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与研究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法论文,策略论文,基本单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受Halliday（韩礼德）的启发。他的语法实用，但更吸引我的是其理论上的精深。Halliday（1985）把英语语法层面的单位定为“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5个层级，并认为5个层级中“词”和“小句”是最重要的两级单位。他对英语语法的研究主要围绕“小句”这一基本出发点展开。
Halliday认为，之所以把英语语法的单位定为这样的5级， 不是先验的，也不一定是人类语言普遍的，而只是因为英语中这5 个层级有不同的组合模式。也就是说，英语中，语素组成词、词组成短语、短语组成小句、小句组成句子的结构方式有明显的区别。（ 1 ）语素→词。 Halliday对这一层级的结构没有做详细讨论，只是指出人们一般对词内结构很少有意识，构词成分可能有不同变体。根据一般的说法，英语的构词法主要是附加法，即，形式上在词根之前或之后添加词缀，内容上以词根义为基础添加表词类转变、对象转指等较虚的意义。词缀是定位的，意义虚化的；词根是不定位的，意义实在的。（ 2）词→词组（注：Halliday的“词组”不同于句子直接成分分析法的“词组”，他的体系中只有名词词组和动词词组两类。名词词组与定中词组相当，动词词组则指动词和表时态成分组成的小单元。表时态的成分中，动词的无标记词尾和-s、-ed、和will是1级时态，分别表以说话时为基点的“现在、过去、将来”，to be…V-ing、to have…V-en、to be going to V 则是2级时态，表示以已给出的“现在、过去、 将来”为基点的“现在、过去、将来”。2级时态可多层套用。如was going to have taken 中was为1级时态（说话时的过去），be going to为2级时态，与was 结合表示“对说话时过去某时点而言的将来（过去的将来）”， 再加 have taken则表示“对说话时过去某时点的将来某时点而言的过去（过去的将来的过去）”。也是一种逻辑上的不断限定的次类关系。主谓、述宾等Halliday不看作词组。）。基本只有反映人类经验的结构，且结构类型均是两分的，结构关系都是简单的逻辑关系：某一直接成分限定另一直接成分，结构整体是其中一个直接成分的次类（如big apple是apple与big的交集，形成具有big特征的apple的次集合）。（ 3 ）词组→小句。有语篇信息的、交际的、经验义的三套结构。三套结构分别是：主位—述位结构、语气—剩余结构（由主语、谓语、附加语、补充语、定式动词等下级成分组成）、过程—参与者—环境结构。（4 ）小句→句子。只有并接、主从两种结构类型，在小句的基础上按照少数几种简单的逻辑关系连接。可以看出，英语这5级语法单位的确有自己独特的、 反复出现的组合模式，不同级的单位则组合模式不同。
汉语语法究竟应该分为几级单位，各级独特的组合模式是什么，是一个尚未展开研究的问题，我们打算另文讨论。本文中我们姑且接受目前汉语学界的一般看法：汉语的语法单位也分为“语素—词—短语（词组）—小句—句子”5个层级。
本文感兴趣的是Halliday的另一观点——各个语法层级地位的不平等性。他在书中指出，word和clause（小句）是英语语法中主要的语法层级。这是因为：词组、句子的结构简单，可以用基本逻辑关系控制，可分别看作“词的复合体”（word complex）、 “小句复合体”（clause complex）。基本逻辑关系是经验义的一种。 除此之外词组和句子自身没有完整的与语篇信息和交际相关的结构。语篇信息结构指发话人选择的话语起点、发话人所预设的受话人已知信息／新信息等。英语中要据此而调节词序和高层重音，虽然在词组、句子层级也有一定体现，但只在小句层级有完整的结构体现。与交际相关的结构，在英语中主要体现为“语气”（mood）成分，它由主语和定式动词的选择和相互位置决定，为小句层级特有。
把word和clause看作英语语法的基本单位，从西方传统语法的WP模式（word and paradigm，词与词形变化表）就开始了。 鼎盛期的美国结构主义者Harris等认为这一模式不具普遍性（比如不适用于汉语），所以他们试图打破词法与句法的界限，建立以morpheme为基础，经替换得出大小不同形式类及其配列规则，由此达到对语法的全面描写。然而，Harris的设想在印欧语的运用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并未能实际推行。结构主义以后的诸家在处理印欧语的语法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WP，至少是词法、句法回到截然两分。看来，对英语和其他印欧系语言来说，词和小句的确是两级基本的单位。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词和小句作为语法的基本单位在人类语言中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是不是也落在词和小句上？这是本文提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这一问题不仅直接牵涉到汉语语法整体系统的格局，也与语音、语义层面的结构有关联。它直接影响汉语语法研究策略的选择。研究策略，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着眼于单位的大小，汉语和英语的语法单位都可以用语素、词、短语、小句、句子的名称。着眼于单位在系统中的地位和系统内部的和谐，汉语的语法单位也许应另立名目。为对比方便，本文先着眼于单位的大小使用统一的名称，待揭示出单位的地位身份，再使用另外的名称。
二 两类性质不同的单位
无论哪种语言，语法单位都可以按照可类推知义和不可类推知义的基本区别分为两类。语素和词为不可类推知义的一类：语素的音义关联是任意的，词之成分与整体的音义关系虽有一定规则但不可类推。所以语素和词必须一一学习，需要收在词典中。短语、小句和句子为另一类：除习用语外，短语和句子无需一一学习。掌握了语素和词后，只需掌握少数规则即可类推知道短语和句子的意义。规则一般收在语法书中。这是从语言内部考虑所做的区分。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如短语或小句都有相当数量的习用语，也是不能类推知义的。词中的复合词带有相当程度的短语性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类推知义。
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考虑，也有类似的两类区分。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词义是对现实现象的反映。但这种反映是概括的，舍弃了现实对象的许多具体特征，把现实中特殊、复杂的东西变成了一般的、简单的东西。而言语交际谈到的现实是具体的，词通过进入句子反映特殊、具体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任何语言都有相辅相成的两种基本过程：使现实离散化、抽象化、脱离具体交际时空的造词过程和返回具体交际时空的造句过程。前者形成备用单位，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使用单位。这种区分似更能抓住本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语言的语法单位都可以分为不同性质的两大类：备用单位——语素和词，使用单位——短语、小句和句子。
我们认为，备用单位和使用单位应该各自有自己的基本单位。如英语的词和小句，前者是备用单位中的基本单位，后者是使用单位中的基本单位。
三 备用性单位的基本单位
我们认为，语法基本备用单位必须有固定统一的韵律标记，韵律上要能单说。
语法基本备用单位的编码过程是语音与现实相互匹配而彼此分节、离散、抽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一固定的韵律模式、韵律上的单说应该是音义链层面上分节的必要条件。韵律上可单说，意义上可抽象，它们彼此匹配而离散开来，成为对现实的基本分节。（笔者同意徐通锵先生的观点，即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但对“字”和“基本单位”的解释有所不同。详见下。）
笔者（王洪君1994a，1994b，1999）曾经论证过，符合基本备用单位这一要求的，于英语，是次小的语法单位word，于汉语，是最小的语法单位语素，在单位层级的大小上不相同。英语的morpheme没有固定的韵律标记，韵律上无法单说。它的音节界线不固定，在不同的词中音节界线可能不同；它的音节数目无固定要求，可以是一个音节、多个音节、不到一个音节、跨音节；它无所谓重音（可对比语素-al 在national和nationality 中的音节分界和重音情况）。英语的词一般都有固定的韵律标记词重音，音节的界线固定，韵律上可单说。汉语的语素一般都是一个音节，音节界线固定，韵律上可单说。词则没有专门的韵律标记。两个正常音节的标准音步或一正常音节一轻声音节的残音步，既可能是语法上公认的词，也可能是公认的短语（如“带表／代表”、“救他／溜达”）。这就决定了英语的word和汉语的语素是母语者实际能意识到的最小的音义单位，因此也往往成为文字的一级单位。这种三位一体的地位反映了十分重要的、系统结构上的特点，在音系、词法、句法等多个层次上都有反映。传统所谓单音节语和多音节语的语言类型差别就是这种系统结构上的差别。把汉语的最小音义结合体称之为“语素”，相对于morpheme 的原义已有所汉化：morpheme 的原义是词素，处于词的附属地位；而语素的命名意味着它是语法的最小元素，独立性较词素大得多。但最能反映该级单位在汉语中的系统地位的术语，无疑是汉语中原有的叫法“字”。汉语的“字”和英语的word一样，可以同时指音系、语法和文字的一级单位。假如当今世界不是西方文化主导，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也会发现上述三种单位的性质不同，他们一定会造出“语音字”、“语法字”、“文字字”的术语来特指这三种单位。
我们仍然坚持上述基本看法。本文的一点点变化是，由具有固定韵律标记的语音单位与语法单位最低交汇点所决定的基本单位，应该只适用于备用性语法单位，使用性单位还应另有基本单位，其基本单位的特点也与备用性单位完全不同。
四 使用性单位的基本单位
语法使用性基本单位应该是可独立添加各种语气和时体范畴的最小自由结构。唯此才能作为表达与说话具体时空和说话具体意图的最小单元。
使用性单位的编码过程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排列变化备用码以返回与说话当时当地和交际目的相联系之现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添加与具体说话事件的时—地联系和与交际目的相联系的语气。
在这一方面，英语表现出主谓结构与其他短语结构的根本性差异：主谓结构是英语中唯一可以添加与具体说话时—地关联的定式动词的结构，也是唯一可以与语气相联系的结构。其他结构，如定中结构、述宾结构都不能单独与定式或语气相联。总之，英语中主谓结构的小句与其他结构的短语属于不同的层级。与具体交际相联的时态和语气都只与主谓结构关联。
汉语的事实是，一方面，非主谓结构在与具体说话时一地和语气的关联方面，与主谓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动词性的说明成分（如一般所说的述宾结构）可以自由地添加时体成分和语气，无须主语的参加。如“吃了饭了吗？——吃了饭了”。甚至名词性说明成分也可以与时态和语气相联，如“都大学生了”。汉语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与成句相联的与说话具体时空相联的有定成分不限于对说明成分的限定，对被说明话题的限定也同样重要，话题一般须带有与具体说话时空相联的有定标记。话题，同样可以是任何一种结构，主谓结构或非主谓结构，名词性结构或动词性结构。另一方面，其他结构和主谓结构一样可以自由地按少数几种逻辑关系接续形成更大的段落。如“担了水就吃饭”、“都大学生了就不该这样了”。也就是说，汉语中一般所说的短语，不限于主谓结构，当在语流中处于说明或被说明地位时，地位多与英语的小句相当，而不与英语的短语相当。
最近我们自认为读懂了赵元任先生（1979）提出的“零句”概念。它的大小往往只有英语小句的一半，可以只是一个字、一个词或一个短语，但却可以像英语的小句一样直接与说话的具体时空和语气相联，一样直接参与更高层的按少数逻辑关系的组合。零句的概念与短语稍有不同。前者是实际语流中作为说明对象或说明对象的成分，它可以是一个字，如“他可好了”的“他”；也可以是语流中的最大短语，如“隔壁老王家的孩子总爱把音响开得震天响”中的“隔壁老王家的孩子”。也就是说，短语是不考虑与具体说话时空和交际目的、只考虑内部结构的概念，零句则是从具体说话时空和交际目的考虑的最小单位。（传统小学里“读dòu”的概念也很接近，但由于与常用字“读dú”同形， 还是不采用的好。）而汉语的特点是短语就可以添加语气和时体范畴成为交际的最小单位零句。
使抽象的备用单位返回具体的交际事件，不同的语言都使用备用码有规则组合的方式，都要添加语气和时体范畴，这是各语言一致的。但在规则组合的哪一层级上添加语气和时体范畴，各语言有不同。至少，在英语中这些范畴添加的最低层级在小句，小句也因此而在语流中分界鲜明；汉语则短语就可以与具体时空相联成为零句，因此做零句的短语在语流中也容易划界，而小句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标记，很难在语流中划出界线。
总之，我们主张汉语语法使用单位中的基本单位是短语，它是汉语使用单位中可以与具体交际相联范畴的最低层级。这和朱德熙先生的“词组本位”论基本相同。只是，朱先生提出的理由是汉语任何词组都可以自由地加上一个语调而成为句子，而我们认为短语“加上”的是与具体言语交际有关的“语气”、“有定／无定”范畴等，语调只是“语气”的韵律标记。
五 基本单位与语法研究策略
基本单位是语流中容易划界的单位。备用基本单位的容易划界，是因其有固定的韵律标记，不管在语流中实际语音有怎样大的变化，说话人心理中都储有一个可以还原的唯一原形。使用基本单位的容易划界，是由于有“语气”和“时体”范畴的形式标记。
语法研究的策略应该是以基本单位作为分析的起点。
英语语法的基本单位是词和小句，决定了英语语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现成”的词如何合理地切分为语素，“合理”意味着可以最简明地生成“现成”的词。二是小句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小句的结构成分如果是最简单的，就可以以词为代表。也就是说，英语中以备用的基本单位“词”为基点，既可以观察备用单位的基本结构（词←语素），也可以观察使用单位的基本结构（词→小句）。当然，小句层面除了研究由词组成的无标记基本结构，研究与说话人交际意图有关的各种有标记词序也是至关重要的。
汉语语法研究策略怎样呢？我们认为，汉语的语法分析和描写应围绕汉语的基本单位字和短语进行：备用单位以字为分析基点。和英语备用单位的基点（word）一样，汉语的字不仅可用来观察备用单位中的基本结构（字→词），而且可用来观察使用单位的基本结构（字→短语）。使用单位以短语为分析基点，在短语的基础上研究各与具体言语交际事件相关的范畴的添加（短语→零句），及零句间的接续规律。
六 汉语语法的分析策略（一）——以字为基点研究词和简单短语
“以字为基点研究词和简单短语”策略的要点是：以字为观察基点，以二字、三字、四字为序研究词和简单短语的结构。先研究二字自由组配的短语结构类型和规则，再研究三字、四字粘合式短语中直接成分字数与结构类型的制约规则，最后研究二字、三字、四字凝固成词的规则。它包括如下主要方面。
1.二字自由字组的结构类型是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基础。短语的构造主要是两分的结构（并列可能三分、四分）。根据递归的原理，所有复杂的两分结构最终都可以递归为简单的二元结构。最简单的二元结构，是控制复杂结构的基础。汉语中最简单的二元结构就是两字结构。最近我们对北工大“二字结构工程”提供给我们的“二字短语库”的初步考察发现，二字自由字组的结构类型在相当程度上涵盖了汉语短语的结构类型。就连最近提出应增加的复谓一类，及其复谓中的次类，二字组的结构也一应俱全。可对比：骑着马上山～投喂、拆洗（先VP[,1] 再VP[,2]且以VP[,1]的方式VP[,2]，语义上前轻后重的连动）， 吃了饭上街了～核办、核拨、核付（先VP[,1]后VP[,2]，语义上平等的连动），等等。
研究二字组更容易发现结构小类规则。比如我们（王洪君1994a,1998）已经找出的述宾结构小类规则：动作Vt+物N→特类活动Vi（喝酒、炒菜、写信、避雨、踢腿、过年、认亲、热饭），变化／存现Vt+物N／性质A→状态Vi（发潮、长zhǎng毛），心理／领属Vt+物／抽象物N→性质A（爱国、有名）；动结式述补结构的规则：双限动+补语→后限动或点动（即加补语前的V可受“正在”的修饰， 加补语后的VR则不行，过程的持续段没有了。可比较：踩～踩灭，蒸～蒸熟，晾～晾干，喝～喝醉，洗～洗累）。
2.直接成分字数的单／双和结构类型是控制汉语多字粘合式短语是否合格的主要条件，直接成分是词还是短语则不那么重要。比如，吕叔湘、赵元任、陈建民、陆丙甫、端木三、冯胜利等都曾指出，汉语定中合格的音节配置为1-1、2-2、2-1，而1-2常不合格；述宾则1-1、2-2、1-2合格，而2-1不合格。例如：“技工、技术工人、技术工、＊技工人”，“种蒜、种植大蒜、＊种植蒜、种大蒜”。端木（1999）又指出，[[述宾][,定]中]结构中的小宾语，在一定的音节配置条件下要前移，如“碎纸机”、“纸张粉碎机”、“织袜机”、“＊编织毛衣机”、“毛衣编织机”、“＊削苹果皮机”、“苹果削皮机”。这些复合词或短语的构成限制都是特定结构位置上音节的数目，其中的2 是词或词组关系不大。如“种大蒜”、“毛衣编织机”可以说，“种葱蒜”、“衣帽编织机”同样可以说。“种植蒜”、“编织毛衣机”不大说，“产供蒜”、“编织衣帽机”同样不大说。端木（1999）将上述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一些重音原则，如避免落单原则，辅助成分重原则等。这样的一些规律，如果以字数为基点去观察很容易发现，如果按语素、词、词组为单位观察就很可能视而不见。对于其他一些结构，如状中、述补、主谓等也亟待从同样的角度进行研究。
3.除个别音译词，汉语词的字数限在4字之内。词， 作为备用单位，应该有韵律上的必要限制。对于汉语来说，这一限制就是字数的限制。除个别音译借词外，汉语的词主要有如下韵律类型：大多是2 字的（1个音步），部分是3字的（1个超音步，多限于ABB式和2-1定中）， 少数是4字的（1个复两拍步，多限于象声词和并列结构）。4 字的上限有不少学者指出过，如冯胜利（1997）、郭锐（授课讲义）等，细节上各家有些不同。
4.汉语词与短语的结构基本上是一套，虽不完全相同。 周荐（1991）对《现代汉语词典》3万2千余个双音节复合词的穷尽研究表明， 双音复合词中96.57%可以用偏正、联合、述宾、述补、主谓5种短语结构解释。有少数结构模式是构词专用的，如“个体名+量→集合名”（例“马匹”）；还有少数结构模式古汉语时是短语用的，现在是构词专用，如名字直接做状语的“笔直”、形容字使动用法带宾语的“灰心”等。周认为构词专有的一些逆序结构，如逆序状中（“打拳”）、逆序定中（“雪花”），我们认为是正常的述宾和定中结构（王洪君1998,1999）。词与短语的不同主要是在短语结构基础上的“词化”规则，包括（1）整体义的词化， 如“白菜”专指“某种颜色相对比较白的大叶蔬菜”；（2）整体结构的转指，如述宾结构转指VO者（施事， 如“管家”）、所以VO者（工具，如“绑腿”）等；（3）结构成分的转指， 如Vt+N意指（所Vt的）+N（“烙饼”意为“烙的饼”），前字Vt转指动作对象。构词规则应包括成分类和意义、结构关系、整体类和意义，以上转指使成分或整体结构的类或意义发生了变化，应该视为构词特有规则。对于构词法只考虑成分类和结构关系，不考虑整体结构类的看法，我们不能同意。当然，这些规则是在短语结构规则之上施用的。
多字组的结构规则，除直接成分字数的限制外，基本上就是两字结构规则的嵌套。比如，两字的“Vt+N→Vi”是自由的短语规则（如“炒菜”），两字的“Vi+N→N”不是自由短语规则， 但却是很常用的构词规则（如“睡衣、跑鞋”）；那么，“（（Vt+N）+N）→Vi +N→N”因前一层次是合格的短语规则，最后一个层次是常用构词规则， 所以整体是很常用的构词规则（如“炒菜锅、洗衣粉、健身裤”）。 结构的嵌套，除逐层套合外，还有部分重叠式套合，如“柳树+树林→ 柳树林”，信息学界称为“二母一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汉语的构词法和短语规则基本上是一套，这就意味着汉语的字（包括黏着的）也大多可以像词一样分为名、动、形等类别；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黏着的字也大多有明确的名动形类别，是由于汉语的黏着字大多在两字组中位置自由，不是定位的。这样，根据两字组的整体性质和字在两字组中的活动模式就不难判断字类。如“桌”、“鸭”是黏着的，“床”、“鸡”是自由的；但它们在两字组中的活动模式基本相同。主要分布为：（1 ）自由地做名性两字组的前字和后字，如：桌面、桌布、桌腿，床板、床单、床腿，鸭头、鸭毛、鸭心、鸭血，鸡头、鸡毛、鸡心、鸡血；书桌、饭桌、方桌、石桌，病床、灵床、硬床、藤床，公鸭、雏鸭、野鸭、烤鸭，公鸡、雏鸡、野鸡、烤鸡。（2）做动性两字组的后字（述宾的宾语），如：摆桌、 擦桌、伏桌、分桌、上桌，摆床、换床、架床、分床、上床，画鸡、放鸡、吃鸡、喂鸡，画鸭、放鸭、送鸭、喂鸭。这些字做宾语不太自由，主要是音节的限制。字的黏着与否也有一定影响，但不是绝对的：不仅在文言语体（“伏桌而眠”、“尤善画鸭”）或四字并列式（“端茶倒水，擦桌扫地”）中黏着名字做宾语相当自由，而且在一般文体中也时有出现，如：“放鸭出身的全国劳模×××”、“科学养鸭等实用技术”、“在百货大楼前摆桌搞咨询”、“饭菜早已上桌”等句中，“鸭”、“桌”如若换成“鸭子”、“桌子”反而不合适。出现在名字前或名字后都只构成定中结构、出现在动字后只构成述宾结构，这样的分布不可能是动性或形容性的，只能是名性的。根据字在两字组中的活动模式给字分类，确定字的分类标准，是汉语语法研究亟待进行的一项工作。
5.词化和凝固度的高低亦与直接成分的字数和结构类型密切相关。已有的研究表明，两字组中定中、联合最易凝固，主谓最不易凝固。三字组中只有2-1的定中式最易凝固，四字组中2-2的联合式最易凝固。梁源（1999）最近对“二字短语库”的研究又整理出一些两字组凝固度的小类规则。比如两字组的定中、状中、 述宾三类结构中后字替换率在100以上（具体数值略有不同，详见原文）的前字与后字的结合极松散。即，定中类表“指代”的、状中类表“连接／否定／程度／时间／范围”的、述宾类表“心理／助动”的前字与后字的凝固度极低。这些规律对于判断三字组合时的层次是1-2还是2-1有直接功效。
总之，汉语的构词法必须以字为基点，先找出字自由组合的简单短语规则，才能以短语结构为基础进一步研究构词规则。控制汉语黏合式短语和词是否合格的主要因素都是直接成分的字数和结构类型。
七 汉语语法的分析策略（二）——以短语为基点研究零句和句子
以字为基点的研究虽然也探触到了使用单位——短语，但是只探触到了短语的基本结构，对于使用单位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使用单位的研究需要以短语为基点进一步深入。以短语为基点的研究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1.最大短语规则。短语结构是可以彼此嵌套的，但嵌套也是有限制、有规律的。比如，定中结构的可多层嵌套，述宾、述补结构的嵌套就很有限，体宾动词的动宾结构甚至基本不能再带宾语等。多层嵌套能力最强因而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定中结构，如最大定中结构中定语的次序，产品名称、单位机构名称、菜名等专名性定中结构的定语类别及次序都是最大短语规则亟待研究的。这方面的研究将从内部结构上限定零句的构成。
2.短语实现为零句的规律。短语可大可小。短语是不是零句，取决于是否添加了语气、时体、有定等与具体言语交际事件有关的范畴。比如，英语的小句必须要有定式动词的时体变化，没有定式动词的小句是“降了级的小句”，在语流中的作用相当于短语。汉语的短语成为零句到底需要哪些必要的、与具体言语交际事件有关的范畴，外显的标记是什么，“了[,1]”和“了[,2]”的功能区别与“零句—句子”的层次差别是否有关等等，还是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3.零句的接续关系类型。不少学者认为，句子成分跟词类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是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认为，在短语层面上，除了古汉语遗留的使动、意动用法之外，短语成分与字类或词类之间的对应还是比较简单的。所谓动词性结构做主语、名词性结构做谓语等情况是在零句（即已添加了与具体交际事件相关的范畴）接续的层面上发生的。需要研究的是零句内部的短语结构类型对于零句接续的制约作用。在这方面，4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对句型所做的“描写、叙述、判断”等范畴区分可能很有用处。比如，如果做话题的零句是动词性的结构（如“讲课”），很明显，下面接续的说明零句大多是静态描写的或判断的，但绝不可能是动态叙述的。话题的有生／无生、有定／无定与后续零句是静态描写的还是动态叙述的，是按空间次序展开的还是按时间次序展开的是相互制约的（王静1998）。
八 余论
以上是我们对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些新的思考。
备用单位方面，首先是受徐通锵先生“结构关联”观点的启发，从而想到音系与语法层面会存在超出组合—聚合关系的结构联系；然后是我自己在音系学方面的研究和宋柔先生主持的计算机汉语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提供的成果和大量资料，促使一些想法逐渐成形。
上文回避了语法层面“字”的定义问题。有两种选择：一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外延与“语素”完全相当。用“字”的术语只是突出了它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地位是关联语音语法两层的基本单位，如同英语的word一样。带来的问题是，无法为汉语词法研究带来新思路，“葡萄”、“蚰蜒”等仍将是一个字，与前面主张的以单字、两字组、三字组为线索描写汉语的备用单位的策略无法协调。另一种选择就是本文实际的选择，语法层面“字”的定义是“单音节的最小音义结合体”。其外延与语素不完全相当：“葡萄”因不符合单音节的要求，不是一个语法字。它是以两个语音字为形式的一个语法词，算两字组。“花儿”不符合“最小音义结合体”的要求，也不是一个语法字。它是由两个底层语法字衍生的、以一个语音字为表层形式的“合音字”，属于派生性单字。可入单字库但需另立分库。这样的思路可望为汉语词法研究开辟新途径。可能成问题的是，语法单位的定义兼用了语音标准。这也许并不是理论的缺陷，反而可能是优点。生成音系学的发展已经证明，美国结构主义语音、语法绝对分层的观念是错误的。早在60年代生成音系学的标准理论时期，音系学中相当于音位大小的那级单位——深层音段，就已经相当于结构主义的“语素音位”，兼取了语法的条件。1975年以后的非线性音系学中，韵律层级中的许多韵律单位，如“音系词”、“音系短语”等都是以语法单位为参照点的韵律单位。从语法层面看，词的定义“造句中可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除了典型的屈折语，在其他语言中，包括英语，实际上都是无法控制的，需兼用语音的标准。赵元任先生晚年精辟地指出：“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根据全文还可以推演出：“英语是不计morpheme的。在英语者的观念中，word 是中心主题，morpheme则在许多不同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英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这一论述明确指出了语音标准对于语法单位的重要性。看来，原有的语言理论对语音、语法层面联系的重要性重视不够。
在使用单位方面，无论是基本单位的确定，还是如何以它为基本单位开展今后的研究，笔者都尚未开始实际语料的大量研究，“以短语为基点”只能说是有待尝试的设想。也考虑过短语基点与小句基点的优劣得失。以小句为基点，对于以动词为中心的配价理论、格语法、谓词演算、生成语法等模式来说似乎是必然的。对于这些模式来说，必须先将语篇中实际未出现的动词论元补足，使之成为完整的深层小句，然后再描写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许多学者已指出过，这样处理的麻烦在于，汉语语篇（特别是小说、对话等日常语体）中，零句大量存在，都处理为主语省略就会遇到有的主语不能补出，有的主语则有多种补足可能。如“我真想不出，____彼此不能交谈，____怎能成为朋友。自然，也许有人说：____不常交谈，那么____遇到有事需要彼此的帮忙，____便丁对丁，卯对卯地去办好了；____彼此有了这样干脆了当的交涉与接触，____也能成为朋友……”（老舍《英国人》），“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____限于财力不能搭桥，____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沈从文《边城》）而如果只考虑由两个直接成分组成的短语结构，又无法揭示语流中名词与动词的格语义关系。是不是能兼取小句基点和短语基点的优点，避免它们的缺点呢？蒙太古语法、范畴语法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述宾（及物动词+宾语）结构可以表示为主语待补、宾语填满、与不及物动词相当的形式，这样，每种短语结构也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和意义。蒙太古语法、范畴语法的思路加以一定的修正有望产生以短语为基点的途径（注：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白硕研究员曾在北大的语法沙龙上介绍过他基于这一思路的初步方案。）：短语的论元空格不必以小句为单位补足，直接以短语为单位相互接续，彼此填补或抵消论元空格。也就是说，以短语为基点直接描写语篇，尽量减少对汉语中没有形式标记、母语者意识中模糊的小句的依赖，也是可以实现形式化描写的。
以上考虑远未成熟，谨希望本文的讨论，能激发出理论上的争鸣和对新研究思路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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