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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刻帖《墨缘堂藏真》卷四中收有苏轼小楷书《四十二章经并跋》，篇幅之长，在传世苏书中罕见，且署款元符三年十一月，距苏轼去世仅半年多的时间，如为真迹，则十分可贵。
作品传刻情况
《墨缘堂藏真》刻成于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为蔡世松撰集，钱祝三摹，摹刻精美，刻自唐至明的名家法书共十二卷。容庚《丛帖目》云：“蔡世松，字友石，号听涛，江苏上元(今属南京)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官顺天府尹，降太仆寺少卿。翰墨精妙，尝手摹名人墨迹，刊《墨缘堂法帖》。”①又，《墨缘堂藏真》卷十之末有蔡世松之子蔡宗茂的小记，云：“先大夫工书法，精鉴别，每见古人真迹，辄追摹爱玩，不忍释手。箧中收藏以及生平过眼者，得《藏真帖》十二卷，钩勒上石。工未竟，而椿堂弃养，不孝荷承先志，敬谨卒业，手泽之存，临颖泫然！道光甲辰岁八月，上元蔡宗茂记。”②由此可知，在蔡世松生前，并未能完成《墨缘堂藏真》的刊刻工作，而是在其去世以后由儿子蔡宗茂继续完成的。
另有《餐霞阁法帖》，为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由常州毛渐逵撰集，卷三亦收有苏轼书《四十二章经并跋》，此法帖刻成时间早于《墨缘堂藏真》二十七年。据《丛帖目》记载，《餐霞阁》中《苏轼四十二章经并跋》后有悟静和王元吉二跋，③《墨缘堂》中《苏轼四十二章经并跋》后有悟静、哱存素、王元吉、蔡世松、钱泳跋，④悟静与王元吉二跋相同，可证二帖所刻为同一件作品。
又，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记：“文忠书《四十二章经》真迹，余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观于汪筠庄明府斋中，书在绢素，织成朱丝阑。高九寸许，长七尺二寸。小楷，微带行笔，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数行破裂者，而后幅完好无阙。有宋僧悟静、元王原(元)吉、哱存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陈无轩载入《寓赏编》，兹不复赘。后为筠庄子元度携于行箧，在晋陵舟中遇贼窃去。越二十馀年，京口杨子坚忽于友人家见之，今不知所在，惜哉！”⑤陈焯《湘管斋寓赏续编》中记载：“宋苏文忠公小楷四十二章经：右绢素织成朱丝直阑，高八寸七分，长七尺二寸余，字如指顶，楷书微带行意，每行廿二三字，连起空共一百廿八行，虽其前有十数行破裂，而完好者精神墨气奕奕动人。”“嘉庆丙辰九月与金匮钱上舍立群同客都，转治中见之，钱君许余即诧曰：“此有虫蛀，非闽中物耶？”始知为汪大令焕所藏，盖官闽时得之，大令号筠庄，宜兴人，乾隆己丑进士。此卷筠庄之子携归宜兴，舟中为盗胠箧而去，至不敢与父言，广为物色不可得，又不知为何人鉴赏也。然瓌宝终当出世耳。己未冬再记。”从钱、陈二人的记载中可知此帖墨迹的形制尺寸及在乾嘉时期的流传情况。
《墨缘堂藏真》中蔡世松跋云：
坡公书传世者已稀如麟凤，况小楷耶？此《四十二章经》，朗润虚和，姿韵绝胜，以远藏岭峤，故东南鉴赏家多未寓目，而跋尾则已见《志林》矣。道光二年春二月，有人持卷入都求售，余损清俸得之。惟绢本，前卅行坼裂破碎，不可触，余急命良工葺治，乃可观览。甲午岁在皖江臬署钩摹入石，刻成漫记于后。上元蔡世松。
此跋记述了蔡氏得到该帖并钩摹刊石的经过，与《履园丛话》及《湘管斋寓赏续编》中所记对比，可知，至晚清，此卷墨迹仍然存世，前三十行已破损(钱泳和陈焯见时只损十数行)，后面保存完好。《餐霞阁》与《墨缘堂》二刻本都应是据墨迹本钩摹上石，其中《墨缘堂》刻本为蔡世松于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刊刻。惜乎墨迹本今已不可得见。
帖后的几段跋语，对于了解此帖的流传情况很有帮助。
清刻 墨缘堂藏真帖四十二章经并跋(部分)破禅室藏
清刻 墨缘堂藏真帖四十二章经并跋(部分)破禅室藏
师祖普济奉敕旨建佛迹院道场，演说经典。至理宗皇帝宝庆二年，岁次丙戌，中元日，奉皇太后懿旨，差官秦琛赍水陆蘸(醮)九坛，苏轼书《四十二章经》一卷，着本山主持永远守护吉祥如意者。守山住持悟静记。
此跋者悟静为南宋僧人，佛迹院守山住持。此佛迹院不知具体所在，《东坡志林，游白水书付过》中提到“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⑥若正是这个寺院，则在“罗浮之东麓也，在惠州东北二十里”。⑦据此跋，说明该帖在宋代曾流入内府，南宋理宗宝庆二年(一二二六)，复由朝廷赐予佛迹院保存。帖首有“敕赐佛迹院道场印记”一枚，也可与此跋相印证。
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真迹，近世士大夫争购，一字一珠尚不能得。今见此《四十二章经》，乃苏长公为南华重辨长老书舍。后入内，复赐佛迹院道场住持守护，非龙神佛力，安得无蠹损哉？元贞元年，岁次乙未六月，佛弟子哱存素熏沐礼阅。
此跋者哱存素，元朝人，自称“佛弟子”，大约是在家的居士，而且从其姓氏来看很可能是蒙古人。此跋题于元成宗元贞元年(二一九五)，据其言，此时该帖应仍存于佛迹院，并且完好无损。
世人虽议晋字汉文章，一朝天生一朝人物，各有奇异。即如宋代生四大儒：周、程、张、朱，采揖诸书，化民成俗；书有四大家：苏、黄、米、蔡，各成一体，士庶效习，乃人心所好者不同，爱恶者不一。今见苏长公为僧家书舍此经，端楷遒劲，出入势力如輗軏转轮，冲波巨莽(蟒)，规矩锋芒，缓疾走笔，寒心破胆。书法不能效一，羞未得穿铁研之工耳。至顺二年辛未五月，太原王元吉识。
此跋者王元吉，亦为元朝人。此跋题于元文宗至顺二年(一三三一)，主要是从书法的角度着眼，评价至高。
第四跋蔡世松跋前文已引。
石羊山樵的跋在《墨缘堂》和《餐霞阁》中均未刻，但《湘管斋寓赏续编》中记录了这段跋语：
苏文忠公生平于书师法颜鲁公，其变化之妙，姿态横溢，古色陆离，兼挟以不可磨之气在。小楷真迹尤如凤毛麟角。昔时黄涪翁赞之当为当代第一。兹获购是《四十二章经》卷，去宋已远，且未云计其绢素点画无缺，何喜使愚陋中管窥于数百载翰墨间，犹得仰想其风神。时辛卯腊月石羊山樵漫志之以纪崇德。
由此跋可知石羊山樵也曾是此帖墨迹的收藏者，若依钱泳所记石羊山樵是元代人，则“辛卯”应为至正十一年(二二五一)。
以上诸跋，特别是宋元人的跋语，若皆为真，则此帖可谓流传有序。
苏轼跋语考察
考察此帖的关键在于苏轼的一段跋语，因为跋中明确记述了书写此《四十二章经》的缘由，现抄录于下：
予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辩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岭南还，则辩已寂久矣。过南华，吊其众，问塔墓所在，曰：“我师昔在寿塔，南华之东数里，有不悦师者，葬之别墓。既七百馀日矣，今长老朗公，发而归之寿塔，改棺易衣，举体如生，衣皆鲜芳，众乃大愧服。”东坡居士曰：辩视身为何物，弃之尸陁林以饲乌鸢何有，安以寿塔为？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辩尝欲得余小楷，因书此经，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并记其事，以识挂剑之意。时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东坡居士轼。
这段跋语引出了苏轼与南华寺及重辩禅师的一段因缘。苏轼一生出入三教，交游甚广，与许多僧道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苏轼有很深的佛学造诣，通晓佛教经典，特别是在其晚年，在思想上更加亲近佛教，他也常为他人书写佛经作为酬赠。绍圣元年(一○九四)，苏轼贬谪惠州，途径曹溪，入南华寺谒六祖，由此结识了重辩禅师，“语终日，知其有道”。二人实际仅此一面之缘，但惺惺相惜，之后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苏轼文集》中今存苏轼写给重辩的书信十三封，⑧从信中内容可知他们彼此挂念、互报平安、互赠礼物的情形，重辩还多次派人为苏轼、苏辙兄弟间传递书信，苏轼亦为重辩书写碑铭多篇，情谊深厚可见一斑。后苏轼再贬海南，于元符三年(一一○○)方渡海北归，途中再“游南华，宿山水间数日”，而此时重辩“已寂久矣”。苏轼“乃以茗果奠其塔”，并书其逸事“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在《苏轼文集》中有《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一篇，现亦录于下：
契嵩禅师常瞋，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辩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益薪炽火，有终不坏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视身如金玉，不旋踵为粪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岂不然哉？予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辩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还，则辩已寂久矣。过南华，吊其众，问塔墓所在，众曰：“我师昔作寿塔，南华之东数里，有不悦师者，葬之别墓。既七百馀日矣，今长老明公，独奋不顾，发而归之寿塔。改棺易衣，举体如生，衣皆鲜芳，众乃大愧服。”东坡居士曰：辩视身为何物，弃之尸陁林，以饲鸟乌何有，安以寿塔为？明公知辩者，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书其事，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时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⑨
对照跋语与这段文字，发现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也存在差异，较为重要的差异有以下几处：
1.《逸事》起首“契嵩禅师常瞋”至“岂不然哉”一段，为跋语所无；
2.跋语“予自岭南还”，《逸事》作“予自海南还”；
3.跋语“今长老朗公，发而归之寿塔”，《逸事》作“今长老明公，独奋不顾，发而归之寿塔”，特别是“朗公”与“明公”的差异；
4.跋语“朗公知辩者”，《逸事》作“明公知辩者”，差异同上；
5.跋语“辩尝欲得余小楷，因书此经，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并记其事，以识挂剑之意”，《逸事》作“而书其事，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
6.跋语“时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逸事》作“时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7.跋语末尾“东坡居士轼”，为《逸事》所无；
8.重辩之“辩”字在《逸事》中通篇一致，而在跋语中不统一，时写作“辩”，时写作“辨”。
这些差异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作出分析和判断。总体看来，当以《逸事》文字更为合理。首先，“契嵩禅师常瞋”至“岂不然哉”一段，并非题外之话，而是以契嵩和海月的事迹引出“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的道理，从而类比重辩“视身为何物，弃之尸陁林，以饲鸟乌何有，安以寿塔为”的境界。其次，元符三年，苏轼再入南华时，南华寺的住持为明禅师，是他接待了苏轼一行，苏轼亦为他写有《南华长老题名记》，《苏轼文集》今存苏轼致明老书信三封。⑩由此，“今长老明公”的说法较为合理。第三，是署款的时间问题。在《苏轼文集》中，有两篇记明确切时间的文字，一为《书罗汉颂后》：“佛弟子苏轼自海南还，道过清远峡宝林寺，敬颂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1)另一为《游广陵寺题名》：“东坡居士渡海北还，吴子野、何崇道、颖堂通三长老、黄明达、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禹追饯至清远峡，同游广陵寺。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2)说明至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苏轼尚在清远，要抵达韶州曲江的南华寺，尚须经过英州，中间有三百多里的路程，且苏轼一行走走停停，从时间上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要到达南华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苏轼到南华的时间当在十二月。
综上，我们不得不对跋语产生很大的疑问，因为，除非均出自苏轼的笔误，否则我们要肯定跋语，就得推翻《苏轼文集》中的许多内容了。
又，《东坡志林》中亦有此篇，题作《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录于下：
契嵩禅师常瞋，人莫尝见其笑；海月慧辨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益薪炽火，有终不坏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视身如金玉，不旋踵为粪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岂不然哉？予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辨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岭南还，则辨已寂久矣。过南华，吊其众，问塔墓所在，众曰：“我师昔有寿塔，南华之东数里，有不悦师者，葬之别墓。既七百馀日矣，今长老朗公，独奋不顾，发而归之寿塔。改棺易衣，举体如生，衣皆鲜芳，众乃大愧服。”东坡居士曰：辨视身为何物，弃之尸陁林，以饲乌鸢何有，安以寿塔为？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书其事，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时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3)
我们发现，跋语中文字与《文集》出入的地方，多处却与《志林》相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文集》错了吗？其实不然，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文集》错的可能性很小，错讹可能性较大的仍然是《志林》。如果我们假设此帖为伪作，那么，一种合理的推论就是，作伪者所根据的底本正与《志林》所据相同(不说跋语依据《志林》，乃因今本《志林》成书于明代，而此卷苏书《四十二章经》产生的时间可能更早)，在此基础上增损文字，删去开头一段，并在末尾加进“辩尝欲得余小楷，因书此经，……以识挂剑之意”一句，从而使这段文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长篇经文后面的跋语。
《四十二章经并跋》的书法
本卷书法为小楷书，间有行书笔意，诚为可喜。苏轼自谓“作大字不如小字”，(14)又云“醉中亦能作小楷”，(15)可见工夫之深湛。前引元人王元吉的跋中对此卷书法作了评论：“端楷遒劲，出入势力如輗軏转轮，冲波巨莽(蟒)，规矩锋芒，缓疾走笔，寒心破胆。”我以为“端楷遒劲”四字尚属中肯，其馀皆大而无当，言过其实。此卷小楷的特点正在于圆润秀雅，深具苏书三昧，但也正由于它过于圆润精巧，置之东坡晚岁书作中，则颇有不相谐之处。郭畀云：“(东坡)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也。”(16)此论甚为得之。苏轼晚年一路贬谪，饱经风霜，幸得生还大陆，体力精力早已不复当年，然而他在精神上却得以臻于天人合一的自由之境，纵横捭阖、尽脱拘挛，这表现在其书法上则可谓忘怀楷则，人书俱老。这种“老”不单是由于体力的衰退、指腕的颤抖而引起的对于毛笔的精确控制能力的减弱，更表现为字里行间的一股老辣之气和沧桑之感，或即为郭畀所言“大海风涛之气”。而这种气息，正是此卷《四十二章经》所缺少的。
我们可以找出几件苏轼晚年的书作以为对照。《渡海帖》，书于元符三年六月十三日，比《四十二章经》署款的十一月十九日早五个多月；《答谢民师论文帖》，书于元符三年十一月五日，比《四十二章经》署款仅早十四天；另有《江上帖》，书于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四月二十八日，比《四十二章经》署款晚五个多月。以上三帖均用墨浓重，提按明显，方圆并施，结体欹斜，右肩耸起，行笔中的抖动如“屋漏痕”，更添韵致，真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17)若考虑到墨迹与刻帖之间的差别，可再举一例，《西楼苏帖》中有《熙明张侯永康所居万卷堂一首》，书写时间在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也属小字行楷，不难看出风格气息上与上举三帖的共通之处，以《四十二章经》比之，则明显稚嫩妍巧许多。
苏轼 答谢民师论文帖(部分)
苏轼 渡海帖
苏轼 海上帖
由以上对于文字内容和书法风格特征的分析，笔者倾向于认为此件作品并非苏轼真迹，而是出于精习苏书者的仿作。仿制的时间至晚不会晚于清乾隆年间，但若在明以后，则几段宋元人的题跋也自然非真了，所以，此卷产生的时间在南宋初年的可能性更大。苏轼书法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巨大，效习者众多，能至惟妙惟肖者亦不在少数，像《水浒传》中描写的圣手书生萧让就是这样的人物。而苏轼书法又是收藏家热捧的对象，就像哱存素跋中所言：“士大夫争购，一字一珠尚不能得”，因此仿造苏轼书作就成为了一种射利的手段，进而蔚然成风，历时不衰，清代姚学经所刻《晚香堂苏帖》(即所谓“小晚香堂”者)多为伪帖即是一例。
当然，我们也大可不必如此匆忙地武断定论，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倘若能证明此作为真迹，其意义则远大于证明其为伪作，那对于苏轼研究将是一大促进，甚至会动摇一系列已有的认识，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北宋 苏轼 熙明张侯永康所居万卷堂诗帖 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不过，即使此作并非真迹，它也并非就毫无价值。这件作品字数众多，点画精到，具备典型的苏轼书法风貌，并且这种小楷书在苏轼传世作品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此帖可以称得上是学习苏体小楷的很好的范本。真伪问题与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是可以分开的，去除了史料价值并不等于也否定了其艺术价值。
①②③④容庚：《丛帖目》，中华书局，二○一二年，第七一五页，第七一四页，第六二○页，第七一一页。
⑤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第二七二页。
⑥苏轼：《游白水书付过》，《东坡志林》，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第三页。
⑦苏轼：《白水山佛迹岩》自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第二○七九页。
⑧参见《苏轼文集》卷六十一《与南华辩老十三首》，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七一页。
⑨苏轼：《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苏轼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二○五三页。
⑩参见《苏轼文集》卷六十一《与南华明老三首》，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一八八九页。
(11)苏轼：《书罗汉颂后》，《苏轼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二○七三页。
(12)苏轼：《游广陵寺题名》，《苏轼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第二五八四页。
(13)苏轼：《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东坡志林》，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第五一页。
(14)(16)见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三○页。
(15)苏轼：《题醉草》，《东坡题跋》，人民美术出版社，二○○八年，第二五七页。
(17)赵孟頫语，见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