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年轻时的朋友》中母女关系的隐喻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女论文,年轻时论文,试论论文,关系论文,朋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5-0003-07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是加拿大当代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被称为当代契诃夫。自1950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起，她已出版13部短篇小说集。她的首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在1968年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其后，她的文学才能逐步为外界所认可，作品囊括各大奖项，其中包括吉勒奖、笔会/马拉穆德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欧·亨利奖以及布克奖等。近年来，国外的门罗研究主要从叙事方式和主题两大视角切入。在叙事方式研究中，有评论家认为，门罗作品的开放式结尾和多视角叙事方式较为复杂，很难从中寻求一个“清晰、无需争议的单一‘意义’”，(MacKendrick：26)因而有人称，门罗的叙事方式看似传统，实则向着“后现代、去中心和发散”的方向发展，(Duffy：210—11)具有“后现代拼接”的特点。(Nunes：18)在主题研究方面，有评论者追溯英国文学传统(Garson：784—86)、苏格兰文化传统(Redekop，1998：23—25)及哥特式传统①对门罗作品的影响；也有评论家注意到门罗作品的自传色彩，尤其是个人生活与作品间“亲密而深刻”的关系。(Blodgett：1)门罗的小说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以细致敏锐的笔触捕捉小镇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心灵深处的情感，其中，门罗最常书写的要属母女关系的主题，她曾在访谈中表示，自己对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甚至“有点着迷”。(Hancock：215) 小说集《我年轻时的朋友》(Friend of My Youth，1990)是这一类主题的代表作，母女关系或为背景或为主线贯穿小说集始终。小说集开篇的同名小说尤为独特，它以“全新的方式”展开，(Heller：60)具有多层叙事框架。框架的第一个层面是女儿转述母亲的故事，它包含第二个层面，即母亲对弗罗拉(Flora)的故事的解读；第三、四个层面分别是女儿年少时和成年后对弗罗拉的故事的想象和重构。西尔兹(Carol Shields)认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出乎读者的意料”，当读者已经习惯并准备看到模式化的母女冰释前嫌的大团圆结局时，作者却呈现出一位“拒绝被理解的母亲形象”，(22)因而小说的结局暗示母女间的冲突未能化解；比登赫伊斯(Peter Buitenhuis)却持相左观点，认为“如小说题目所暗示，门罗最终与她(母亲)达成了和解”。(Redekop，1992：208) 本文认为，虽然《我年轻时的朋友》与门罗之前的创作都聚焦母女关系，但这个故事的核心和独特性却不在于母女关系是否和解，而在于女儿与母亲关系的隐喻性。在和解或未和解的关系背后是新旧两种女性文学的范式之争。表面上看，女儿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学范式通过颠覆母亲代表的传统文学而确立自我，但深入分析其叙事权威之争却可以发现，女儿对母亲的对抗和修正都在故事结尾的翻转中失去了意义。这反映了门罗关于文学传统的观念，也是理解和认识门罗创作理念的关键。 一、身份的隐喻 《我年轻时的朋友》的叙事核心是母亲和女儿对弗罗拉故事的不同阐释，两人的叙事时而交错时而对峙，构成故事的主要张力。母亲与女儿都曾表示要写出弗罗拉的故事。最终，女儿完成了作品，她与写作的关系不言而喻；母亲虽未真的完成创作，但却与传统女性书写有着紧密联系：其一是带有早期女性文学特征的书信体，其二是具有口头文学传统的讲故事形式。小说正是在两种方式的相互交融、层层推进中铺展开来。 早在18世纪，书信体就已成为女性创作的主要形式。斯本德(Dale Spender)认为，书信体作为一种话语具有警示作用，因为书信是“社会允许女性写……给自己看”的东西(例如日记)，它使得“男性和女性，公共和私人这样的二元对立……得以为继”，和“在家庭范围内为其他女性而作的趣闻轶事，甚至还有为女性而创作的小说”一样，书信体是“女性写给女性的话语，它只限于私人范围”。(192)虽然书信体赋予18世纪的女性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但它的主要功能却是警示女性要遵循性别角色，从而确保“不会给男权统治秩序造成麻烦”。(192) 在《我年轻时的朋友》中，母亲的书信“写作”同样具有对“统治秩序”的强化作用。首先，对母亲来说，书信不仅是主要的信息来源、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工具，还恰如其分地传输并承载了母亲对性别身份的观念：作为一位已出嫁的女士，母亲坚信婚姻对女性的重要意义，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优越感。母亲对于婚姻的观念无疑将她纳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而书信则是将这些意识形态传递出去的重要途径，扮演着认同主流观念和秩序的角色。在母亲眼里，弗罗拉等没结婚的女士理应接受她的同情与指引——这从她说出《没结婚的女士》这个题目时“庄严而伤感的语气”中就可以看出。没结婚，对母亲而言等于一件“庄严”而重要的事件的缺失，是“伤感”和令人同情的，于是，当母亲听说弗罗拉第二次被抛弃时，便带着“过来人”(Munro：19)的优越感和自信给弗罗拉写信表示同情。 故事中母亲的书信体于是成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形式，它赋予母亲话语权与权威地位。通过书信，母亲表达自己对正义一方(弗罗拉)的支持，对非正义一方(罗伯特)的谴责。这使它与道听途说的流言、小道消息有本质的区别。流言，因其来源的模糊性而成为潜在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故母亲排斥流言，对针对弗罗拉的流言尤为敏感。然而，当母亲写信为弗罗拉打抱不平时，对方却回信说，她不知道母亲“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但她似乎是误解了，或是听了别有用心的人的话”，从而“得出了毫无根据的结论”。(Munro：19)这番话使母亲深受打击，于是和弗罗拉断了联系。打击不仅源于自己的好心被拒绝，更在于，弗罗拉将母亲的书信内容等同于“谣言”的看法，无异于将母亲认为最为正统的信息和传递方式变得“不合法”，同时也剥夺了母亲自认为的“仲裁者”的身份，这对于坚信自己代表公平、秩序的母亲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书信，即写作，对母亲的自我认同和定位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母亲与女性书写的另一关联是讲故事的传统。这是《我年轻时的朋友》中的重要沟通方式，瑞德科普(Magdalene Redekop)认为，女儿通过转述母亲的故事而“重拾讲故事的母系传统”。(1992：211)小说一开始，女儿就转述母亲的故事，“据母亲讲……”、(Munro：4)“母亲说不上……”、(5)“母亲以为……”、(5)“我母亲想……”，(6)它们提示母亲是小说中主要的讲故事的人，与讲故事传统的联系使母亲的故事成为一种口头“书写”方式，她的讲述以口头形式“书写”了弗罗拉的人生。 母亲的口头“书写”具有传统色彩。母亲着力歌颂的弗罗拉的品质首先是对传统的坚守。在邻居们看来，弗罗拉的宗教虽然严格，却并不禁止现代电器或是娱乐，但她却由于“个人原则”(5)——更彻底地遵循教义——而自愿选择这样“落后”(5)的生活：她严格回避一切现代设施，家中没有任何电器，甚至没有电，用的是昏暗的煤油灯；她的房子是穷人才会住的黑木板房且从未粉刷过。然而，母亲却与弗罗拉成了好朋友，并称赞她的传统美德。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母亲与弗罗拉的相似性——即对传统的坚守。此外，母亲还认为弗罗拉是一个“高贵的人”，(19)她虽然被妹妹和罗伯特背叛，却帮他们安排婚礼；在妹妹缠绵病榻时照顾她、承担所有的家务和农活。然而，女儿在转述母亲所讲述的故事时却不时插入自己全然不同的观点。在她眼中，弗罗拉绝非母亲所说的那么完美，相反，她是“邪恶的人物”、“长老会教派的女巫”，“读的全是有害的书”。(21)这些分歧，如女儿所说，并非个人观点：“母亲的想法竟与她那个时代的某些进步观念相吻合，而我的想法同样与我这个时代的人所推崇的观点相一致。”(23)这一断言提示两人的“文本”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暗示两人的叙事差异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冲突。 如果将母女二人的“文本”置于美国主流文学传统之中，可以看出两人叙事中隐含的不同伦理取向。母亲的传统“文本”极具道德说教色彩，书写的是正统的道德、价值观；而女儿的“文本”则具有反传统色彩，充满对母亲价值观的质疑。母亲的“文本”将弗罗拉的妹妹爱利(Ellie)一连串的不幸看作上帝的“惩罚”，认为“上帝给予匆忙的婚礼以惩罚……上帝对贪欲的奖赏便是死婴、白痴、兔唇、肢体萎缩还有畸形足”；(11)而弗罗拉的宗教热忱、牺牲和宽容则完全符合“虔诚、纯洁、顺从、居家”(Welter：152)这些在传统文学中不断被讴歌的“理想女性气质”(ideal womanhood)，“她接受缺点、背叛，她原谅，然后站到一旁，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而且从不抱怨”，(Munro：19)这种过度的宽容和自我牺牲精神再现了早期文学作品中模式化的女性自我牺牲形象，这一形象的建立恰好反映了母亲所代表的传统道德观念。女儿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即使弗罗拉自己的农场被罗伯特和护士阿特肯森(Nurse Atkinson)夺走，母亲仍然会从宗教和道德层面寻找安慰：“没关系。没关系——上帝的选民被耐性与谦卑所遮掩，却被信念所照亮，什么也阻挡不了这种信念。”(20) 女儿极力排斥“圣人般”的弗罗拉，毫不留情地揶揄她的“奉献”：她的牺牲精神变成“……以受苦和宽恕为乐，暗中窥视妹妹的不幸生活……”；(20)不眠不休的劳动换来的却是“无情的强光”照射进房间，家里“干净得吓人”和妹妹爱利的抱怨，母亲甚至因此患上了皮疹。(7)女儿的解读与“痛斥自我牺牲信条”(Showalter：24)的女权阶段(the Feminist Phase)的女性创作理念颇为接近，她还赋予小说不同的结局：内心的邪恶反映在肢体残障上，弗罗拉在女儿笔下变成了跛子，完全失去了母亲所说的女王风范，她无法自由行走，只得任凭护士阿特肯森摆布。当弗罗拉所有的“邪恶”书籍被付之一炬时，女儿拍手叫好，感叹自己设计的这一情节是“结局的美妙之所在”。(Munro：21) 母亲与女儿的叙事中的另一差异是对性的不同态度。女儿认为这是弗罗拉在两个故事中迥然不同的原因：“弗罗拉对性的厌恶正是她在我的故事里邪恶而在母亲的故事里备受赞颂的原因。”(22)母亲总是“压低嗓音”，“阴郁而谨慎”(22)地谈及性的话题，认为只有“庄重、谨慎和冷淡”(22)才能使女性获得保护，而这在女儿看来却是“高雅的专制”、“空洞”和“浅薄”。(22)母亲这一“创作理念”与19世纪60—8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对性的憎恶”(Showalter：26)颇为相似。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写照，这种对性的态度不仅是道德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女性文学传统特征。对性的不同观念是母女两人相左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外在体现，从本质上看，它与母亲对传统的认同是分不开的，这种认同带来的是母亲与女儿在创作身份、理念上的差异。 总体来看，母女二人的身份具有隐喻性，都与女性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两人的文本所代表的文学范式却相去甚远。围绕弗罗拉讲述的故事形成了一个叙事空间，母亲和女儿的叙事在这里相遇、冲撞。两人的叙事代表着符合自己时代精神的文学表达，是对不同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直接反映。这里，母女关系已经变为一种象征，隐喻了女性文学传统中前辈与后辈女作家之间的关系。在年少时的女儿看来，母亲在许多方面都成为男性文学传统、价值观的镜子，她的书写无法为女儿提供可以遵循的女性文学传统。于是，女儿开始修正母亲的叙事，从而引发了叙事权威之争。 二、叙事权威之争 叙事权威是门罗在作品中不断强调的问题。在短篇小说《红皮藻》(“Dulse”)中，女诗人质疑威拉·凯瑟(Willa Cather)作为作家能否真实描绘自己未曾经历的生活；在短篇小说《办公室》(“Office”)中，女作家面临的是对女性创作的怀疑和敌意。对作者叙事权威的挑战是门罗多部作品的共同母题。在《我年轻时的朋友》中，女儿虽然一直在复述母亲讲的故事，但却不断地插入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并通过重构母亲的叙事而挑战其叙事权威，这一点在小说开头就已显现。当母亲“固执而神秘地”描述渥太华谷的样貌时，女儿的声音开始质疑母亲叙事的可靠性。母亲强调这里“与众不同”，(Munro：4)房屋经过风霜的洗礼会变黑，这里产的槭树汁别处的无法比拟；而女儿却认为，这里令人失望，“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山谷；它不过是平坦的土地、灌木丛和小小的湖泊混杂在一起的地方——一个混乱不堪、杂乱无章的乡村，没有丝毫和谐可言，更加难以描述”。(5)物理空间是对心理空间的外化，对自然景观的不同描述不仅是叙事层面的差异，更是心理层面的冲突。 接下来，母亲开始描绘她所认识的弗罗拉。与母亲的故事中聚焦道德寓意、美化弗罗拉的叙事重点不同，女儿有意重构罗伯特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和影响力。母亲在其叙事中只给予罗伯特极少的笔墨，并将弗罗拉遭遇的两次背叛都归咎于女性(爱利与护士阿特肯森)，认为护士阿特肯森肯定“引诱了”罗伯特，可能是通过“答应给他生孩子，在年龄上撒了谎”(17)而骗他结婚。表面上看，母亲的叙事抹杀了罗伯特的存在，是对男性的贬抑，而实际上，这也将他所应负的责任轻轻抹去，由女性承担所有的罪责，这一看法带有父权文化中的女性原罪论色彩。 而在女儿笔下，母亲的叙事被修正。罗伯特不再是从不言说、无法理解的黯淡背景，女儿称他为“故事中真正的神秘人物”，(21)并指出“恰恰是他悄悄引发了所有这一切”。(21)这番评论看似谴责男性对女性的“罪行”，却又不同于常见的女性对父权社会的控诉，因为女儿同时又想象着罗伯特与爱利之间的纠葛，还暗自勾勒罗伯特的样貌：“我似乎看见了他，长着黑黑的头发，宽厚的肩膀，像拉犁的马一样强壮有力，还有同样被束缚的忧郁的美。”(12)罗伯特成了被凝视的对象，对其身体的描绘俨然一副颇具艺术性的油画，他的身体成了一件激发女性幻想的艺术品，颠覆了父权文化中女性作为“艺术品”、(Gubar：244)女性作为男性的书写“文本”的传统观念。在女儿的叙事中，男性身体取代了女性身体成为作家创作的“文本”，男性成了被想象的客体并带给女性无穷的乐趣，这实际上是对性别角色的重构。而在母亲所代表的早期女性文学传统中，由于不愿“挑战当时社会的价值标准”，(Showalter：17)女作家们通常“宣扬谦恭顺从的自我牺牲，斥责女性的我行我素”，(18)于是她们的作品极少出现对性别角色的倒置或僭越。从这个意义上看，女儿对罗伯特关注的背后是对传统女性文学规则的颠覆。 多年后，母亲故事中“悲惨的受害者”弗罗拉来信，称自己过得很好，和罗伯特、护士阿特肯森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还反过来向身染顽疾的母亲表达同情。在女性文本中，身体的不适通常被看作一种“隐喻”，(Gilbert and Gubar：xi)此刻，母亲已病入膏肓，从前一封封信中她“漂亮、清晰的字，那出自老师之手的字体已经面目全非”，(Munro：24)失去书写能力也象征着失去了书写和定义自我的能力。然而，女儿却毫不同情，反而认为母亲那些称呼过于亲昵却从未完成的信件是用“辞藻华丽的语言”从朋友那里毫不掩饰地乞求“爱和同情”。(24) 女儿于是着手根本性地修正母亲的故事——她在想象中对弗罗拉进行了重构。在女儿的想象中，弗罗拉不再扮演母亲故事中的受害者角色，她在新环境中过上了全然不同的生活。她学化妆，学开车，学游泳，学会用食物搅拌器、链锯、收银机等现代工具，甚至尝试结交新的男友和朋友圈——这一个个新的尝试将她从母亲的传统叙事中解放出来。考虑到母亲与女儿隐喻的女作家身份，在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女儿与母亲的关系与布鲁姆(Harold Bloom)所描述的男性诗人与父辈的关系类似，两人“犹如拉伊俄斯跟俄底浦斯相逢在十字路口”。(12)当男性作家通过误读消除对前人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时，女儿也通过修正母亲的叙事来建构自己的叙事权威，而对弗罗拉——母亲叙事中的核心人物——的重构则标志着女儿终于完成了对叙事权威的建构。 然而，故事在此处却突然出现了有趣的急转弯。在想象中，女儿与弗罗拉会面告诉她自己对她的了解、看法。然而，出乎女儿和读者的意料，弗罗拉静静听完女儿的话却“摇了摇头……我对她说的这些她并不感到惊奇，她觉得厌倦，我和我对她的看法，我的消息以及我认为可以了解她的一切的想法，所有这些都令她厌倦不已。”(Munro：26)弗罗拉的“摇头”、“厌倦”暗示，女儿自认为对弗罗拉的“全面”了解可能并不全面，而她重构的弗罗拉的真实性更值得怀疑。虽然女儿将与弗罗拉的会面看作“不过是一场梦”，但这种有意识地淡化会面的真实性、把它“当作一场梦”(26)的想法反而暗示在女儿潜意识中意识到这场会面的重要意义。同时，弗罗拉是女儿自己构建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弗罗拉就是女儿价值观、是非观的化身。那么，她对女儿叙事权威的挑战便提示，女儿很可能已经自发地对自己的重构产生怀疑。 女儿潜在的自我质疑使她联想到了同样出现在梦中的母亲。在梦中，母亲的病情大为好转，带着“既让人吃惊、又让人轻松的宽容”对女儿说道，“哦，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的”。(Munro：26)看到这似乎象征母女和解的大团圆场景，女儿在意外和欣喜之余却深感困扰，甚至有种“受骗的感觉……被她病痛有所缓解这一可喜的转变触怒、戏弄，进而深感上当受骗”。(26)从常理来说，梦见因患病而终日痛苦的母亲恢复健康，女儿理应感到宽慰。然而，她却感到“被骗”、“被触怒”。这种不合常理的感受与她一直试图获得的叙事权威有莫大的关系。女儿的自我建构维系于对母亲的叙事权威的消解以及与母亲的对抗关系之中，与母亲的对立是女儿获得叙事权威的基础，然而这一叙事权威却是虚幻的，面对弗罗拉的“质疑”，它开始崩塌。 女儿重构的“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相？她对母亲的猜测是否属实？这一怀疑也反映出门罗本人在多次访问中提及的对于艺术家能力的质疑：“作者并不比别人更有特权”(Blodgett：113)——作为主导的叙事声音，女儿对弗罗拉的重构一定比母亲的故事更接近真相吗？这一质疑与《红皮藻》中的疑问如出一辙，它使女儿曾经极为肯定的判断，比如“我看穿母亲的故事”、“我相信我能明白母亲的心思”、“我知道她会怎么处理……”(20)具有反讽效果，暗示这些内容很可能只是她刚愎自用的主观臆想。 女儿带着从重构弗罗拉的过程中获得的顿悟再次审视梦中的母亲，她看到母亲“颇为随意地从囚禁她的病榻上下来，表现出我从没想到她会拥有的选择权和力量”。(26)女儿一直忽略的母亲的“力量”——“漫不经心、快乐而不是讥讽的幽默，她的愉快，她的渴望，她的信心”(4)让女儿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认识有失偏颇。这一认识让女儿痛苦，当对立面消失时，她对于叙事权威的挑战、争取甚至自我建构都失去了意义。她感慨道，梦中的母亲将她“背负至今苦涩的爱变成了幻影——毫无用处、多余的东西，就像幻觉的妊娠一样”。(26)这里“苦涩的爱”隐喻文学传统中的“女儿”对“母亲”矛盾重重的感情——既想要挑战和摒弃母亲的传统，又深感无法彻底逃离其影响。直到在梦中，她重新认识母亲时才发现，这些“苦涩”以及自己苦苦挑战的“权威”竟然只是源于自己内心的“幻影”。 小说就夏然而止，接着颇显突兀地简述了17世纪苏格兰的卡梅伦派教徒与国王及教会的对抗，他们将主教乱刀砍死并骑马踏过他的尸体。将这个故事置于女儿的“顿悟”之后显然是要突显两者间的互文性。无论是对抗国教的卡梅伦派教徒，还是因为要被处以绞刑而解散教会的教士，其行为都与女儿一样，试图通过打破、解构固有传统来实现自我建构，前者努力打破宗教传统，后者则对文学传统进行解构，这些行为与当下以破为主的后现代思潮也颇具相似性。在对母亲和弗罗拉的解读都被否定后，推崇反传统的女儿开始反思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对弗罗拉和母亲的再认识标志着自我反诘的开始。母亲在开篇所说的“晚来总比不来强”(4)因而具有预言性和象征性，她相信女儿终会认同自己，这一认同虽然来的晚，但总会到来。小说的题目“我年轻时的朋友”呼应了这种认同：它曾是女儿最反感的、母亲在信中对旧友的“花哨”称谓，而女儿最终却以它为标题，这无疑传达出女儿对母亲的认同。安排这样的结局，对作者门罗而言并非偶然，与其对后现代思潮回避的态度不无关系，是其创作的主要基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同为“女儿”的门罗在面对前人留下的女性文学传统时的态度。 ①Andy Belyea,Rede fining the Real:Gothic Realism in Alice Munro's Friend of My Youth,Diss MA thesis,Queen's University,1998,13-27.10 November 2010(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obj/s4/f2/dsk3/ftp04/mq3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