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绿色革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再度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中国来说，农业问题是20世纪留给21世纪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20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对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一场新绿色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展开。在中国积极推进新绿色革命将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
一、绿色革命及其在中国
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是指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以改良种子为中心的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农业技术进步活动。
绿色革命发轫于矮杆小麦和高产水稻，起源于墨西哥。后来，在国际农业咨询组织的支持下，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先后在不同国家及地区内建立了18个国际农业研究和实验机构，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在菲律宾建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1964年）和在墨西哥建立的国际玉米小麦种子改良中心（1966年）。这些研究机构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国际合作，成功地培育出了一批主要粮食作物的优良品种，并迅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广，使这些国家的土地生产率从60年代到9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见表1）。
表1部分国家主要农作物单产提高情况
国别 作物名称 1961年单产 1990年单年
（公斤／公顷） （公斤／公倾）
印度小麦 800
2200
爱尔兰 小麦 3500 8000
菲律宾 大米 1250 2800
印度尼西亚 大米 1800 4200
智利玉米 2000 8200
哥伦比利水稻 3100(1966) 5400(1974)
资料来源：《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农业》，《经济日报》1993年10月26日；哥伦比亚数字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第265页。
一是它缓解了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与粮食增长缓慢的矛盾，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二是先进技术吸纳了较多的农村劳动力，减轻了人口盲目流动对社会的冲击；三是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四是有利于抑制由于粮价波动引发的通货膨胀，为经济发展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五是对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起了保证作用。由于绿色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积极推进者——墨西哥国际玉米改良中心前主任诺曼·博劳克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并荣获1970年诺贝尔奖，他的功绩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
中国作业农业大国，有重视改良品种的传统。1958年毛泽东提出推进农业技术革命的“农业八字宪法”，改良种子被列入其中。从60年代开始，在原人民公社体制内建立了县、社、大队三级农事试验网，主要从事良种的选育、繁殖和推广工作。育种方面的基础科研受到国家重视。70年代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我国著名育种专家袁隆平完成了三系配套，使中国成为世界稻作上首先利用杂交水稻优势的国家。据统计，在“六五”到“八五”期间我国培育出的新品种有千项以上。这些新品种覆盖了全国耕地面积的95%以上，增产效果一般在10%-30%，使我国粮食的单产和总产都有了成倍的增长。我国从70年代就参与了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的育种工作。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培育了高产杂交水稻、紧凑型玉米、矮杆小麦等新品种，同时提高了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和复种指数，使我国粮食生产每隔几年就爬升一个新台阶，创造了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奇迹（我国粮食总产量和水稻单产增长情况分别见图1和图2）。中国依靠传统精细农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快速发展农业的经验被认为是世界绿色革命的典范。
二、绿色革命成功的原因分析
绿色革命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并取得快速进展，是由这些国家的国情和绿色革命的基本特点决定的。
1、绿色革命适应了发展中国家对粮食的迫切需要。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很快，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并存，使世界新增人口的92%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农业则因基础差、资金短缺、技术落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粮成为这些国家的巨大社会压力，政府急于寻找粮食增长的有效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革命受到青睐是必然的。
2、绿色革命的突出特点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它适应了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源的赋有状况。在大多数亚洲和拉美国家，土地资源稀缺，靠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粮食总产成为各国农业的首选方案和共同战略。据联合国的一项报告，当今世界粮食总产量增长的90%以上来自单产的提高（见表2）。
单产的提高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与水、肥、土和管理等因素相比，种子是增产的内因，没有种子的改良其他因素则无用武之地。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分析，在单产提高中品种因素所占的份额为30%～35%，远高于其他单项因素，居第一位（注：“京郊的种子革命”，《北京日报》1993年9月3日。）。这是种子技术受到普遍重视的根本原因。
3、绿色革命的投资效益特别明显。资金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障碍。因此这些国家不宜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种子技术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对资金要求较低，而且投资回报率较高。根据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测算，大约有1/3的育种科研投资预期收益率为10000%，即每元投资可获得100元左右的回报；另外还有1/3的育种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在1000%～10000%之间（注：林毅夫：“以育种科研为中心，解决长期粮食问题”，《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29日。）。育种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如此之高，使育种技术成为发展中国家渴求的技术。
4、绿色革命的联带效应强。一般而言，良种的推广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如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和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改善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化肥施用量、变革耕作制度、改进工具及培养农技人才，推动管理进步，加快人们对农业科学技术观念更新等。无疑，这对改变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落后状况乃至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都是十分有利的。这些都为发展中国家选择绿色革命提供了依据。
表2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对粮食增产的贡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35页。
当然，人们对绿色革命也提出了一些非议，其中比较集中的观点是绿色革命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剧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有的观点认为绿色发展对环境造成了损害等。但笔者认为，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的负面作用应在情理之中，同它的功绩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80年代以后绿色革命确实步履蹒跚，面临“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主要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滞，农业科研投入不足等造成的。同时，绿色革命本身技术手段落后，实验周期长，这正是其发展缓慢的制约因素。现代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已不容许绿色革命再按照原来的轨道慢条斯理地进行。一场新的绿色革命浪潮将传统的绿色革命淹没已成大势。
三、新绿色革命的兴起及其特点
新绿色革命(New Green Revolution)仍然是以改良品种为核心的生物技术革命，它从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规模。笔者认为，新绿色革命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转基因农作物品种的推广。1983～1985年转基因作物品种开始出现，90年代后半期播种面积从300万公顷快速扩大到4000万公顷（见图3）。目前世界上已经试种的转基因作物有4500个品种，已被政府批准商业化种植的有90个品种（注：周立文：“迎接生物经济时代”，《光明日报》2000年11月28日。）。我国农业部批准的有6个品种（注：江炜：“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光明日报》2000年8月21日。）。二是克隆蛙、鱼、羊、鼠、牛、猪的成功。这两种技术使传统的农业技术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且其发展速度之快，也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完全可以相信，新绿色革命对21世纪农业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它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面貌。
图3 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2日
新绿色革命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技术背景相联系，呈现出许多不同于60～70年代绿色革命的新特点。
1、新绿色革命建立在新的农业理念之上。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化理论，是否定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作用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就是通过工业的发展逐步“吃掉”农业。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了这一理论。但7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这一理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小的危害。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农业，特别是看到现代科技对农业的影响时，形成了一系列对农业的新认识。
——农业是“日不落产业”。农业以其产品的特殊性，确立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食品永远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工业可以有“朝阳产业”、“夕阳产业”，农业则是“日不落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实际生活质量，农业的地位出现了工业化后的回归现象。人们要求食品安全、卫生、富有营养，要求服装天然、舒适、突出个性，要求居住地静谧、幽雅、空气新鲜，要求环境无污染等，这些“绿色食品”、“绿色产品”、“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绿色环境”的要求首先和主要通过农业来实现。所以在美国，人们称农业是“第一”产业，并不是产业划分理论上的“第一”，而是说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在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是“第一”。美国称农场是“民族的脊梁”，说它养活了整个国家（注：孙振远：《中国粮食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5页。）。由此可见，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随它在GDP中比重的下降而改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忽视农业，受到削弱的决不仅是农业本身，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
——农业将崛起为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在传统观念中，农业是弱质产业、落后产业。其实一个产业的先进与落后并不取决于这个产业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技术基础。早在19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就用工业化技术武装了本国农业，使其有机构成超过了工业。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更使农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21世纪是生物世纪，用现代生物技术武装起来的农业将成为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
——农业是大产业。人们一直认为农业是活动领域单一，活动范围狭窄的农业。但近20年来，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界定农业。我国先后有人提出“大粮食”、“大农业”、“一字型农业”、“十字型农业”的观点，从1986年开始，中国农业科学院包建中教授提出了“三色农业”理论，即绿色农业（在陆地进行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蓝色农业（在海洋中和太空中进行的农业）和白色农业（微生物工业型农业），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注：包建中：“农业发展要勇于‘原始创新’”，《光明日报》2000年12月6日；“第一届国际“白色农业”研讨会召开”，《光明日报》1999年6月8日。）。按照这些理论，可以说，农业是一个庞大的、宽广的、深化的“陆海空立体系统工程大产业”。
——农业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观念，并逐步演变为各国的发展战略。农业则处在节省水源、能源、资源，进行耕地、水土、水源、水域、植被、野生动物等多项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前线。
在这些新的理念之下，新绿色革命背景深厚、需求巨大、来势迅猛，备受各国重视。
2、新绿色革命有了新的技术平台。传统的品种改良技术是在自然条件下靠手工田间操作进行的，因而选育困难、培养周期长、易受自然条件干扰、精度差、成功率低。新绿色革命则是建立在当代科技的前沿——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之上的，因此从一诞生就有了一个高新技术平台。基因工程包括遗传密码破译、基因组测序、酶工程、基因片段的切除和粘接（重组）等等。克隆技术则是使用无性繁殖方法创造动物植物的新品种，包括干细胞工程、细胞核转移工程等。这些工程主要在实验室中完成，因而基本上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品种的创造精度高、随意性强，培育和推广周期变短，潜力巨大。
3、新绿色革命的领域特别宽广，目标多元化。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目标单一，就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而改良几种主要农作物（如小麦、玉米、水稻等）的品种。而新绿色革命所涉及的品种扩展到整个种植业（包括粮、棉、油、菜、果以及草业、林业等）、水产养殖、家禽家畜养殖和微生物。其作业领域由陆地扩展到海洋、太空。改良品种的单一数量目标扩展到首先考虑质量，考虑市场需求，考虑可持续发展。所以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品种必须符合产量高、质量好、安全性强、富有营养、有某种特殊疗效或用途、抗性强、适应性强、节水节能、有利于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新绿色革命必须在非常广阔的思维范围、对象范围、科研范围、技术范围、作业空间范围内展开。
4、新绿色革命的收效率高。据专家分析，农业科研投资的67%用于种子，而农业科研的收益率一般在30%～50%之间，有些项目超过100%，甚至达到400%以上。（注：《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图腾电子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37、247、251页。）尽管有人对此估计有不同看法，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估计是虚假的、人为拔高的。
5、新绿色革命发生于发达国家。与60～70年代绿色革命首先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同，由于新绿色革命需要高科技的支持，因此它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6、新绿色革命以经济全球化为其传播媒体。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WTO囊括了世界上130多个主要国家，其贸易额超过了全球贸易总额的90%。新绿色革命的成果通过农产品市场迅速向全球传播。虽然由于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不长，其安全性、“实质等同性”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其贸易额增长速度很快，1995年是7500万美元，到1998年上升到15亿美元（见图4），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国际农业组织、金融机构以及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合作方式在新绿色革命成果的推广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图4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额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2日
四、新绿色革命：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机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带有根本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扎根农村。二是我国粮食的供求态势由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与这两个根本变化相关的则是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大为提高，良种覆盖率超过95%，农用电力、机械、化肥、农药、地膜、灌溉面积等都大幅度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民生活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实现了小康。
但是，在21世纪，我国农业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解决的问题难度不小。一是我国已有近13亿人口，吃饭问题仍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而且从我国粮食的供求关系上看，存在着三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即我国人口每年的增长量在1000万人以上，而耕地面积却逐年减少，人地矛盾愈益突出的状况不会改变；我国粮食的需求总量在5000亿公斤的基础上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会变；我们不能过分依赖世界市场，主要靠自身解决粮食供给的方针不会变。这几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粮食生产的艰巨性。二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品种结构、质量标准都不大适应市场需求，有不少品种质次价低，效益很差。与国际市场相比，差距更大。在中国加入WTO后，将会受到冲击。三是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城乡差距出现反弹。一提到增加农民收入，就首先想到兴办乡镇企业，要农民弃农务工务商，如何提高农业本身的比较利益，让务农农民较快地增加收入，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四是农业资源、生态、环境近几年来出现了严重破坏的现象，为农业的发展设置了新的障碍。
“科教兴农”是解决上述难题的战略措施。显然，农业科技承担的压力很大。考虑到农业发展的多方面制约因素，农业科技的目标不能再是单一的增加几种主要粮食品种的产量，而是应该为调整以下四个目标：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二是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提高质量，满足市场需求；三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入；四是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四项目标的相切点是种子技术。新绿色革命在中国的推进，可以帮助中国农业科技实现自己的目标。
1、新绿色革命以种子技术为核心，而种子技术的特点使其特别适合于中国。
——土地节约型技术。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分类，农业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机械技术，一类是生物技术，主要是种子技术。前者是劳动节约型技术，后者是土地节约型技术。虽然这两类技术并不互相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时并用，但很显然，机械技术特别适用于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资源稀缺的国家。相反，生物技术更适用于土地资源稀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一般来说，机械技术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种子技术则是以提高单产即土地生产率为目标。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优先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在技术的选择上当然也应该首先着眼于生物技术，特别是种子技术。
——规模中性。机械技术一般对土地的规模经营有严格要求，但种子技术的规模效应却不明显。良种的使用不论对大农场、小农场还是分散经营的农户都同样有利。我国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已经形成了土地的分散经营。虽然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但人多地少、各地区间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形复杂等原因，将使我国农业在规模上长期呈现多样性和不平衡的特点。在机械技术有优势的规模上种子技术同样有优势，在机械技术受到限制的规模上种子技术仍然有优势。种子技术的广泛适用性是它得以优先发展的重要原因。
——推广易、成本低。从目前我国农业资金投入的实际情况看，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农业有机构成的设想是不切合实际的。在技术的选用上应该尽量避开资金密集型技术。如上所述，种子技术则有投资少、回报率高之优势。不但如此，良种推广成本也比较低，在水、肥、土等条件较好地区，农民只需支付良种价格，则可以收到增产10%以上的效果。如果水肥条件作相应改变，增产效果则可达30%以上。而且良种推广在技术上要求也较为简单，同我国农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相适应，他们已经养成了使用良种的习惯并积累了具备的知识，推广起来较其他技术要容易得多。
——潜力大，前景广阔。从我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看，我国粮食生产应保持每年递增100亿公斤，每隔五六年上一个500亿公斤的台阶。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却连续几年徘徊。这说明，一是扩大耕地面积已无多大潜力可挖，二是制度创新的优势已基本用尽；三是化肥的施用量已接近极限，化肥效用下降。与此相反，种子技术方面的潜力却远远没有挖掘充分。据国际农业专家测算，亚洲地区单位面积产量极值为每公顷13182公斤，合每亩879公斤（注：“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农业”，《经济日报》1993年10月26日。）。而我国目前的亩产量平均不到300公斤，其中单产最高的水稻的平均亩产为421公斤。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亩产量离极高值还有1～3倍的差距。其差距主要表现在品种上。由于品种株叶性、光合作用效率、生长期等基本特征不理想，严重阻碍粮食增产。在制约粮食单产潜力发挥的技术限制因素中，来自品种方面的因素占50%。由此可见种子的重要性。
2、新色革命是市场推动的结果，其市场运作对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优化品种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都有独到作用。
——新绿色革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产品质量。在市场上，优胜劣汰是一条铁则，没有质量就没有需求，产品就被逐出市场。尤其是对新产品，质量更是市场准入的敲门砖。所以新绿色革命开发出来能够进入市场的新产品，一般都具有质量高的特点。袁隆平指出，在评价优质大米的9项指标中，我国超级杂交水稻有6项达到一级水平，3项达到二级水平，其口感香味超过泰国米（注：袁隆平：“水稻高产必然低质的说法没有根据”，《光明日报》2000年11月27日。）。
——新绿色革命通过市场供求机制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目前我国农产品品种结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而新绿色革命所开发的新品种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的，市场潜力大的品种，必然会有资金投入研发，品种结构自然得到优化。
——新绿色革命通过利润原则提高农民收入。利润最大化是进行市场经营的最主要目标。随着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开始选择利润大、收益高的品种。据统计，优质小麦、玉米和传统品种之间的差价在20%左右；水果的差价则更大，一般品种的苹果几角钱一公斤，国产优质苹果几元钱一公斤，而进口的新品种则几十元钱一公斤；一只本地山羊的售价不过二三百元，但引进的波尔山羊（种羊）的售价达到15000元左右，价格上下相差几十倍。许多绿色革命的成果，如优质的粮食、蔬菜、水果、家禽家畜品种，已经给走在科技致富前头的农民带来了好处。可见，新绿色革命的大力推进对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对提高务农农民的收入是一个重要契机。
3、新绿色革命在开发新种子时，已经考虑到增强品种的抗性和适应性特点，如节水、节能、耐旱涝、耐贫瘠，并且可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从而对生态环境起到十分有利的保护作用。
因此，可以说，在中国选择并大力推进新绿色革命，是解决21世纪农业问题的首要选择。同时，我国在农业科技队伍、设施、成果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基础，有一批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科学家和项目。只要我们明确目标，经过几年、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新绿色革命就会对我国农业现代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这方面，要吸取意大利在基因研究上的教训。90年代上半期意大利在人类基因研究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1995年以后稍有放松就被挤出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的世界六强之外。因此，在激烈的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应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更何况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与现代生物技术的实际差距还很大呢？
五、我国推进新绿色革命的对策
我国在21世纪推进新绿色革命任重而道远，政府和市场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1、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为农业科技发展提供物质和政策的保证。农业是工业和其他产业的“母基”，但在工业和其他产业发展起来之后，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支农扶农，“反哺”农业，保护农业就成了一种规律性现象。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反而比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例如在支援农业方面，美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共拿出5000亿美元投资农业。日本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每年发达农业贷款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3倍，而且长期低息贷款占70%左右，相比之下我国的支农力度则显得薄弱。例如，支农本来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活动之一，在1998年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额为7672.6亿元，其中支援农业生产、农林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三项合计为557.2亿元，仅占7.52%（注：《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4页。）。在农业保护方面，发达国家有一套无所不包的政策体系，涉及播种面积、产量、市场、价格、储备、进出口等各个方面。WTO谈判中最艰难的是关于农业的谈判，农业谈判甚至成为WTO谈判的核心。连美国这样的国家，1996年才颁布新农业法，承诺在7年内逐步取消同价格挂钩的农产品补贴。而我国，对农业的国内综合支持量(AMS)却长期处于负保护水平，在加入WTO的农业谈判中不存在承诺减让问题。由于支持和保护力度不够，使农业的比较利益长期低下，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挫伤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农业科研和成果转化乏力，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所幸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朱镕基总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中都明确提出了在“十五”期间，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和信贷支持，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和市场条件”。应该说，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希望之所在。
2、瞄准现代生物技术，加强农业基础科研和教育，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我国的农业科研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机构、人员多，但经费少、项目少、成果少、科研单位无科研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的省级科研单位都不得不“断奶”、“市场化”，试验基地被职工承包，不少科研人员或成为农民或在赋闲。二是项目评估体系不尽合理，对社会效益重视不足，成果鉴定不够严肃。有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只是小打小闹，草草实验，匆匆鉴定，仅仅为了报销费用、申请专利或者晋升职称，搞基础研究动力不足。三是农业院校优质生源不足，就业困难，这些院校不得不“弃农经商”，大量开办经济、管理等专业。这些行为严重地削弱了我国农业基础科研实力。这些问题不解决，科教兴农就会成为泡影。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基础科研的支持，制定政策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防止农业基础科研过早和过度市场化，真正建立起适应21世纪生物经济时代的农业科研、教育、创新体系，使我国的农业科技革命保持旺盛的势头。
3、建立稳定的农业技术试验推广体系。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在发达国家达到70%～80%，我国只有30%～35%，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农业技术实验、推广体系时连时断，似有似无。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体系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线断网破”，新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尚待时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在美国，由联邦农业部组织、以州立大学农学院为核心、由联邦政府研究中心，州农业试验站和私人种子公司组成的试验、推广体系已经运作了100多年而不辍，其中有著名的莫罗实验区（1876年开始），桑伯思实验区（1843年开始）、马格鲁德实验区（1892年开始）等。他们不但为美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还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农业科学家。结合我国情况，省、地（市）应建立科研——试验中心；县应建立实验——推广——服务中心，乡村应建立起植种和良种推广示范站，然后大面积推广。
4、建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农业科技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现代农业应该是信息农业。中国农业信息网站站点有1500多个，其中农业科技站点177个，但普通存在覆盖面不宽，用户太少，信息陈旧的问题。如广东省农业信息网开通两年来，直接用户仅有600户，21个地级市平均不到30个用户。因此，农业信息网站在农业信息传播、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流通方面的作用还十分微弱。解决好这个问题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
5、加强农业科研的国际合作。加强同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和各国之间在育种上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及时交流信息和人才，共享种质资源，引进和推广国外新技术新品种，加快我国先进育种技术走向世界的步伐，这是我国农业科技掌握前沿信息、提高总体水平、赶超世界先进、应对生物经济时代的关键措施。
综上所述，我国在新绿色革命到来之际面临的任务是“八个一工程”：树立一个观念，即新绿色革命使农业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产业；制定一个政策，即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强一个基础，即农业基础科研和农业高等教育；建立一个体系，即农业技术的实验推广体系；完善一个体制，即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农业科技和农产品流通体制；走出一条通道，即农业科技的国际合作；收到一个效果，即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一个目标，即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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