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在根基看唯物史观与史学的内在会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史学论文,根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史学研究的视线向来都是对准过去发生的事件，“过去”在史学研究中始终处于显著的地位。不过，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史学研究从来都不是平白无故地思念过去之事，史学家总是受到自身当下生活的某种经验的激励而把目光投向过去。显然，史学研究的存在之基不在“过去”而在“现在”，史学家当下生存的时代境遇乃是史学研究不可移易的基础。在这种情形下，史学研究就不可能掠过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放弃对这种关联的深思，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深入于现实生活过程而形成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有鉴于此，本文由存在论分析入手，旨在探究唯物史观和史学在根基处的内在会通，借以澄明史学研究的源始开端及其应有的成长道路，并点破实证主义理念的偏颇，探讨史学研究迈向生活世界的理论前提。
一
马克思说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无须任何理论的帮助，我们在此直接就可以读出，马克思是从源始根据的角度来思“历史”，并且大体上有了明确的解答。这种出于追寻历史之根的致思取向，乃是存在论范围内的事情。我们需要辨析马克思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的要义。
应该承认，对“有生命的个人”可以有两种“看”法。流俗的看法就是“生物学”的眼光。当然，如此所看到的人仅是一种生物。既然是一物，人便与其他生物一样，是一个被创造被规定的现成之物，一个依靠并时刻都要追赶着某种先定目标才能存活下来的物。与人的现实生存相对照，这种看法是一种让人游离于自身生命活动的“知性科学”的抽象态度。与此相反，马克思提出了要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看人。于是，进入马克思视野中的“有生命的个人”，不是这些个人的“生理特性”，甚至也不是他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而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我们自身的生命体验标明，马克思看到的就是“人本身”就此十分清楚，马克思所说的“纯粹经验”的方法乃是切入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实践态度。按照这种态度，我们看到的才真正是“有生命的”个人，是自己操心自己生存的“现实中的”个人，是没有任何神秘和抽象色彩的“感性活动”的个人。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人是在生产劳动中把自己“表现”出来的，亦即通过生产劳动而进行看自我建构。由于生产劳动乃是活生生的感性过程，因此，我们就要与费尔巴哈的理解划清界限，不能把人仅仅看作是“感性对象”，而要把人看成是“感性活动”，由“感性活动”来理解人。
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本真领悟了“历史”—“有生命的个人”—“感性活动”之间的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尤其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明言“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乃是历史的“发源地”，人的感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不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已然澄清了历史的源始根基，并且是切入问题之根本的本真道说。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提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这一判断有几点关键性的提示：(1)“任何”历史观——意味着马克思从最一般的意义上为历史观定性，而不是特指哪一种历史观；(2)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此处的“第一”肯定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序列，而是为了彰明历史观的源始扎根处及其持之以恒的追求，如果不做这样的理解，则有历史观做了这“第一件事情”即可让其闲置起来之嫌，不消说，这恰恰是马克思不能容忍的思路；(3)历史观应当重视的“基本事实”就是指“历史”、“人”、“感性活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一看重还有程度上的要求，也就是要囊括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可见，马克思实际上把历史观的基本任务简明扼要地标识出来。在思想发展的上下文关联中，马克思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涵纳着肯定和否定的双重意蕴。
从肯定的方面来看，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历史之思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把握。
就否定的方面而言，马克思洞悉唯心史观存在论原则的虚妄及其对于历史之真的遮蔽。
当然，马克思并不停留于泛泛讨论唯心史观的失误，而是把矛头指向其何以失误。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分析乃是很好的例证。马克思敏锐指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就是说，黑格尔视理性为世界的灵魂和主宰，在“思辨的叙述”中做出了关于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用“思辨的发展”来代替“现实的发展”。相应地，历史就是“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是合乎理性的逻辑过程。由此可见，黑格尔以思维“内在性”为思辨的基础，就彻底贬黜了历史的真正内容。这样，马克思就指出了唯心史观的存在论限度，并自觉地与之进行真正的划界。
显然，马克思剥离出唯心史观用抽象思辨制造历史的真相，揭穿了唯心史观存在论根基的内在空疏，实际上就把历史观能够立足的真正根基烘衬出来。由于逻辑、思辨、抽象等表征理性力量的形式乃是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且一经产生就势必要服务于人的现实生活，所以，人的感性生活对于任何历史观的本源优先权才是天生给定的，是不可悬置的。在这种意义上，唯物史观的存在论根基具有不可否认的内在巩固性和确当性，唯物史观之于历史研究的合法性也就不言而喻。当然，这种合法性，不在于代替具体的史学研究，而在于为史学看护自身颁布了谨守勿失的“绝对命令”。
二
众所周知，历史学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而历史中居住着“过去”。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做了颇为明确且富有启发的提示。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一词通常有如下几种用法：(1)在“这事或那事已经属于历史”这种表达式中，历史是指具有“后效”的过去之事；(2)从处于发展中的“有历史的”东西来看，历史是指渊源于过去的联系；(3)从区别于自然的角度来看，历史是着眼于人的生存的本质规定性而来的存在者的一种领域；(4)历史还常常作为过去流传下来的事物这种含义来使用。虽说几种用法各有侧重，但还是异中有同，就是都突出了过去之于历史的显著地位。这表明，历史学维护自身的通常行为乃是与过去打交道。
成为过去而具有历史性质的“世界”，根本不能依照物理学的眼光理解为在时间上消逝了的东西，而是人类曾经拥有的生存状态。这样一来，历史便获得了存在论的定位和澄清：历史的本质重心并不在过去之事中，也不在今天的某些议论中，而在人类生存的本真演历中。由之而来就有这样的推论：研究历史无非就是对人类曾经的生存活动的体认和领悟，尽管是以这种生存活动的流传物为中介。
在此，我们还要追问：人们何以能够对过去了的东西亦即人的某种“活动模式”产生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居然具有永恒性？问题的这种提法意味着还是要从存在论视角切入，从人何以能够自我创生的问题中寻找解答。毋庸置疑，人的自我生成不可避免地要与“过程”照面并始终处于过程之中，“时间性”就成为人须臾不可或缺的“生存寓所”。时间性乃是人生存在世的源始基础，人正是在“时间性”中才完成了自我创生。就是说，在人之为人的源始根据处，人的存在只是在时间性中才有可能和意义，因此，人毕竟需要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至此，我们就明白，“过去”是人的生存结构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部分，抹杀了“过去”，人的生存就难以想象，至少是残缺不全的。基于此，人曾经的生存历事不能忽略，而是需要铭记，关乎根本的努力乃是进行专题化的研究，通过观念的形式把人类曾经的生存经验传承下来，为后世人筹划生存提供借鉴与参照。由此可见，历史学家追赶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归根结底乃是其生存的当下要求。
史学研究命运般地加以追赶的理解和解释究竟是何种性质？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阐释语境中，柯林武德用“先验的想象”来指证史学守护自身所用的理解和解释。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史学家研究历史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显然，循着柯林武德的思路，史学的自我建设不是自我确证，而必定会引发自我迷误，最终远离人的现实生活。究其实质，柯林武德所倚重的先验想象，张扬的乃是意识“内在性”。这就彻底皈依于黑格尔的理性形而上学，在存在论根基上落入疏阔和虚妄之中。在这种情形下，重演过去的思想，不过是一种空谈。在史学的源始扎根处，我们已然发现，“历史本身不只是人们对之有所认识的某个东西，不只是书本讨论的对象，毋宁说，我们自身就是历史，我们在历史中承荷自身”。这就揭明：只是我们自身原本就是历史性的，我们才能够并需要研究历史；我们研究历史，实际上就是筹划自身的生存。筹划生存的基本寓意无非是说，人原本就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必须审视自身生存状况的存在物，毋庸置疑地要把“领会”作为建构自身的重要途径。由于“领会”必定是以理解和解释为具体的表现样式，所以，理解和解释原本就是人类生命本身的源始之质，其原动力就在人的生存结构之中。就此说来，史学家所用的理解和解释，在生存论上乃是自身的先行拥有。于是，史学家究竟如何对待历史文本才具有确当性就再次得以明示。
至此，我们看到，历史学不仅在其源始开端处，就是其开端后的自我保存，都本质重要地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勾连，实行并确证人筹划现实生存的基本要求。就是说，历史学毕竟是在人的生存历史性中才有其根苗。这正是历史学之为历史学的“客观性”和自律性。
三
由存在论视角切入的透析表明，在领悟人的生存历史性这一基点上，唯物史观和史学不可辩驳地相遇了。既然如此，唯物史观之于史学就根本不是外在地给予，而是史学操持自身范围内的事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唯物史观问世以后，史学研究必定不能绕过人类思想领域这一划时代的变革而自言自语。进而言之，史学操持自身的任何努力，注定要履行朝向现实生活的存在使命，从而就不是离开而是更为紧密地与唯物史观发生着关联。因此，如果说史学研究毕竟不能缺失某种学术理念的范导，那么，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应该明确地把视线对准如何能够从唯物史观中获得灵感来支持自身学术理念的当代建构，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自身之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性。
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考据史学”重新进入了当代史学家们的视野，考证和辑佚史料遂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选择。与此相适应，史学界短期内就形成了大量的专著。考据史学虽然自古有之，但只是经由19世纪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劳作才达于巅峰状态。所以，分析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有助于澄清考据史学的本来面目。
在实证主义看来，自然科学研究依次要经过两个阶段即“确定事实”和“构成规律”，历史研究也必须予以效法。换言之，这两个阶段亦即实证主义为史学颁布的“行动纲领”。在实证主义的引领下，史学家们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这一纲领的第一步，尽己所能地确定一切事实。于是，对证据精确无伪的考订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崇拜事实”成为史学研究的时尚，由于编纂大量精心筛选的材料而使历史学丰富了起来。按照要求，史学家们完成了纲领的第一步理当要进展到第二步。可是，史学家们却在此陷入了困境，他们不能构成历史规律。因为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史学家不能复原过去之事。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并没有实现实证主义的初衷。
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的终局，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在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哲学武装之后，历史编纂学一度带来了史学的繁荣。当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把考据作为史学设计自身存在的惟一路数，并进而主观设定为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时，考据之于史学的原初意义就遭到了关乎根本的遮蔽，甚或说是被彻底地歪曲了。援引实证主义为学术理念，历史编纂学却走向了瓦解史学之存在的荒诞之路，这说明实证主义作为史学之主导理念的不可能性。
即便是为实证主义打造了自信心的自然科学，在存在论基础上也并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可以说，正是人的现实生活需要，才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理由。在这方面，马克思独具慧眼，洞明了自然科学的真正来历。马克思指出：“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这里的“自然界”需要予以辨析。谁都不能否认“外在自然界”对于人的现实生存的巨大意义，但外在自然界不可能直接地就能满足人的需要。人总是要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意义上作用于外在自然界，扬弃外在自然界的自在形态，使之合乎人的意愿为人服务。这样一来，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外在自然界”本质重要地被提升为“人本学的自然界”，就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成为另一个“感性地存在着的人”。于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毋庸置疑地成为自然科学的生存根基。马克思不仅明确提出“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以及“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而且还坚决地把以为“生活”和“科学”具有不同基础的主张斥之为“谎言”。
以马克思的洞见为参照，实证主义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内在空疏就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既然如此，史学研究由实证主义提供理论地基究竟是利还是弊，已经无须多议了。史学应该扬弃实证主义的学术理念，回归自己的源始扎根处。唯物史观和史学的关联是不可割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