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执政各国提高党员素质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能力建设论文,党执政论文,党员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3-0088-05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乃至东欧共产党领导的9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丧失政权、改旗变色，且因比较平静、少有抗争及大规模暴乱（除罗马尼亚外），被西方称之为“天鹅绒般的革命”。探究其深层根由，乃苏联东欧各国内部和外部、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及合力作用的结果。纵观苏东剧变的全过程则不难发现，执政党自身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剧变的关键，而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党员干部整体素质优劣又是影响执政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汲取历史教训，着力加强党员素质建设，理应成为执政党建设特别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
一、各国共产党提高党员素质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相同点
1.看到了从政治思想上建设党的重要性，重视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
早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之初，列宁就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1](P202)。为了建设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党内的指导地位，列宁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年斯大林也指出：“组织统一只有建立在牢固的思想统一基础之上，那它才是不可动摇的。”[2](P246)苏东共产党在早期、中期能够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保障了党的思想统一与组织统一。此外，越南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都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越共在“革新开放”时期，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首位，并借此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古共在四届五中全会专门讨论了改革开放时期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卡斯特罗明确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到古共“生存的基础”的高度。这一认识还落实到古共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上。1990年以来，党员干部先后有50多万人次参加体系完备的党校系统的培训，每个新党员在基层党校接受至少100个小时的党性教育[3]。重视思想建设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永恒课题”[4]。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仍然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各项建设的首位，把它作为党的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致力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2.开展反腐败斗争，并通过反腐倡廉教育培育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
世界上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均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开展了建章立制、严治严打的整党整风运动。1995年起越共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贪和反行贿运动。1996年越共八大将反腐败列为主要议题之一。1997年越南国会通过新《刑法》，规定贪污达到一定数额将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标志重典治腐的大幕开启。1998年越南国会颁布反腐败斗争专项法令，界定各种腐败行为并规定相应处罚措施。2001年4月，越共九大再次强调坚决开展反腐斗争并决定继续加强整党、建党工作，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5](P12)。当时的越共总书记农德孟指出，根除腐败和官僚作风是“保证党完全纯洁和健康，巩固人民对越南党和国家的信心和信任的惟一手段”[6]。在反腐问题上，古共认识也较为清醒，第二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强调：“腐败将一直伴随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将腐败控制在踝关节以下，绝不能让它达到我们的脖子位置。”[7]同时，致力于法制化反腐，制定《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了26条戒律。还构建起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和群众监督组成的监督网络，如设立直属古共政治局领导的全国群众举报委员会和从属财政部领导的全国审计办公室，加大对干部队伍和财政运行的监管力度。在中国，针对我们党的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腐败问题，邓小平早就看到“在整个改革开放中都要反对腐败”，把反腐败视为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党的十七大以来，更注重从根本和源头上反腐，加强了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将党员干部的廉政意识、法纪意识等方面教育提到新的认识高度。
3.提升党员干部法律素质，推进制度建党与依法行政
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共就注重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中央委员会工作制度、基层民主制度、财产申报制度、财政公开制度等。越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按照这一党内根本法规办事。越共七大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规定：“党保持与人民的密切关系，将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并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在我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使“依法治国”方略成为宪政目标。同时还借助强化党员干部法律知识任前考试和在岗培训，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法制观念增强，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得以不断推进。
4.注意推进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培育党员民主意识
一方面在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建立共产党起领导作用、各政党共同参与的人民民主制度，国家政治生活和谐有序。可惜此制度的探索和尝试旋遭中断。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民主建设，如在波兰，哥穆尔卡在1956年10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上提出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并将党内生活民主化作为整个民主化进程的基本保障条件，后又推行议会三级差额选举和工会秘密表决制。在匈牙利，纳吉·伊姆雷等中央领导人曾提出发展民主的要求，但因步骤过急而诱发“匈牙利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主张党的作用通过党组织、党员来发挥，加强党内民主等。可以说，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推进党内民主化方面做出了改善苏联模式的大胆尝试，但此类改革因为苏联所不容而遭扼杀。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正式开始解决“专制官僚体制”这一“党革新的根本问题”，但因其引发各种反共的政党、组织的恣意发展并造成苏共的悲剧性结局，而使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努力成效尽失[8](P80-82)。而中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六大、十七大以来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健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以保障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二、各国共产党提高党员素质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不同点
1.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信仰及其整体思想政治素质优劣不同
首先，苏东等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导致党的思想路线异常混乱，而以中共为代表的共产党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逐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去马克思主义化，从1988年6月到1991年7月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党的重要文件里对马克思主义只字不提。其次，不同国家共产党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度不同。苏共在党内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造成党员失去共同信念和理想，进而导致思想上的混乱与组织上的分裂。自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接受多党制始，苏共党内思想日趋混乱，广大党员失去依归感。与苏共不同，古共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引领古巴渡过困难的根本动力，同时坚定广大党员的政治理想信念，提出“古巴宁可沉入大海，也绝不改变航向”，这使古巴作为地处美国等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之下西半球唯一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屹立不倒。而中共中央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即提出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1992年初，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又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9](P369)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江泽民再次深刻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发生了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10]随后开展“三讲”教育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致力于提高广大党员的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及思想政治素质。其后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也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及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理论素质的作用。
2.党员干部在民主法治素质及依法行政上有较大差异
最初俄共还保留党内民主的好传统。但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集权制使党内民主遭受严重践踏，由此导致官僚主义的泛滥和党群关系的疏离。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完全放弃民主集中制，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党内严重泛滥，党员纪律松弛，从而走向反面，加速了苏共的瓦解。二战后诞生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对苏共式高度集权政党运作模式的盲目移植引进，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造成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党内民主在“政治盐碱地”之上生长艰难。由此，一度生机勃勃的东欧共产党逐步演化成万马齐喑的官僚化组织。正是因为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经验，在民主政治的迅猛发展和突如其来的民主选举中，东欧共产党惊慌失措并纷纷丧失政权[11]。从苏东各党的蜕变到社会制度逆转的过程来看，正在于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受到严重破坏。这些严重的现实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更深刻认识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把民主集中制置于党的制度建设的首位，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科学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并建立健全了各项具体的制度。
3.党员干部在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上疏密有别
长期以来，在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高度集权模式下，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内一些领导干部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在党内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可以说，苏共垮台正是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所致。而中、古、越等国的共产党则与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良好的党群关系。如古共在党群关系方面坚持“一切立足于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重大决定要倾听群众的意见，一切活动要由群众配合”的基本原则。古共在制定和实施重大决策前，经常在全国进行广泛的群众大讨论。更重要的是古共关心群众疾苦，及时解决紧迫问题。当苏联解体使古巴粮食供应出现极度困难时，第二书记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芸豆比大炮更重要”的思想，1991年古共四大即制订大力发展食品的计划，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经过艰苦的努力，古巴人民食品供应的紧张状况得到缓解[3]。密切联系群众更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在“三个代表”中鲜明提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执政实践中高度关注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致力于建设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各地群众在对各级党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满意度测评中所给出的高分，说明了他们对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及成效的肯定。
4.执政党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及民众对执政党、党员干部信任支持度不同
东欧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凭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现象少有出现。但由于生产力落后引发的短缺经济，加之严格纪律约束的缺失，政党腐败现象得以萌生并恶性发展，从东欧国家党、政府乃至军队部门的领导干部中逐步衍生出新的利益集团。以罗马尼亚为典型，不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还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实行封建式家族统治。而东欧各国共产党面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无能，更使人民由愤怒到失望，不得不把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于别的政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共产党的反对面。“8·19”事件前的苏共各级党组织也已为官僚特权阶层、腐败分子所操控。俄罗斯新闻媒体直陈，俄国61%的暴发户起家于国有企业私有化，90%的私有企业老板为之前国营企业领导人“变脸”而成。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希福德更是一语中的：（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在亚洲，近年来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在促进经济建设的同时，由于制度和机制不健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一度被国际知名的政治经济风险咨询机构评估为“亚洲最腐败的国家”。但越共在反腐败方面较有力度并取得一些成效，自1996年以后的5年中共查处近7万名犯有贪污腐败罪行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100名政府高级官员，调查审理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大案要案[12]。古共同样把严惩腐败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对贪污金额在300美元以上的领导干部即撤销其领导职务或法办。如在1989年肃贪反腐运动中，西部军区司令阿纳尔多·奥乔亚作为古巴5名“共和国英雄”之一的功臣，因参与贩毒经古巴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后判处死刑。重典治腐的力举提升了古巴共产党的威信，增强了古共的凝聚力。我们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把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及制度建设并提，着力构建反腐败的制度体系与工作体系，更注重通过预防腐败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并结合反腐倡廉教育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及道德法律素质。广大群众虽看到了少数党员干部表现上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对我们党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高度认同的。
三、各国共产党提高党员素质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之比较研究的意义
1.在直面严峻现实中深刻认识加强党员素质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执政数十年之久的苏联东欧共产党纷纷政权雪崩，成为20世纪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最发人深省的现象。苏东剧变的震荡也极大地冲击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乃至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正因为如此，苏联东欧共产党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进行政党比较研究所必须格外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只有直面苏联东欧各党被人民所抛弃的严峻现实，才能真正从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加强党员素质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东欧共产党用极大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共产党党建过程中的共同特点，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性特点，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不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密切联系群众，不扩大党内民主，不依法行政，不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是死路一条。尊重这一规律，优化党员干部素质，共产党就能增强执政能力，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违背这一规律，共产党就将自我毁灭、丧权下台。在改革开放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党要保持和发挥自己的战斗力，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好。正如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2.在汲取历史教训中获取加强党员素质建设的重要启示
苏联东欧共产党在发展坦途上传下的经验，在丧失政权后留存的教训，对我们而言，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治国必先治党，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石又在于千千万万党员的素质。首先，从苏共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兴亡看，党兴则国兴，党亡则国亡；党强则国强，党弱则国弱。十月革命后，正因为列宁重视从思想、组织及作风等方面提高执政党的领导素质，俄共方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取得巨大成就。而自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提出“全民党”口号，到戈尔巴乔夫对党的纲领、性质、指导思想等重大问题进行彻底“改革”，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遭到削弱，党的先进性渐趋泯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终使苏联走上不归路。其次，党员素质建设关乎党的前途命运与生死存亡，绝对不可懈怠而只能加强。党员素质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一旦松懈就会造成党的执政能力下降和党的先进性弱化。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党对党员素质建设有了更高的历史感、时代感与理性自觉。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党员来体现。要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一基础工程，坚持不懈地提高党员素质。”
启示之二：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致力于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并坚定其理想信念。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理论武装，坚定党员的政治理想信念。苏联解体的最沉痛教训是党的领导人不再相信“老祖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苏共领导集团出问题的直接根源正在于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丧失。他在1999年土耳其首都安卜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见《党史文汇》2001年第1期第48页）而在中国，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搞和平演变，邓小平尖锐指出：“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之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8](P380)事实证明，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其次，苏东共产党执政失败的教训表明，僵化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会使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力并导致党员出现信仰危机。长期以来，苏共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造成广大党员淡漠理论、认同僵化，伴随马克思主义失去活力，广大党员由信仰危机到信仰转移。这种思想上的破产，与其归罪于其他思潮和理论的冲击，还不如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僵化导致了党的整体探索创新能力的丧失[7](P71)。
启示之三：提高党员干部民主意识与宗旨意识，加强民主建设，密切党群关系。首先，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注意培育党员民主意识，充分发扬民主，并以此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和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来看，当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党的组织内部就团结，党内生活就健康活泼，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则事业受挫。东欧共产党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所犯的过错、所走的弯路，也启迪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民主性政党，而不能变成专制性政党。其次，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宗旨意识，密切党群关系。苏共的失败，归根到底，是失去了人民的信赖与支持。共产党的生命力和领导干部存在的依据就在于它和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共产党人如果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始则抛弃人民群众，终则为人民群众所抛弃。正如江泽民深刻指出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
启示之四：强化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和道德法律素质，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东欧共产党在执政以前，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曾英勇斗争，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但在执政后，不少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任人唯亲，在行使权力的考验中失败了。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恶性发展，引起群众义愤并导致东欧共产党在选举中最终丧失政权。苏联领导集体出问题也出在自身的严重腐败上。这警示我们：如果一个党、一个领导集团，不注意同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即便没有外力攻击，“堡垒也会从内部攻破”。因此，只有把反腐败提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高度来认识，坚定不移地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切实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够经受各种风险的考验，才能使我们党以政治清明获取民心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3.在把握规律中提升党员素质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党员素质建设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优点。结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宏观背景来探求党员素质建设特定的内在规律，除开展科学化研究之外，还应注意多学科的交融和多种方法的并用，“积极借鉴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思路及话语系统的优长之处，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问题。”[13]这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员素质的增强提高同样不能违背政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党员素质建设的具体规律。违背了，党员素质建设的成效就会打折扣，党的建设就要遭受挫折。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近些年又特别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但对党员素质建设的系统性思考不够，对其一般性规律和具体原则的研究、探讨也不够，这使党员素质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路不开阔、认识欠深刻，自然也影响到党员素质建设在科学化轨道上的有效进展。
要研究党员素质建设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党员素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的科学研究，才能从各国共产党党员素质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横向对比、立体解剖中总结、归纳、提炼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仅仅局限于一个政党的孤立研究显然是不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只有带着放眼全球的开放的视界，才有可能把经验和教训、理论和实践及革命性与科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构建起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科学的理性认识。这一点，早为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实践所印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正在于它善于学习、借鉴及从政党实践活动中吸取营养。在世界上政党林立、无处不有政党活动的当下，我们要完善党的建设理论，要形成党员素质建设的整体思路，找到党员素质建设的有效路径，就一定要对各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党员素质建设以增进党的执政能力进行精细、深度的比较研究，而决不能把探讨的范围局限在一国之域、一党之内。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开放的科学的态度，才是提升党员素质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选择。
收稿日期：20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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