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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山西能源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推动和带动山西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凭着山西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优势和适中的地理环境，以及几十年经济建设的基础，山西经济发展的步子本应更快些，人民的生活水平本应当更高些。然而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实力从1978年的中游落到了下游水平，居民收入也从中游水平退到全国倒数二三位。
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不能不先将“六五”以来山西能源工业发展状况作一回顾。
一、“六五”以来，山西能源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在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从1981年以来，山西能源工业突飞猛进，投资成倍增加。1981～1995年15年间，山西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999.7亿元，同期能源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达到456.34亿元，占全省投资总额的45.6%。高强度的投资，“有水快流”式的开采，使山西经济结构发生了不利于山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1、能源生产、运输与山西地方经济发展的矛盾
在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初期，薄一波同志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据山西省的初步规划，今后几年煤炭将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就煤炭论煤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象过去搞钢铁那样，再来一个煤炭的‘单打一’，那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选择一种比较理想的经济结构，逐步改变过去多年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十几年来的基地建设经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山西并未能完全按蒋一波同志讲的去做。在1993年以前，煤炭行业“单兵突进”的状况有愈演烈之势。煤炭的高强度开采，使山西铁路、公路运力不堪重负，山西铁路煤炭外运量的比例居高不下，最高时竟达到92%，一般情况也在86～88%之间，致使山西许多其它工业原料、农副土特产品运不出省，直接影响了山西经济效益。公路运输也是强度运行之势，太旧路通车前，交通堵塞现象严重是人所共知的。
生产与运输的矛盾，不仅表现在煤炭工业和山西其它地方工业之间，就在煤炭工业本身，也由于运力制约，每年有大量煤炭运不出去，最多时有7000多万吨煤炭超储积压，严重地影响了煤矿经济效益。
地方经济的发展要靠地方主导产业来扶持。但在1993年以前，有关决策部门和省内主要决策人物曾强调要“取之于煤，用之于煤”。在实际执行中，虽然山西并没有不折不扣地“取之于煤，用之于煤”。但是，煤炭部门积累的资金并没有能够用来重点扶持几项对山西国计民生起长远影响的战略工程，特别是轻化工业、农业方面没有应有的投入，同时在科技、教育方面也没有应有的倾斜，从而使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基础不稳，后续乏力。
山西得天独厚的煤炭产业，本来应攥成一个拳头，发挥它应有的力量，从而带动山西经济的起飞。但是，这个拳头由于若干因素的干扰，始终没有攥紧。其一是价格因素。煤炭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轻工业品、农产品许多价格放开以后，仍执行计划价格。九十年代以来，虽然表面上放开了煤炭价格，但占山西煤销量40%的电煤价格仍执行计划价格，这样，山西生产的煤炭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现象十分严重，从而是山西煤炭生产得不到应有的价值补偿，因而使主体产业在山西财政中的地位并没有与其强度开发同步增长。其二，是改革因素。煤炭产业属基础产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因而国家对煤炭工业的控制与调节尤为强烈，从而造成山西经济的双向流失，即低价供给外省市煤炭，议价或高价从外省市购进轻纺、日用商品。这种“低出高进”的格局，直接影响了山西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效益。
2、强化能源基地建设与优化山西产业结构的矛盾
薄一波同志对山西能源基地建设曾十分中肯地指出：“目前山西农业和轻工业品有近40%要依赖外地供应，重工业部门各自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各搞一套，自成体系。这样一种农轻重不协调，重工业内部又缺少有机联系的松散的经济结构是不利于能源工业充分发展的。”薄老的灼见切中了山西经济发展的要害，抓住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及发展山西能源工业的结构性矛盾。然而十几年来的能源基地建设的实践却未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反而更加剧了这一矛盾。1980年山西煤炭及煤焦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4.55%，到1993年仍占24.26%，变化甚微。到目前为止，尽管省委、省政府在最近几年里已高度重视发展山西新的支柱产业。但由于问题是多年来积淀下来的，再加上受到资金、体制等因素制约，山西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重工业内部，从产值考察，采掘工业比重偏大，原材料工业发展缓慢，制造业趋于萎缩。这种经济结构属于粗放型经济结构，层次较低，产品附加值小，资金利税率低。从产品结构看，山西能源工业以煤为主，入洗率低，焦化比重小。冶金工业则是铁多钢少，化学工业以化肥为主，机械工业以农机、采掘设备为主，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依然很少。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山西经济效益和能源工业向高层次发展的速度。
十几年来，在加强能源工业建设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曾一度时期忽视了对农业的投入。致使山西农业基础十分脆弱，特别是粮食生产波动较大，发展不快。
总的来看，山西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1、 工业与农业之间，农业投入偏少，后劲不足，基础不稳定；2、工业内部重工业、 轻工业畸重畸轻；3、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原材料、机械工业结构失当； 4、产业关联度差，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结构老化。
经济结构的形成主要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形成与变动直接取决于投资结构。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十几年来，其投资结构很不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需要。主要表现在：1、农业投资略低。1980～1993年， 山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农林水利投资仅占3.71%，而且投资波动较大，“六五”时期平均为3.97%，“七五”时期为3.58%。2、 采掘工业投资比例偏高，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投资比重偏低。“六五”时期，采掘、原料、制造业投资比例分别为46.22%、33.92%、19.86%， 到“七五”时期，则变为46.96%、43.91%、9.13%。如此投资结构，必然导致山西机械制造业的萎缩，使装备工业严重滞后于其他工业的发展。 3、低投入、高产出。经济效益好的食品工业、化学工业等投资过少。 4、对集体、个体及其它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投资引导不够。投资结构中、全民、集体、个体所占比重以1990年为例，江苏为36∶21∶43，全国平均为66∶12∶23，而山西为74∶10∶16。集体、个体企业的投资显然不足，这是造成山西与东部沿海地区及内陆开放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5、基地建设投资比例偏高，更新改造投资比例偏低。 山西属于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繁重。能源基地建设十几年来，山西的发展主要靠外延发展为主。1980～1993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中，技术改造所占比重为2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远低于同是重型经济结构、亦是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由于技改投资与整个工业发展不协调，导致企业技术陈旧、设备老化、工艺落后，尤其使山西过去基础较好的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严重缺乏后劲。6、“六五”、 “七五”期间除国家计划投资外的省内自筹的基本建设资金；其投资方向没有重点，在某种程度上撒了胡椒面。在改革开放关键的十年中，这是山西在总体上除煤焦工业外，再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支柱产业和打出若干在市场上站得住脚的拳头产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3、能源开发中损耗与补偿的矛盾
能源开发特别是煤炭开发，具有明显的行业特殊性。尤其是山西这样大面积、大范围、高强度地开发煤炭，在开发过程中造成的各种损失是巨大的。这些损失得到应有的补偿，基地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就能充分发挥；得不到补偿，就会窒息基地社会再生产功能。因此，损耗与补偿这一问题，始终是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棘手问题。
山西能源基地建设中的损耗主要表现为：1、 由于管理体制和煤电价格不合理造成的经济耗损，据测算，从1980年至今，平均每年60亿元。2、能源开发、运输中造成的环境损耗，每年平均49亿元。3、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以及开发过程中，造成的资源损耗，包括矿产资源本身以及对水资源的破坏等。4、矿产资源的大面积开发造成的土地损耗。 据调查，山西因此而减少土地152万亩，土地质量下降的有1432万亩。 5、 基地建设者们从事地下作业造成的劳动力超强度体力损耗及风险损耗。6、煤炭大量外运造成挤占其他出省货物外运造成的耗损。 所有上述损耗从长远来说，必须得到补偿，山西能源基地建设才能有后劲。但目前由于体制上和财力上的原因，损耗与补偿极不相称，致使山西能源基地开发后劲乏力。
4、能源基地开发与制约因素在同步强化
能源基地建设的瓶劲，一是交通运输，二是水资源，三是环境承载力；此外，诸如资金短缺、科技教育落后，都可以说是制约因素，但与能源基地建设同步强化的主要还是上述三项制约因素。
1、交通运输。晋煤外运主要靠铁路，出省后主要靠水路。 铁路外运一般情况下占87%左右、公路外运占13%左右。在铁路外运中，又有65%左右通过水路到达晋煤消费地。目前10条干线铁路中有7 条处于饱和状态， 尽管如此， 尚有超储积压运不出去的大量煤炭， 高峰时达7000万吨以上。此外，其他物资的积压由于铁路运力的影响也相当严重，估计每年损失10亿元左右。
2、水资源。 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已成为制约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为1.08万立方米，中国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为2700立方米，而山西人均拥有水资源为525立方米， 仅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9%，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9%。
据预测，到2000年，山西工农业用水量、城乡人民生活用水量及基础设施用水量分别为89.1亿立方米、8.3亿立方米和2.5亿立方米。考虑到污水处理复用情况，全社会实际需水量为91.4亿立方米，而目前供水能力只有63.6亿立方米。考虑到2000年新水源可能开发20～30亿立方米，总共也不过83～93亿立方米。总之，水资源的贫乏对山西能源基地发展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认真加以对待。
3、环境。近些年来， 山西各级领导及广大经济界人士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环境问题对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制约作用。由于山西东西两翼隆起太行、吕梁两座山脉，腹地从大同盆地、忻州盆地、晋中盆地、临汾盆地到运城盆地，又都是工业布局比较集中、污染排放比较集中的地区，而这些盆地本身对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的自净能力极差，因而造成山西环境污染的恶性发展。
山西经济结构以重工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导致重污染型的工业特征。全省煤炭、化工、冶金、火电、建材、机械六大行业每天都在排放着大量废气、废渣、废水。据统计，山西工业、交通、生活的年废气排放量为3400亿立方米，废气中的颗粒浮悬物排放量达240万吨。 全省万元工业产值的有害物质排放量为1.28吨。全省每年废水排放量为8.64亿吨。全省年排放固体废弃物达2661万吨， 其中煤矸石这一项就高达970万吨。
所有这些污染不仅污染了空气和水源，而且直接对农作物、人体造成严重损害，尤其是能源工业的大力发展，对山西环境更有继续恶化的潜在危险。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应在进行大规模的能源开发的同时，高度重视环境问题。
二、基本教训
教训归结起来有五条：
1、在山西能源基地建设中， 没有处理好发展能源工业与振兴山西地方经济的关系，最终导致煤炭工业单兵突进，农业、轻纺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逐年拉大。
2、忽视对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在能源基地建设和发展中， 没有抓住山西这个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积极发挥老工业基地作用这一重点。这是山西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这十几年来，能源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主要靠外延发展为主，重基本建设，轻技术改造，没有在内含扩大再生产上下功夫，没有着力在集约化经营上下功夫，致使许多大中型企业技术、设备、工艺严重落后，产品无竞争力，企业趋于萎缩。
3、对调整产业结构认识迟缓，力度不够。
一个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本地区经济发展。山西经济结构呈现产业结构重型化，产品结构初级化的态势。在建设能源基地初期，如果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加大调整力度，那么山西经济结构到10年后的今天是会明显改观的。然而有的领导只强调山西重型经济结构不能变这一点，而忽视或不愿看到山西经济结构的另一面，即产品结构初级化。实际上，从调整山西产品结构入手调整山西产业结构，既可增加重型经济结构的经济效益，又可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归根到底还可促进能源基地建设走向良性循环。此外，山西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结构、工资结构等也显示不合理状态。所有这些，近年来才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识，刚刚在山西经济结构的调整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4、投资结构不尽合理。近十几年来，山西投资方面存在轻基建、 轻技改的倾向。当然，山西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较多，投资流向决定有很大一块在中央。但是，这十几年来山西省可以支配使用的预算外资金还有近千亿元。这一块资金和投入基本上设有倾斜，没有重点，因而这么多年山西没有形成一个除能源工业之外的新的支柱产业，也没有开发出几个真正在国内外市场竞争站得住脚的拳头产品。上千亿元的建设资金基本上是各行各业都分得一点，这对改变一个行业状况来讲，无异于杯水车薪。这种“撒胡椒面”式的投资方式是经济建设之大忌。
5、山西煤炭开发就坚持“运销定产、适度开发、扩大内涵、 稳定增长”的方针。80年代中期，开采山西煤炭采取了一种叫做“有水快流”的方针，这一方针一出台，乡镇煤矿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在当时对发展农村经济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乡镇煤矿的大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直接在损害着山西长远利益。首先，过度的开采，造成山西煤炭资源的极大破坏，乡镇煤矿的资源回收率平均不到20%，大量的资源被破坏。其次，由于运力的制约，山西煤炭运不出去，乡镇煤矿采取了压价竞销的手段，给拉煤汽车司机回扣等手段，销售自己生产的煤炭，使山西经济利益大量流失。第三，由于山西煤炭的大幅增长，使全国煤炭供给大于需求，煤炭以低于其成本或者略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使煤炭价格合理化进程大大受阻。第四、买方市场的出现与低廉的煤价大大抑制了节能工作的开展。煤炭用户节能付出的开支远远大于节能带来的收益，积极性显然不高。
山西煤炭在全国市场占有率在78%左右（指占全国各省外调煤炭而言），山西煤炭的增减可以左右全国煤炭市场的供求。因此，坚持以运以销定产、适度开发的方针，对煤价的合理化、节能工作、协调山西运力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情。基于这样的认识，199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大力整顿乡镇煤矿、大力整顿煤炭运销秩序已经初见成效，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使山西煤炭的开采符合全国全省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
三、输煤输电并举战略的确立和实施
1、输煤输电并举战略的确立
山西的决策者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山西之长在于煤，这个优势不能丢。围绕煤炭在加工转化上大作文章，建设坑口电站，实现中电东送，在山西最有条件，并与中央产业政策及改革能源战略又相吻合。然而，煤炭加工转化投资巨大，周期甚长，山西受资金的制约显而易见。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国家政策支持，与用电省联合办电，谁投资，谁受益，争取引进外资。实践证明，这一思路完全符合中央产业政策和山西经济发展的实际。
在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大力发展商品电生产，在向外输煤的同时，扩大输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己办电、与用电省合作办电，按价值规模和供求关系形成外输电价格，这样发电、输电的经济效益是可观的，同时可以缓解铁路运输对山西经济发展的制约，这可以带动办电当地经济的发展，不仅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且抓住了山西发展能源工业的方向和要害。
山西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电生产，在向外输煤的同时，扩大向外输电，使山西成为商品电基地，要抓紧做好阳城电厂等工程的前期工作。这样作为山西实施煤电并输战略，实现远距离跨省区输电的第一个重点项目，进入了前期准备阶段。
2、效益与规划
山西阳城电厂是实施输煤输电并举战略的第一工程。阳城电厂建设规模为210万千瓦，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烧无烟煤电站， 它又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区电网、远距离输电的火力发电项目。建成后输电到华东江苏淮阴，全长750公里，在经济送电距离之内。南北横跨山西、河南、 山东、安徽、江苏5省，连接华北、华东两大电网，工程总投资132亿人民币，1999年第一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2001年6台机组全部建成发电。 电厂投产后，所发电量将通过总长度1840公里的500 千伏交流线路以专厂、专线、专供的方式全部送往江苏省。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十分可观。
首先，阳城电厂变单输煤炭的一条腿走路到煤电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有利于国家资源配置大格局的调整，对全国电力联网工程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每年100 多亿度的电量将对电力供应比较紧张的江苏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其次，从经济效益讲，按目前山西发电企业每度电平均利润计算，阳城电厂的利润每年将在5亿元以上，税收6.8亿元。按投资股份的回收计算，阳城电厂每年将为山西创利2.9亿元。 电厂一年可消化晋城地区难以外销的无烟煤末500多万吨，将为地方增加煤炭销售收入6.5亿元。同时，阳城电厂的建设可带动当地建筑、建材、服务业的发展，对繁荣当地经济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阳城电厂的开工建设打响了山西煤电并输战略的第一炮。继阳城电厂之后，山西其他外输电力的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其中，有向山东送电的王曲电厂一期工程，其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向河北送电的娘子关二电厂，其装机容量120万千瓦。 向京津唐送电的神头二电厂装机容量100万千瓦。加上阳城电厂的在建规模， 全省目前规划总装机容量为550万千瓦，可就地消化煤炭1400余万吨。 而且按规划阳城电厂和王曲电厂最终将达到400～5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效益将是十分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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