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造性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韬光养晦论文,有所作为论文,创造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创造性地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需要确定一个逻辑前提，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始终遵循的哲学理念与政治韬略，没有什么过时不过时或存与废的问题。如果说它本来就只是一种短期策略，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性坚持的问题。
首先，确立上述逻辑前提，有必要准确理解把握邓小平讲话的原意。我们知道，苏东剧变后国际共运遭遇严重挫折，美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全面制裁，图谋一举促使中国发生东欧和苏联那样的变化，“中国崩溃论”喧嚣一时，中国的战略环境极度险恶。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异常严峻复杂。刚刚经历1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再次面临何处去的尖锐问题。改革开放停顿下来，走回头路，中华民族便注定没前途；屈从西方压力，实施全盘西化，完全失去自我，也同样没前途。因此，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力发展经济，推进民族复兴，合乎逻辑地要求稳妥处理与外部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针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党内普遍存在的困惑，邓小平以战略家的高度政治智慧和胆识，审时度势，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28字方针。这种特定背景很自然赋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某种应急策略意义。如，他针对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希望中国挑头指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① 又如，1992年4月28日，他又提到，“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② 这些谈话似乎都隐含着坚持韬光养晦实属无奈，有朝一日中国力量和发言分量足够大时就可以不再韬光养晦。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在此前的两年就明确提出“不当头”“是一个根本国策”，而且是“永远不当头”。③ 可见，在邓小平的思维逻辑里，韬光养晦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只具有短期策略意义的权宜之计。
进一步说，把韬光养晦理解为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那样只具有消极策略意义，也无法理解其“有所作为”的思想。当时举国心情沉闷，如果他谈韬光养晦只是要大家卧薪尝胆，就难免流露自扫门前雪，对外部世界消极观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类的心态，以至于在应对外部压力时处处退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实际情况也是恰恰相反。他曾明确谈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面对外部压力，他多次坚定地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不要指望中国人民吞下苦果”；“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④
从理论上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体现着深邃的哲理和睿智的政治韬略，包含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辩证法思想。一方面，韬光养晦，永不当头，其内在逻辑都与“中国永不称霸”的思想一脉相承。因为，当头“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⑤。所以，邓小平在谈韬光养晦的时候曾刻意展开说，“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所有这些，都闪烁着“枪打出头鸟”、“露出的椽子先烂”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念的光彩。我们知道，世界是个大系统，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乃至每个国际或地区性组织都是子系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各子系统的利益都相对确定而且难免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对立，有时也不乏某种“零和”关系。同时，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其相应的地缘区位与国际影响力。正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从实力政治的角度看，国家间关系的远近亲疏都是重要的实力要素。传统国际政治重视结盟，就是追求自身实力或影响力的最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内抗日统一战线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关系重视统一战线，也是这个道理。韬光养晦的本意是量力而行，有些事情特别是出力不落好的事情决不能干，尤其要避免四面树敌，盲目蛮干，包括“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⑥。“谁也不得罪”⑦。这样做，不仅能避免自身利益诉求膨胀导致与其他国家利益关系紧张，避免陷入矛盾漩涡或成为矛盾焦点，以至于面临失道寡助或遭遇墙倒众人推的困境，而且还有利于在自身面临困难时博得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正所谓得道多助。有利于适时发现和利用其他国家间的矛盾，必要的时候主持公道，确保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即使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发生摩擦与碰撞时，坚持韬光养晦还有利于理性面对分歧，将矛盾与冲突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强调韬光养晦的同时，特别指出不要屈从外部压力，“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是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⑧。这些看法又体现着他对国际政治斗争复杂性具有深刻精准的把握。国际政治的基础是竞争法则，本质是实力政治，民族自强才能自立，各民族、各国家都能自立自强，才能保持国际社会多样性统一。各民族的并存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并存也就没有竞争，并存与竞争是国际政治的根本法则。
鉴于并存竞争是国际政治的根本法则，那就不难理解，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它源于对国际政治特点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其基本含义接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谋求自强自立就会灭亡，自助方能人助。消极被动，无所事事，就难以有效地实现民族与国家利益，难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遭到淘汰。但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所拥有的地缘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实力再强大，也强大不到包打天下的程度。国家不论强弱，处理对外关系忽视韬光养晦，迟早都会遭遇四面树敌的战略困境，其结果无非是新兴国家面临“树未大、先招风”的风险，崛起进程遭遇外部压制或挫折，既有强国或霸权则难免导致战略扩张过度和实力透支，盛极而衰。所以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有所作为本身的逻辑前提或者相对意义就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才能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于某些方面，有所作为。反过来，只有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所作为，才能拥有在某些领域和方面不作为的物质基础与战略自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面理解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外关系领域。他讲冷静观察时特别强调要“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⑨。“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⑩ 显然，在邓小平的思想深处有内外两个大局，韬光养晦实际上更多侧重对外关系，有所作为包括甚至侧重在促进国内发展。在促进国内发展问题上，似乎看不到韬光养晦或有所不为的踪迹。在对外关系领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
既然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根本国策和政治方略，就必须长期坚持。那么，合理的逻辑延伸就是要根据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加以坚持。借口内外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主张放弃韬光养晦或更加侧重有所作为，既是对邓小平思想的理解有偏差，也是政治上幼稚与理论上浅薄的表现。无视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又势必滑入教条主义的泥坑，陷入理论与政策困惑。
20年来，外部世界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拓展、深化与产业转移加速，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均衡化发展趋势。其最突出表现，一是美等发达国家发展进程整体放缓，活力下降；二是新兴大国借助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呈现群体崛起势头，活力四射，潜力巨大；三是伴随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亚洲在世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大幅上升，世界开始从欧美中心时代向多中心时代迈进。其次，市场经济全球化加深各国的相互依存，国际关系的性质与态势经历根本性变化。主要大国战略目标更加侧重以和平与合作方式增强自身综合国力，谋求长远可持续发展，大国间冲突与战争日益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与此同时，诸如恐怖主义、重大疫情、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各国政府与民众的主要安全关切，国家间的竞争日益表现为和平竞争、发展竞争与合作竞争，竞争呈现前所未有的敏感性与复杂性。再次，随着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凸显国际体制机制滞后性以及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变化，国际体制机制调整进程明显提速，围绕全球治理的权力与利益再分配提上日程并取得某种实质性进展。最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基础的变化，特别是金融经济危机暴露出西方特别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新兴大国发展模式各放异彩，曾经长期困扰国家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有所淡化，能否有效实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促进普遍就业与充分社会保障成为衡量体制与模式优劣的最重要指标。当今世界完全超出了20年甚至10年前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力。
20年来，中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也经历了全面深刻的历史性转型，综合国力大幅增强。首先，中国政治体制在稳定中实现由呆板僵化向日渐具有弹性与活力转变。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体制更加成熟，基层民主建设逐步取得成效，干部选拔与管理日益公开透明，反腐倡廉不断取得进展，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到以人为本，中国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日臻理性与完善。其次，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突飞猛进。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与私有企业多元经济成份并存；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同步展开，三大产业结构相对平衡发展；教育科技成果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商品市场实现由卖方市场朝买方市场转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增长方式开始由出口导向型朝内需驱动型转变；经济布局加快从沿海少数城市试点、东部区域展开朝中西部大开发的全方位开放布局转变。中国经济内在驱动力已经生成。随着市场化与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社会文化加快由相对单一封闭向多元开放和有序和谐方向转变。再次，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明显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为推进国防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人民解放军着眼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发展，各军兵种武器装备质量迅速提高，遂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安全、控制领土领海争端、维护海外利益和抢险救灾等各类复杂任务的能力明显增强。最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不断进步，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与凝聚力空前提高。
20年来，随着外部世界与中国自身的变化，中外关系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首先，中国实力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分量大幅增强。中国人均GDP虽然仍处低位，但GDP总量世界排名已是坐三望二，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发展的贡献率已经名列前茅，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尤其中国成功抵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冲击，经济保持较高增速，“在全球复苏和改革中发挥着关键性的领导作用”(11)，成为公认的区域乃至全球反危机、抗衰退和保增长的中流砥柱。(12) 其次，中国国家利益遍及全球，与外部世界相互依存广泛而深入。中国已经从资本与技术输入国转变为部分资金技术输出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起步晚，但速度很快。再次，中国已从现存国际体系的悲观怀疑者、消极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从被西方大国视为国际体系的某种异己力量、“挑战者”和被改造对象转变为该体系的建设性维护者、核心成员和利害攸关方。随着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推动国际体制机制变革提速，中国成为权力再分配的主要受益国。(13) 昔日，外部世界对中国更多抱持鄙视、疑虑与戒备态度；如今，虽然戒备与疑虑未消，对华期待与借重却明显上升。最后，随着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暴露出华盛顿共识的弊端，中国发展模式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肯定，成为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进程中的重要参照和世界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
外部世界和中国以及中外关系变化使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与困惑。首先，国际社会“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同步发酵，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面临双重制约。一方面，中国实力地位上升，国际影响力增大，促使各类国家对华期待上升。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作为现存国际体系最大受益者，中国须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回馈国际社会，不能继续“搭便车”。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分量增大，势必树大招风，导致相关国家对华战略疑惑与戒备心理加重，担心中国运用业已增强的实力谋求地区乃至世界霸权，因而明里暗里、自觉不自觉地联手牵制甚至遏制中国发展。在此情况下，简单地强调韬光养晦可能被指责为拒绝承担国际负责，主张更加有所作为可能被视为图谋战略扩张。
其次，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知角度错位，导致内外政策感知落差。外部世界倾向从GDP总量看中国，难免把中国视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忽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和居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的事实，强调中国应当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中国政府和民众倾向从人均GDP看自身，目睹和感受中国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与问题，自感与众多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对中国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缺乏与外部世界同样的感受，容易将“中国威胁论”视为舆论压制和恶意挑拨，将“中国责任论”视为不怀好意的捧杀，担心稍有作为就可能陷入被动甚至落入美等西方国家设置的圈套。
最后，中国快速崛起凸显观念政策滞后，导致内外心理期待错位。中国迅速崛起是近百年来少有的国际政治现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成功抵御危机冲击并设法保持经济正常增长，实力地位与国际影响力增强更加超出中外预期，导致国内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倍增，民众普遍期待外部世界给予中国更多尊重，对美等西方大国对华政策消极面的容忍程度下降，希望外部尤其西方大国有所调整的期待上升，由此也导致忧患意识淡化，甚至滋生浮躁情绪和急于求成心理。而长期坚持韬光养晦又难免形成某种思维定势，容易对形势发展缺乏敏感性，不善于及时发现新情况与新问题，思想认识滞后于政策实践，对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业已增强的实力地位寻求更大作为缺乏心理与政策准备。西方大国对华战略心态长期居高临下，实施某些消极对华政策已习以为常，容易把某些对华不合理与不公正做法以及中国政府的低姿态视为理所当然。它们理解和接受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与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却对中国民众希望外部尤其西方大国对华政策有所改变的某些合理期待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缺乏主动理性的政策反思调整，反而把中国政府某些合理诉求视为“过分强硬”(14)。
三
既然客观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创造性地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根本国策，必须针对业已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与新问题，在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加大反思、调整与创新力度，更加坚定地增强战略自觉，最大限度地保持政策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
首先，规划与实施国家总体战略，须重视空间与区位布局。一是在对外关系领域更加自觉地贯彻韬光养晦，在促进国内发展方面寻求更大作为。一方面，中国越发展，实力地位越提升，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就越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疑虑与戒备心理就越强，中国总体外交指导思想也越要更加自觉地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其综合国力强弱，近年中国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从根本上说还是得益于过去30年的埋头发展。何况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发展面临的瓶颈与困难很多。只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埋头苦干，扎实推进各领域科学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应对外部挑战与风险时才能更加游刃有余、事半功倍，促进中外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二是在规划对外关系时需要更加重视周边外交。毕竟，周边环境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地缘战略依托，成为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是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前提与基础。只有稳定周边，才能去图域外发展。周边动荡，域外大国难免趁机浑水摸鱼或联手制华。随着亚洲加快崛起和中国实力地位持续增强，区内外大国必然加快实施对华地缘战略围堵与制衡。因此，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周边外交放在对外工作的首位，大力强化主动塑造意识，积极主动地推进周边区域安全、稳定与发展。随着自身实力地位的不断增强，中国也较以往更有能力、有条件在周边做更多投入，争取有更大作为。
其次，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纳入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论框架，以理性现实主义维护国家利益，避免墨守成规与急于求成两种极端倾向。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推进构建和谐世界，要求中国外交始终自觉贯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略。一方面，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觉的战略选择，也是对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和谐世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和中国对外战略诉求。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二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但是，和平发展不能只是中国单方面的无条件承诺和绝对义务。探戈舞毕竟要两个人跳。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样需要外部世界特别是那些长期奉行消极对华政策的西方大国理性对待中国的利益诉求。和谐世界本身也包括外部世界特别是美等西方大国正视中国实力地位的增强，适时反思调整政策，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中国自身实力地位的增强，客观上要求中国外交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那些攸关国家生存发展的核心利益。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已凸显外部世界尤其美等西方列强既有对华政策消极面的不合理性。即使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继续按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的政策对待今天的中国，也绝非是现实主义和理性的。必须看到，美等西方大国长期对华居高临下，优越感根深蒂固，难免形成某种思维定势，把很多对华政策消极面视为理所当然。中国长期处于弱势，也难免形成某种消极的思维定势，以至认识滞后于现实，战略自信缺失，进取意识淡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上升，国内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大大增强，民众日益不满美等西方大国继续奉行某些传统消极对华政策特别是固守某些对华不合理安排。如果中国外交不能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方面表现得更加坚定，违背现实主义理论要求，滑向悲观主义或投降主义，对外便不足以促使美等西方大国进行有效的政策反思调整，对内难以争取国民广泛理解和支持。
奉行现实主义态度，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重大核心利益，也需要冷静客观理性。欲速则不达，确定目标诉求须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推进，避免主观期待超越现实力量对比、超越外部世界尤其美等西方大国的承受力，急于求成，最终滑向冒险主义。对待某些重大难点问题，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要充分认识到，只要紧紧扭住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不放松，再扎实苦干30年，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自然水到渠成，很多长期存在现在看来也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都可能迎刃而解。
奉行理性现实主义，也需要在拓展国家利益过程中努力实践互利共赢理念。要正视市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客观现实，充分认识到世界发展日益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也日益离不开世界，中国须从促进世界发展中寻求自身发展，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发展。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市场，需要将如何使外部世界其他国家受益的问题纳入视野，使外部世界乐见中国崛起与发展。既要坚持科技自主创新，避免长期成为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市场，也要避免重商主义，引发保护主义。要改进行业管理，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与规范，强化其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努力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做贡献。
再次，辩证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保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一方面，要着眼新时期中外关系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在如何坚持韬光养晦问题上有更大作为。更加自觉和创造性地坚持韬光养晦，也是有所作为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重大核心利益过程中，需要更加讲究方式方法，强弓慢拉，避免盲目蛮干和强求冲撞，多一些私下或事前沟通交涉，少一些公开或事后叫板抗议。立场要更加明确坚定，态度也要更加诚恳和蔼。毕竟，外部世界尤其美等西方大国反思调整对华政策消极面也要有个过程。涉及重要和一般国家利益，既要敢于讨价还价，也要善于和解妥协，必要时不妨有所谦让。对某些中小国家，宜充分展现宽厚与大度。在贯彻韬光养晦方面寻求有更大作为，需要从坚持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的角度出发，积极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如，充分发挥我外汇储备充裕、基础设施建设力量雄厚的优势，推进全球与区域金融稳定机制建设和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要着眼大国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下降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实际情况，兼顾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加大参与国际维和、海上联合护航与抢险救灾的力度，在安全领域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时，也要大力推进军事外交，积极开展多层次安全对话、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减少疑虑与误判，维持足够威慑与警示，避免擦枪走火与冲突升级。
最后，推进国际政治理论创新，提高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强化政策设计与储备。必须看到，几百年国际关系史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但当今中国和世界以及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均属前所未有，既有历史经验教训不可能提供足够充分的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相当成熟，在国内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相当普及，但能为中国和平发展与推进构建和谐世界提供有价值参考的并不太多。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交积累起丰富经验，对外部世界感知水平也有明显提高，但未来世界发展毕竟有太多的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外关系高位阶、高频度与高强度互动态势也远非当下就能精确想象与预测。因此，国际问题研究必须遵循科学发展道路，强化理论创新思维，形势研究既要密切跟踪动态，也须强化前瞻性与预测性研究，避免简单梳理现状。政策研究须摆脱传统注重静态定性研究和简单粗放模式，增强选择性、程序性与可操作性，为谱写中外关系新篇章提供足够充分的智力支撑。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版，第363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34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⑨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第1356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
(11) IMF:“China's Ladership Key in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Reform”,Press Release,November 16,2009,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09/pr09408.htm.（上网时间：2010年6月26日）
(12) IMF：“2010年4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2010年4月29日，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pubs/ft/reo/2010/apd/are00410c.pdf.（上网时间：2010年6月26日）
(13) 中国曾在2006年IMF投票权结构调整中获得最大增幅。在定于2011年完成的改革中，中国仍将是最大受益者。“IMF总裁表示中国投票权将获最大增幅”，http://news.qq.com/a/20090927/000119.htm.（上网时间：2010年6月26日）。中国在世行投票权也从2.27％增至4.42％，增幅超过新兴发展中国家全部增幅（3.13％）的一半。“China gains clout in world bank vote shift”,http://English.cctv.com.20100426/101525.shtml.（上网时间：2010年6月26日）
(14) 最近美国防部长盖茨有关将继续推动对台军售的表态，就是美拒绝进行观念与政策反思的典型。它表明，美继续以其20年、30年前的对华政策对待今天乃至未来的中国。哪怕是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设想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仍然甚至必须继续容忍过去几十年被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同样是匪夷所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