的主张还停留在《劝学篇》的“变通”，与以废为主的最后成稿相去甚远，其态度变化既受刘坤一影响，也与此前几个方案的启发有关；（注：张之洞草拟江楚会奏时仍主张“只能仿戊戌年敝处所奏已奉旨允准办法”，即改试策论，“或将陶、袁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惟科举究应如何更改，敝处前三年原奏应否量加更定，统请尊处酌裁拟稿，电示敝处。”（《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6-8587页）。前此刘坤一曾复函盛宣怀（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六），告以：“变法条陈，香帅尚无成稿，钦奉旨催，想亦不能过迟。兹先钞寄袁慰帅疏，伏祈詧收”。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5页。）其三，1901年部分地方大员提出新政方案时，曾有过合奏和分奏两种意见，（注：参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3-8554页；又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对此有所论及。）最终迎合朝廷旨意而采取了分奏的方法。
由地方督抚提出的科举改革方案，包括内容与结果各异的四种类型：(1)保留科举框架，增设实科，使之渐成主体；(2)改变科考内容，形式上相应调整；(3)学堂与科举并进，减额缓停，科举旧额递减，学堂出身逐增，限期完成过渡交替；(4)直接采用“学堂执照”，从形式到内容立停科举。
清廷对“江楚会奏”虽然予以积极回应，谕令将“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但对科举减额之议则未置可否。（注：《光绪朝东华录》，总4771页。）其后迫于众多督抚的恳请呼吁，不得不相应变通，仍然选择其中变动幅度最小的方案：即一方面调整考试内容，增加时事策论，简化苛繁程序；另一方面对学堂优等毕业生分别给予科举出身作为奖励。（注：《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总4781-4782、4788页。）尽管这些措施与群臣的建议差距甚远，毕竟重新迈出了改革的步伐。而1901年诸多地方大员的奏议在科举改革过程中承上启下，不仅将因变法流产而中断的变科举重新提出，引起朝廷重视，且置于新政的重要位置，向着废科举迈出一大步，为1905年科举制的最终停废奠定了基础。
二
清廷在科举改革方面的谨慎与迟缓，显然难以满足社会对于变革振兴的普遍企求，舆论纷纷指责之余，还“翘首企踵而望之”（注：《论改科举当急设学堂》，《选报》第5期（1901年12月21日）。）。为了推进改革，陶模和德寿于1902年6月的《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中，再次“拟请旨饬下政务处、礼部及管学大臣详细筹议，竟将科举停废，以收学堂实效。纵或未能应，亦将乡会中额、各学学额量裁其半，以为学堂学生出身。更请谕告天下，以十年或十五年之后，即永停科举”（注：《粤督陶粤抚德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形折》，《万国公报》第165册（1902年10月）。原文未注日期。
是年7月2日陶模因病乞休，3日德寿署两广总督，前引鹿传霖日记为7月中旬，该折似在6月。）。该折强调科举妨碍学堂，再次将科举停废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虽然折上不久陶模病故，但他为科举停废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趋新人士的赞同和社会舆论的褒扬（注：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844页；《论粤督陶公奏裁府学生员以兴学堂事》，《申报》1902年9月6日。）。军机大臣鹿传霖1902年7月17的日记却透露了朝廷的态度：“陶模奏大学堂办法，照办。并请停科举，勿庸议”（注：许潞梅、王金科整理《鹿传霖日记》，《文物春秋》1992年第2期，第58页。），表明朝中依然阻力重重，议废科举再次受挫。
然而，主废的地方督抚不肯善罢甘休，继续酝酿新的行动，将督抚主导的议改科举推入第二阶段。1903年4月9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呈《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要求“今纵不能骤废，亦宜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催促清廷将科举录取之额均分后“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注：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第735-739页。）。此次会奏有关科举的主要内容与江楚第一折基本相同，两人均为参预政务大臣，虽系重议前事，语气陈词之坚定却胜于前，对清廷造成更大压力。
据张之洞幕僚记载，袁世凯不仅领衔会奏，而且是事实上的发起者与主稿人。张之洞曾想串联更多的督抚联衔会奏，袁世凯并未照办。（注：胡钧撰《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卷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辑之47，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04页。）袁、张联衔的原因，当是仿“江楚会奏”故事，希望能够耸动朝野，促成科举减额。此时刘坤一已故，袁世凯则升任直隶总督，并任参预政务大臣。袁、张联衔，较为有力。
如所预期，传媒对袁、张会奏予以极大关注，揣度两督因朝廷诏举恩科，“不敢径行请废，故先奏请递减中额耳”（注：《书直督袁慰帅署江督张香帅奏请递减中额折后》，《申报》1903年3月28日。）；并对其后政府的反应进行追踪报道：折“交政务处妥议”，两宫示意“妥慎筹议，宁失之迟缓，不可失之操切”；政务处方面，也打起了官腔：“此次会议张、袁两制军会奏停罢科举一折，均拟照准，惟原奏所称为举贡生员等宽筹出路一节，其中头绪甚多，不易酌定，必须与大学堂暨吏部彼此筹商，方能斟酌尽善其事，万非一时所能定议。此番会议覆奏，拟先与礼部详订大纲节目，再行请旨办理”。其实，官样文章的背后，是政府枢机对科举改革的深刻分歧。《大公报》最先披露：“袁、张两宫保会奏递减科举中额一折，三军机皆愿议准，惟某公一人极力阻止是真”（注：《大公报》1903年3月21、26、22日，“时事要闻”。）。消息灵通的《万国公报》记者则直接捅开内幕：“近日政府诸公颇有以废科举之事为然者。惟事关改革，往往彼此推诿，无人决定。此次袁慰帅、张香帅会奏分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一折，政务处商之军机大臣，事已多日，迄无一定主见。前日两宫催询此事，荣相及鹿、瞿两尚书始议定准行，意见从同，惟王中堂竭力反对，以为如此办理足以灰士林进取之心，召中国无穷之乱”（注：《奏废科举述闻》，《万国公报》第171卷（1903年4月）。）。关于此事，笔记野史所述与传媒的报道颇为吻合：“袁世凯与张南皮请停科，王相曰：国家大典，应交内外臣工议，岂能由二臣请停”（注：高树：《金銮琐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王文韶在枢府，慈眷始终不衰。为人透亮圆到，以其遇事不持己见，故有琉璃球之号。然独于废科举一事，则坚持到底，人多以为异……时当国为荣文忠，自以非科举出身，不敢极力主废。文勤乃谓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之洞无术以易之，太息而已”（注：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2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817页。）。
上述传闻，并非无稽。1903年4月8日张之洞致电袁世凯，显得忧心忡忡：“科举减额议，都下之驳难者，乃诸翰林虑失试差生计，群起作梗，并无深意，当道亦未必以为不然也。惟思科举不能包学堂，学堂仍可包科举……此事关系甚大，科举不改，学堂终无成效。趁公扈跸时，以此意与政府熟商，或可挽救”（注：《致保定袁宫保》，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035页。）。当局者心存侥幸，旁观者却看出个中乾坤：“兹闻某中堂近仍执意不允，此举恐难邀议准”（注：《大公报》1903年4月6日，“时事要闻”。）。由于低估了阻力，两位“参预政务大臣”会奏，重蹈江楚覆辙，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心思缜密的张之洞对守旧当道的阻挠并非没有戒心，早在1901年8月“江楚会奏”不久，他便对刘坤一和陶模披露其心迹韬略：“凡事入门最难，入门以后再图进步较易。此时似不宜操之过急，致顽固者忧惧护持。如两公与政府通信、通电时，能力劝设学堂，拨旧额，即大有裨益也”（注：《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20页。）。但袁世凯急于求成的出奏，使得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明朗化了。1903年3-4月间，御史李灼华、给事中潘庆澜先后上奏，“力陈学堂之弊，万不足以得人才”，坚持科举不可废，（注：《大公报》1903年4月5日，“时事要闻”。）并“劾张、袁二宫保不应奏废科举，摘其原奏中科举为二百年弊政一语为得罪列祖列宗，意谓祖宗法制臣下擅行谤为弊政，是祖宗所行皆弊政矣。上意颇动，亦交政务处并议”（注：《奏废科举述闻》，《万国公报》第171卷；另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4页。）。所以《大公报》将顽固、贪私、因循三者视为阻挠新政的魔鬼（注：《防害新政之魔鬼》，《大公报》1903年3月21日。），真是切中时弊。
除王文韶从中作梗外，导致袁、张联衔会奏未得议复还有其他原因：一是清廷举办恩科之年，减额缓停之议触犯忌讳；（注：《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称：“或谓科场年分例不应条陈科举事务，今当朝廷锐意求治，变通庶政之时，似可不拘成例。或又谓诏举恩科，更不应奏请减额”。（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第739页））二是慈禧本人对科举停废一事始终顾虑重重，召见张之洞时询问：“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将如之何”，担心因此招致内乱；（注：《科举难废》，《万国公报》第174卷（1903年7月）。）三是科举制涉及学校、选举、用人诸多方面，相关部门如大学堂、吏部、礼部需要彼此磋商，（注：《大公报》1903年3月26日，“时事要闻”。）而该折在新旧衔接的措施方面也未能尽善。一言以蔽之，天时、地利、人和皆不足，焉能成事？
由此可见，科举改章，曲折甚多，决不似过去认为的那样，时局一变，舆论鼎沸，折上立准，水到渠成。庚子乱后，尽管有识之士已清楚看到，废八股而不废科举，学堂教育只能在夹缝中求存，废科举势在必行。但具体进程仍然受制于政府决策。在体制仍旧的情况下，权力核心的人事变动和决策过程的暗中操作，至为关键。
壬寅学制颁布后，科举与学堂的矛盾已经凸现，举业耗费大量资源，阻碍学堂发展，科考提供仕进正途，影响士子乃至学生向学。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坚信：“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并屡次向张百熙恳求：“此事终望鼎力主持”。（注：《与张尚书》，1902年10月12日，施培毅等校点《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第437页。）而舆论也急切呼吁：“愿中国熟谙时局之众大臣，虽遇此等竭力阻止，亦当百折不回，认真办理，期于有成”（注：《论新学之阻力》，《万国公报》第163册（1902年8月）。）。
恰在此时，军机处与政务处的人事大变动，给阻力重重的科举改革带来了希望。1901年8月以来，军机处原有四位大臣，即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同时各兼政务大臣。首辅荣禄，对科举改章并不积极，整体上甚至对新政疑虑甚深；（注：龙顾山人辑《南屋述闻》，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王文韶则坚决反对。鹿传霖虽是张之洞的姻亲，废科举一事反而与王文韶意见相同（注：《鹿传霖暗中主复科举》，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87、288页。），只是不便公开作对。剩下瞿鸿禨一人，孤掌难鸣。两次科举递减和两次立停科举的奏章均未通过，与此关系甚大。1903年4月11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劻于4月12日入直，（注：《光绪朝东华录》，总5011页。）户部尚书荣庆则为军机大臣学习行走。政务处方面，除四军机外，崑岡于8月31日乞休，荣庆、孙家鼐、张百熙则先后受命进入，（注：《光绪朝东华录》，总5058、5095、5097-5098页；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4册，第3052页。）枢廷中赞成科举改革的力量明显增加，反对势力大为削弱。
这一变化很快成为实现科举停废的契机。是年5月，张之洞奉命入京觐见，参与修订《奏定学堂章程》，借机再次酝酿促成科举减额。开始他试图将停废科举与学堂章程一并提出。9月，张之洞从各方面打探消息，将军机处和政务处各大臣对待科举改革的态度仔细分析排列，揣测其中动向：“试办科举减额一节，前闻邸意尚不以为非，当有可商之机。惟夔相夙有成见，窃恐不无挑剔”。为此，他函嘱瞿鸿禨：“务恳鼎力主持，于邸座前力赞其成，则此后人材蔚兴，胥出大钧转移之力”。（注：《致瞿子玖》，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九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97-10298页。）邸，奕劻；夔相，即王文韶。作为首辅，奕劻对于废科举虽不甚积极，还不至于反对，阻力主要来自王文韶。此番运作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稿本及折片稿送政务处、军机大臣覆阅，而意见参差，于递减科举事尤甚”（注：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8，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77页。）。
鉴于再次失利的教训，为了减少人为阻力，张之洞于正式出奏前，设法调动各种关系，频繁地在枢臣中串联沟通，并恳请支持变革的政要居中斡旋，首先全力争取政务处王大臣的一致赞成，以防横生枝节，“总期预商妥协，免致奏上后又多周折，是所感祷。若非先行商妥，断不敢入告也”（注：《致瞿子玖》，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302页。）。
枢廷一致，是确保奏准的前提。为了壮大声势，张之洞拟在折尾声明：“遵旨与政务处王大臣会商，意见均属相同”。这样一来，坚持反对立场的王文韶，就成为张之洞必须通过、而无法回避的一大关节。王虽非首辅，庚子变后却深得两宫宠信（注：章梫：《一山文存》卷3《王文韶传》：文韶“猝闻两宫西狩，遂携军机印钥，徒步追随，崎岖三日抵怀来县。两宫驻跸，闻文韶至，立命入对，相持而泣，谕曰：此后国家惟汝是赖”。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之329，第169页。），刘坤一曾要求荣禄与之共同维系大局（注：《致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79页。）。荣禄死后，王文韶成为枢府中反对改革科举最力的实权人物。为确保万无一失，张之洞与瞿鸿禨、张百熙、荣庆等人谋划，先争取奕劻，再向王文韶施压，他力邀王的门生瞿鸿禨与王“婉商”（注：《致瞿子玖》，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305-10306页。），尔后通过张百熙争取刚入阁的孙家鼐的支持，并恳请张百熙向王文韶进言，强调“此乃最为紧要关键。若台端与仁和面谈，渠碍于尊面，又知寿州已允，必可转圜。否则，于此事大有妨碍。”所谓妨碍，即万一王不肯改变态度，只好注明“除大学士王文韶外”，或不加“会商意见相同”两语。（注：《致张野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311页。）其间张百熙一度想强行硬写，张之洞和瞿鸿禨均以为不妥，力主劝服。张之洞告诉张百熙：“总之，此时寿州已允，是八人已允其七。若由台端径与仁和一商，彼见众论佥同，又重以鼎言，或可从众，此尚是一策耳。”（注：《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309页。所指八人，似为军机与政务大臣，即奕劻、王文韶、瞿鸿禨、孙家鼐、鹿传霖、荣庆、张百熙、张之洞。）这种逼人就范的策略最终奏效，后来正式上奏，确有“意见均属相同”的字样（注：张百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90页。）。
其实，王文韶的让步，也是以张之洞在停废程序上的妥协为前提的。张之洞为避免新学流弊给予“不肯遽停科举”者口实，强调学堂于防弊之法似已周密，“兹拟递减之法，不过试办，拟请暂减一科……如六年后学堂之流弊仍然不除，人材并不能多，即尽复科举原额，停办学堂，亦有词以谢天下”。（注：《致瞿子玖》，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九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98页。）主张科举改革当以退为进。草拟奏稿时，他多次重申“有弊仍可复还”。当折稿已送枢廷诸公商阅，张百熙要求删去此意，改为决断之词时，张之洞劝阻道：“至‘将来如有流弊，即仍不减不停’之说，前于面奏及与邸、枢五公商酌，皆是如此。此时实未便顿改前说，更进一步也。且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何必于此事鳃鳃过虑哉？”后来张百熙的意见得到瞿鸿禨赞同，张之洞仍不无担忧，函告张百熙：“仍望两三日内晤玖、华翁时，谆切转致：傥召对时，尚有从旁阻挠者，务请将‘将来如无成效，仍可复还原额’之意奏明，则与叙入奏内无异矣。但望玖、华翁务将此段系尊处所改，向邸座言明为要，至祷至祷”。（注：《致张野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311-10312页。）随后又直接致函瞿鸿禨和荣庆，请向首辅奕劻透达，原稿虽改，“折前后仍有‘暂行’、‘试办’字样”（注：《致瞿子玖、荣华卿》，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307页。）。其折片反复申明科举减额只是“暂行试办”，“于科举仅止徐加裁抑，而学堂并可顿见振兴”。（注：《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光绪朝东华录》，总5128-5129页。）透过张之洞的小心翼翼，可以感受到科举改革步伐的沉重与艰涩。
此外，为了避免因科举停废的争议影响兴学大业，张之洞一度欲将两事脱钩。本来《奏定学堂章程》中有《递减科举章程》，1903年12月12日，张之洞听说“递减科举一事，同列中尚有意见参差之处”，即致函瞿鸿禨，问以“不知邸意如何？如必不肯，则或改为四科递减；如再不肯，则拟将此折提出，俟《学堂章程》奏上后再递此件，邀允与否，听之而已。惟《学堂章程》，总望邸、枢核定后方可入告”。（注：《致瞿子玖》，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303页。）科举单独附片，实源于此。
这样做的另一重考虑，当是着重强调停废科举对于新政的极端重要性。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于1904年1月13日上《重订学堂章程折》、进呈《奏定学堂章程》时，附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这是新政时期第三次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与前此不同，该片由专司学务的大臣而非地方督抚领衔，虽属旧议重提，但是角度已变换，况且三人均为政务大臣和参预政务大臣；其内容又增加和改进了停废的相关善后措施，以减少引发大规模社会震荡的可能；“暂行试办”的说法，也易为人接受。由于事前取得枢垣的支持，清廷终于批准，谕自丙午科始按奏章所陈办法逐科递减，让一波三折的科举变革，有了指日可待的时间表。不过，对于最终停废之期是否以十年为限，清廷还是有所保留：“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总5129页。）。则学堂的情况，将明显影响废科举的进程乃至结局。
三
尽管科举制的消亡以减额的形式进入倒计时，事情仍非一帆风顺。缓停之议刚刚奏准，言官指责攻击之声便不绝于耳（注：《奏参学章又闻》，《大公报》1904年2月3日，“时事要闻”。）。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年之后，京师竟有修复贡院之议，令一向老成持重的张之洞亦大惊失色：“如此则天下学堂不必办矣，自强永无望矣。”他急切嘱托张百熙：“少减、缓减则可……若修复贡院，则万万不可”，“公主持学务，深悉时艰，务望切商止斋诸公，力筹阻止，天下幸甚”。（注：《致京学务大臣张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309-9310页。）
与张之洞瞻前顾后的性格相比，袁世凯更多一些果断。面对科举改革可能出现逆转，为避免减额之事功亏一篑，他再次领衔出奏，继承陶模的主张，毅然提出中止减额、直接停废科举。关于此事的酝酿，许同莘记：“袁督部会公（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筹新旧递嬗办法……七月，端忠敏在京，与袁督部俱有电来，议立停科举，公电复之，文甚长。今此稿已佚。盖此议发于北洋而忠敏促成之，其奏折则北洋主稿”（注：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192页。）。
京师修复贡院的传闻，当是地方督抚再次联衔上奏的导火线。而袁世凯坚信由地方促动中央为最佳变法途径，以及非尽速变法不可的认识，则是使其绕过朝廷刚刚确定的减额缓停之议，领衔要求立停科举的主观动因。戊戌前袁世凯便提出：期望当道自己变法，“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最为可行的办法，“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注：转引自孔祥吉《晚清轶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第169页。）他曾“力劝荣相维新必放大胆量，振起手段，不可畏首畏尾”（注：《大臣谠论》，《选报》第14期（1902年4月28日）。），并于1902年2月面诘政务处诸员：“政务处为变法而设也，今诸公尚不速筹变法，欲何待乎？’某员对曰：‘正在商量。’袁曰：‘今何时而尚以商量二字搪塞耶？恐国家岌岌不及待君辈商量矣。’”（注：《急催变法》，《选报》第9期（1902年3月10日）；另1902年2月严复致张元济信，对此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见《严复集》第3册，第549页。）此外，兴学与练兵，为袁世凯当政北洋期间的得意之作，被他倚为直隶兴学之左膀右臂的严修与卢靖，对于立停科举有着直接影响。严修当年力主开经济特科，后来负责直隶学务，对于科举妨碍兴学感受至深，他和卢靖“同谒项城，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最终促成了袁世凯下决心领衔出奏。（注：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第170页。）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六人联衔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强调若按原议减额，“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故“欲扑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注：沈桐生等辑《光绪政要》卷31，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宣统元年崇义堂刻本，第2154、2155页。）
这次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奏，虽由袁世凯领衔，最为积极的推动者却是端方。他曾于召对时“面奏科举应即停止，方免士子观望。两宫颇以为然”。慈禧“面谕转告政务处王大臣，及电商南北洋大臣、两广岑云帅、两湖张香帅、奉天赵将军。嗣得袁、周、岑、赵回电，均表同情”。（注：《奏请立废科举之主动者》，《岭东日报》1905年9月14日；《端中丞之面奏》，《大公报》1905年9月5日。）若此说属实，此事很可能是慈禧欲借重疆吏声威，排除朝廷内部的阻力。除袁和端方外，联衔的几位督抚中，周馥曾作《兴学论》，痛斥“科举浮薄之习”（注：周馥：《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辑之82，第887-888页。），且于科举停废前即在贡院为师范传习所召集开学典礼（注：《江督宣言科举于明年停罢》，《大公报》1905年9月1日。）。赵尔巽于1903年奏请山西乡试展缓，以免科考妨碍学堂推广。（注：《护理山西巡抚赵大中丞奏请展缓乡试折片》，《申报》1903年2月14日。）岑春煊公开表示：“吾自到粤以来，一以兴办学堂为目的，决不趋重科名”，并对“热心科举以求躁进”的学堂学生严加禁令。（注：《岑督拟禁学生兼应科举》，《大公报》，1905年8月12日。）他们对于立停科举的态度积极而坚决，接电后即刻回复赞成。相比之下，张之洞则颇为踌躇，尽管既往科举改革他一直是主角先锋，且对修复贡院极为忧惧，但历来遇事谨慎，骤停之议与其一贯策略不符。接到“从速覆奏”的廷寄后，“宫保颇不以骤停为然，日内将据情覆奏”（注：《鄂督不以骤停科举为然》，《申报》1905年8月26日。），继而“连日传询各学堂监督、监学、堂长各员”，知众意皆以“立废科举，扩充学堂，较诸逐科递减办法为最妥切”后，才改变了看法。因此，其同意署名的复电迟迟未发，后虽作肯定答复，还“另电详拟废科举善后事宜五条”（注：《张鄂督赞成废科举之议》、《奏请立废科举之主动者》，《岭东日报》1905年9月6、14日。），以求免生枝节。
众多督抚联衔入奏，对于清廷的触动和压力无疑十分巨大。早在1901年春，盛宣怀就对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剖析过联衔奏请变法的奥妙：“疆臣同志，朝廷易于决断，一妙也。疆臣有权，能说即能行，二妙也”（注：《盛大臣来电并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61页。）。但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清朝自上而下的改革中，疆臣合力固然能产生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问题的解决还须通过枢府内廷决策定议。立停科举奏议最终获准的重要原因，应是枢廷人事的进一步变动。1905年6月30日，上谕以体恤王文韶年迈体弱为由，开去其军机大臣差使，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铁良则先后入直军机并充任政务大臣。（注：《光绪朝东华录》，总5360、5386-5387页。）此事背后可能有官场权谋，传闻是瞿鸿禨设计将王文韶排去（注：参见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4卷，第1752页。）。王的出局，彻底扫除了枢府中反对科举改革的障碍，“文韶既去，传霖之势益孤。碍于之洞，不敢发言”（注：《国闻备乘·鹿传霖暗中主复科举》，《近代稗海》第1辑，第287-288页。）。时人已注意到两件事之间的联系：“及决废科举时，文勤已罢枢务。袁项城谓朝中无能沮之人，遂力请罢之”（注：《所闻录·王文勤》，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2卷，第817页。）。王氏“退出军机之后二月，停罢科举之诏下，知文韶在直之持异议也”（注：章梫：《一山文存》卷3《王文韶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3辑之329，第171页。）。由于张之洞等人的多次进言与枢臣意见基本一致，慈禧最终打消顾虑，默许绕过部院，批准立停科举。（注：《端午帅面请奖励兴学补述》，《岭东日报》1905年9月20日。）
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各项新政虽自上而下地通过朝廷政令颁行，其决策过程却往往由地方促动中央，即疆臣互相串联沟通，自下而上地提出议案，并设法联络及鼓动枢要。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成为新政改革的重要模式之一。它与社会革新势力的舆论宣传及活动互为呼应，造成科举变革的天时、地利、人和环境，使长期议而未决、央而滞行的科举改革，跳过漫长的十年减额期与潜在危险（注：关于科举的十年减额缓停与立停，限于篇幅，相关问题另文详论。），迅速走向终极目标，最终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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