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十七年”的小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8)04-0001-04
上世纪90年代已降，由于西方文论的本土化转化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开放性凸显，许多学者在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启蒙主义话语之间重新阐释“十七年”小说，从而使研究走向新的高潮，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如丁帆、王世诚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1]，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和意识形态》[2]，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3]，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4]，引日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5]，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6]，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7]，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8]，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9]，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10]，等专著以及相关论文，他们从叙事形态与意义系统的话语裂隙及冲突中寻找知识分子话语、革命话语、伦理话语纠缠迎拒的多声部格局，在政治话语形态上进一步祛魅，获取一种经验之上的理解的同情态度，从而在文本内外语境中对话解读，还原历史的多元复杂性。应该说“十七年”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相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而言，对它的研究仍然具有拓展的空间。这里提出几点想法与学界同仁探讨。
一、个案化
目前，现有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更多的是进行宏观的文艺思潮、题材类型、精神特征研究，而对文本进行重读的也是那些已经进入文学史知识型构的“名篇”，如“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等。其实，在“十七年”期间，由于政治的审查鉴定和不断的文学批判埋没了很多优秀作品；新时期之后政治、文学、作家的转向和人道主义话语的彰显，学者们关注的是具有“启蒙”精神的新时期文学，也无暇顾及“十七年”时期被埋没的作品；而新时期的文学史家在撰写“十七年”文学史章节的时候也只是沿袭甚至附和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意味和路径，因此，“十七年”文学中的不少优秀作品还是没有被认真清理和价值重估，依然湮没在历史的摇篮之中。只要认真重读一下《人民文学》、《收获》、《延河》等“十七年”文学期刊和被批判甚至销毁的部分作品，如《腹地》、《人民在战斗》等，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作品值得仔细推敲，需要进行价值挖掘的微观个案研究。所以，“十七年”小说研究不仅需要做宏观研究，更需要对文学期刊、选集、出版社等出版或发表的“二三流”作品做更深入的个案研究，甚至那些进不了文学史或者整体水平还达不到二流作家的作品也需要清理和观照。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半个世纪以来的“十七年”小说研究，从研究阶段来看，“十七年”期间对文学研究主要是意识形态化研究，美学的更丰富观照是不可能的。新时期，新启蒙和人道主义话语的恢复又造成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隔膜、断裂与漠视，他们关注的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新小说；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学者重新研究“十七年”文学，多角度挖掘文本的意义，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洪子诚的“当代文学一体化”和陈思和的“民间隐形结构”的提法就非常具有概括力。这两种提法推动了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但同时又遮蔽了新的问题，即“十七年”文学并不都是“一体化的”，至少陈思和的研究就可以让洪子诚先生的提法不攻自破，同理，陈思和的提法也依然如此。这是因为任何宏观的概括都有可能遮蔽了个案文本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如《三家巷》。
《三家巷》既有革命历史小说的很多共性特征，但又有革命历史小说无法通约的与作家欧阳山联系非常紧密的个案特色，以致《三家巷》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话语场。首先，它吸收了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这个家族世情小说模式的营养，文本中的这种古典话语讲述方式与革命历史小说叙事模式既有吻合的地方，又有相龃龉和矛盾的地方，换句话说，《三家巷》存在着两种话语相互消解、造成裂缝的地方。这种对家族世情小说话语的继承在进入了革命历史小说之后重新进行语义编码，它的个案性质的复杂性就出现了。其次，阶级性是《三家巷》构思和叙事的主要思想脉络，但人本主义的、甚至是宗教的思想潜流依然存在，这种复杂形态与作家的文化素养、生存经历有关。作为20年代开始写作、通读古今文学的作家，欧阳山所受的思想影响是非常驳杂的。这种话语资源的复杂性致使周炳这一主人公形象与“十七年”小说中众多的革命英雄谱系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同时看到革命英雄、多情贾宝玉、五四式知识分子、托尔斯泰笔下如列文、彼埃尔式的思考者的多重综合品质。这种复杂性与特殊性是很难作一言以蔽之的通论概括，必须做精细的个案分析。就是那些二三流作家，也不能用“一体化”把他们的作品一笔带过，使其面目模糊的存进历史的档案柜。每个作家、每个文本除了“一体化”共性特征之外，都有无法去除的个性，这也许是原罪的宿命，但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无法完全进行异质化提纯，那表层话语背后的深度转述总是那么倔强地昂起头颅。所以，“十七年”小说研究需要学界进行个案化深入与探究。
二、细节化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学界对“十七年”文学文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的研究。当前，除了继续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外，对“十七年”文学文本的研究还要加强次要人物、小场面、小细节、小隐喻的研究。其实，对于作品的研究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往往是研究深化的一个标志。《创业史》问世之初，对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主人公梁生宝这个形象上，通过对这个形象的解读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总结作品的艺术成就。严家炎先生率先把眼光投到了梁三老汉身上，并认为梁三老汉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历史内容，艺术形象也更为丰满，是一个更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具有更高的典型意义，从而把《创业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认为，如果要把《创业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就必须加强对一些次要人物的研究。拙作《〈白鹿原〉与〈创业史〉的“互文”关系及意义阐释》，通过对白嘉轩与姚士杰的对比，阐释了前者对后者的有意误读产生的文化和文学意义。也许拙作在学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通过对文本的细读，确实能够发现像姚士杰这样的人物，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注意到、没有说清楚的内容，研究他的发展历史，体会他对新中国的感恩之情，可以发现，他确确实实和白嘉轩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何以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本，会将基于同一原型的人物处理成如此大相径庭的两个人物形象呢？这个《创业史》中唯一的反面人物，远非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从而将对《创业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其实，《创业史》中还有一些值得研究的次要人物，如素芳、王二直杠、徐寡妇等形象，这些人物虽然在作品中着墨不多，但都描写生动，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对这些形象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作品更为丰富的意蕴。除了研究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对于作品中小场景的研究，也能够将对文本的研究推向深入。《山乡巨变》中“缴农”一章在作品中的地位不算突出，但显然值得咀嚼。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一章的叙事风格与整个文本并不协调，它充满了喜剧和反讽，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在这一章都得到了集中的描写和展现，具有一种狂欢的性质。作品描写到的积极参加合作社的人物，多是一些劳力弱、缺少劳动工具和牲畜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和他们参加合作社的真实动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由于这种差距造成的反讽效果，隐隐流露出作家对合作社的复杂态度。这些内容，如果不通过对细小场景的深入研究，而是满足于对作品主要情节、主要人物和主题的把握，是很难捕捉到的。充分重视小人物、小场景、小细节、小隐喻的研究，可以更充分地揭示“十七年”文学丰富的一面。因此，要想使“十七年”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文本中的非主要因素，显然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细节化，还应该包括对材料和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使用，包括材料和史料的使用范围。传统的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使用，主要包括文艺政策、会议、制度、文学批评以及作家的生平等等，编辑活动很少被人注意。最近，文学编辑涂光群、袁鹰、刘锡城、龙世辉等出版的一些回忆材料，从编辑的角度披露了一些作品发表、出版的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情况，对于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相比于文艺政策、文艺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宏观影响，编辑活动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细节的，更为具体的影响。“十七年”期间，由于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原稿的修改情况》。对照原稿和编辑部的修改稿，可以看出，修改稿在许多地方改变了作品原貌，林震和赵惠文之间若有若无的感情，很大程度上是编辑部修改的结果。一般说来，相对于作者，编辑部对于文艺政策和文艺动向掌握得更为准确，编辑部对作品的修改更容易损害作品的丰富性而使作品向时代的共名靠近。如果将这些材料都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区分开哪些内容是作家最初创作的面貌，哪些是作品在发表、出版过程中出版社、编辑部或者某级组织对作品修改的结果，也许更能够通过具体文本的研究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因此，“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细节化，应该包括材料发掘和使用的细节化，应该将长期不为人重视的编辑过程中的材料纳入研究视野。
三、策略和方法上的多样化
“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禁忌时代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特殊产物，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是其基本模式。但随着文学语言进入想象层面后，作家的思想情感会和历史、文化、个体等多种文学资源结合共同进入文本，并往往溢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因此，文学创作的复杂特点决定另外一些非主流的受压抑的隐蔽因素可能以其他方式潜入到文本中。这些“异端”的思想、意念、欲望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隐蔽的、零星的、碎片化的镶嵌在文本内部，构成了文本特有的思想深度。而对这一深度的挖掘仅仅靠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是很难完成的，这就要求学者在研究策略和方法上应倡导多样化，进一步挖掘小说在某种想象层面隐含的、理性层面上“不敢说”或者“不能说”的内部精神话语。例如，拙作《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并没有停留在把小说看成现实生活参照物的观点上，而是在问题意识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现了一直被遮蔽的主体精神成长的问题，即作为成长主体的林震一直游走于“童年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与“父”、“兄”、与“子之子”的互审与对话，加重了主体的心理焦虑，因此，借用了精神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挖掘小说文本隐藏的心灵意义，发现刘世吾构成了林震精神想象上“自我”的一个“镜像”，刘世吾与林震的兄／弟组合意象实际上是两个历史主体之间对话关系的象征性、隐喻性的表达，而且“成长”主题赖以展开的心灵对话关系（结构）不是二元的青春世界／成人世界，而是围绕主体性成长的童年世界／青春世界／成人世界这一崭新的三元结构组合意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新的阐释空间。
同时，版本修改研究也是值得关注的方法，金宏宇的专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和《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对现代文学的版本修改进行观照，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而“十七年”小说文本诞生至今，一直处于流动的被接受、被修改、被调整的异化状态。因此，将“十七年”小说的版本修改、续写作为“重述”现象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里进行文艺生产和再生产的运动机制方面的考察，从而挖掘被压抑、弱化的潜文本的话语意义显得尤为必要，这在研究思路和范式上也具有创新空间。
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想法：正是因为“十七年”存在着思想上的禁忌，存在着诸多题材上的“禁区”，才形成了对作家思想、情感、道德、意志的压抑；而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被压抑被禁忌的欲望并未消失，它会以变形的方式、隐蔽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这种意义来说，“十七年”文本中蕴含着更值得细读的内容，只不过你必须有足够多的策略和方法解读出那些曲里拐弯的表述形式中的所隐藏的特有情蕴。例如1956年前后出现的《在悬崖上》、《爱情》、《美丽》等一批爱情小说，大量使用三角恋爱故事，大量使用“超叙事”，造成文本层层缠绕，十分复杂，但你若正确使用解构这把批评的刀子，你会发现作家有意地曲里拐弯，犹抱琵琶半遮面，背后隐含的却是道德上的自我整肃和一种自虐的文化心理。
总之，作为客体对应物的历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和史学家如何叙述的结合体，当我们的文学成为历史客体的复制品时，我们不仅要从文学审美形态进行考察，也需要通过权力话语语境考察文学的历史化编码过程，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从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和审美现代性角度估价“十七年”文学，更要以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去体察那一代作家以及文本镜像的复杂纠葛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努力建构，而不是简单肯定或者片面否定。否则，我们又将陷入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而难以自拔。所以，为了进一步敞开意义的开放空间，我们需要在细节化、个案化和方法多样性视点上切入“十七年”文学研究，从而在宏观研究与微观观照视阈中推动文学研究的持续深入。
收稿日期：2008-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