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会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际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5)01-0004-6 开宗明义，我们认为，对于Web2.0以来的虚拟社会，不能单纯地视为在线社群，更不能误读为类似虚拟现实条件下的虚拟世界，而应该看作是人类社会以现代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和框架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体系。简言之，虚拟社会是以互联网传播为背景的社会生活总体；而虚拟社会管理的本义，则是指对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效治理。 一、虚拟社会的管理困境及其成因问题 今天，互联网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短短几十年间，互联网的创新和普及速度前所未有，网络技术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新业务、新业态层出不穷，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纷至沓来，互联网的冲击波效应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范围而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超大规模自组织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与之相对应，工业社会的传统行政模式正逐步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转变。它正在导致一场治理结构和管理的基础性变革，促动官民关系和政策工具的连锁变革，甚至引发政府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巨大震荡。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执政，网络日益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监督权、利益保障权的重要场所。但不容乐观的是，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恰逢改革开放和赶超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社会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转型尚未完成，新老矛盾叠加交织，这一切使得网络双刃剑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尽管诸多政府部门积极努力地应对网络社会的崛起，治理的成效有口皆碑，但总体来看，网络治理长期维持着治标不治本的格局，一些虚拟社会治理中的“常见病”“急重病”均表现出长期发作、反复爆发的特点。一言以蔽之，虚拟社会管理的现状是：控制犹有余力，但治理远未达成。 我们以为，虚拟社会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就社会心态而言，部分网络阶层中存在着诸多消极不良的心态，而究其政治根本，是网民对法治不够健全、言论不够自由、社会不够公平、生活不够安全的批评逐渐升温，因此，网络社会文本中不时呈现出国家—社会对立、贫—富对立、主流—边缘对立、中央—地方对立、价值观对立、阶层间对立和思潮对立的尖锐社会矛盾。 二是就虚拟社会秩序而言，一些互联网和电信运营企业、信息服务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网站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民间网络组织的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网络传播中的行为失范、制度缺失，加剧了虚拟社会中紧张情绪和负面心态的形成，降低了网络传播的公信力，也加剧了现实社会的裂痕。 三是就基础管理而言，传统的多头管理导致职责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一些地方管理力量薄弱，管理措施无法实行；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统筹协调力度不够；政府新闻网站体制机制不灵活，创新动力不足，传播力、影响力不强。这些因素，均损害了政府治理的形象，导致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虚拟社会管理能力的不信任。 四是就外部环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资本优势，把互联网作为推行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战略的工具，进行网络渗透，谋取网络霸权，网络社会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化”的秩序日渐强化。也因此，网络社会治理中必不可避免地渗入了国际政治竞争、民族文化博弈、意识形态纷争的复杂元素。 五是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言，我们判断，在中国，其最重要的变化是“三个反转”，即网络条件下身份政治的主从反转、虚实反转、强弱反转。基于传统政治信条的观察者在判断虚拟社会的主体关系时，往往会产生以下错觉：认为国家强、社会弱；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具备实在力量；认为政府有国家机器可以倚恃，通过强力部门就能实现钳制型管理、威吓型管理、惩戒型管理。而实际上，虚拟社会的“三个反转”却已逐渐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反面成像。 国家、社会的主从力量格局在互联网上发生了醒目的逆转，社会正在被重新发现，并且逐渐拥有了权力内核、政治信心、自我认同，其反客为主、附庸蔚为大国之势已十分明显。两者力量格局的逆转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形成了一种与传统政治动员不同的“网络政治动员”，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局势下，动员主体为实现特定的目的，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在网络虚拟空间有意图地传播针对性的信息，诱发意见倾向，获得人们的支持和认同，号召和鼓动网民在现实社会进行政治行动，从而扩大自身政治资源和政治行动能力的行为和过程。”①在前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中，政治动员在扩展国家权力、塑造政治认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则被束缚在国家权力主导的框架中。但在网络时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日益形成，社会力量在网络政治动员上拥有了更多的优势，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反而在草根权力的戏谑、调侃与集群抗议中逐渐衰减。此之谓主从反转。 互联网其实并不虚拟，它是现实社会的镜像，而且是具有现象还原意义的本体镜像。频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早已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一个普遍共识是，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起于现实社会矛盾，整个事件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贯穿着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互动。由于互联网赋予了草根阶级更多的表达机会，虚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展现普通公众真实的社会心态及本质的政治诉求，其现实性在当下已经超越了传统现实社会的现实性。此之谓虚实反转。 由于政治“怨恨”的累积，网络社会的心理流动往往趋向于反抗性、非制度性以及悖逆传统治理的离心效应。舍勒将“怨恨”定义为“一种有明确方向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②也就是说，主体受到了伤害但不能立即发泄，强抑在心中便积累形成了怨恨情绪。“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怨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怨恨的产生，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价值层面上的冲突；二是怨恨的动员，主要通过各类社会行为宣泄情绪、表明立场以及实施变革等。”③而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消解种种结构性冲突，为怨恨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基于此，有学者将中国转型时期的“怨恨”视为“结构性产物”；④此时虚拟社会的出现又恰好为怨恨的动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虚拟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实则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投射。因此在虚拟社会冲突中，强弱之势已然反转，强势组织、科层制体系中的现实身份往往成为弱势的网络身份，他们要么势单力薄、单打独斗，要么蒙受舆论审判、被污名化和标签化，要么迟缓颟顸、异常被动；而貌似乌合之众的网民则聚啸话语广场，形成规模巨大、破坏力和建设力均极为可观的强势集团。此之谓强弱反转。 我们认为，今后若干年中，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将日益频发，社会问题将日益凸显，社会风险将日益增大；由于互联网用户还将激增，其中农村、弱势、边缘阶层的网民，以及年幼和年老的人群比例会加大，现有的主流用户向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结合之路挺进，网络的功能将嬗变得更加惊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虚拟社会只会愈加活跃，虚拟社会冲突将愈加严重。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走势，政府有必要调整观念，积极回应，进入互联网场域的管理互动，并在当下策略和长远战略方面努力作为，建立起有助于吸纳压力，化解风险，进而同舟共济的制度化管理和服务平台。 二、当下中国虚拟社会管理研究及其得失问题 20世纪末以来，中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快速崛起、文化逐步复兴、政治有所开放的大国，“中国问题”则因此成为世界学术界的显学之一。不少国外学者都关注到了网络社会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冲击及其对中国民主化进程造成的影响。如Brady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信息和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场革命赋予新兴的社会网络以空前的权力来挑战中国传统的宣传体制。⑤Yang阐述了新媒体技术为中国带来的政治话语自由化以及对执政党进行公共监督的便捷性。⑥而Ashley Esarey and Xiao Qiang在其研究中也发现，数字媒体技术的普及带来了我国公共话语的自由化，并为公民提供了宣扬其政治观点的新机遇，其研究对报纸和博客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政治传播的属性已发生了重大转型。⑦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互联网社会挑战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如Cheung，Anne S.Y.阐释了网络的力量和中国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容忍的。一个致力于应对社会不满情绪、通过线上和线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反应迅捷、参与式的司法体制正在逐渐显现。⑧Wu的研究聚焦于电子政府和政治审查制度。其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和古巴与朝鲜政府大大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设电子政府，80％以上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其相应的网站，虽然这些网站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网站相比功能性还不是很强。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政府混淆了政治审查与互联网管理的概念。⑨Ashley Esarey与Xiao Qiang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法律和技术措施来应对和引导网民政治话语的表达，但他同时也指出，新媒体使得中国的“网络公民”力量更为强大，而国家进行公共议程设置、塑造政治偏好的能力则相应被削弱。与之相对的，Rebecca MacKinnon则认为，虽然互联网可以成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强大工具，但是仅仅依靠互联网绝不足以推进民主化。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适应互联网，政府依旧是“网络权威”。⑩ 以往对纸媒和电视媒体中讽刺文本的研究表明，讽刺可以是一种对权力的反抗，随着网媒的兴起，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网络上的讽刺。Esarey和Xiao通过对中国博客网站的分析发现，网民们已经能娴熟地使用政治上正确的语言来进行政治讽刺与揶揄，巧妙规避对政治表达的压制。(11)Tang，Lijun & Syamantak Bhattacharya的研究通过分析中国的网络事件，发现互联网上的讽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无力感，而非赋予一般公众以任何政治权力。不过，互联网有助于推动对权力的讽刺，因为网络使得草根阶级能够便捷地传播其讽刺，网络成为了激发和释放公众智慧的宝库。(12) 而在国内，基于社会学“虚拟社会管理”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科类别涉及到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据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自2000年开始，相关研究的研究热度开始大幅升温。我们在CNKI数据库中以“虚拟社会”“网络社会”做论文关键词搜索，查询结果显示，相关论文数量达到897篇。 限于篇幅，对于国内文献，我们仅简要梳理研究虚拟社会管理策略的相关成果。分析以往对虚拟社会管理策略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它们大致分布在三个层面：技术层面、价值层面与制度层面。 在技术层面上，曾润喜、王国华、陈强系统梳理了目前的网络技术监控手段和技术，同时也指出，这些舆情系统主要面向舆情监测和舆情服务，注重获取舆情主题，没有考虑到突发事件的特征和突发事件的趋势及其内在联系，没有考虑到突发事件在网络中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模式。(13)林江则指出，对待内容控制技术的任何极端看法都是不足取的，控制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已经表明了它的合理性，不过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内容控制技术在技术上的局限性和外部性，单纯依靠内容控制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网络传播内容控制问题。(14)陈丽丽指出，应当提高从业人员技术管理素养；(15)张品良则认为应当加快网络普及，消除数字鸿沟。(16) 在价值层面上，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加强文化宣传，在网络上建构主流文化，如李啸英(17)等；一部分学者关注于如何利用网络发展的契机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提升网民素质，如李斌、(18)曾润喜、王国华，陈强等；张品良、杨久华(19)的研究则提出要加强网络社会舆论引导。 在制度层面上，陈星博、(20)梁健、(21)覃志定(22)的研究关注于网络法制建设；而陈丽丽等则指出，应当设立专业化监管机制；(23)李斌、杨久华、张一文(24)等提出，应当建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指标体系，依托情报信息化平台，创建全天候预警机制；杨久华、曾润喜，王国华，陈强等则提出要构建利益整合机制，从根本上防范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因为利益问题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问题。数字革命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有一些学者自然而然地对虚拟社会管理进行了政治思考。杨振宏探讨了政府如何进行网络民主模式的构建，(25)杨炳超则关注了网络社会带来的协商民主的可能性。(26)张东提出了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的综合模式——“政府督导下的行业自律和个人自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并指出“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政府就必须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商大计。(27) 在对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学术界对虚拟社会的研究已经做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概念界定、效果研究和分领域研究等，但是在学理认知、实际操作和顶层设计等环节，仍有一些缺失或忽略。 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来看，现有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传播学、信息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但是伴随着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与组合，对虚拟社会管理的研究还应当加大学科的整合。这种整合不仅包括文科学科的相互融合，还应该融入自然科学的学术成果，充实虚拟社会管理研究这一课题的学科内涵。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施拉姆希望“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传播学将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统一体之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经济学。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他期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28)以本题而言，我们需要围绕“人类行为”这一中心探究虚拟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而不应该恪守学科分类而画地为牢。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本领域文献的研究方法大多比较单纯，融汇定量和定性研究的跨方法研究极少出现。从科学研究的属性来看，只有少数成果运用了规范的经验性、实证性方法进行了研究。学科融合不多，文理渗透很少，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近亲繁殖，不利于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全面发展。我们不妨融合运用公共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信息管理研究乃至计算机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具体分析虚拟社会管理这个问题。 从思想贡献来看，以往的研究提出的策略侧重于国家控制和国家引导，这是国家时代的思维，而在虚拟—现实社会时代，我们既要面对网络社会的乌合之众，也要面对集权主义的淡出。以后的研究者不妨弱化国家主义的学术研究套路，将理论创新基于中国虚拟社会的国情特征来展开：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转型背景下思考虚拟社会管理的框架；在多元社会治理共在的条件下思考虚拟社会管理的合作治理机制；在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思考虚拟社会管理中的服务与控制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利益诉求多样化的条件下思考虚拟社会管理的差异化策略；在社会结构非线性交叠的情况下思考动态的虚拟社会管理。 从其他层面来看，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为理论性、概念性和策略性的研究，大多缺乏对虚拟社会实践的信息数据的科学化分析，因此无法实现虚拟管理的数理模型的建立。用发展的眼光看虚拟社会的管理，建模建型、提炼理论，对于提供高效规范的互联网管理而言都至关重要，这将帮助管理者加强和完善对虚拟社会的有效治理。此外，现有行动方案的焦点集中在应急层次，对虚拟社会的长效和综合治理欠缺战略思维和纵深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以往研究的行动策略可以说是政府传统管理方式在网上的改良体。 通过以上简略的回顾与讨论，我们认为，既往的虚拟社会管理研究在理论上的想象力、实际操作力、思维上的突破性以及对国家的政策引导性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虚拟社会的本质、演化趋势和问题的严重程度尚缺乏细致的研究。我们认识到，虚拟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病灶不在虚拟社会本身，而在于现实社会；虚拟社会表现出来的宣泄与怒气，很大程度源自于现实社会中长期累积的“怨恨”。因此我们认为，虚拟社会管理研究应当跳出网络的局限，回应现实社会的矛盾，致力于阐释和疏散现实社会中的怨恨情绪，唯此方能根除病灶，有效治理虚拟社会。 三、虚拟社会的本质与公共治理的创新问题 通过对虚拟社会管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及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只有重新诊断互联网虚拟社会的病因，回应其新旧两面性，才有助于找准重心和实现长效治理。 和传统社会相比，虚拟社会发生了某种基因突变，它具备了“流动性”“族群化”“人民身份”“云智慧”“技术近用”等崭新的特征，意味着旧式管理和控制手段可能面临失灵甚至失败的结局。 在虚拟社会管理场域政府与社会的博弈中，政府拥有的优势为：法律优势、国家暴力与资本优势。而社会拥有的优势为：流动性带来的机动优势、规模化带来的族群优势、“人民身份”带来的道德优势、云智慧带来的理性优势以及技术近用带来的工具优势。 我们提出：以虚拟社会的动态管理来应对虚拟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以虚拟社会差异的管理来应对虚拟社会的规模化特征；以虚拟社会的认同管理来应对虚拟社会的“人民身份”特征；以虚拟社会的协商管理来应对虚拟社会的云智慧特征；以虚拟社会的学习管理来应对虚拟社会的技术近用特征。 (一)回应流动性：虚拟社会的动态管理 所谓虚拟社会的流动性，是指虚拟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从某一事件的网络参与向另一事件的网络参与迅速迁移的能力和禀赋。由于网络参与的便捷性与低成本，缺乏传统社会的身份与地理制约，虚拟社会中参与某一事件的群体组成人员是不固定、甚至是非确定化的，虚拟社会中网民易于聚合，同时又易于转移注意力，参与群体呈现出高度流动性的禀赋。形象地说，虚拟社会中的群体流动，最恰当的比喻或许是高空聚散的行云。他们看似是阶层群体的集合，实则为事件话题的汇聚，其内部组成、意见观点、群体属性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变迁。 虚拟社会中网众的流动性赋予其明显的参与“机动优势”。我们认为，面对虚拟社会的流动性特征，政府当以“动态管理”来应对。虚拟社会管理主体尤其是政府需要修正现实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经验，秉承对话、谈判、协商的管理理念，以灵活、宽舒的治理方法，导向唯实、治本的治理效用，从而建立一套可行的虚拟社会动态管理体制。我们需要探讨网民的“参与—聚合”行为逻辑，虽然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网民的一般特征，但分散在不同兴趣、话题中的网民却具备受“高点击率”支配的聚合心理。“高点击率”事件形成的技术和行为机制的固有逻辑是什么？在某一议题下海量增加的匿名聚合的行动逻辑是什么？哪些制度和技术成为其支持和约束因素？这些追问将是学术界在可见的未来必须严肃回答的真正问题。 (二)回应规模化：虚拟社会的差异管理 所谓虚拟社会的规模化，是指在虚拟社会中网民群体进行的大规模集结。他们可以轻易摆脱传统社会中的各种桎梏，仅仅由于兴趣、共同话语关注点等因素进行集结，短时间内就可以因为某一共同关注点聚合成千上万的成员，这些集结网民，其人数所达到的规模经常超出现实人群集会数量的千百倍，形成超规模化的“网络集群”。网络集群是指“一定数量的、无组织的网络群体，围绕特定的现实主题，在一定诱发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以意见的强化与汇聚为特征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网民聚集。”(29)网络集群也是网民的一种权力形态，并且是一种非日常化的、剧烈的权力。集群者既可能持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点，也可能以彼此对抗的状态集结于某一议题。同时，个人的利益诉求被群体化后，通过群体心理效应得以成倍放大，直至产生无法抗拒的群体压力。网上民间力量能迅速转化为议题族群的政治力量优势，议题关注率代替了过去广场抗议的人数，成为判断意见强度的新指标，再加上数码造型符号的大量使用，议题族群意见的声浪得以轻易压倒拥有强制权的公共管理者。 虚拟社会中网民群体的超大规模化，赋予了网民极其显著的“族群优势”。根据我们长期的研究共识，面对虚拟社会的族群化特征，政府当以“差异管理”来应对。我们需要探讨虚拟社会中网民群体的规模化现象及成因，并对超大规模集结中族群优势及其效应进行分析。议题族群在集聚过程中如何产生共同认识？之后又如何产生群体压力？沉默的螺旋、羊群效应、群氓理论在网络时代的特殊表征是什么？对议题族群的治理与族群规模之间有什么对应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值得理论界作深度探究。学术界必须通过大量案例分析，抽象出族群化的分析维度，找出不同族群的价值偏好、聚合方式，从而推导出政府与之合作、沟通的具体方式；而从政府视角来说，必须在现实社会发展参照下，对网上族群这一议题联盟进行辨析和分类，以阶层价值对话、社会心态治疗、群体行为干预等方式，将网上族群优势推向建设性方向，使得虚拟社会的集群表现在公共议题上日趋理性和健康。 (三)回应人民身份：虚拟社会的认同管理 所谓虚拟社会中网民的“人民身份”，是指一种网民全体所先验具有的道德赋权。在西方语境中，人们的道德赋权在古希腊时期的政治论述和建制中已经存在，启蒙运动则重构了“人”的价值，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转化为政治制度上的承认。而在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政治伦理确立了“人民”的道德含义，并且它经由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而被赋予了现代性的价值，由此，现代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上，人民大众向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实践理性的化身，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身份几乎等同于正当性、正确性的先验性假设。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物理性空间的制约以及单位体制的管制，“人民”的个体间有如散沙，各个个体很难与集体抗衡，而在虚拟社会中，网民可以迅速地连接为统一战线，以流动集群指涉阶层，以群体意见指涉民意，最终以“网民身份”导入“人民身份”，并在话语体系中始终得以占领道德的高地。 虚拟社会中网民的“人民身份”赋予其明显的“道德优势”。面对虚拟社会中网民的“人民身份”特征，政府当以“认同管理”来应对。政府要有平等意识，并且要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合法性的再表达，在“三个代表”“三个为民”等诉求基础上，扩大公共性、补救合法性，强化国家与网民(扩及一般社会公众)之间的内在认同；与此同时，以科学理性的精神，纠正统计学的肤浅和佯谬，还原真正的阶层意见、民意指向和人民身份，倾听真正的公共诉求，让政治协商回归真正的国家社会对话，也至关重要。政府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绝不能只停留于手段的创新，而是要重构“官—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要理解虚拟社会多中心格局这一客观事实，忽视这一事实的单一中心治理理念和途径，必定不能带来虚拟社会管理绩效的改进。 具体而言，实现虚拟社会的认同管理要认真对待三个问题：一是要将人民身份的单向强化导向相互承认：政府承认网民法律范围之内的任何表达活动，但网民承认政府权威，双方身份都具有各自的法律正当性；二是要达成相互承诺的信任；网民信任政府依法管理，政府信任网民具备公共理性能力；三是要培育相互尊重的监管意识；网民的思想观点乃至“小众”私密话题的表达，可以以多样的形式进行，但对自己的表达有可能带来的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损害应保持自省和自律，政府以网民的人民身份为正当认知，但对具体网民的具体表达必须基于公共性实施监管。 (四)回应云智慧：虚拟社会的协商管理 云智慧的词源是云计算，后者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可以按需提供给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互联网上的云计算服务特征和自然界的云、水循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云”是一个相当贴切的比喻。 对应地，“云智慧”是指互联网将大量个体资源组合成一种动态的、易扩展的支持性资源的工作方式；虚拟社会中的云智慧是指网络用户的智慧得以互相激发、互为响应的集脑现象。云智慧使得网民群体的智性力量得以超越个体智性的总和，形成超大规模的思想共同体和“个体—群体”分享机制。 虚拟社会的云智慧特性为网民带来了“理性优势”。这实际上也是政府机构、权势阶层在网络对抗中永远不可能占据思维强势的主因。面对虚拟社会的云智慧特征，政府当以“协商管理”来应对。云智慧为改变政府决策提供了新的可能。政府要通过网络问政、问计于民等民主治理举措，以“议题风向标”改善“大云”的漂移，培育有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将云智慧运用于社会进步议题中。 由于中国现实社会处于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加之民主政治在现实社会中发展滞后，网上公共议题的倾向多以批判性、揭露性为主。但是，具有族群化特色的网民以其批判性、揭露性的姿态，为全社会反思公共治理的局限和缺陷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践。政府公共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制定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质量的提高也主要依赖于吸纳全社会的智慧，体现更彻底的公平性，所以，应对网民的云智慧，其关键不在于抗拒和击破，而是如何将其吸引到完善政府治理决策的领域中，达成善治的时代性要求。 实际上，中国社会治理体系至今仍然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缺乏民意监督的代表治理制度实际上排斥了公民参与。在单一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习惯于一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假设，如：执政者不仅是科学的化身，而且是道德的象征；公众的价值观念、思想智慧大多缺乏先进性和合法性；过多问政问计于民有可能削弱政府的威信，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单一中心治理模式导致的治理文化和偏见，虚拟社会作为人类尝试多中心治理的实验，所提出的实质上是未来政府治理如何从少数人治理转向多数人治理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将带来政治变迁和文明进步的治理挑战，正需要政府在虚拟社会管理中认真对待云智慧，找出尊重、借用、设定云智慧的途径和方法，而不是消极地与之对抗。 (五)回应技术近用：虚拟社会的学习管理 “网络技术近用”的词源是媒介近用权，后者也称作“接近、使用媒介的权利”，其实现程度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受众是否可以自由地利用媒介接受真实并多样化的信息；受众是否能自由地利用媒介阐述、表达自己的观点；受众是否能参与媒介信息的制作，并有效传播出去。媒介近用权是媒介话语权的基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福柯的“统治性言论”、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等话语理论均指向了媒介近用的权利意义内核。 所谓虚拟社会中的“技术近用”是指一旦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庞大的网民群体总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而率先使用这项技术，并且通过各种网络传播方式，迅速将这项技术的使用普及开来。我们的研究表明，技术近用的能力与干预现实的能力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网络沟通的成本低廉，风险微不足道，网络时代的公众具有了表达自由意见的权利，而把关人缺失愈加强化了话语权力的自由度量，加之一些新型网络应用(例如微博)开放的API技术使得网站能够与第三方软件进行合作，从整体上不断拓展和完善了网络服务功能。出于上述族群化、云智慧、规模化的虚拟人类学优势，虚拟社会中的技术近用领先者是网民，受益者是网民，权力优势也在网民这边。一言以蔽之，虚拟社会中网民对新技术的使用和学习能力是高于政府(特别是作为阶层的政府管理者)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的。 参与虚拟社会互动的政府机构需要视技术近用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加强自我教育，学会向社会学习。同时，应该不断提高官员素养，加快政府自身科学治理能力的进化，以保持与虚拟社会中管理服务对象技术层次的一致性。只有一个学习型的政府管理，才能驾驭具有强大网络技术近用能力的网络社会。 四、公共管理哲学的演进：“现实—虚拟”社会协同管理问题 我们认为，考虑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其对公共领域的深度影响，我们应该以较为开放和宽泛的理论视野来理解互联网虚拟社会的管理问题。虚拟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既可能是现实事件在互联网上的延伸放大，也可能是单独在互联网上引发的治理事件；既可能是纯粹的在线冲突，也可能是线上线下的交互感染；既可能是单一主题、区域热点的个人行动，也可能是复合主题、跨界联合的政治聚集。从现代反思理论来看，虚拟社会代表着现代化的未来方向，现实社会一定程度上已经卷入朝向虚拟社会演化的进程之中。 互联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互联网上，而是社会意见症候群的投射。网络社会表现出来的宣泄与怒气，很大程度也是因为现实世界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网民的意见不被倾听，诉求不被回应，只好迁移至互联网。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只有社会的现实机制理顺了，公众作为被治理者拥有了正常的言说诉求权利及问题解决途径，互联网才不会成为吸引眼球的话题引爆点；只有社会为人们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具有建设性的正面价值保证，互联网才不会成为破坏性与否定性价值的载体。 在多项相关课题的研讨对话中，我们所形成的共识是，虚拟社会的治理者应该认同以下前提性假设： 一是技术扩展和教育普及正在造就政治学意义上的大众时代的来临，沉默的多数有登台出声的历史动力； 二是精英掌控或者父爱主义应急管理，以及过度维稳的治理，已被初步证明将难以为继； 三是发掘政治智慧，寻找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参与吸纳之道，是当下之急。 我们认为，从更长远的视野看，虚拟社会背景下的新政治的治本之策还在于解决民生和民心问题，帮助广大民众切实实现由基本生存到有尊严的生活价值目标。 因此，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之一，就在于紧密联系我国转型发展的现实关注，把虚拟社会及其管理视作现实社会及其管理的延伸与衍射。此外，未来的现实社会管理也必将从虚拟社会有效管理模式中获得诸多启发。故而，进一步发现和深刻阐释现实和虚拟社会之间的协同管理关系，应当成为以后虚拟社会管理研究领域需要做出理论阐释和经验分析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现实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现状是虚拟社会管理的前提和约束条件。现实社会的政府社会管理水平和绩效，深刻影响虚拟社会公共事务的构成和态势，只有政府在现实社会的社会管理中，以行政强制权最小化和公众无罪化这两个假设为约束，创新协商沟通、依法行政的方式和手段，才能通过缩小现实社会冲突进而使得虚拟社会公共议题的结构发生根本转变，由目前的揭露公权力弊端转变为促进优质公共治理为目标。为此，学术界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系统分析和考察现实社会管理绩效对虚拟社会管理的影响方式、途径和效果，将现实社会管理作为完善虚拟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维度。 另一方面，虚拟社会管理规律和特点对现实社会管理存在倒逼效应。我们将虚拟社会管理策略研究视为一个与执政力有关的包括虚拟社会环境、虚拟社会管理理念、虚拟社会管理制度、虚拟社会管理程序、虚拟社会管理效用、官员媒介素养的复杂系统。在未来的学术界及思想界，好的对策研究必然要在这些系统方面给予详实的理论回应及可操作的治理建议。适应于虚拟社会多中心性、平等性、非权威化等特点的政府管理实践，是虚拟社会管理独立性的体现，但政府管理虚拟社会的这些理念和经验，也势必反作用于对现实社会的管理，甚至倒逼现实社会改变单一中心、排他性、命令化的社会管理模式。我们认为，经验性和规范性地阐释这一假设，应当成为本领域以后的主导研究方向之一。 只有多元治理、协商引导，才能形成网络时代的政治进步。与传统行政管理相比，虚拟社会管理从管理对象到运作方式都更趋复杂；偏执于保守的思想观念往往会导致“剪不断、理还乱”的结局。管理者必须从多元治理、协商引导的新理念出发，才能为新病开出新药。这也就意味着，虚拟社会管理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从虚拟性走向现实性，从孤立性走向协调性，进而树立人性化、效用化、动态化的虚拟社会管理观念，而“现实—虚拟”的跨管理协同，亦将成为虚拟社会条件下公共管理机制的最终归宿。 注释： ①娄成武、刘力锐：《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②[德]马克斯·舍勒著，罗悌伦等译：《价值的颠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③王海洲：《想象的报复：西方政治学眼中的怨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④成伯清：《从嫉妒到怨恨》，《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 ⑤Brady,A.-M.Marketing dictatorship: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New York: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 ⑥Yang G.B.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Citizen activism on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a. ⑦Esarey,A.and Xiao Q.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5,2011,pp.298-319. ⑧Cheung,Anne S.Y.Exercising Freedom of Speech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A Study of Judges' and Lawyers' Blogs in China.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52,2011,pp.298-319. ⑨Wu,G.In the name of good governance:E-government,Internet pornography,and political censorship in China.In X.L.Zhang & Y.N.Zheng(Eds.),Chin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revolution:Social changes and state responses(pp.68-85).New York:Routledge，2009. ⑩MacKinnon,R.China's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22,no.2,2011,pp.32-46. (11)Esarey A.,& Xiao Q.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blogosphere:Below the radar,Asian Survey,vol.48,no.5,2008,pp.752-772. (12)Tang,L.J.and Syamantak Bhattacherya.Power and Resistance:A Case Study of Satire on the Internet.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http://www.secresonline.org.uk/6//.html. (13)曾润喜、王国华、陈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14)林江：《网络监管与内容技术控制》，《中国出版》2002年第4期。 (15)陈丽丽：《论网络社会秩序监控体系的构建——网络监控体系“三三制”模型的提出》，《现代情报》2010年第8期。 (16)张品良：《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网络虚拟社会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17)李啸英：《网络社会的政府治理》，北京邮电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8)李斌：《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研究》，《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9)杨久华：《试论当前我国的网络群体事件及其治理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0)陈星博：《对当前我国网上思想道德建设现状及对策的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 (21)梁健：《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对网络社会的管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2)覃志定：《网络传播环境下的社会问题及控制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3)陈丽丽：《论网络社会秩序监控体系的构建——网络监控体系“三三制”模型的提出》，《现代情报》2010年第8期。 (24)张一文、齐佳音、方滨兴等：《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指标体系建立初探》，《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5)杨振宏：《当代中国政府转型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6)杨炳超：《协商民主：中国宪政民主的可能路径》，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7)张东：《中国互联网信息治理模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8)[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29)杜骏飞：《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标签：云智慧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虚拟技术论文; 虚拟网络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