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现代化 ：百年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专题
特邀专栏主持人刁晏斌教授按语 ：如果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的话，我们的共同语现代汉语正好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一个世纪的漫漫长路，值得回味，值得总结。
现代汉语是清末以来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伟大成果之一，二者之间存在十分明确、无庸置疑的因果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回味、总结现代汉语，一个最为重要的角度和方面，就是其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从思想到实践之间的“同频共振”关系。
本期专栏讨论的话题是：百年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邀约的两篇论文立足于现代汉语书面语，从历史与现实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与调查。刁晏斌教授的《百年书面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历史、现实与反思》一文，标题对文章内容作了较好的概括：“历史”部分简要回顾了语文现代化运动关于汉语书面语改造的方向、目标及其实施过程；“现实”部分立足于当下的书面汉语，对其“通俗化”特点进行说明并列举其具体表现；“反思”部分主要针对语文现代化运动，涉及服务对象的单一与多元、工具性与经济性，以及文言与白话的关系等。文章提出，百年汉语与语文现代化运动一样，都需要与时俱进。邬美丽教授的《汉语书面语语言态度实证研究》是一篇立足于当下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式论文，与前文形成明显的互补，二者甚至可以看作姊妹篇。文章选取结婚证证词、判决书文本、校长讲话、书信结尾、诗歌、小学《语文》课文、新婚祝福语等7种不同语体的书面语文本，通过对400多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情感因素、认知因素和行为倾向上看，越是典雅的文本，获得的评价越高。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
以聚氯乙烯和煤焦油为主要原材料，掺入适量的外加剂，以水为分散介质而制成的水乳型防水涂料，称为聚氯乙烯防水涂料。聚氯乙烯防水涂料在施工应用中，也需要铺设玻璃纤维布或聚酯无纺布等材料进行增强处理，以达到增强的效果。
本专题两篇文章所涉内容以前讨论得不多，甚至很少，我们希望以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从更多的角度与方面来研究百年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百年书面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 ：历史 、现实与反思
——为纪念现代汉语一百周年而作
刁晏斌
[摘 要 ]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考察百年现代汉语书面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反思。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及其背景下，现代书面汉语在革命化与通俗化的诉求下，经过初步达成、初步改造与彻底改造3个阶段，最终铸成其口语化的突出特点。上述特点在词汇方面表现为古雅词语少、方俗词语多，显示现代书面汉语偏向俗常、偏离庄典的文体特征。基于以上认识，立足于百年书面汉语与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互相观照，在目标诉求的一元与多元、工具性与经济性，以及白话与文言的关系3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反思，认为语文现代化运动本身也应与时俱进，其与书面汉语互为参照的研究应当持续进行下去。
[关键词 ]语文现代化；现代书面汉语；言文一致；文体口语化
一 、引言
学界一般认为，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的问世，标志着切音字运动也就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开始。[1]关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目标与诉求，周有光归纳为4个方面，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表音的字母化。[2]在这一百多年中，语文现代化取得的成果主要是普通话、现代白话文、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3]
如果从1919年算起的话(这是多数人的意见)，现代汉语已经经历了整整一百年，而在百年间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现代汉语始终与一直持续不断的语文现代化运动相生相伴。总体而言，百年现代汉语既是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后者的实绩与贡献，前者是果，后者是因。
建国之后，语文现代化目标人群亦即服务对象就更加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但是80%的人不识字的现实，限制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运用。要使文盲半文盲迅速地掌握使用文字，不能不正视传统繁体字的难认、难记、难写不易掌握的问题。为了使广大劳动人民比较容易地掌握文字工具来学习文化技术，更充分地运用民主权利，而大力推行文字改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文字改革的初衷和出发点。[23]
在周有光先生归纳的语文现代化4个大目标中，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是“文体的口语化”，也就是书面语的口语化，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二 、语文现代化与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与发展
着眼于跟现代书面汉语形成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把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的言文一致即“文体的口语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步达成阶段
“五四”白话文运动最终导致新型的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初步形成，并使之开始取代文言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主要书写方式，由此也开启了百年现代汉语的发展历程。李如龙对此有以下一段叙述：
总而言之，水产养殖中的药物滥用问题屡禁不止，水产品食用安全问题频繁发生，与我国的水产动物用药研究基础薄弱、科学用药方法的缺乏、养殖人员素质较低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立足实际，追本溯源，不断强化我国的基础用药研究，加大科普宣传教育的力度，强化水产品药物残留监控力度，大力推行健康的养殖技术，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的追溯制度，为水产养殖用药建立完整的引导—监控—追责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提高水产养殖用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保障水产品的食用安全，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但是，此阶段的白话文难免其“初期性”，在许多方面并不完备，而由此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周有光认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有时像小脚放大的“语录体”[5]；陈建民指出，“五四”是白话文的创新时期，无章可循，不讲规范，各人按各人的语文功底，或夹杂近代白话和文言，或夹杂欧化句子，或使用方言俗语，随意性很大，当时就被人称为“洋八股”“学生八股”，文绉绉，洋里洋气，似通不通……它反映“五四”时期的汉语与当代汉语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6]
就其“洋化”一点，有人更是进一步指出，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7]
人们对“五四白话文”的总体认识与评价，大致如俞香顺所说：相对于文言来说，是“白”的、俗的，但是相对于大众语言来说又是“文”的、雅的，因此悬浮于大众语言与文言文之间。[8]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鸣锣开道，借助着宋元白话的艺术成就和普通话的群众基础，经历了20年的反复拉锯，白话终于取代文言，站住了脚跟。在宋元白话文的基础上，经过“国语运动”，一批新的语文学家提倡“我手写我口”、编写新语文课本在少年儿童中传习，吸收了现代普通话口语词汇和语法，加进少量欧化句式和文言成分，在一大批现代文学巨匠的共同努力之下，到了上世纪30年代，很快就建成了现代白话文的独具特色的书面语系统，应该说，20世纪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先前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离状态。[4]
另外，即使这样很不完善的白话文，也并未实现对所有使用领域的全覆盖。“五四运动”虽然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但是多半还限于狭义的文学的领域，至于报章杂志、政府公文、学术论文等实用的领域，仍然是充斥着文言、欧化影响的“三合一”文体，“白而不话”，离百姓真正的口语还有相当大的距离。[9]甚至在学校教育中，那时候(引者按：指1926年)作文都是文言文，没有写白话文的。[10]
(二)初步改造阶段
正因为初步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有如此的不足，所以人们一直呼吁对其加以改造甚至去除，其中比较集中且影响极大的事件有二，一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
我们先说“大众语运动”。
针对“五四”时期白话文过于欧化以及半文半白的情况，1934年6月，上海文化界由陈望道、胡愈之等人发起了“大众语运动”，提出清算文腔白话和欧化白话，提倡“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大众语，这是白话文运动在3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11]大众语的目标直指“五四白话文”之后汉语书面语如何建设、发展和规范，参与讨论的名人和刊物众多，涉及面较广，影响十分巨大，成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12]有人认为，“大众语运动”可谓是中国语言规划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突破，它开始关注下层的民众，并且第一次把语言规划的焦点放大到整个国民身上。“大众语运动”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彻底击退了文言文的复兴逆流，促进了白话文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把中国现代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3]
“大众语运动”主要在文学界开展，虽然取得不少理论成果，获得相当高的评价，但主要是在“方向”与“路线”上的提倡与呼吁，在文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影响比较有限，而在文学创作上的实绩也并不突出，并未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大众语文”，所以有人称其为“无果而终”，并认为其“学术影响较为有限”[14]。但是，它在理论上还是为后来的文艺大众化做了前期准备。[15]
张老师啊，杨校长使劲咽了口唾沫说，李书记今天来学校找我谈过了。他的意思是，先让你忙一段家里的事，教学的工作先放一放。不是，不是那意思，你别误会。我是想你如果忙起来，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要不你先把家里的事忙完，再尽早回来上课。
次说“民族形式”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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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形式”论争是一个重要事件，有人认为它是延安时期党的宣传部门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文艺运动，[16]它的指导方针和最终达成的认识，就是毛泽东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的，革命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17]
从语文现代化的角度看，这无疑也是一次重要的语言规划活动及实践，总体而言属于对此前业已形成并在实际使用中的书面语的改造，并由此对现代汉语的发展及后来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论争中，民间语言被一些左翼理论家提到了决定性高度，有人认为民间语言就是民族形式真正的中心源泉。[18]正是在这一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许多作家，尤其是解放区的作家，采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如将板话等民间语言形式吸收进小说，追求语言文字的通俗性，用常用词、常见词以及较为简单的合乎语法规范的句式，力避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陌生化和欧化句式。[19]由此，有人认为完成了从“现代白话”到“革命白话”的转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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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以外的其他领域大致也是如此，循着通俗化与大众化的方向，甚至形成了“标准化的革命工作语言”以及“延安风格”，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它们最终被推向全国。[21]另外，这不仅是立足于当下，同时还在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文化及语文政策的推广做准备。陈毅指出：“这种大规模的计划(笔者按：指建立‘革命文化’，包括语言形式的民族化)，不仅是抗战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经是建国的文化改革的伟大任务之开始。”[注] 详见陈毅《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在海安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转引自石凤珍《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探略》(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总体而言，“民族形式”论争所达成的认识、观念及其实践，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主要是在延安以及解放区范围内，尚未推向全国，也未能完成对当时书面汉语的全面改造。
(三)彻底改造阶段
对1949年以前“旧语文”的彻底改造，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关于建国前的书面语及其使用情况，周有光以报刊文章为例指出，以《大公报》为代表，都是“半文半白”而“文多于白”，被称为“新闻体”。这种文体，只适合上层知识分子，不适合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即使看了可以懂，读起来是听不懂的。[22]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很快推动中共中央把文字改革提上工作日程。因为一方面，这是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新中国扫盲运动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被当作新中国对旧有文化改造的组成部分。[23]
1955年，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是中国语言规划史上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我国的语言规划进入完全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和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有目标、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大规模社会语言规划活动，[24]其在书面语改造方面的基本目标，就如刘少奇所说：“我们的逻辑，我们的造句文法，我们的选词用字都必须使人人能懂。”[25]
经过从中央到地方，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的共同努力，现代书面汉语到1955 年已“基本形成”[26]。学界对此已有很多归纳总结，比如陈章太指出：在以前文体改革的基础上，彻底完成文体改革，白话文完全替代文言文。具体任务有5项：书面语口语化，新闻、公文、布告等用白话文写作；汉字排版、书写横排、横写；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文风改革。[27]王定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书报杂志，还是政府公文，用的都是口语化的白话文，白话文得到全面实行，终于实现了“言文一致”的书面语改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方向和原则，引导白话文更加纯洁健康地发展。白话文的全面实行和现代汉语的逐步标准化、规范化，是书面语改革的重大收获。与百年前相比，书面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汉语言文字现代化的诸项内容中，书面语改革、书面语现代化是最彻底最成功的。[28]
(四)小结及余论
中国语文现代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前，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它成了国家的一项重要国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一环。[29]现代汉语书面语从“五四”时期基本形成，到建国后最终定型，既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它的努力与追求，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稍加总结，基于对本阶段汉语书面语现状及其发展的了解，结合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具体事实，我们对其性质与目标有以下两点认识。
其一是革命化，它是语文现代化的重要推力，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服务对象与理想目标。卞觉非指出，我国在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中，提倡白话文和推行新文字始终被看成是革命的组成部分。[30]建国之前，相关主张及实践是政治斗争以及身份识别与认同的工具，周荐曾以雅、俗词语的使用为例，对此作过很好的说明：“词语雅俗间的角力，在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的决战中显得尤其突出。国共两大阵营的众多领袖人物都是运用自己的母语――汉语的高手，但他们所用词语的雅俗却有着截然的不同。这种现象的出现很难从他们各自的教养上找到原因，因为两大阵营领袖阶级的人物中有相当一批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甚至同出一门(如同出身黄埔)；而只能从他们为之服务、献身的阶级，从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的基础上寻找原因。”[31]107-108
建国之后，语文现代化的政治色彩与性质得到进一步突显。此时，语言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语言为国家政权服务的政治目的体现尤为明显，而语言规划的突出特征就是其政治性。[32]此外，在政治立场及观念下，新中国也要在文化等领域与旧中国切割，而语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旧中国半文半白的书面语面貌需要改变，甚至于连民族共同语的名称也要改为“普通话”而不再保留“国语”的旧名。
关于建国后改“国语”为“普通话”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为了体现各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为了避免少数民族误以为国家只推行汉语而歧视少数民族语言。”[33]然而，在我们看来，除此之外还另有原因，这就是为了与“国民党及其以前的时代”作有效的区隔。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对中国的语言规划以及现代汉语的发展影响深远，该文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以上观点的一个明证：
应当指出：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国民党及其以前的时代，那些官僚政客们使用文字的范围和作用有限，所以他们文理不通，作出又长又臭的文章来，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也有限。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就完全不同了。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
这样，两个不同的名称自然就具有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内涵。[34]
综上所述，现在是开放化的时代，是网络化的时代。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至关重要，而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无疑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重要因素。
其二是通俗化，它反映了语文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同时也决定了现代书面汉语的基本精神与面貌。这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就不断提出，可以说，通俗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大众化，成了贯穿整个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一条主线，即如韩立群所说：“贯穿始终的以通俗化为目标的观念，其基本倾向是强调语言形式的‘口头告白性质’。从三十年代‘大众语’运动到抗战时期的‘口语化’运动，这种倾向愈来愈明显，并且逐步由理论付诸实践。”[35]王均也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提倡的普通话有三个特点，其中第二个是大众的，也就是“俗语”，不是雅语。[36]
关于这种通俗化的语言策略，赵树理曾有明确的表述。在谈到自己处理作品语言的经验时，他说：“‘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鸡叫’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37]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中，革命化的目标与通俗化的追求其实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以下一段话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强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力求通俗易懂，倡导大众化、通俗化的文风，让艰深晦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和劳苦大众溶为一体。加之当时苏维埃政权所在地的瑞金地处赣南，经济非常落后，交通不便，文化教育事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群众的受教育程度极低。当时的最大任务是解决占人口 80%以上的工农群众的受教育问题，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总体水平要求不是很高，主要目的在于宣传鼓动群众参加革命。在这样的形势下，苏区革命文学的特点逐步地走向通俗化。[38]
建国以后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无疑仍是贯彻这一路线与方向，不断巩固强化、拓展加深、推广普及，最终实现文体的口语化，达成言文一致的目标。
三 、现代书面汉语的特点及其表现
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化目标与通俗化追求及其实现，最终铸成了现代书面汉语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并且在建国后直至当下的书面语及其使用中都有充分的表现。本小节中，我们就此展开讨论。
(一)口语化：现代书面汉语的最重要特点
如前所述，“文体口语化”是语文现代化的四项任务之一，并且实际上也是它的不懈追求之一。由此，我们就可以归纳出现代书面汉语的重要特点：口语化。这个“口语化”与上边我们所说的“通俗化”也是高度一致的。很多学者均论及这一特点，比如有人指出，中国大陆承继了“五四”和解放区的传统，说白话，写白话，文风朴实、易懂，言文一致，说出来的话大家听得清，写出来的文章大家看得懂。……我国的报纸、杂志、影视媒体、国家文书、法律法规、商业契约等都普遍使用明白易懂的口语化的文体。[30]
毫无疑问，“口语化”的“口语”指的是“通俗易懂”的大众的口语，所以，同样的意思，人们也经常表述为“大众化”或“通俗化”。比如，周殿生着眼于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对比指出，台湾“国语”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某些特点，即使是口语也不乏斯文；而大陆的普通话则更多地表现为大白话和大众化，因此更为普通化[39]；于年湖、王少梅从“具有口语色彩的词越来越多地在公文中使用”及“缩略语在公文中的大量使用”等方面说明了本应最具书面语特征的公文语言在当下的“通俗化倾向”。[40]
说到特点，一定要从比较中得出，所以人们在谈到现代书面汉语“口语化”这一特点时，经常立足于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对比。韩敬体指出，解放后，大陆语文教育提倡语体文，倡导言文一致，作品语言趋向口语化，不少文言词被语体词或短语所取代，书面语中传承的带文言色彩的词语大为减少，书信用语也语体化了。[41]
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浇筑坍落度控制在7～9cm，配合比采用二级配，混凝土灌车运输，长臂输送泵输送混凝土经溜筒漏斗入仓，四周均匀上升，平铺法分层浇筑，每层厚度不大于40 cm，人工平仓振捣。每层混凝土衬砌厚度为2.0 m，各层之间施工缝采宽30 cm，厚1.0 mm紫铜止水为防水，建基面做好人工凿毛。
现代书面汉语“口语化”这一特点也可以通过一些学者对台港澳语用状况的描述对比显现。澳门学者黄翊这样写道：“在港澳写作人和阅读人心目中，几乎形成一个共识或风气：半文半白的作品或兼用文言词语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古雅的风格，表明此类文章的作者是念过书、有文化的人。”[42]毫无疑问，这样的共识或风气在中国大陆或内地，基本已经不存在了，以下一段话对这此说得非常清楚：
对此，曾经有台湾学者感到大惑不解，因而这样说道：“如‘抓’、‘搞’这两个语意粗鄙的动词，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抽象的权柄，劳动，到具体实物，都可一贯使用。”[48]
其他应用于水产品保鲜中的酶主要有谷氨酰胺转胺酶和脂肪酶等。利用谷氨酰胺转胺酶处理鱼肉蛋白后, 会生成可食性的薄膜, 可直接用于水产品的保藏[28]。赵前程等[29]以果胶为原料, 通过酶解法制备出果胶酶解物, 并用于鲜活大菱鲆鱼肉的保鲜的研究，结果发现果胶降解物具有明显的保鲜效果。
笔者多年从事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对比研究，后来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两岸四地以至于全球华语的范围。通过对比，对现代汉语(普通话)书面语的上述特点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我们曾经用“两个距离”的差异来总结与归纳海峡两岸的语言差异及其造成原因：一是与早期国语的距离，大陆远大于台湾；二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湾远大于大陆。[44]至于以上两个距离差异的产生原因，就普通话一方说，正是语文现代化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及其结果。
(二)“口语化”特点的具体表现
现代书面汉语的上述特点在词汇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所以我们就以此为例进行说明[注] 在语法等其他方面也有很多表现值得总结，限于篇幅，本文暂且不提。 。着眼于普通话与非普通话的对比，我们概括为一“多”一“少”。
一“多”，是方俗词语多。
方俗词语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建国以后新产生很多此类词语，且往往有一定甚至很高的使用频率；二是很多旧有的此类词语扩大使用范围，或者提高了使用频率。
关于前一方面，有人指出，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和台湾社会渐趋稳定，汉语在两岸各自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大陆，此一时期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伴随着俗文化的增长，俗词语加速度地大量产生出来，例如“一风吹、铁算盘、抬轿子、生荒地、家长里短、大手大脚、三三两两、一了百了”等。[31]110我们随意翻检熊忠武主编的编年体《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属于此类的词语数量不少，比如1951年的“大锅饭、工人老大哥、宽大无边、美国大鼻子、美国鬼子、诉苦”；1955年的“大包工、混入党内、黑题目、红月亮、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两本帐、两条腿走路、泼冷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上马、照妖镜、坐卫星”。
关于后一方面，表现也非常充分，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一组“万能动词”的高频使用。笔者曾经对属于此类的“搞、干、弄”等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讨论，[45]特别是使用量最大的“搞”，我们还专门进行过两岸四地的对比研究，[46]包括对其使用范围及频率等的调查与分析，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得数据远高于同期的台港澳地区。
与“搞”异曲同工的还有一个“抓”，《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加强力量做(某事)、管(某方面)”，这个动词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可以与之共现、充当其宾语或对象的词语也相当多，而随着宾语或对象的不同，其所表示的语义关系也有所不同，比如“抓革命、抓农业、抓阶级斗争、抓科研、抓计划生育”等。此外，此词也用于一些固定或比较固定的组合形式，如“齐抓共管、真抓实干、抓大放小、严抓严管、严抓不放、抓出成效、抓严抓实抓细”等。《人民日报》华东版1998年11月30日曾刊登一篇文章，说某县一位领导干部在一次报告中强调了25个“抓”，内容是“抓思想教育、抓认识深化、抓重点部位、抓工作机制、抓薄弱环节、抓计划制定、抓工作突破、抓典型示范、一把手亲自抓、各级领导都要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工青妇部门一齐抓、抓管理、抓巩固、抓深化、抓评比、抓监督、抓后进、抓整改……”。[47]
“理论上，口语、书面语分属不同系统，但经由晚清以降的白话文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普通话推广运动，今日中国人的‘说话’与‘作文’之间，差别不是很大。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文人学者，更多受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化人的影响，希望拆除我们/他们、文言/白话的藩篱，而拒绝刘师培、蔡元培兼及文言的主张，故所撰文章普遍比较直白、浅俗、酣畅。反观台湾及香港的文化人，似乎更愿意在二者之间保留必要的缝隙。这一差异，说话时隐约感觉到，写文章或正式典礼上致辞，就更显豁了。”[43]
一般社会中，如果作最粗略的划分，与上述单一目标人群相对的是“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而在这场深入持久的语文改革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利益与诉求显然被有意地忽略了。早在1957年，就有语言学家指出：“文字该不该改革，不决定于五百万知识分子对汉字的感情，而决定于六万万人的利益”，“文字改革本来不是为着现在已认识方块字的知识分子，而是为着现在还不认识字和将来要认识字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和我们的子孙万代。”[注] 详见《1957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页。转引自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 1958)》(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6期)。 这里说的是文字，但其具体所指显然并不止此，而是包括语言文字的方方面面。
这一点，从海峡两岸语言运用对比这一视角来看，也非常明显，学者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李志江指出，相比较而言，大陆的普通话更为崇尚口语，许多书面语词在大陆已渐罕用，甚至不用，退而成为古语词；台湾的“国语”更为强调传承，许多书面语词在台湾一直使用，甚至在口语中也十分活跃。[49]金振邦着眼于两岸应用文体的差异指出，港台应用文中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繁琐陈旧的术语，如大陆已不用的送礼帖中的“代障、代料、桃仪、乔仪、程仪、鹅金、镜屏、奠仪、祭仪、祭幛、祭筵”等；还有丧葬礼帖专用的“寿终正寝、寿终内寝、初终、成殓、享寿、成服、开吊、反服、斩衰、斯年、孤子、哀子、孤哀子、棘人”等；还有讣闻中的用语，如“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祖考”，“泣血稽颡、抆泪稽首”等。[50]万星也开列了一些台湾仍在使用，而大陆已经或基本不用的丧葬用语，如“哲人其萎、生劳死哀、懿复长昭、德范堪钦、福寿全归、懿范长存、挽环、星沉宿海、哀挽、遗泽千古、德被群伦、为联敬挽之、千秋永别、永垂范泽、同泣启、同泣叩”等。[51]
其中， n和W为文档集中文档总数和所有特征词项目权值总和，nI为I在文档集中出现的频度，wI为I在文档集中的项集权值总和，k为I的长度，∈(0,1)为插值系数.
台湾之外，港澳以及其他华语社区大致也是如此。新加坡的周清海先生曾讲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很多年以前，我曾主持印度外交官语言考试，发现他们读得懂《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而对我们《联合早报》的社论，阅读的困难却比较大，就是因为《联合早报》保留了许多文言的现象。”[52]施春宏则比较了泰式华文与普通话书面语在这方面的差异：相对于普通话，泰式华文词语的“历史”色彩较浓，这首先表现在其字义或词义显得比普通话要“古旧”一些，即文言色彩明显。……泰式华文词语“历史”色彩较浓的更为显著的标志是，一些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被看作历史词或准历史词(即在特定表达中偶有使用)的词语，在泰式华文中的使用仍比较普遍。文中举了“庶民、冠盖、矢言、墟日、京畿、苦主”等的用例，最终结论是：“从普通话的视角来看，泰式华文的‘文白夹杂’现象比较显著。”[53]
以上的一“多”一“少”能说明什么？或者说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这一现象？以下从“语体”的角度来进行初步的分析。
冯胜利建立了一个丁字形二元对立的语体模式，其结构图示如下：[54]6
冯胜利认为，就书面语来说，包含俗常、正式与庄典三种文体。与此大致可以类比，崔希亮区分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三重境界，其一是正确的书面语，其二是明白的书面语，其三是典雅的书面语，认为这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三个层次。[55]
纵观一百多年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表述为“语文工具的革命”。但是，由于上述目标人群的单一性，以往所强调的工具，也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卞觉非认为，过去的文字改革工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汉字简化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当时的突出问题是要解决汉字难学、难写的问题。这显然是从汉字的工具属性着眼的缘故。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却忽视了汉字的其他属性。事实上，文字至少有三个属性值得注意：一是书写工具；二是文化属性，它是文化的载体；三是它的社会属性。第一点人们过去考虑得比较多，第二、第三点却重视不够。[64]这里说的是文字，无疑也是包括语言在内的。而由于上述第二、三两点重视不够，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下事实：语言文字决不仅仅只是人们常说的工具、符号，它的发达根系深扎于所生长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它的每一根根须都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筋脉相联系。[65]很显然，单一的、简单的工具论是无法涵盖语言文字全部功能的，而在客观上，对语言文字狭隘的工具论理解也阻碍了人们去正确认识它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内在心理和思维之间的连带关系。所以，有人认为，从切音字母到合声简字再到国语概念的提出，虽然呈现了认识上的递进，但“简易文字”和“统一语言”的要求都没能最终落实到主体精神的层面。[66]
结合以上图示及表述，我们大致可以对现代书面汉语作一个语体方面的描述：总的来说是压“高”就“低”，即通过减少古代词语(此外也包括古代句式等)数量及使用频率的方式，来达成和实现正式书面语的通俗化与口语化。换句话说，现代正式体的书面汉语离庄典语体远而离俗常语体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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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文学界对现代书面汉语的上述特点及其表现极为关注，并多有评论。有人指出：“(新的文学语言)应能适应服务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这一目标。这种大众的初等或初等以下文化程度决定了新的文学语言的一条重要标准：非文人化或非知识分子化，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为达到这一标准，就需要对以前的文学语言传统来一次新的整合：语言俗化，也就是语言的大众化或通俗化。”[57]有人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百年是一个舍雅求俗、弃精取粗的全过程：“在一百年当中，中国文学作为语言现象，是一个不断俗化、不断把文学语言降低为现实语言的流程。”[58]
四 、对几个相关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经过几代人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就其具体表现及结果来看，恐怕也并未止于至善，而由此就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与反思，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一元与多元
所谓一元，就是坚持单一的目标、满足单一的需求，而多元则是在此基础上考虑更多的因素，满足更多人对语言文字的更多诉求。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语文现代汉语运动中言文一致的追求及目标过于单一，主要表现是并未真正以整个社会各个层次与阶层的全体民众为服务对象。具体而言，即如以下一段文字所说：
在19世纪末兴起的张扬人的理性本质之启蒙主义大方向下，有识之士们极力要使语言文字服务于人的求知活动。而且在“开民智”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更注重语言文字改革为下层民众的求知活动服务。他们认为，改革者的心目中更应当有“千中九百九十九之农工百业毫未学问之人”[注] 引者按，此语出自王照《普通字义辩》，见其所著《官话合声字母》。 ，文化建设的重点应是“教凡民”。……他们的语言文字改革，主要致力于“造就下流社会之利器”[注] 引者注，此语出自沈凤楼在半日学堂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页。 ，为此而力求文字易认易识，语言通俗易晓，书面语与口头语相一致，利于“普通”民众学习“普通”知识，便于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信息、感情的沟通和交流。[59]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认为，语文现代化运动“自始至终贯穿着‘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平民化与大众化’的精髓”[60]。
两组老年高血压患者在性别、年龄、平均动脉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非H型高血压组患者相比，老年H型高血压组患者血浆Hcy水平显著增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长期以来，笔者从事“现代汉语史”的研究，主要以现代书面汉语为研究对象，所以本文主要立足于此，即现代白话文(也可以称之为普通话书面语)，来讨论相关问题。
纵观一百多年的语文现代化运动，确实是几乎只着眼于“千中九百九十九之农工百业毫未学问之人”，并且在“教凡民”“开民智”“造就下流社会之利器”这种单一目的之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开创了我国语言文字及其使用的新局面。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立足于对现代书面汉语的审视，我们不禁要反思“一元与多元”的问题。
一“少”，是指“古雅”词语少，主要是文言词语用得少。
文学界与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更深入一些，有人指出：“‘言文一致问题’不仅是一个知识命题，也是一个权力命题，表面上是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实际对应的恰是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深层涌动着民粹主义思潮，或曰大众崇拜。且看建国后历次运动，被整治清肃者无不是教授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是惟一正当的出路，适可对应‘言文一致’运动，换句话说，被语言革命所吞没者，正是早期语言革命的倡导者，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不仅要废除汉字，甚至还要消灭自我。”[61]
上述“吞没”与“消灭”的具体表现，就是现代书面汉语“雅”与“俗”因素的此消彼长，由此最终形成其“口语化”的突出特点。
以下我们将要讨论的两个问题也与上述“单一性”有密切关系。
3.霉菌鉴定。培养2～3 d后，在培养基上长出绒毛状、棉絮状、黄色或黄绿色菌落。镜下观察，霉菌丝分隔，分生孢子梗顶端膨大形成顶囊，顶囊似烧瓶状或近球形，顶囊周围生着1～2排辐射状排列的小梗，小梗顶端着生成串分生孢子，分生孢子为球形或近球形。
(二)“工具论”与“经济论”
在语文现代化的实践及其研究中，“工具”是一个高频词，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很多都有相关的表述。例如，有人认为，由“文学工具革命”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汉民族共同语，结束了两千年来我国文言分离的历史，确立了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白话最终成为汉民族文学和教育的有效工具。这不仅是我国语文现代化的一项伟大成果，就是放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来看，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62]。还有人指出：“中国语文为什么要现代化？一句话：就是要让中国人有简便易学、省力、高效率的语言文字工具，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现代化建设。”[63]
词汇使用与语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词汇是有语体属性的，语体不同用词不同，不同的词用于不同的语体。[56]由上述一“多”一“少”可以看出，现代书面汉语中多的是俗常因素，而少的则是庄典因素。冯胜利也就两岸三地的对比指出：“大陆正式语体逐步成熟的同时，港台的特殊文化和环境则保持着庄典语体的发展。”[54]13
在“工具论”的理论与认识下，“经济论”自然产生，以下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
三是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改革问题。课程体系安排，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力发展方向和专业知识积累水平。传统专业的课程设置，以专业课教学为主，忽略学生实践动手、创新创业、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课程设置，进而使学生主动适应社会竞争的意识相对落后，与人沟通、谈判能力相对欠缺，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综合竞争力显著滞后。
语文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语言文字经济学。一般意义的经济学，研究在经济领域如何实现投入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把这个思想移植到语言文字领域，就是要研究人们在掌握、使用语言文字方面，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这就是语言文字经济学，或者叫做经济学思想指导下的语言文字学。用这个指导思想来看语言文字为什么要现代化，为什么能够现代化，展开一点说就是：第一，因为语言文字是工具的一种。车辆、轮船、飞机是人类的运输工具，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思维的工具。运输工具要方便、省力、高效率，交流、思维的工具同样要方便、省力、高效率。第二，人的寿命是一个常量，学习并掌握语言文字工具所需要的时间是一个变量。人的一生，掌握语言文字工具的时间缩短了，应用语言文字工具去获取信息、发送信息、思考问题的时间就增加了，为社会服务、创造价值的时间就延长了。[63]
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语言文字固然是交流与思维的工具，因此使用中的经济性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但这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语言文字及其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因为，“语言还具有社会交际功能，其发展是离不开它的使用者和社会大环境的，语言规划的目的就是优化它的交际功能，从而取得社会文化效益乃至政治、经济效益。”[13]另外，一种语言始终伴随着民族性和当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民族文化最为深层的历史积淀，裏挟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67]11而这显然就不是单一的“工具性”及“经济性”所能包含的。
有人在语文现代化研究中提出一个“语文感”的概念，具体包括语感与文化感，前者的对象是语言的形式，后者的对象则是语言的内容。语言的内容包含意义上的真假、道德上的善恶、文艺上的美丑等。从语文感讨论语文现代化的问题才能够全面[68]。按这一提法与思路，以往的语文现代化似乎只注重语感而忽略了文化感。
(三)白话与文言
这方面值得反思之处是，长期以来，我们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把白话与文言对立起来了，甚至看作非此即彼不可并存的两种客观存在？
“言文一致”是语文现代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言”指白话，而“文”则主要指传统的书面汉语，即文言，“五四”以后还包括那种欧化的、半文半白的所谓“新文言”。按一般的道理，言文一致可以有三种达成路径：一是以“言”统“文”，二是以“文”统“言”，三是“言”“文”融合，很显然，我们的语文现代化采取的是第一种策略。关于这一点，吕叔湘说得非常清楚：“语文现代化，照我的理解，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书面汉语的现代化，就是抛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这件事从五四时代开始，很快就取得胜利。现在写文章都用白话，只有少数作者有时候夹用文言词语稍微多了点，但是还不到‘喧宾夺主’的程度。”[69]
“抛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显系“以言统文”的直白表达。在这一观念下，吕文委婉地批评了“夹用文言词语稍微多了点”现象，而有人对此则用“彻底清除”表达了更加坚定决绝的立场：
书语口语化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除了个别文史专家写新文言、半文言，少数人推崇文言(例如高考阅卷中给文言作文打高分)，想在全局上恢复文言文是绝对不可能了。但是，白话文中夹杂文言词语的现象短时间内不容易消除，主要原因一是汉字很容易使文言残留，二是钱玄同、赵元任、叶圣陶、王力、吕叔湘、周有光等前辈的语文思想得不到有力的宣传，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典范的、纯粹的白话文”。“语文现代化”一方面坚决反对“摇头晃脑背论语，子曰诗云读五经”，一方面要在书面语中彻底清除文言“化石”。[63]
有人甚至从“思想”的高度进一步拉升对此的认识：
书面语言口语化，经过“白话文运动”，经过解放以来的白话文教学和实践，可以说已经全面取代了文言文。白话文给汉语书面语的使用创造的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然而，有人并不珍惜这个成果，文白夹杂，甚至复古倾向不时出现。有的是因为误导，有的是思想问题。现代化的目的就是方便大众，但有的人不管大众。[70]
上述把文言与白话完全对立起来的认识有非常深刻的政治背景，其实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语文现代化运动政治性的具体表现。有人就此指出，民国文言白话之争，究其实质，是一场对立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民国以前，文言、白话由于受到雅俗观念的制约，基本处于对抗状态，不同语体成了不同阶级政治身份的象征：文言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语言，白话是下层百姓群众的语言。[71]
受语文现代化运动“大众化”目标的约束和驱使，最终的选择毫无疑问只能是取白话而去文言。然而，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文言曾经是古代的“白话”(口语)或与之相去不远，而白话则是由文言分化发展而来，因此二者根本无法一刀两断。关于这一点，以下的认识比较中肯：
“现代汉语地位的确立，其实是古代汉语系统内部两股话语权力博弈斗争的结果，最终白话系统取代文言系统具备了话语权。正因为二者之间相生相克、对立统一，所以不管多么‘现代’，文言与白话，与后来的现代汉语总是藕断丝连。……不少人因为现代汉语的‘现代性’而忘记了它的‘古代性’和‘文言性’，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同时还妨碍了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72]
就现代书面汉语的实际看，情况也确实如此。
吕叔湘说：“新的书面语又会从旧的书面语吸收有用的成分：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73]
李如龙就当下的语用情况进一步指出：上古、中古的词汇经常为现代汉语所用，成语、谚语、典故、引用语就是古语沿用于今语的通道。“阁下、光临、拜见”还要经常用于外交场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经常被引用，“登顶、下潜、镌刻、解读、遗存、境况、景观、滞纳”都是从文言来的，一旦需要表达，就端出来用。维权可以设“驿站”，航班可以设“经停”，网络可以加以“遮蔽”，种种“沿袭启用、改装翻新、重新创造”都会使现代书面语和文言词的界限模糊起来。[4]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人认为，如果说得更彻底一些，只要还有汉语，只要汉语不死，我们的书面语就无法彻底根绝“文言成分”，口语中也难以完全杜绝作为“语言活化石”的“文言字眼”，除非汉语寿终正寝而为某种外语所彻底取代。即使是假如汉语真的灭亡了，汉语的“底层遗存”也会活在那种新的语言之中，从而在细微之处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那种语言。[26]
五 、余论 ：语文现代化与现代汉语 ——永远在路上
1995年12月，江苏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邀请南京的部分语文工作者在南京大学以“语文现代化问题”为题进行座谈，[64]一些参加者谈到自己对语文现代化运动的看法，其中以下几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在我们看来，既体现了对以往的反思，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
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文忘记了汉语有诗一般的语言的美，汉语适合表达意境美、音乐美。
语文现代化的基础是语文观的现代化。在研究规范时，必须考虑如何把“文人气”与“从众从俗”结合起来，不能只是“一厢情愿”。
我们今天提出语文现代化，是基于当代中国建设现代化社会而考虑的，即“中国当代语文的现代化”，目标是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活的分层化。
所谓语文现代化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使我们的汉语文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这是我们提出语文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要实现这一目标，基本的思考之一就是语文生活的多元化。
时下，“与时俱进”早已由口号演变为深入人心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及相关研究中，似乎更多的是表现在工作内容的增加，如有人在上述周有光所提四项任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信息处理的电脑化以及术语的国际化和标准化。[74]至于某一具体任务是否应根据民众以及社会文化等的发展变化而随时调整，似乎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比如，就言文一致来说，无论社会全体民众的文化水平与受教育程度，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与需求，都今非昔比，那么，在现实的条件下，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不是依然还要以“人人能懂”为唯一目标？社会群体自身及其现实追求的多元化，当下个人以及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回归取向，是否需要在语文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及具体工作中体现出来？有人曾就此用很恰当的比喻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面对即来的威胁与死亡，人们不会考虑如何养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应该是到了我们需要冷静思考汉语书面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候了。”[54]9在我们看来，对汉语书面语的冷静思考也就是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相关理论、思想与实践的冷静思考。我们的问题是，在多数人已经达到或越过“温饱”阶段的今天，“养生”是否也应该提上日程？
最后，回归本文的主题：百年现代书面汉语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直接产物，二者互为镜像。借由前者，我们可以反观后者，明其得失，而这是当前语文现代化及其研究应有的一个立场与角度；立足后者，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与理解百年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发展变迁事实及其产生原因，同样也可以明其得失。客观地说，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结合得都还不够，由此也就留下了未来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并且这样的研究还要不断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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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nary Written Chinese and Modernization Mov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Reality and Reflection —— To Commemorate the 100 th Anniversary Modern Chinese
Diao Yanb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
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performances between centenary modern written Chinese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from two aspects of history and reality，and makes some reflections on this basis.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background，under the demand of revolutio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modern written Chines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preliminary accomplishment，preliminary reform and thorough reform，and finally formed its protru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lloquialism.The above-mentioned features show that there are few classical vocabulary and more dialect vocabulary in terms of vocabulary，showing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which prefer to vulgarity and are far away from elegant.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and the mutual view of centenary modern written Chinese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reflection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unity and pluralism of the target appeal，the instrumentality and economy，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we hold that Chinese languag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itself should als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the study of mutual view with written Chinese should be carried out continuously.
Key words ： Chinese language modernization；Modern written Chinese；Unity of speech and writing；Colloquialism of written Chinese
[中图分类号 ]H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1-0001-013
[收稿日期 ]2018-10-30
[DOI ]10.19669/j.issn.1009-5101.2019.01.0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13&ZD13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 刁宴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共时状况及历时演变研究。(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 李开拓 】
标签：语文现代化论文; 现代书面汉语论文; 言文一致论文; 文体口语化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