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酒店业内向投资对外向投资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酒店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国际化研究领域对于跨境扩张主要促进因素的识别与探讨是国际商务中的研究焦点，两大主流研究领域分别是国际生产的折衷范式和国际化阶段模型，学者们提出企业特有优势和经验学习是决定国际化的两大重要因素。尽管这两大模型在国际商务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实证支持，但对企业国际化主要因素的检验还不够全面，本文希望探讨另一重要的决定因素，即内向投资对外向投资的影响效应。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酒店行业外资的引入对该国企业获得境外资本、品牌授权和管理方法与技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渠道，同时，也引发了对外国消费者知识和市场知识的学习，从而有助于酒店业的超前国际化发展。 企业国际化包括两个对等的过程：内向型投资和外向型投资。内向型投资是指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通过各种方式与外国企业交易，而外向型投资是指国内企业到国外市场参与交易。外向投资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际直接投资(FDI)领域的研究焦点，但内向投资也可能会成为某国外向型投资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为数不多的检验内向型投资对外向型投资影响效应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存在正向关系，主要源自知识和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Aitken，Hanson & Harrison，1997；Kneller & Pisu，2007)。而也有学者的实证结果显示，内向型投资会导致强烈的竞争效应，从而削弱外向型投资活动。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入的剖析发现，这些看似矛盾的结论显示出某些一致性逻辑，内向投资对一国相关产业既会带来正向的溢出效应，也会产生负向的竞争效应。先前的实证研究将两者割裂分析，因此，同时兼顾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分析十分有意义。 本文不仅研究了内向型投资的直接影响，而且分析了不同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存在的条件，主要关注跨境投资的两大主要类型：合资和独资类型。本文不仅探讨了合资和独资类型的投资模式不同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而且分析了对于不同母国——东道国组合类型的内外向投资关系。尽管许多的研究已经探讨了外国投资者基于竞争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投资动机，然而，对于母国和东道国产业不同发展水平，外资的影响效果还是非常模糊的，Tong等(2008)指出，在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中，除了企业相关的影响效应之外，产业和国家相关因素是第二大影响来源。因此，来自不同类型国家的内向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权变效应值得进行分类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合资中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以及在独资中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更重要的是，这些效应依赖于母国—东道国之间酒店行业发展的相对阶段。 二、理论与命题 国际化的决定因素已经成为国际商务领域的主流研究问题，大多先前的研究都是基于OLI范式(Dunning，1993)或是国际化过程模型(Johanson & Vahlne，1977)，采用外向型投资导向的视角。这些研究基本忽略了外国企业的内向型投资的影响与角色。本文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内向型投资的作用，将其视为外向型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在现有的研究中，本文发现内向型投资对外向型投资的影响出现不一致的结论。Willmore(1992)提出，内向型投资密度水平与外向型投资倾向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他的研究结论又陆续得到不同样本的实证研究所支持，如墨西哥、英国(Kneller & Pisu，2007)和中国。而相比之下，Ruane & Sutherland(2005)发现了相反的关系，基于对1991-1998年期间3561家爱尔兰企业的分析，他们提出东道国的出口密度与位于本国的外国企业的销售比率存在负向关系。这些相互矛盾的结论源自两种不同的诠释逻辑：一方是基于溢出效应，而另一方是基于竞争效应。 1.内向投资的溢出效应 Caves(1974)提出，外国企业进入本国会对本国的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积极的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来自两大渠道：资源转移和信息扩散。外国企业的商业存在成为各种宝贵的资源从母国到东道国之间转移的重要渠道。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本土企业能够从外国企业的内向型投资中获得资源转移等方面的利益。例如，本土企业通过内向投资得到的人力资本，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扩散先进的管理实践。并且，外国企业在研发等领域的高强度投资，能够加速本土企业技术发展的进程，从而提高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内向型投资也会通过信息扩散来激发东道国产业竞争力以及外向型投资。由于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广泛分布，使得东道国的企业能够获得重要的信息，如不同市场的竞争水平、产品分销和顾客偏好等。地理区域上与外国企业的临近性，也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在外国市场寻求潜在合作伙伴的绝佳机遇，这也意味着其国际化扩张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2.内向投资的竞争效应 与溢出效应不同，内向型投资的竞争效应可能会引致经济萧条、更低的产业生产率和本土企业更高的退出率。因此，内向型投资的竞争效应可能会通过两个主要渠道压抑本土企业的外向型投资：市场争夺和劳动力抢夺。市场争夺效应是指由于外国企业的进入而导致的国内企业市场份额的丧失。Aitken & Harrison(1999)提出了内向投资的市场争夺效应，尤其是当内向型投资企业是来自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时，这种争夺效应非常显著。基于母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外国进入者通过引进更好的产品服务与更加复杂的质量控制体系，与本土企业展开竞争。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本土企业将会失去市场份额，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或者逐渐被挤出国内市场。劳动力抢夺效应是指由于外国企业的进入而导致本土企业人力资本的丧失。由于人才是企业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主要创造者与传播者，获得当地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与本地合作伙伴相关雇员的沟通与互动。从事技能、知识密集型活动的外国企业可能通过更高的薪酬抢夺本地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人才。因此，不管在本国还是在海外，本土企业要获取外国技术并与其进行竞争是十分困难的。如同硬币的两面，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在内向投资对外向投资的影响方面存在相反的作用效果。由于内向投资同时带有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所以，厘清这些效应是比较复杂的，但尝试区分这两种效应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不同的投资模式中，需要区分在何时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占据主要地位。 3.合资型与独资型内向投资的效应 为了更好地理解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东道国企业的外向型投资，需要考虑外国进入者与本土企业的联结方式。在本领域的大多研究认为，两方的联结方式影响资源转移和信息扩散的水平。企业之间的各种关系可能是当地企业吸收能力、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合资与独资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两种主要的模式，它们代表的是企业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不同的相互影响程度。合资是由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共同拥有和经营的投资或业务，独资是由外国企业单独拥有并运营的投资或业务。 (1)通过合资产生的内向型投资效应。当外资企业采用合资的模式，竞争效应(市场争夺和劳动力抢夺)是有限的(Aitken & Harrison，1999；Wang & Li，2007)。外方与本土企业的合伙关系代表了相互理解与共同利益的存在。双方都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必要的信息，并且就利润分成达成一致协议，对各自的市场而言，对方的威胁性较小。通过合资进行内向型投资，能减少当地的竞争性反应和东道国中的合资伙伴之间的直接竞争强度。进一步而言，本土的人才同时受雇于外国和本土企业形成的合资企业中，他们宝贵的管理技能和技术知识不太可能完全被外方所剥夺。因此，在内向型合资企业中，劳动力抢夺效应也是较低的。 相比之下，由于合资的共同所有权性质带来的有效资源转移和信息扩散，合资的溢出效应更强。合资企业有助于外方与本土企业之间紧密的联系与互动，资源的转移、优势无形资产从外方向本土企业的转移并不会遇到太多阻扰与困难。本土的人才进而能够成为合资企业知识外部性和生产率提升的源泉。除此之外，与外国企业的合作使得本土企业获得大量的信息，也会有助于提升本土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合法性和声誉。因此，合资能够促进本土企业提升长期竞争力，也成为它们外向投资的通道。由于合资的溢出效应要比竞争效应更加突出，本文认为，合资对东道国企业的外向型投资具有正向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资水平与本土企业的外向型投资是正相关的。 (2)独资的内向型投资效应。当外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独资时，通过资源转移和信息扩散带来的溢出效应是有限的。与合资相比，独资模式在母国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之间进行联系与互动的水平较低。因此，东道国的本土企业将在理解、消化隐性知识、获得市场信息以及进行海外投资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先前的研究表明，独资类型的溢出效应方面没有实证支持(Aitken & Harrison，1999；Javorcik & Spatareanu，2008)。 与合资情况相比，独资的竞争效应更强。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并无共同利益，独资类型投资意味着产业层面、战略集团层面和企业层面(Chang & Xu，2008)的竞争强度增加。当外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独资时，本土企业被迫为有限的市场份额和人力资本进行竞争，为了应对东道国市场竞争强度不断增加的局势，外国企业可能会通过降低价格、改善技术与管理、或者与其他外国企业形成联盟伙伴等，这都进一步加剧了内向型投资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竞争效应。由于独资的竞争效应比溢出效应更加突出，本文认为，独资和外向型投资之间负相关。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外国企业的独资水平与本地企业的外向投资水平负相关。 先前的研究通常将外资企业视为同质性外生活动，并未关注外国企业的国别特质或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然而，随着来自不同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间跨境投资活动的增加，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合适。本文认为，母国和东道国的异质性可能导致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水平的巨大变化，因此，对内向型投资与东道国外向型投资之间效应产生不同影响。 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外国企业在所有权优势方面的差异，Buckley等(2007)发现了外国企业进入率与溢出效应的曲线关系；Driffield & Love(2007)基于外国进入企业的不同动机进行了分类，提出竞争效应与溢出效应依赖于外国企业的进入动机。鉴于不同国家在经济、产业发展等维度的不同，其对本土企业的增长机会和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的母国—东道国配对情形下，考虑内向投资和外向投资机制如何变动是非常重要的。基于Gu & Lu(2011)的研究，本文考虑了几种典型的母国—东道国配对类型，如表1所示。类型1代表的是母国是先进产业领导者，东道国是产业后发者，其生产率和效率都较低；类型2是母国和东道国属于同一类别，同为领导者或落后者；类型3表明，母国是产业后发者，而东道国是领先者。 (3)不同国家配对类型间的内向合资效应。内向合资可能与东道国企业的外向型投资是正相关的，然而，这种正外部性可能由于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当来自发达母国的企业与落后的东道国企业进行合资(类型1)时，正向溢出效应将是最大的。合资有利于外国企业与本土企业形成亲密的合作关系，由于两国间在产业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形成卓有成效的“师傅”(先进国家企业)向“徒弟”(落后国家企业)“传授”知识资源机制(Lane & Lubatkin，1998；Meyer & Sinani，2009；Steensma等，2005)。并且，发达国家的企业在落后国家中倾向于追求长期市场增长战略；他们在实际运营中会向本土合作方转移技术、管理等，这都会促进跨境知识转移。 然而，当母国和东道国处于相似产业发展阶段(类型2)时，内向投资的正向溢出效应会降低，类型2中的学习差距要小于类型1。而且，Tsang & Yip(2007)提出，类型2中的内向型投资驱动力可能来源于水平或者垂直产业扩张，而并非资源寻求与利用。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在发展中都需要相似的资源组合，本土企业不太可能从外国企业获得互补性资源或者合意的战略资产。 当落后国家企业在领先型国家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将是最小的(类型3)。这是与类型1正好相反的配对，落后国家的企业几乎毫无向发达国家企业溢出的知识与信息，而且落后企业合资的主要动机就在于获取知识。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外国企业与本土企业合资中，外方的合资水平与当地企业的外向型投资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在类型1这种国家配对中最强，在类型2中比在类型3中更强。 (4)不同国家配对类型中内向独资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国家配对中，独资对东道国企业外向型投资的负向效应也会呈现出差异。在类型1中，本土企业缺乏竞争力将使得它们在与外方进入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面临外资企业的先进知识与能力时，本土企业在国内外竞争都异常困难。来自先进国家企业的独资会让本土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时遭遇外来者劣势和后来者劣势，因此，当从领先国向落后国进行独资时，就会出现显著的负向竞争效应。 与类型1配对相比，类型2对外向投资的竞争效应较小。母国和东道国处于相似的产业发展阶段，本土企业能够同时在本国和具有相似产业发展水平的海外市场进行扩张，并展开有效的竞争。实证研究表明，当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产业发展差距较小时，外国企业在东道国将会面临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 当跨境投资方向是从落后国家到先进国家(类型3)，竞争效应是最弱的。因为落后国家在海外市场缺乏组织技能和产业知识，通常其经营是短期导向型和业务较为单一(Buckley等，2002)。领先国的企业投资海外的主要动机是开拓市场，但产业落后国的企业主要受寻求资产的驱动。因此，类型(3)的内向型投资对本土企业具有很小的竞争效应。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外国企业进行的独资的水平与当地企业的外向型投资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在类型1的国家配对中最强，在类型2中的负向关系又强于类型3中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方法 考虑到本研究的探索性特点以及对国际酒店业内外向投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的必要性，鉴于目前酒店业国际投资的全球性系统数据缺乏，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利用基本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少量“关键性”或者“工具性”案例的定性数据分析来揭示主要理论。本文以2013年美国HOTELS杂志发布的全球酒店排名(300强)为依据，分别选择了来自美国、法国、日本、印度、中国五国最具代表性的五家国际酒店进行案例研究，样本酒店为万豪、雅高、大仓、泰姬、锦江(国际排名分别为2、6、41、80、9)，探讨内向投资对外向投资的影响问题。数据包括样本企业自成立以来内向型投资项目数量以及外向型投资项目数量，前者用位于东道国的本土和外国企业共同投资的合资企业的案例来表示，后者用东道国投资于海外的企业的活动来表示。本文还尝试用实证方法分析全球酒店业外向型投资的影响变量问题，为弥补企业微观层面数据不足的缺陷，又辅之以五国酒店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宏观数据(包括国际直接投资的项目数和存量等)进行研究，尽管小样本的研究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但希望为今后大样本、更具客观性的研究提供初步思路。另外，为保证相关概念与理论的有效性，本文还进行了半结构化个人访谈，2014年3月与锦江酒店集团上海总部高管们的访谈，共对五位高管进行了四次访谈(其中一次是与两位受访者进行访谈)。主要采用对话方式进行，旨在通过访谈揭示本公司先前已经开展的国际化活动(主要是内向国际化活动)以及对公司国际化(外向国际化)前景的展望。 本文选择样本出于以下考虑：第一，选择的酒店集团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集团平均经营年限为66年，丰富的经验为国内和国际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样本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首次对外投资当年开始算起)不等，从最少的5年到最长的39年，国际化运营经验平均27.6年。第二，这五家酒店基本上都是该国规模最大的代表性酒店，在2013全球酒店排名中都位于80名以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酒店发展的最高水平。第三，酒店集团至少在海外两个以上的国家拥有或经营酒店，海外市场最多的是雅高(92个国家)，最少的是锦江(12个国家)。第四，这些酒店母国既有位于酒店业先发型国家，也有来自后发型国家，为不同类型国家间的配对研究提供了便利。本文所需资料均为二手数据，企业数据包括集团官方网站、公司年报以及关于公司跨国投资、并购的数据库和媒体报道，不同国家酒店业数据则来自OECD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FDI市场数据库等，根据主要影响变量如内向型投资、外向型投资等进行分析。为保证资料的准确有效性，资料整合后请酒店业内专家检阅更正。 四、命题检验 1.五大酒店集团国际化发展历程 表2～表6汇总了万豪(美国)、雅高(法国)、大仓(日本)、泰姬(印度)、锦江(中国)国际酒店集团的国际化发展历程。
2.命题检验
：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资水平与本土企业的外向型投资是正相关的。 这五大集团支持该命题的案例主要是来自国际化相对后发型的酒店企业，如印度酒店公司自1980年由该国政府批准在印度与总部在纽约的国际酒店管理服务公司(INTERN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SERVICE)成立印美合资公司，未来致力于在最为成熟的美国市场的酒店业投资，并且该公司还向汇丰银行争取离岸贷款向斯里兰卡酒店投入现金。在1989年之后，通过收购酒店实体资产的形式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进行扩张，被收购的酒店都以再品牌的形式冠以集团旗下的酒店品牌名称；2004年，尼泊尔的Chaudhary集团加入泰姬亚洲有限公司成为合资伙伴，双方共同致力于开辟东南亚及亚太市场。尼泊尔的Chaudhary集团在本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均有酒店业务。2004年与来自非洲的Conservation Corporation Africa(CC Africa)形成合资关系，该公司是非洲一流的生态旅游公司，在综合性野生生物区运营和特种住宿等方面具有30多年的经验，自身在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和波斯瓦纳等国家拥有38家高端私人狩猎酒店和宿营地。目前已经有四家狩猎型酒店开业提供野生生物旅游和住宿相关服务。2005-2006年与阿联酋的ETA Star物业公司和EMKE集团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为日后进入阿联酋市场奠定了基础。 中国锦江国际酒店公司在2005年与美国德尔集团合资在中国成立锦江德尔互动有限公司，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准的GenaRes订房系统，开发中央预定系统(CRS)。四年之后，锦江又通过该合资公司收购美国最大独立酒店管理公司州际集团。间接控制了美国、加拿大、印度、荷兰、比利时、俄罗斯等9个国家36个品牌的400家酒店，成为锦江海外拓展的重要一步。1985年，上海华亭宾馆(1999年与锦江合并)引进喜达屋旗下喜来登管理；2002年11月，雅高投资2000万元与锦江在中国成立销售及分销合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合作都为锦江提供了学习国际一流酒店管理体系、技术流程、员工培训方面的绝佳机会，迅速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而相比之下，来自美国、法国和日本等酒店业较为成熟与发达的酒店支持该命题的案例并不多见，由于现代酒店业尤其是高端酒店业本身发源于欧美国家，连锁化和特许经营模式也诞生于此，因此，它们成为国际标准的代表，更倾向于采取外向型投资，越过内向投资阶段或者仅有极少量的内向投资的活动。如美国万豪在74个国家和地区经营管理3800多家酒店，检视其发展历史，国际投资几乎都是外向型的。1989年，万豪与日本Adachi企业集团(房地产、休闲活动公司)形成合资公司，投资4亿美元共同在欧洲建立9家万豪酒店，合资公司购买了伦敦的万豪酒店，在未来七年将会新建8家酒店；2011年西班牙的AC酒店与万豪形成ACHM西班牙管理公司；2013年与Samhi酒店在印度形成合资公司；偶有内向投资的案例，但样本数量非常少，如2001年万豪与意大利的奢侈品公司宝格丽形成合资公司(Luxury Group)，合资公司位于美国亚特兰大，随后在米兰、巴厘岛、伦敦、上海等城市的宝格丽酒店陆续开业。法国雅高同样也采用主动在海外建立合资公司的发展模式，1997年印度的Mahindra集团宣布与雅高亚太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各占50%的股份；1999年雅高以管理合同、租赁等方式管理27家德国酒店，与德国的房地产公司形成合资企业；1999年，与澳大利亚的Compass公司建立合资公司，希望在澳洲、新西兰和新几内亚扩张酒店；2001年与美国投资基金Colony公司形成合资公司；2008年与印度的InterGlobe企业建立合资关系等。这些国际合资公司基本都在境外注册。日本大仓酒店1990年在与上海花园酒店合作之前就在上海建立了中日合资公司；2006年与新加坡的悦榕庄酒店集团建立合作关系；2009年与印度的泰姬酒店集团尝试合作；2011年为促进大仓的全球化网络扩张，公司与Private Label Company(总部在美国纽约，专注酒店业的分销与营销)签订合作协议。PLC将会依靠自身的网络资源促进大仓酒店品牌的全球认知度提升以及开发新的顾客；2013年与泰国航空合作，之后2014年大仓新颐酒店(Okura Prestige)就在泰国的曼谷开业。大仓酒店的国际投资也是以外向投资为主，内向型投资较为罕见。 总之，在该命题的检验中，可以认为，泰姬和锦江酒店的案例支持该命题，而万豪、雅高、大仓则由于缺乏足够的内向投资活动而未能对该命题进行检验。
：外国企业的独资水平与本国企业的外向投资水平负相关。 本命题的检验主要利用各酒店来源国的产业数据进行验证。为更加直接地衡量内外向投资之间的因果关联，首先找出在某一时期东道国外资酒店企业的数量，然后衡量用投资交易次数来衡量外向型酒店投资。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多个渠道，美、法、日的数据来自国际经合组织数据库，中国和印度的数据来自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数据库，由于早期各国的数据普遍缺乏，本文重点关注近十年的相关情况，图1呈现了2002-2012年五国酒店业内向投资和外向投资项目数量，可以明显发现中、印、美、法四国内向直接投资与外向投资之间的负向关联，中国和印度是全球重要的酒店业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这11年间累计内向投资项目数量分别达到225个和121个，美、法两国是全球酒店业最为成熟的市场，内向投资较为有限；但外向投资呈现完全相反的趋势，中国和印度的外向投资项目均不足20个，美国和法国的外向投资项目则分别达到618和252个，母公司在美国的酒店企业的国际投资项目占全球总额的四分之一。日本的内向和外向投资活动均不太活跃，这与日本当前正处于经济相对衰退的经济周期存在紧密关系。因此，中、印、美、法四国的宏观数据能够验证命题
，日本的数据则不支持该命题。
图1 2002-2012年五国酒店业内向和外向投资项目数量 资料来源：OECD FDI，fdi markets数据库
：外国企业与本土企业合资中，外方的合资水平与当地企业的外向型投资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在类型1这种国家配对中最强，在类型2中比在类型3中更强。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世界旅游竞争力报告2013》，法国、美国、日本旅游业竞争力均排在全球前20位，本文将其视为酒店业发达国家，中国和印度则排在45位之后，本文将其看做酒店业后发国家。 通过对酒店集团内外向投资活动按照母国—东道国配对类型1、类型2、类型3进行分类，发现泰姬和锦江酒店集团均表现出明显的印证该命题的诸多案例，而万豪、雅高和大仓由于其内向投资活动有限，不能够对该命题进行有效的检验。泰姬和锦江内向合资的企业绝大多数来自酒店业发达或者成熟的国家，例如，泰姬曾先后与美国的国际酒店管理服务公司、英国的St.James Court酒店公司、荷兰的Chieftain Corporation NV和IHOCO BV、新西兰的Samsara物业公司、澳大利亚的IHMS(Restaurants)Pty有限公司以及新加坡的Apex酒店管理公司等建立合资合作关系，这些公司在酒店业经营与管理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国际化先发经验，属于母国—东道国配对类型1，为泰姬酒店集团日后的国际化扩张提供了便利。另外，泰姬也积极借助地理临近优势，在亚洲、中东国家发展合作伙伴，如与尼泊尔的Chaudhary集团、非洲的野生生物保护公司(CC Africa)、阿联酋的ETA Star物业公司和EMKE集团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案例属于母国—东道国配对类型2(同为后发国家)，为向这些国家扩张奠定基础。从母国—东道国类型配对看，泰姬集团类型1的案例要多于类型2。另外，锦江与众多海外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各种合资(合作)企业，如上海锦江德尔互动有限公司、州逸(中国)有限公司、锦江费尔蒙特酒店管理公司等。集团还与美国万豪、希尔顿、洲际、法国雅高等世界著名酒店集团以及日本三井、日本交通公社、美国Yellow Roadway、英国HRG、瑞士理诺士等20多家全球知名企业集团建立了广泛的合资合作关系。这些均属于类型1，来自酒店后发国家的合资企业十分罕见，这也说明锦江酒店集团的外向投资主要是受到来自先发国家酒店业投资的正向带动作用。
：外国企业进行的独资的水平与当地企业的外向型投资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在类型1的国家配对中最强，在类型2中的负向关系又强于类型3中的负向关系。 由于缺乏跨国酒店在海外市场独资数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性机构提供的数据没有全面涵盖本文样本企业以及母国的完备信息，本文从多种官方文件中获得二手数据以代理变量的方式交叉验证本命题。通过全球范围的、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可以验证本命题并不成立。 一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7)的研究显示，酒店业并非一个全球化程度极高的产业，在图1显示的全球酒店业内向FDI和外向FDI存量的最主要的来源国和东道国，FDI存量主要来源国和目的国高度重合，基本上都位于发达国家。全球酒店业FDI存量主要来源国分别是英国、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法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内向FDI存量超过外向FDI存量的国家按顺序分别是澳大利亚、德国、葡萄牙和奥地利，FDI存量主要目的国按顺序分别是美国、英国、中国香港、法国。来自欧盟的酒店业外向FDI存量中80%～85%都投向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美国酒店业外向投资呈现出与欧洲相似的情形，其中三分之二的海外投资都出现在发达国家。如表7显示的全球前五大酒店业，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及东道国是高度集中的，虽然其顺序并非完全一致。这些国际投资均属于类型2，内向FDI存量可以近似看做是外资企业内向独资存量，内向独资并没有产生明显的预想中的对外向投资的负向作用。 另一项较早的研究也可以间接对本命题进行验证，在Contractor & Kundu对110家酒店国际业务的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样本包含了来自《国际酒店集团名录，1992》中90%的酒店，表8显示了110家酒店国际业务的分布，这些公司的总部设在15个主要国家，目前美国、法国作为跨国酒店总部所在地的主要国家，占全球总数的55%。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作为酒店总部的增长，从Dunning & McQueen(1981)研究中的7.4%增长到17.28%。这110家酒店集团在全球共有1913081间客房，但表8只关注那些在国际间运营的酒店，这些酒店在海外共有540224间客房，表8列出了这些客房在各个地区的分布，其中，大部分位于欧洲和亚洲，其次为北美洲，总部在欧洲的酒店在其他国家拥有的酒店客房占当地的46%，而这110家公司中55.46%的酒店总部设在欧洲国家。由这些数据可见，国际酒店总部最为集中的区域依次是欧洲、北美和亚洲，分别占全球海外酒店客房总数的55.45%、25.45%和17.28%；而海外投资目的地最为集中的区域是欧洲、亚洲和北美，分别为29.33%、25.72%和21.36%。由此可见，酒店业海外投资(经营)母国和东道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因此，基于以上数据可知，美国和法国的数据不支持该命题，由于缺乏日本、印度和中国的数据，无法对该命题做出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对所有命题的验证结果如表9所示。通过对五国和代表性五家国际酒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投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与分析，本文发现，来自母国的内向投资同时会对东道国企业的外向投资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竞争效应。当母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建立合资关系时，溢出效应大于竞争效应，而母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独资时，虽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效应，但在国际酒店业该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国际酒店业的全球化活动在地理区域上是高度集中的，国际投资活动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中。研究发现，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最明显的情形产生于母国(发达)—东道国(落后)(配对类型1)中。
本研究同时分析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来探讨国际投资领域内向与外向投资的关系。本文发现，在母国和东道国合资类型中，资源转移和信息扩散的溢出效应大于竞争效应；而在外商独资类型中，竞争效应比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先前的研究要么关注溢出效应，要么关注竞争效应，本研究发现，酒店业国际投资中竞争效应与溢出效应共存，因此，将这两种机制同时考虑，对于分析内向投资对外向投资的影响能够提供更加全面的视角。本文的研究对海外投资区域选择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解释，将内向投资融入企业国际化的分析框架，对于分析其外向投资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对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后发国际化型企业而言，近些年来，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主要的内向投资目的地。 研究结论证实了国内企业可以在本国市场通过外国企业的内向型投资以及与这些外资企业的各种互动加速其外向国际化进程，国内市场国际化为本土企业向国际市场的扩张提供了各种条件与便利，即使这些企业本身并不具备竞争优势或者专有资源，可能也会通过内向国际化实现成功的国际扩张。这在笔者对高管的访谈中也得到了验证，受访者认为，与外国企业的合资模式以及累积的中外战略联盟网络与外向国际化是相依而存的，国内发展本身就是国际化过程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国际化并非仅仅意味着必须跨越国境在外国建立新酒店或者开展酒店管理活动，这一国际化定义较为狭义，没有考虑首次国际化的前期步骤，国内发展和国际化实践的各种形式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系，锦江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在实践国际化，如通过十多年与国际知名酒店集团的各种类型的合作，公司在提供国际化标准服务方面的能力得以提升；锦江集团旗下大多数4-5星级酒店的主要客源市场是外宾，员工有机会了解外宾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增加外宾对中国本土品牌的熟悉与认可程度；向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提供符合国际化标准的产品与服务已经表明本公司是一家国际化的酒店集团，国际化意味着品牌、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薪酬水平符合国际标准，如果这些要素均已具备，可以说酒店具备了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2012年仲量联行的统计表明，跨境投资占全球酒店业投资额的30%，来自亚洲和中东的资本成为增长迅速的资金来源。对于这些新兴的后发国际化酒店而言，本研究为其寻找合适的国际合作伙伴以及选择最优投资目的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研究结果对于东道国外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合资型投资的溢出效应的主导地位表明，东道国政府应该倡导本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尤其是特定行业内的领先型跨国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资伙伴关系，从而有效刺激本土企业的外向型投资。 本文基于国际酒店业的研究发现与其他行业的结论并不一致，尤其是母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独资时，在东道国酒店业产生的竞争效应并不十分明显。这与制造性行业的表现存在差异。受访者的观点也印证了该结论，“相比竞争威胁，锦江更看重知名外资酒店的诸多溢出价值。锦江集团旗下的酒店包括部分由第三方输出管理的合作形式，如来自国际知名品牌的雅高与费尔蒙特，这些中外合作为双方提供了组织学习与知识转移的机会，锦江内部的员工可以通过在具有国际标准的酒店中进行交叉培训来学习，从而有助于改进公司在诸多方面的发展水平，如财务、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联盟网络发展、质量控制以及客房、餐饮运营等领域。与外资酒店的合作成为其发展卓越人才的重要战略，主要形式包括派遣员工进行为期一年的海外培训，如到收购的州际集团旗下的酒店进行实习培训；与其他国际酒店集团合作展开员工海外交流项目；与理诺士学校联合进行的未来中层管理者培养计划等”。另外，外国企业的独资水平与当地企业的外向型投资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并未在类型1、类型2、类型3中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酒店业投资在全球并非呈现匀质化均衡分布态势，投资活动主要存在于经济和旅游业较为发达的欧、亚、北美洲，这与Ruane & Sutherland(2005)和Gu & Lu(2011)等以制造业和风投行业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结论。因为，目的地的商业环境、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是酒店业投资的重要前因，全球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非均衡导致酒店业国际投资的非均衡分布。 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本文使用的是公司实践的二手数据，样本数量有限，可能结论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未来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深入挖掘和量化的问题；二是本文分析的只是不同投资模式下的内向投资的净效应，未能通过有效的方法将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分开讨论，未来的研究可以寻求更加科学可行的方法或者计量研究情境，将这两种机制进行分离研究；三是由于美国、法国、日本内向投资数据的缺乏，本文没有分析该国以及代表性企业的国际投资过程。如果能与所有案例酒店集团高管进行访谈获得一手数据，就可以了解国际酒店业真实的国际投资整合战略，比较先发国际化和后发国际化企业投资战略的异同也是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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