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分裂主义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裂主义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国际潮流，它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等各方面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远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全球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在政治学领域，学界围绕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全球治理等问题作了相对深入的研究。但是，分裂主义作为当代国际社会中一种相对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学界仍缺乏对全球化与分裂主义关系的系统研究。①
一般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造成了诸多冲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无论是相对欠发达的亚非地区还是一体化进程相对完备的欧洲地区，分裂主义对国家身份仍然孜孜以求。虽然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已30余年，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处于加速现代化、全球化的阶段，但目前这些地区分裂主义的发展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所以，站在国家安全和反分裂的角度，审视全球化对分裂主义的影响，分析把握分裂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反分裂斗争工作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是：全球化与分裂主义之间有无关联？如果有，全球化对分裂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层面？由于分裂主义主要涉及事发民族国家与分裂势力之间的张力，所以本文主要围绕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分裂主义的影响而展开。
一、全球化与分裂主义关联度分析
全球化和分裂主义之间的关联度可从两个层面展开，即从宏观层面分析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过程的关系，从微观层面分析当代全球化与分裂主义案例间的时间关联。
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过程的阶段性关联
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和客观产物。民族分裂主义则是民族过程中民族主义不断发展而欲脱离所属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所以，探讨全球化与分裂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的演变进程来研究。
民族主义的滥觞实际上是民族自觉过程的一部分，而世界民族自觉过程又是与全球化的脉络相伴生的。自全球化进程开始以来，民族过程便与全球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
(1)在现代早期的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掀起了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潮流，并推动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向外扩散。而民族自觉是与全球化相伴生的历史过程。②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为民族国家和现代民族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在现代的全球化阶段，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观念及民族国家的观念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区，现代民族主义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具备了全球性意义。
(3)在当代的全球化阶段，出现了第二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前者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70年代，以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以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主流。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矛头直指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因而极具破坏性。在此次浪潮中，在苏东剧变基础上产生的连锁反应表现出的一系列民族分裂活动具有破坏主权国家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消极性质。③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对民族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族性的张扬方面，其主要缘由为阶级认同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弱化与族性认同的强化。④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全球化进程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和世界各地的民族过程。自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产生以后，分裂主义就作为对主权国家的挑战而伴生。当代分裂主义虽然并不包括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独立运动，但它却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并行互动的直接产物。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悖论，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苏珊·奥扎克(Susan Olzak)所言，一个世界性经济及政治整合度的提高，加剧了各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分裂。⑤
2.全球化与分裂主义的时间关联度
当代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以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民族分裂主义表现出来。据统计，从1946～2005年间，全球共爆发了215起武装冲突，其中民族冲突占110起；其中60起武装冲突具有分裂主义的目标，大部分为民族分裂主义。⑥
可以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到兴盛阶段。与此同时，世界分裂主义运动也在迅速发展。两者时间上的耦合，并非历史偶然而是全球化的兴起，在某些层面上刺激了各国分裂主义运动的发展。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能力的影响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教授在1997年出版的《什么是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进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⑦
毫无疑问，全球化进程对于民族国家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是，这些影响又在哪些具体层面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分裂主义之间的张力？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杨恕教授指出，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一般包括四个紧密相联的因素，即地理环境封闭、文化差异、中央权威衰落和外部干涉。其中对事发国而言，核心的主观因素在于中央权威，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动员与整合能力。⑧所以，从国家能力的视角来分析全球化与分裂主义的关系，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论述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这一问题时指出，全球化时代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弱小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缺乏有效治理，催生了比传统国家更多的矛盾和问题。⑨因此，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一些国家的能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使分裂主义可能的条件得以放大。⑩
当然，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并非一个均质化的过程，对不同国家、不同层面的影响均有不同。(11)从分裂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角度，有学者将国家能力分为以下几个层面：国家的合法性、政府的效率、国家的财政收入水平、国家对文化多样性的整合、国家对暴力的垄断程度、国家应对外部压力和干涉的能力。(12)为便于分析，本文将从国家合法性、政府绩效、文化整合与主权独立等四个方面就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展开研究。
1.国家的合法性与认同危机
对于政治整合尚未完成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而言，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在政治上对国家的服从和忠诚，及其对国家的认同。
有研究指出，向现代转型的国家里存在六种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政府权力渗透的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及分配危机。在这些危机中，“第一位并且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即“一个新国家的人民需要逐渐将他们国家的领土确认为自己真正的家园，应当感觉到他们的个人认同部分地是由与他们成为一体的有明确疆域的国家来界定的”。(13)
可以看出，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传统、文化、价值产生了强烈冲击，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到国民的身份和利益。(14)对国家统一而言，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危机的要害在于国家的“去中心化”。所谓“去中心化”，就是国内子群体对国家的疏离意识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复兴现象，“中心”即国家，去中心化的主体是宗教、种族、区域等次国家组织。在“去中心化”过程中，过去的国家认同削弱了，新的认同浮出水面。尤其是按领土划分、由国家管理的社会中抽象意义的“公民身份”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种族等“原生的忠诚”、地方群体、语言及其他具体文化形态的认同。这种权力去中心化的情形一经产生，次国家集团、种族或宗教组织就可能诉诸“差异政治”，以为民牟利之名，煽动民众另觅替代性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竞争。(15)就民族国家认同危机来说，主要有三种形式：首先是种族歧视，其次是族群冲突，再次是分离运动。(16)
2.政府发展绩效的挑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迅速推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多族群国家发展经济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绩效。对于存在明显的族群和地区分野的国家而言，群体关系最敏感的因素也许并非纵向的发展，而是群体间发展水平的横向差异。(17)
全球化在为各国各民族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继续把经济关系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挑战留给人类社会，这便注定了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长期性。(18)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表现在经济方面的民族矛盾也将是最深刻的矛盾，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将表现得更为鲜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民族群体间的利益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加剧了各民族成员为提升自己的优势地位而围绕教育、就业和福利等领域的竞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加大了民族群体“自我”与“他者”的对比，而民族间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客观上强化了民族认同。同时，在国家的公民整合尚未完成、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时候，民族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意识的强化，无疑加大了民族成员以群体为单位、采取集体行动实现利益诉求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族群之间矛盾与它们之间的社会结构性差异是成正比的。族群间结构性差异可以为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提供资源。一旦这种民族主义极端化，就可能使暴力成为争取族群利益的道路选择，多民族国家的内部秩序因此可能瓦解。所以，维护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需要降低基于种族特性的社会结构性差异。(19)
现代化理论认为，首先，现代化导致激烈的利益竞争，在规范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形成时，人们可能倾向于以族群认同为基础进行群体层次上的利益诉求；其次，现代化加速了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族群精英势力常常煽动族群民族主义以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或利用族群运动来维系自身的传统权威；再次，民族群体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现代化水平的差距，特别是族群社会分层的出现，不仅强化了族群边界，也加剧了群体间的不和。分裂主义运动在下列情况中会更突出：(1)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2)在最近迅速现代化的地方；(3)在为现代化的好处而进行斗争的相对先进群体中；(4)在落后地区的落后群体中，这些群体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因为没有能力参与竞争而受到威胁。而趋同的差异(convergent-cleavages)这种观点意味着最强烈的分裂主义运动将是在族群身份和职业或经济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20)就群体关系而言，可以分为落后与先进群体两个层次进行分析。
第一，地区、群体的边缘化与分裂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内部的边缘化常常是一种以空间和群体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落后少数民族的边缘化，既意味着其居住区的边缘化，又意味着其作为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弱化。
厦门大学陈衍德教授在分析全球化、现代化与东南亚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关系中指出，东南亚各国在殖民地时期都有被动式现代化的经历。在战后建立的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掌控的核心区域已迈进现代化的门槛，并不同程度地涉足全球化的潮流。但是，各国的边缘族群在尚未完全迈进现代化门槛时，又遭遇了全球化的大潮，从而强化了其边缘地位，与此同时又引发了它们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抗拒。弱势族群的进一步边缘化及其抗拒的强化，构成了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21)以泰南分裂主义为例，泰南穆斯林在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边缘化不断加强，同时泰南穆斯林也未能真正摆脱传统社会的羁绊，导致其与代表主体民族的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最终刺激了分裂主义产生及其在近年的迅速发展。(22)
第二，发展失衡与分裂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不仅仅是边缘化的问题，还有发达地区对发展成果分配不满的问题。在族群动员的层次上，美国圣母大学管理学副教授比瓦·奥纳·巴特克斯(Viva Ona Bartkus)认为，分离运动的发生根本是成本与利润计算的结果。(23)假使分离者认为继续存留在原国家内所需付出的成本与所得利润的计算结果优于分离出去所需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利润，那么它将继续留在原国家内；反之，则将发起分离运动。以南斯拉夫的解体为例，与其说是民族主义推动的结果，还不如说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从而引发以地域为聚落单位的民族意识强化所带来的结果。民族主义绝非这场闹剧的肇事者，而是其中的受惠者。(24)
对于发达地区的分裂主义，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有学者通过对西方15个地区的研究分析证明，分裂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呈发展状态的。(25)在这些案例中，全球化与分裂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是正相关的。该研究表明，地区经济的相对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分裂主义。可以看到，欧洲的一些民族地区正是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摆脱传统国家的羁绊，一方面以保持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提升民族主义诉求，另一方面绕开所属国家的干预和束缚，自主地进入欧洲和全球市场，与全球性的生产过程发生更直接的联系，并在全球竞争中提高自身的地位。(26)
近年来，席卷整个欧洲的财政紧缩浪潮加剧了这种分裂情绪。当各国政府削减福利、增加税收之时，一种对困难和负担分配的不公平感在各地区之间激发了这样一种观念：如果让它们在依靠欧盟的同时，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公平。
3.国家文化整合能力的削弱
多样性、多元化被认为是“全球性”的固有特性，而民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则常常是民族国家整合的理想境界。(27)由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的多样性、多元化从观念到实践都向民族国家的政治及文化整合提出了难以抵御的挑战。(28)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迅速推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求它们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同质化社会结构，但是受前殖民地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它们大多未能完成国家构建和文化整合的过程，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进一步冲击了这一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随后而至的多少带有冲突的非殖民化进程及苏联解体导致了全球国家数目的急剧增加。迅速获得的独立——即使有些通过几年的战争——和产生的新兴国家，实际上与从中世纪逐渐形成并相当成熟的英、法民族—国家模式可以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29)在西方国家，国家共同体的合法性基础是自身政治价值体系“自然”演变而形成的，即政治合法性基础是一元的；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是二元的，即本国的传统政治价值与从发达国家移植而来的政治价值形成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二元化结构。(30)
对于大部分前殖民地来说，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同时，西方工业化国家有长达几个世纪的充裕时间来解决(不论是多么的血腥残酷)其内乱、宗教战争，以及城乡矛盾和工/农业矛盾。前殖民地则没有足够时间解决这些问题，它们一直处在异己权力的统治之下。所以，绝大多数前殖民地不得不认可一个地理和人口单位的逻辑和目标。在这里，解体的意志(will to fragmentation)与整合的意志(will to totalization)互相冲突。和平的发展进程对前殖民地来说是从结构上被否决了。(31)
仍以东南亚为例，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国家本来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更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卷入和依赖。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无法使它们不被全球化浪潮所席卷。这就使东南亚各国在外部压力下加速国家的整合。它们没有欧美发达国家在其历史上所具有的渐进式整合的时间条件，往往不得不以超常的步伐赶上现代化与全球化重叠的时代。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就是主体民族不顾少数民族滞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强行将其纳入国家现代化进程，从而产生了民族国家整合中的阵痛。在东南亚国家，整合往往意味着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同化。而公民权利的缺失在少数民族成员身上表现尤为突出，这促使他们在国家整合进程中不予配合，甚至要求分离或独立。(31)
4.国家主权分化的冲击
毫无疑问，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对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冲击，约束了国家制定和执行对内和对外政策的自主性。这对许多国家维护自身的统一也造成了诸多影响。
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越来越成为世界多层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民族国家不再有清晰的地理边界和主权划分。它们存在于某一层级的治理形式中。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空间都受到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或者跨国组织的影响，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屈服于不断提升的地方自治压力。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变得更加开放和没有限制，变得更加富有争议和更加多层。(32)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国家权力的向上和向下移动。(33)向上移动包括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全球资本市场等因素对传统国家主权特别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消解；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对传统国家主权的介入和分享；国际法体系的完善和成熟对国家约束力的增强等等。国家权力的向下转移，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政治、经济权力的扩展和国际化的趋势。在国家能力分化的情况下，民族国家机构正逐渐空洞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转移给地区或地方层次，以及一些正在出现的权力网络，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及跨地方的层次上进行重建。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国家权力向上和向下两个层面分化的加剧，许多国家的反分裂斗争越来越受到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制约。在外部层面，随着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参与的增加及对外依赖的加强，其处理国内事务时不得不考虑外部的因素。虽然尊重和维持现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但不可否认的是，外部势力对他国内部分裂主义问题的介入和干涉越来越频繁。在面临分裂主义危机的时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使得战争的机会成本提高，事发国不得不考虑冲突扩大化对国内经济及国际投资等方面的影响；(35)在内部层面，随着地方政治经济权力的强化与对外联系的增多，地方的独立性也在增强。对于存在分离倾向的地区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分裂成本。同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分裂势力也在迅速国际化，在外寻求政治和物质支持。
三、全球化对分裂主义的推进和刺激
应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及其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仍然处于核心的地位，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即便由于内部纠纷而有所弱化，即便日益被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犯罪集团、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地区组织)挑战权威或被绕开行事并形成竞争关系，国家似乎仍然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仍是一个被觊觎、去争夺的目标。(36)全球化作为一个矛盾性的过程，一方面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造成了消解和冲击，另一方面却又强化了一些群体的民族国家欲望。对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nith)认为，全球相互依存作用于人类交往方式的主要结果是削弱了共同体传统结构的基础，并把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从特殊的民族环境中“发掘”出来并广为传播。(37)
如前所述，从宏观角度来看，当代全球化进程是与第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同时展开的。当代的民族分裂主义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大多发端于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中，并在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下有了快速发展。结合全球化的背景，可以看到，全球化对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和推进作用。全球化在冲击事发国国家能力的同时，扩大了分裂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使得分裂势力的动员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1.全球化与分裂主义的可能性
(1)全球化使得小型化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既消解了国家权力，又凸显了本土的身份意识，同时还挤压出一个新的领域，使有些地方变得跨越国家的界限。所以，全球化并不必然是无处不在的一体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但随着新的矛盾和分化的出现，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38)对分裂主义而言，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领土大小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全球化所推动的自由贸易对分裂主义也是一个鼓励，因为在全球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小国不需要完全实现各方面的自足——它们可以开发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源，而不需要成为某个更大的政治联盟的一部分。(39)有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地区防务降低了小国的主要负担——经济生存能力和防务——这将减少统一的吸引力而鼓励分离。(40)
(2)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的共鸣。(41)虽然人民自决权成为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中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冷战环境中，这一思潮并未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完全承认。随着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人民自决权也迅速异化为民族自决权，搭载民主、人权、少数民主权利等西方社会思潮，借全球化之力向世界各地渗透。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结合，成为分裂主义可资利用的重要意识形态。(42)另外，西方国家大力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强化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干涉和经济掠夺，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部分国家的分裂主义危机。
同时，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新自由主义思潮更多的是流行于知识分子阶层，距离下层民众尚有一定距离，而且它们无法指引民众如何摆脱目前的信仰危机和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以其固有的强大缓释功能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无可比拟的继承功能而在许多民族地区迅速回归和复兴。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教极端主义也迅速滋生和蔓延，并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当然，这又属于另外一个层面上的“全球化”了。
2.全球化与分裂主义的现实性
从理论上看，分裂主义的跨国动员取决于三个因素：成熟的集体意识、有效的组织资源和政治机会环境。(43)在全球化时代，外部势力对他国分裂主义问题干涉的加剧，全球化为分裂势力间接提供的便利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分裂主义的现实性。
(1)国际格局的变动和外部势力对分裂主义问题的干涉。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对立及对势力范围的争夺，间接维持了国际秩序的稳定。虽然美苏双方都存在着介入他国内部冲突的冲动，但冷战格局的存在限制了双方破坏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可能。所以，在冷战时期，大部分国家得以维持自身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从1947～1989年间，仅有一例真正意义上的分裂主义成功案例——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分裂——的直接原因。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动，改变了分裂主义的国际环境。
冷战结束导致在两极严峻对抗秩序下所长期回避和压抑的认同问题、认同分离逻辑和将其政治工具化的行为再次释放出来。(44)在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蔓延下，分裂主义迅速发展。据统计，1990～2007年间，分裂主义导致了25个新国家的独立。(45)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大范围推进，国家可以自由而有选择性地支持分裂主义以实现自身利益。(46)这种支持包括给予分裂主义势力经济上、政治上的支持，甚至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47)在近年分裂主义的热点问题——科索沃、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案例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分裂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力量，而是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干涉。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介入分裂主义事发国内政的行主体更趋多元化，介入方式更加隐蔽和多样。除了传统的外国政府、情报机构以外，一些相关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国际人权组织和宗教组织)、舆论媒体、学界等也积极介入他国的分裂主义问题，使事发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48)
(2)分裂势力对全球化条件的利用。凭借全球化中信息、人员、资金、商品等要素高速流动的便利，以及利用传统国家边界功能削弱的机会，在全球化过程中，分裂势力亦同时推进自身的国际化进程。
首先，全球化增强了分裂势力的组织与活动能力。全球化的便利为分裂势力在海外建立组织及活动网络，争取外部经济和政治支持等活动提供了方便。同时，国内的分裂势力很容易走出国门与外部分裂势力取得联系，并得到海外的培训和资助。(49)
其次，分裂主义对全球媒体和通讯技术利用。(50)分裂主义者将它们作为宣传、组织和煽动的有效工具。(51)信息全球化不仅方便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和渗透，为分裂分子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同时，分裂组织还可以借助发达的网络和通讯技术相互串联、组织力量进行分裂活动；此外，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与广泛性也为分裂组织发布虚假信息以混淆视听打开方便之门。
最后，全球化浪潮中人员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使得海外散居族群成为分裂势力进行跨国动员和筹集资金的主体。特别是当海外散居族裔主要是由于政治歧异而流亡海外时，他们对母国内本民族、宗教群体的分裂诉求常常是深表支持。(52)
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分裂势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及外部环境都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改善，这无疑加大了事发国反对分裂主义的困难。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全球化对分裂主义运动的发展形成了较大影响。(53)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其国民对其忠诚度及其应对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军事变动的能力均在下降。在多民族或以民族分野的国家里，这两种能力的弱化增加了少数群体的不满及其进行分裂主义动员的机会。在大国势力全球蔓延的后冷战时期，分裂主义运动从外部获得了大量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从外部能够获取国际支援的可能性进一步鼓舞了分裂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通讯技术——如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网络——使得民族主义的鼓动得以更为迅速地在全球散布的本族裔群体中传播(也就是对表达、宣传和接受分裂主义的限制有所放松)。所以说，全球化进程提升了分裂主义运动可能性的条件。(54)
可以说，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才可以保证全球化在一种稳定有序的状态中进行；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紊乱、冲突和矛盾，也只有在现有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层面上才有可能调整和消解。无限制的自决权会导致一度安定繁荣的共同体碎化和巴尔干化，由于这一原则和观念的不负责任的滥用而分裂成若干敌对的小国，树立起众多的经济政治屏障，而这种屏障在一个全球经济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只能造成经济和政治问题。(55)
作为对社会契约的颠覆，这种分离性倍增(分裂成越来越小的领土单位，国家数目的无止增加)本质上更加危险。缺乏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愿望、对近邻的仇恨，恰恰是分离动力的核心所在。缺位国家和破产国家的倍增成为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因素：这类国家显得无力满足其国民的最基本需求，结果将导致民众越来越采用骚乱抗争和社会暴力的方式。(56)
实践证明，全球化这一历史趋势无可抗拒，而如何防治全球化可能对国家能力造成的削弱及其对分裂主义的影响和刺激，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才是全球化时代反分裂斗争的应有之义。
①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研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包括国家主权、国家职能、民族主义)的影响，或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研究。例如，系统研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关系的影响的论著有：缪家福：《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学界对全球化与民族冲突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分，前者认为全球化并不直接导致民族冲突，而后者则相反，例如，蔡爱眉：《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Susan Olzak,The Global Dynamics of Racial and Ethnic Mobilization,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Susan Olzak," Does Globalization Breed Ethnic Discontent?"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5,No.1,2011,pp.3—32，等等。目前，专门研究全球化与分裂主义的论著如，陈衍德等：《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Sandra Popiden,"Globalization,Natural Resources,and Separatist War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eattle,Washington,September 3,2011，等等。但此类论著主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部分地区或部分因素，缺乏对全球化与分裂主义关系更宏观的研究，特别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分裂主义关系的切入。本文作者在与杨恕教授合著的《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对全球化与分裂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突出特点是罗列了相关的研究视角，且多以案例介绍为主，本文旨在对全球化和分裂主义关系在理论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入分析。
②其实，在第一轮民族自觉过程中，一些西方民族国家内部即产生了分裂主义。很多国家内部的民族自觉自这些国家建立之初即已发生，这在西方国家尤为突出。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比利时的佛拉芒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等都属于民族国家内部较早发生民族自觉的突出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的许多分裂主义是在这些民族国家建构初期产生的民族自觉，与第三世界国家不太一样，后者是在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的大潮中趁机出现的)。
③杨恕、汪金国：《20世纪80-9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及相关理论探讨》，《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53页。
④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3页。
⑤Susan Olzak,"Ethnic Protest in Core and Periphery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1,No.2,1998，pp.187—217；相关研究还有A.Alesina，et al.，"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5,2000,pp.1276—1296。
⑥Andreas Wimmer,et al.,"Ethnic Politics and Armed Conflict: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New Global Data S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4,No.2,2009,pp.316—337.
⑦[德]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常和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⑧杨恕：《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与动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第7—13页。
⑨[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页。
⑩当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相关的国家能够在全球化中增强自身的实力，它可能有更多的经济政治能力来应对本国分裂主义的挑战，同时，通过提升个体和国家发展水平，全球化亦可减缓分裂诉求。详见：R.N.Rosecrance,"Who Will Be Independent?" in R.N.Rowecrance and A.A.Stein,No More States:Globalization,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erroris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6,pp.279—291。
(11)Michael Mann,"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4,No.3,Autumn 1997，pp.472—496.
(12)Lloyd Cox,"Neo-liberal Globalization,Nationalism,and Changed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for Secessionist Mobilization," in Aleksandar Pavkovic and Peter Radan,On the Way to Statehood:Secession and Globalization,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8,pp.33—50
(1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128页。
(14)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第17页。
(15)Danilo Zolo,Globalization:An Overview,Colchester,UK:ECPR Press,2007,p.11; Ian Clark,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91.
(16)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8页。
(17)F.Stewart and G.K.Brown,"Motivations for Conflict: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 C.Crocker et al.,Leashing the Dogs of War:Conflict Management in a Divided World,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07，p.222.
(18)Susan Olzak,"Does Globalization Breed Ethnic Discontent?"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5,No.1,2011,pp.3—32.
(19)关凯：《多元文化主义与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政策国际经验分析(下)》，《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49—50页。
(20)Daniel S.and Treisman,"Russia's 'Ethnic Revival':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the Postcommunist Order," World Politics,Vol.49,No.2,1997,pp.219—220.
(21)陈衍德、彭慧等：《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分离主义运动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22)自2004年起，泰国南部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多，至今已造成6000余人死亡，上万人受伤。目前的暴力水平维持在大约每年1000起袭击，368人死亡的等级上。可以看到，泰国以马来人/穆斯林为主的南部省份经历了10年的暴力分裂活动之后，现在反叛势力的实力正在超过中央政府的应对能力。详见：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Thailand:The Evolving Conflict in the South,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241,11 December,2012。
(23)Viva Ona Bartkus,The Dynamic of Sec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4)[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25)Jason Sorens,"Globalization,Secessionism,and Autonomy," Electoral Studies,Vol.23,2004,pp.727—752.
(26)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政党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亦是如此，详见H.Meadwelland and P.Martin,"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2,No.1,1996,pp.67—87; S.Shulman,"Nationalist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4,No.3,2000,pp.365—390。
(27)关于政治整合，周平认为，包括强调同质性和强调异质性两种价值取向，基于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统一的角度来看，更多国家侧重于求同的取向。详见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28)Paul Hirst and Grahame Thompson,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6,pp.177—178.
(29)[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等：《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许铁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30)赵虎吉：《比较政治学：后发展国家视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31)[日]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7—489页。
(32)陈衍德、彭慧：《当代东南亚民族关系模式探析》，《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76—77页。
(33)[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页。
(34)[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5)Sandra Popiden,"Globalization,Natural Resources,and Separatist Wars," September 3,2011,see http://ssrn.com/abstract=1919919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1919919。该文客观上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贸易、投资)和分裂主义战争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它并未进一步指出，相互依赖造成的冲突机会成本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事发国中央政府的政策。
(36)[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第57页。
(37)[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
(38)[法]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页。
(39)M.Pole'se,"Economic Integration,National Policies,and the Rationality of Regional Separatism," in E.A.Tiryakian and R.Rogowski,eds.,New Nationalisms of the Developed West:Toward Explanation,Boston:Unwin Hyman,1985; D.Wittman,"Nations and States: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issolutions and Divorc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Vol.81,No.2,1991,pp.126—129; P.Bolton et al,"Economic Theories of the Break-up and Integration of N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0,No.3—5,1996,pp.265—287; A.Alesina and E.Spolaore,"On the Number and Size of N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2,No.4,1997,pp.1027—1056; P.Bolton and G.Roland,"The Breakup of Nations: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2,No.4,1997,pp.1057—1090; A.Alesina and R.Wacziarg,"Openness,Country Size,and the 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69,No.3,1998,pp.305—321; A.Alesina et al,"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5,2000,pp.1276—1296; Michael J.Hiscox,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Commerce,Coalitions,and Mobil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40)M.Hechter,Containing 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7—124.
(41)Lloyd Cox,"Neo-liberal Globalization,Nationalism,and Changed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for Secessionist Mobilization," pp.33—50.
(42)Susan Olzak,"Does Globalization Breed Ethnic Discontent?" pp.3—32; Andreas Wimmer et al.,"Ethnic Politics and Armed Conflict: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New Global Data Set," pp.316—337.
(43)Rey Koslowski,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5,p.10。这是对道格·麦克亚当提出的“政治过程模型”的微调，他认为，政治动员是认知自由、组织资源和政治机会结构三者作用的产物。详见Doug McAdam,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44)[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第56页。
(45)Aleksandar Pavkovic,"Introduction," On the Way to Statehood:Secession and Globalization,P.1.
(46)Lloyd Cox,"Neo-liberal Globalization,Nationalism,and Changed '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for Secessionist Mobilization," pp.33—50.
(47)Alexis Heraclides,"Secessionist Minorities and External Involve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1990,pp.341—378.
(48)李捷、杨恕：《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49)Christian Allen,"Unruly Spaces,Globalization,and Transnational Criminal Economies," in Dennis Conway and Nik Heynen,Globalization's Contradictions,Geographies of Discipline,Destrucction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Routledge,2006,p.101.
(50)Lloyd Cox,"Neo-liberal Globalization,Nationalism,and Changed '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for Secessionist Mobilization," pp.33—50.
(51)Andreas Wimmer et al.,"Ethnic Politics and Armed Conflict: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New Global Data Set," pp.316—337.
(52)杨恕、李捷：《分裂主义国际化进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第13页。
(53)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一定刺激分裂主义的发展，原因如下：(1)全球化为国家防治分裂主义提供了新的手段，详见Ian Clark,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30；(2)国家行动可以缓和全球化可能造成的分化，详见Richard Rosecrance，"Who Will Be Independent?"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Stein,No More States? Globalization,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and Terroris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p.280; (3)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可消解分离主义的经济动因，详见Nicholas Sambanis,"Glob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 and Secess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Some Conjectures," in David Cameron et al.,Globaliz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is the Nation-State under Siege? London:Routledge,2006,p.215；(4)全球化对国家认同的冲击并不必然孕育分离主义，详见Ian Clark,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9；(5)大部分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中并没有绝对削弱，所以分离主义的势头并不可能严重增长，详见Nick Bisley,Rethinking Globalization,Basingstoke,UK:Palgrave Macmillan,2007,p.67。
(54)李捷、杨恕：《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第293页。
(55)[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56)[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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