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呼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7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56（2003）03-0042-05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哲学界曾掀起了一股管理哲学研究热潮，人们从哲学的视角研究管理，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注：这个时期以“管理哲学”命名的管理哲学著作至少有七八个版本，详见本文参考资料。）时至今日，这股热潮方兴未艾，不断有零星成果问世。更为可喜的是，管理学界的加入，改善了管理哲学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这意味着我国管理哲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其实，管理哲学问题一直是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重要的管理哲学思想散见于有关著作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直到目前，作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管理哲学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仍在讨论与形成之中，甚至其学科地位和价值也不时面临着挑战。本文拟在澄清管理哲学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现实出发，探讨管理哲学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创新的意义，旨在引起学术界同仁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兴趣。
一、管理哲学的涵义
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是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回答的。国外学者注重管理哲学的实践意义，多从实用的角度定义“管理哲学是什么”。国内学者看重管理哲学的理论价值，多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定义“管理哲学研究什么”。为了澄清概念，下面对这些定义分类做一简评。
（一）国内学者的观点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把管理哲学看作是一种“应用哲学”或“实践哲学”，其任务在于探讨管理中的哲学问题，揭示管理的本质。这种观点认为，管理哲学是与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等学科并列的，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的“学科”（张尚仁，1987；成一丰，1990；崔绪治等，1990；张正霖等，1993）、“理论”（官鸣，1993）或“科学”（刘云柏，1987；尹毅夫，1999）。这个定义强调了管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和定位，对这门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它没有明确回答“什么是管理哲学”的问题，人们难以据此准确把握管理哲学的概念内涵。
还有的学者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系统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周吉、陈文，1985；赵秀臣、刘立新，1990）系统理论是20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强调系统观点和方法的价值不为过，但如果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系统哲学的应用，那它至多只能与西方的“系统管理学派”相媲美，从而失去了单独的学科研究价值。同时，这意味着管理哲学排斥系统哲学以外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因而会削弱管理哲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二）国外学者的观点
早期西方学者把管理哲学等同于管理学原理。他们认为，管理哲学就是管理理论和管理中的普遍原则，（O·谢尔登，1923；F·泰勒，1911）有的则连同形成这些理论的思想基础一块归入管理哲学。（C·小乔治，1979）这种观点抓住了管理哲学的基础性、普遍性和价值层面的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模糊了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界限，降低了管理哲学的学科地位。
还有的西方学者把管理哲学看作是指导管理行为，特别是指导高层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哲学，即企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的基本信念、观念及价值偏好。（C·霍金森，1978）这种观点从概念本身而不是从研究对象上揭示了管理哲学的内涵，容易理解和把握，但把管理哲学的主体局限于“企业最高主管”，缩小了管理哲学的概念外延和研究范围。
总之，这些概念各有得失，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研究阶段的特点。笔者认为，哲学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是指导人们思维和行动的思想基础，或者说是人们的基础思想，即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这一概念出发理解管理哲学，可以把它看作是处于一定管理关系中的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用以指导其管理思维的世界观（包括对人、组织、管理等基本范畴及其由此派生出的基本关系——人与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等的理解）和方法论。这个概念有以下两个要点或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研究者或管理实践者的思维起指导作用的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任何管理关系中，管理者是执行管理职能的主体，是管理关系的主要方面。（注：管理者是一个相对概念，在独裁统治下，管理者只指那些有权发布命令的人；在实行民主管理的组织中，所有组织成员都是管理者。）管理者的管理活动（无论是管理分析、管理决策还是管理评价）实质上是包含一系列权衡、判断和选择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管理的价值观和思维方法倾向。管理者通过学习过程不断积累管理经验和知识，提炼并内化为自己的管理哲学。管理哲学对管理者起着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并外在化为特定的管理风格（包括标准和习惯）。管理哲学决定着管理行为和管理关系的性质，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管理的效果。例如，如果企业管理者只把企业当作赚钱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生命体，就已经决定了企业的不祥命运。因为在这种假设下，利润是管理的唯一目标，而人力成本是对利润的冲减，所以劳资关系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管理研究者也都处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们的理论或研究成果都是以一定的理论假设为前提的（虽然他们可以在较大研究样本下进行归纳和提炼）。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各种管理学派之间的差别就是从管理哲学层次上开始形成的。管理哲学概念的这个要点给我们的提示是，管理哲学研究不仅要从管理实践者中选取样本，还要从管理思想史中吸取营养。
第二，管理哲学是一门学科，代表了管理思想发展的最高理论形式。管理思想是各种管理意识形态的总称，它可以表现为个别的、零星的管理经验，也可以是被整理过的、系统化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的发展总是始于管理实践者的经验，然后经过抽象、总结和系统化，上升为管理理论或管理学。管理学有许多分支，分别研究特殊领域或组织的管理问题，如公共事业管理学、宗教管理学、军事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家政管理学等。管理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管理学的抽象研究，是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所研究的是作为各种管理学建立之前提的基本理论假设，旨在揭示管理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为管理实践者提供正确的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二、管理哲学的特性
管理哲学概念的上述两层含义，实际上是其实践性与理论性双重特性及其发展的反应和要求。因此，深入研究这两重属性有利于加深对管理哲学概念的理解。管理哲学的实践性与理论性是通过下面几对对立统一的概念表现出来的。
（一）个别性与社会性
一方面，组织系统中的每个管理者都有自己的管理哲学，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是环境的产物，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一定文化圈内的个人具有相似的管理哲学。管理哲学的个别性可从管理行为的多样性中得到印证。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管理者，虽然接受过相同的管理教育，面对相似的管理环境会表现出不同的决策倾向，选择不同的管理方式。这说明他们的管理哲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来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教育和管理经验。管理哲学在文化交流中实现着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中，人们通过学习过程感悟真理，修正偏差，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哲学，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同化（社会化）。所谓“同化”并不是说人们具有完全相同的管理哲学，不是对个性的完全否定，而是说他们的管理哲学具有了其民族或时代的特征和广泛的可接受性。社会化的程度取决于组织间文化交流的范围和手段，古代社会的管理哲学（也包括其他知识）传播范围小、速度慢，因此个别性非常明显。在现代社会，一种进步的管理哲学一旦为人们所认同，便能很快形成一种潮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二）进步性与落后性
与管理哲学个性化相伴随的是其水平（质的标准）上的参差不齐，我们用“进步性”和“落后性”的定性标准来反映不同管理哲学之间质的差异。一种管理哲学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无法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只能从它的作用结果中表现出来并得以评价。进步的管理哲学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维系组织关系的和谐与平衡，使组织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落后的管理哲学往往不能在组织中得到广泛认同，阻碍组织关系的维持与发展，因此管理经常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威胁，组织难以协调乃至陷入危机。所以，当组织决策一再出现失误或决策执行结果一再出现不可接受的偏差时，管理者就应当审视自己的管理哲学，看它是否已经落伍，需要立即进行调整，这本身就包含一种“变”与“不变”的哲学。一方面，组织环境在发展，管理的主要矛盾也在变化，因而管理哲学也需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向理想和应然的方向靠近；另一方面，正确的管理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艺术法宝，变化太频便失去了意义。所以，管理者也需要对自己的管理哲学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缺乏主见。
（三）历史性与地域性
管理哲学的历史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性质和组织环境不同，维持组织生存所需要的管理哲学也不同。在某个时期表现出其进步性的管理哲学，如不能适应历史潮流而调整，就会变得落后。在管理思想史上，不同时期的管理哲学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历史和技术的原因，地域之间的文化开放与交流程度有限，形成了地域间的文化差异。管理哲学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种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带有这种文化的烙印。东西方国家的文化不同，因而管理哲学之间就有明显的差异，但无论是东方国家或西方国家，文化交往较多的国家的管理哲学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管理哲学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特征反映了管理哲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的多样性，它们都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发挥作用，我们无需对它们说三道四。但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东西方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前车之鉴”和“他山之石”无疑能给人们带来启迪，成为提升自己管理哲学的思想源泉。
（四）表面性与真实性
作为最基本的管理指导思想，管理哲学往往是隐含于管理者头脑深处的一种潜意识，是通过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自然地表现出来的。但是，随着人们对管理哲学的日益重视，为了扩大管理哲学对组织成员的影响，发挥其对组织行为的指导和统领作用，管理者往往有意使其管理哲学显现化，即通过明示其有利于组织成员或社会的管理主张，获得有关方面的认同、合作与支持。然而，一个管理者的真实的管理哲学，仍然是通过其行为而不是语言表达出来的。例如，一个管理者在会议上大讲民主管理，而实践中却舍不得放权；或者在会议上征求下属的意见和建议，会后就丢进废纸篓里。这种言行不一，就是管理哲学表面性和真实性之间矛盾的写照。如果显现化的管理哲学与真实的管理哲学不相符合，它只是一种表演性的、虚假的管理哲学，具有欺骗性。因此，即使其在短期内能产生一些正面作用，那也是偶然的，其长期的负面作用则是必然的。管理哲学在表面性和真实性之间的矛盾，表明了管理者对显现化管理哲学作用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有些人对这种作用机制的一知半解。
（五）具体性与抽象性
作为管理思想的最高理论形式，管理哲学要在一般意义上对管理学建立的基本前提、基本范畴以及基本关系中的许多“必然”和“应然”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以此对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指导。这种指导不是技术性的直接对行为的指导，而是观念性的通过管理者的思维起作用的、间接的指导，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从另一方面来看，管理哲学是被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以管理艺术的形式“表演”出来的，因而是生动的、具体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个体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那里看到一个个具体的“管理哲学家”，他们的观点、决策和行为倾向中包含着他们的管理理念、价值观和方法论。
三、管理哲学研究与创新的意义
现有文献（注：主要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内的管理哲学著作，几乎所有这些著作中都有对“研究管理哲学的意义”的讨论。）已对研究管理哲学意义有所论述，这些观点是无争议的，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本文不再重复。这里拟从新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几个相互渗透的大问题与管理哲学的联系中，分析管理哲学研究与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在知识充斥的社会中，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大智慧”的指导
知识并不等于智慧，只有十分熟练和聪明地运用这些知识时，知识才是智慧。知识是进入智慧之门，而知识的爆炸也会使智慧之星失色。信息化社会已逐渐陷于知识泛滥的困境，如果运用、汇集、整理和开拓其新局面的人的智慧日益枯竭下去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管理是指导和规范人类行为的组织力量，决定着组织的未来，因此，只靠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有把握知识运用方向的智慧，否则，知识就可能由人类的福祉异化为人类社会的灾难，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明证。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知识拥有量和运用知识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然而，自认为已经聪明起来的人们在运用知识满足自身某方面需要的同时，牺牲了另一方面的需要。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核威胁、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疾病、战争、犯罪等问题的困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受益与长期发展之间取得平衡。管理理论不能仅仅满足于问题解决导向的研究，被问题牵着“鼻子”走，而要致力于对人类组织问题的根本思考，开发和运用管理智慧，引导人类组织行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西方实用主义管理理论颇有追逐功利和竞争的倾向，缺乏在哲学层面上的抽象。西方的各种管理理论是围绕企业管理提出的，企业管理的功利导向要求管理研究集中注意于提高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方法上，所以，如何提高效率从而能在竞争中取胜理所当然地成为管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个大课题下，形成了战略、组织、生产、财务、营销、人事等一系列子课题。西方学者发挥其分析思维方面的特长，在每一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理论和方法。专业化的研究有利于不断深化理论，直至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这种研究同时也严重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人们的思维在如何赚钱、如何竞争的狭小圈子里活动，很少有人对其最终结果进行深刻思考。如果从生态系统和历史长河的角度观察，在这种狭隘管理目标指导下的人类组织行为最多只能算是“小聪明”，因为它引以为荣的目标的实现往往是以人类自身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的。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以往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正如查尔斯·萨维奇所说，管理面对的挑战“促使我们对基本概念进行再认识”，这个再认识过程就是对人类社会管理行为深刻的哲学思考。
（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管理思想的发展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予以综合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人们带着各自的文化烙印走到一起，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不同文化在交融中的冲撞摩擦是不可避免的，管理中所面临的价值观差异和矛盾比国内任何一个企业都要大得多。国际企业的管理者已经认识到，人们对管理科学和管理方法的掌握是大同小异的，真正难以协调的是不同文化下的人们的管理价值观。因此，全球化管理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管理哲学革命”，它是泰罗在20世纪初提出的“心理革命”的继续（虽然“心理革命”的道路依然很长）。从宏观方面看，全球化对区域经济、民族、国家、传统政治都带来了挑战，冲击着原有的制度和观念；从微观上看，企业的组织结构、人员关系、市场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矛盾更加复杂。如果不改变原有的管理假设，从观念上理顺各种关系，必然陷入困惑，无所适从，直至不知所措。
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是目前的管理理论无法解决的。爱因斯坦说过，问题不会在与产生它的同一层面的答案里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仅仅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西方管理理论视野狭窄，即使能够发现全球化管理的挑战，也不足以解决全球化管理的问题，正像它不曾有效解决“心理革命”的问题一样。西方管理理论的“丛林”状态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了，几经左冲右突，似见曙光，却越走越迷茫，这是因为这些理论始终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研究问题的。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向管理哲学的层次提升，而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扩展。事实上，近年来，许多有远见的西方管理学者已经转到了管理哲学问题的研究上，而且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注：如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阿里·德赫斯的《长寿公司》、查尔斯·萨维奇的《第五代管理》等，虽然它们还算不上管理哲学专作，但在内容上已经是对管理的哲学思考了。）相信随着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不断交融，管理哲学的研究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三）管理的创新有赖于管理哲学的创新
历史地看，管理思想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演变是以管理哲学的进步为标志的，或者说是管理哲学创新的结果。从管理实践创新的角度看，管理哲学是管理科学走向管理艺术的桥梁。管理实践创新的实质，是掌握了先进管理哲学的管理者对管理科学的创造性运用。没有管理哲学的指导，管理科学就失去了灵魂，因而是僵死的，不会对管理者有多大帮助（这就是现实中许多人都懂得某个管理理论，也会运用同样的方法，但管理效果却不同的深层原因）。没有先进的管理哲学，管理科学就不能得到正确的利用，就不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福祉。所以，学习管理知识，掌握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一套先进的管理哲学。这样，不仅能够正确、灵活地应用各种方法，还可以触类旁通，创造出许多新的方法。
知识社会和全球化对管理的最大挑战是“变”与“合”。组织环境在不停地、迅速地变化，因而变革管理就成为管理的重头戏，变革管理的核心理念和内涵是创新。管理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实现创新，但只有建立在新的、进步的管理哲学基础上的创新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才是应付变化的有效途径。变化不易预测，预测后又不易相信，相信后还不易采取行动——这就是人们在以往的变革管理中所经历过的史实。（阿里·德赫斯，1997）人们在变革管理中的无能和失败迫使人们进行反思，产生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它要求改变组织的生存方式，建立学习的能力以应付变革。所谓“学习”，不光指吸收知识、信息，真正的学习必定修正行为，也就是修行、修炼（杨硕英，1994）。彼得·圣吉曾推荐了五项修炼内容，并指出了“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的重要性：“一种心灵的转变，从将自己看作与世界分开，转变为与世界连结；从将问题看作是由‘外面’某些人或事所引起的，转变为看到自己的行动如何造成问题。”（彼得·圣吉，1990）这正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变，是管理哲学的创新。管理哲学的创新难度较大，但效果持久，因此，以管理哲学的创新成果整合组织中所有的应变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达到“以不变应万变”之结果。
彼得·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指出，社会科学事实上有其自成一套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范式”。它对建立于其上的科学的影响远大于范式对自然科学的影响，因为自然科学的现实——物质和它的规律是稳定的，而社会环境却是不断变化的。这意味着，昨天成立的假设，今天可能不能成立，甚至是完全错位的。因此，社会科学需要经常检查自己赖以建立的假设，并对过时的、不恰当的假设予以调整。当然，当基本假设变化后，建立于其上的整个理论也必须改变。（彼得·德鲁克，2000）德鲁克在这本书中所研究的“挑战”，实际上就是管理在其哲学层面上所面临的挑战。它告诉人们的是应该加强管理哲学研究，只有管理哲学的创新，才能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管理实践的进步提供正确的基础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