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跨国和分省数据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数据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逾30年，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刻画和描述这一发展成就的主要构成时，在追问和探寻这一发展成就的原因由来时，世人莫不强调改革与开放的并行效果，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及中国政治领导层以改革开放迎应这一历史机遇的英明决策，强调中国民众在推进改革和开放中所焕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但在这样的共识之下，基于学科训练的不同和观察角度的差异，研究中国发展的相关学者又有着不同的解释逻辑和理论模式(黄平[1]，张宇燕[2]，李惠斌[3])。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各种因果解释和理论认知进行概括，可以发现其间大体包含着两大思考路径：一是普遍主义的理解，另一则是个殊主义的理解。前者强调中国的发展无非证明了发展理论早已提示的发展路向，而后者则主张中国之发展创造了全新的“中国模式”。但在笔者看来，与其汲汲于认识论的普遍与个殊之争，莫于开辟新的思路以求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更好理解。对于中国发展成就的理解其实可以找到一条相对主义中间道路。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成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复制和确证了传统的发展理论？又在多大程度上颠覆和修正了传统的发展理论？应当引入具体的事实进行讨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贸易开放与中国发展之关系的问题即是一个具有观察窗口价值的问题。关于贸易开放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大致说来，这些研究文献可以被划分为两种理论取向：一种是“线性”(unilinear)的理论取向，这一理论取向强调贸易开放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它认为只要一个国家主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采取合理的贸易开放政策，就会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Rostow[4]，Evans和Stephens[5])；第二种是“依附”(dependency)的理论取向，这一理论取向强调贸易开放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认为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唯一后果就是使得它们依附于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从而沦落入“欠发展”的行列之中(Packenham[6]，Dos Santos[7])。
这两种理论取向中哪个更具有解释能力？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始终争论不休，直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定论。本文即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并进而力争弥补既有文献的缺陷。本文通过考察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数据(1960-2000)，试图在跨国层次上对贸易开放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过程，并描述了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通过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跨地区考察，试图在中国国内层次上对贸易开放与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二、理论上的争论：“线性”理论取向与“依附”理论取向
“线性”理论取向主要有两个理论根源：第一是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理论；第二是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理论最远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亚当·斯密认为：为了更多地增加国民财富，一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劣势，即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
大卫·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提出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现代化理论强调“二战”以来的国际环境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无穷尽的机遇。普遍而言，现代化理论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友善”的环境，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体系，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就会通向发展之路(Hall和Soskice[8]，Sen[9]，Sachs[10])。现代化理论者还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第一是其国内落后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第二是其国内落后的政治体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走上发展之路，国内层次上就是改革阻碍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结构，从而为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在国际层次上，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采取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策略。现代化理论者还认为，全球贸易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双赢”的博弈，只要加入全球贸易体系，所有国家都能从中收益。
依附理论则强调，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为发达的西方国家提供了市场(举例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购买来自发达西方国家的制造品)，从而使得发达的西方国家拥有一个较高的生活标准。发达的西方国家极力地运用各种不同方法试图使这种依附状态永存。这些手段可能是多层面的，包括经济的、媒体的、人力资源发展控制、政治、银行业、教育、文化、体育和所有方面。发达的西方国家甚至不惜使用经济制裁以及武力来积极地制止依附国家试图摆脱他们影响力的尝试。
依附理论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作为对自由主义贸易理论的反对。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有：
(1)依附是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被另外一些国家的扩张发展所控制……，从而使得依附国家处于一个被优势国家剥削的落后的位置”(Dos Santos[7])。
(2)依附扭曲了在国家之中的劳动分工：发达的西方国家专注于技术密集或者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专注于劳力密集型产品。
(3)发达的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劳力密集型产品与技术密集或资本密集型产品相比，价格一直偏低，更为重要的是一直不稳定(Chew和Denemark[11])。
(4)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是一个“恶劣”的国际环境，缺乏发展的国际机会，这是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时期，在资本市场上的竞争，以及贸易市场上的竞争非常低，那些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发展机会已经消失。现在，资本完全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此外贸易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在市场上发展中国家很难卖出他们的产品，发展中国家也很难找到可负担得起的技术(Wallerstein[12]，Amin[13])。
(5)依附理论主张发展中形成“联合阵线”，在贸易问题上和西方发达国家集体进行谈判，讨论劳力密集型产品的价格问题，讨论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投资模式。依附论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而不能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实行独立自主、闭关锁国式的工业发展策略，尽量少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发生联系(Smith[14])。
(6)全球贸易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零和”的博弈，西方发达国家之所得正是发展中国家之所失(Cardoso和Faletto[15])。
三、跨国数据分析
对外贸易开放度是指对外贸易总额在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这一指标极其鲜明而确切地说明了一国经济对于全球贸易市场的依赖程度。本文对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度进行衡量(1960-1999)，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创建了4个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1960-1969年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1970-1979年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1980-1989年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以及1990-1999年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之所以选取10年的平均值，可以更为精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这是因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在一些单独的年份会出现很大的跳跃。
作为因变量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何衡量？对此学术界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一派学者主张以最小定义去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是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或者人均国民收入(per capitanational income)；另一派学者主张以最大定义去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如说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6])。这一指数是对人类发展三大维度的综合度量：健康长寿——由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进行度量；受教育——由识字率和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度量；体面生活——由收入(购买力平价)度量。指数的取值在0和1之间，取值越高，人类发展水平越高；取值越低，人类发展水平越低。在过去17年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一次全世界的“人类发展报告”，并将评估结果分为三类：HDI取值在0.800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人类发展高度水平，HDI取值在0.500～0.799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人类发展中度水平，HDI取值在0.500及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人类发展低度水平。本文综合使用了最小定义和最大定义去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体说来，分别使用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人均国民收入(per capitanational income)以及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模型设定上，假设对外贸易开放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滞后(latent)效应，所以，模型设定如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1970)=f(其在1960-1969年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1980)=f(其在1970-1979年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1990)=f(其在1980-1989年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2000)=f(其在1990-1999年对外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
(一)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的一般性描述：191个国家(或地区)
首先，运用散点图(scatter-plot)来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与其人均国民收入(per capitanational income)之间的关系，结果如图1显示，在191个国家(或地区)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与其人均国民收入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r=0.34)。也就是说，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度越高，其人均国民收入就随之显著上升。
其次，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变得“凸显”起来，并在八九十年代变得日益强化。
再次，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图1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与其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表2显示，贸易开放度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变得“凸显”起来，并在90年代变得日益强化。
这些结果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其经济发展是有着显著的积极效应，这一积极效应在1970年以后变得“凸显”起来，并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日益强化。由于上述的分析是在191个国家(或地区)中进行的，这191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了发达国家，由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着很高的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中存在的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可能会掩盖(或扭曲)了发展中国家里的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基于这样的担心，本文进一步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范畴里，分析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标准，学者们显然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无意介入这样的讨论，采用一个学术界相对认可的标准，那就是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成员国作为发达国家，把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看作是发展中国家。
首先，把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范畴里，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在20世纪60年代就非常明显，并且一直持续到90年代。
其次，把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显示，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范畴里，贸易开放度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变得“凸显”起来，并在90年代变得日益强化。
这些结果都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范畴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其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积极效应。并且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范畴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其经济发展有着更为强烈的积极效应，这可以从相关系数的数值中得到印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数值要大于所有国家中贸易开放程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数值。
但是，要对这样的统计结果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有些国家确实比另外一些国家表现得更为优秀，而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受到损害。接下来的分析将把发展中国家划分为若干个范畴，从而探讨什么样的发展中国家容易从全球贸易体系中收益，而哪些国家容易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受损。
(三)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处于不同区域的发展中国家
首先，在拉美地区中，把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显示，在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关性。这似乎从拉美国家的发展轨迹中得到佐证，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多拉美国家遵循“依附”理论的政策建议，普遍采取了“进口替代型”的发展策略，之后，这些国家都遇到了“进口替代型”发展策略的效率低下问题，经济问题重重，于是开始纷纷进行艰难的改革，转向“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当然在这一转型和改革过程中，众多拉美国家付出了极为昂贵的学费(Teichman[17]，Weyland[18])。
其次，在亚太地区中，把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显示，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在20世纪60年代就非常明显，并且一直持续到90年代。这可以从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的发展中得到印证，20世纪80年代“四小小龙”和中国内地接过“外贸导向型”发展策略的接力棒(Woo-Cummings[19]，Evans[20])。当然这一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良好势头在20世纪90年代放慢，尤其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
再次，在中东地区中，把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显示，在中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在20世纪60年代存在过显著的相关性，但在这之后，这一相关性就消失掉了。对此，笔者也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这毕竟与直观的事实有些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石油利润，使得这些中东国家收获了数目惊人的“美元储备”。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东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过多依赖于石油所产生的利润，而并没有把这些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发展投资(Ross[21]，Skocpol[22])。
第四，在非洲地区中，把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显示，在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在20世纪60年代并不存在相关性，但在这之后，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性开始“凸显”起来，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这一巨大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南北贸易”谈判，这一“南北贸易”谈判改善了以生产原材料和农产品为主的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国际贸易条件(Iyoha[23])。
四、中国的个案
与很多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有着一个成功的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奇迹”，下文对中国“奇迹”本身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一)总体描述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势头日益强劲，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7％。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几乎一年上一个台阶(李坤望、宋立刚[24])。与之相应，中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也迅速攀升。2000年以来，中国GDP将近一半以上都来自国际贸易。
从图2中可见，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确实从一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局外人”，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球贸易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这一角色的转换，其直接后果就是，1990-2004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5％，这一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被学者称为“中国奇迹”。图3显示，1990年以后，在大多数年份里，中国的GDP年增长率都维持在10％以上。如果考虑到经济总量的增大，10％以上的增长率所体现的经济增长绝对数量则更加可观。
图2 中国1970年以来的贸易开放度
图3 中国1990年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
(二)各省数据考察
首先，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贸易开放程度分别进行计算，本文对1991-2005年间这31个省、市、自治区的贸易开放程度进行计算，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1991-2005年间这31个省、市、自治区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表9显示了这31个省、市、自治区贸易开放程度的排名情况，在1991-2005年间，广东省的平均贸易开放度排名全国第一，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江苏省紧随其后。
本文使用的因变量是中国人民大学新近建立的中国调查评价中心所发布的中国发展指数(RCDI)，这一指数由4个分指数组成。这4个分指数分别为健康指数、教育指数、生活水平指数、社会环境指数。具体说来，这4个分指数又由15个指标计算而成。其中，健康指数为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教育指数为成人文盲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生活水平指数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环境指数为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人均道路面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并好于二级的天数(省会城市API)、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袁卫、彭非[25])。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调查评价中心已经公布了三次中国发展指数(RCDI)：2006年发展指数、2007年发展指数以及2008年发展指数。本文分别使用这三次发展指数(作为因变量)与各省、市、自治区1991-2005年贸易开放度的平均值(作为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显示，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贸易开放与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强相关。这一相关系数甚至高达0.80左右，也就是说，那些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省、市、自治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越高。
(三)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全面验证贸易开放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运用的数学模型是时间序列的、非平衡的同组数据分析(times series unbalanced panel data analysis)。在这一模型中，自变量是31个省、市、自治区1991-2005年间每一年的贸易开放度。在这一多元模型分析中，添加了4个控制变量，这4个控制变量被广泛地认为会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第一个控制变量是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规模大小；第二个控制变量是一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源禀赋情况，这一变量主要考察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人均拥有主要资源的数量(比如，可耕土地的面积，煤、铁、石油等主要自然资源等)；第三个控制变量是一个省、市、自治区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变量主要考虑一个省、市、自治区已有的经济基础对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第四个控制变量是一个省、市、自治区所处的地域，本文主要划分了三个地域——东部沿海、中原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关于这4个控制变量如何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就不做详细描述。
同时，本文还增加了一个互动的变量(interactive term)，这一变量是年份乘以贸易开放度(贸易开放度×年份)，这样就可以从总体上衡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开放度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总体上看，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与预期相一致。首先，正如表11所显示的，贸易开放度对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性作用。也就是说，在那些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省、市、自治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越高。
其次，在4个控制变量中，本研究发现，一个省、市、自治区所处的地域对其发展指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性作用。具体说来，处于中原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远远好于处于西部地区的省、市、自治区；而处于东部沿海的省、市、自治区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远远好于处于中原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其他三个控制变量：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规模大小、资源禀赋情况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对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
最后，互动的变量(interactive term)对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性作用。那么，贸易开放度对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的总影响可以由这一公式计算：0.483-0.0021×年份。这一公式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开放度对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的总影响是日渐减弱，尽管这一总影响一直是正面的、积极性的。
五、结论
本文在理论上回顾了贸易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争论：“线性”理论取向与“依附”理论取向。“线性”理论取向强调贸易开放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依附”理论取向强调贸易开放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
考察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数据，本文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其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积极效应，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数值要大于所有国家中贸易开放程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数值。但是，要对这样的统计结果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而在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关性。从而，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要追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开放会对其经济发展起积极的作用？”换言之，需要跳出“线性”理论取向与“依附”理论取向之间的争论，重视对前提条件的寻找，这也将成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与很多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有着一个成功的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奇迹”。在过去30年中，中国从一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局外人”转变为一个全球贸易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这一角色的转换，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更进一步，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度对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性作用，也就是说，在那些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省、市、自治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同时也发现，贸易开放度对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指数的积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渐减弱。
对于这样的结果，本文做出了一些富有意义的推论：首先，贸易开放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这也就为那些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的地区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因为这些地区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也普遍不高，这也就为这些地区进一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提供了上升的空间。其次，对于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应该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因为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减弱，这也就意味着，在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消失殆尽之前，必须找到替代性的策略来持续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拉动内需实际上是对贸易开放这一因素的有效替代。最后，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那些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这也就为今后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提供了一些提示，那就是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同时，如何规避世界经济体系周期性振荡的风险，应该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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