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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5）03-0005-07
胡锦涛总书记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是我们理论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对哲学研究来说，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和呼声
“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的这句格言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并且被无数次引用。但熟知未必真正理解，关键是要懂得真正的哲学何以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1]（P123）一种哲学研究和谈论是否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标志在于这种哲学是否把握住了时代的迫切问题。
因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及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2]（P203）
理论的创新、与时俱进，只能通过解决新的现实问题来实现。因此，正确地提出问题就成为关键。正确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像爱因斯坦这样名垂青史的科学巨匠，把提出问题看得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认为正确地提出问题，意味着走完了解决问题的一半行程。也正因如此，现代逻辑科学把问题的提出本身当作科学发现的重要课题来研究。
我们的学术理论界，经常陷入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某些“学术研讨会”，如孔夫子所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其原因，不是问题提得不合理，就是从虚假问题出发，总而言之，有意无意回避深层次的紧迫的现实问题。问题提得不合理，就会误导理论思维。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指出的，这种问题所产生的困难，不是因为任何无知而导致不能回答，而是由于歪曲了问题本身的性质而引起的。这就如同一个人在提出问题时，不是问“什么是螺丝起子？”而是问“螺丝起子是哪一种凿子？”很显然，对于这类问题，除了否定问题本身，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然而，在我们以往乃至今天的理论“研究”中，这一类的提问方式并非绝无仅有。诸如：“是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还是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相对论是哪个阶级的理论？”“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气功学？”不胜枚举。前些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某些理论家不去探讨这种局部的金融危机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却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争论东亚金融危机与所谓“亚洲价值观”的关系，结果是掉进西方资产阶级欺骗宣传的陷阱。这是企图以唯心史观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从而不恰当提出问题的典型例子。这使我们再次忆起列宁的告诫：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透过有关道德、宗教、政治等等观念的东西，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关系，那他们始终是并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我欺骗的牺牲品。
所以，还是马克思说得对，真正的批判是要分析问题，而不是答案。由此足见，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三个“着眼于”是何等重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通过解决中国的迫切问题而实现的
马克思说：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
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曾经有过屡次的辉煌。到了近代，为什么走向衰落？从7世纪到13世纪，中国经济、文化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而到了16、17、18世纪，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当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国仍停留于封建社会，其经济基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压制着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这种状态本身，而在于时人对问题毫无意识。
当马克思宣布“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时，中国的清王朝当局却仍然处在自我封闭的狭小视野之中，以老大中央帝国自居。当西欧的殖民主义者居心叵测地怀着征服的野心来到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清朝统治者却狂妄自大地以为这些外国人都是来自微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而自命为高于万邦、不可一世的“天朝”，他们根本不想了解一下这是些什么样的国家。直至鸦片战争爆发，除了林则徐这样的有识者，很多人都认为对英国这样的国家的意图有了新的了解，以为它不过是为了“通商”，而不是要来当中国的皇帝，由这种精神状态所决定，注定要挨打。
此时的中国的历史坐标正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交叉点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仿佛弹指一挥间成为世界各种势力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带着帝国主义列强铁蹄蹂躏的耻辱进入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衰落的问题，而是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概括起来说，是面临三位一体的问题：“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3]（P2）
爱国的先进分子并不是很快明确意识到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而发动的反抗鸦片战争的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一连串的事件，之所以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最重要的一条，皆在于未能把握住问题的要害。这里没有篇幅一一陈述每一事件的原委，只举两例。
一例是洋务运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无论对帝国主义的本性，还是对封建王朝的腐败都毫无认识。就是说，根本不了解中国衰败的问题症结。尽管他们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革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为他们把变革的希望寄托于苟延残喘的封建王朝，而惧怕社会的根本改造，结果，一些本来有进步意义的东西，一经他们引进，就变成了洋不洋、中不中，带上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怪胎（如官办工商、官督商办工业、特权经商、以钱买官、官倒爷、派出以洋人为主体的外交使团等等）。洋务派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无非是幻想给封建的木乃伊披上洋盔甲以起死回生。其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
另一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对实质上是分赃会议的巴黎和会的看法。一些人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救世主，高呼“美国万岁！”连陈独秀当时也撰文歌颂“公理战胜强权”，寄希望于威尔逊鼓吹的“国际联合会”。而李大钊则因为接受了唯物史观，看出欧战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结果，结局是“民主主义胜利”、“劳工主义胜利”、“庶民的胜利”。李、陈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绝非无足轻重，乃是两种哲学历史观的对立，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进化史观的对立。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分子摆脱了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进化史观的迷惑，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而能够把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置于世界历史的大坐标中去认识，看准了中国问题的实质。
捕捉问题就是分析矛盾。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根本的条件是要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近80年里，一直在黑暗中苦斗，没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的迫切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集中全力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最合宜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于是，在克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过程中，抓住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真正把握住了中国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从而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领导力量，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于是才有上述三位一体的历史问题的解决，才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正是我党80余年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的理论结晶。
这一切足以证明，没有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领导，通过革命实践的艰苦探索，对标志着时代特征的迫切问题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分析，就不会有理论创新，就不会有理论的与时俱进，也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向前进。
三、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双重性质
搞清当代中国面临的紧迫的现实问题，关系到能否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关系到能否完整准确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关系，关系到能否完整准确地理解科学的发展观。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三位一体的问题。严格说来，这三个互相依存的问题，乃是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经过党成立以来28年的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民族独立问题应该说已经实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解决了，但是，还留下一个民族统一的问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颠覆、分化、西化的威胁远没有消除。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了，但封建专制的残余仍然存在，阻碍着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努力，已经取得举世为之震惊的巨大成就，一个走向繁荣昌盛的民族已经巨人般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还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历史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有时还会有反复。实际说来，上述三位一体的问题，还不能说已经彻底解决，但转换了问题的形态：老问题转换成了新问题。以前是争取民族独立，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统一；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就要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老问题就转换为党中央所提出的：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这里着重谈谈与“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有关的深层问题。
所谓深层问题，说到底就是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基本上是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而选择哪一条道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性命攸关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深层问题。
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决条件。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对于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决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
为了认识这个区别，我们首先来看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评价。
在马克思看来，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为了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这方面的观点，理清这些关系，我们这里不得不大段引述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这对于研究我们今天的中国问题非常重要。
在经济学说史上，有人曾怀着感伤主义的态度，责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只注重生产而不重视人。马克思却在这个问题上，为李嘉图的诚实的科学态度作了很充分的辩护。他写道：“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4]（P124-125）
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5]（P773）马克思认为，资本在这方面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既克服民族界限、民族偏见和闭关自守，又克服对自然界的神化，即克服了人的自然局限性。但马克思又强调指出，资本在克服其自然局限性的同时又造成了人的社会局限性，造成了普遍的异化。这是只有社会主义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实践才能结束用人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的历史，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P926-927）
这就是说，在李嘉图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适合的生产方式，但这是以牺牲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代价的生产方式。这种代价，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的牺牲，从全球的范围说，更应当考虑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广大人民群众付出的代价。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也要走西方走过的以牺牲人本身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在我们学术界确实有人这样认为。但这种观点无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提示：他关于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7]（P268）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决不等同于各民族的发展道路。一切取决于国内外的历史环境。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环境有时起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在1987年写的一篇文章就已经指出，假如从一国范围孤立地看，中国确实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但是，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来看，中国恰恰是在世界历史中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即以作为资本的国际生存条件这种特殊方式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的、非人道的历史进程。在资本主义向世界的胜利进军中，究竟有哪一种骇人听闻的灾难没有落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面临绝境的中华民族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殊死搏斗中孕育和锻炼出了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从而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基础。
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张，造成了特殊的历史环境，违背资产阶级自己的意愿，使拥有几万万人口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意味着错过世界历史进程为中华民族提供的以比较人道的方式振兴自己的历史机会，犯下真正的时代性错误。[8]
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性的事件。正确地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性，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找到确凿的证据。例如，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克里米亚战争加深了农奴制的危机，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亚历山大政府1861年被迫实行改革。改革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保留了农奴制的残余，但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他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7]（P129）
由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的中国没有失去历史提供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最好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以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张探索的问题。经历了巨大成功和严重挫折，终于开辟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所谓利用历史机遇，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历史提供的条件发展生产力，以人道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用非人道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人道的方式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这个有别于资本主义异化方式的人道方式，除了社会主义别无选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9]（P137）
但是，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生产力，根本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因此，邓小平又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特别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9]（P110-111）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今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搞市场经济，大讲“发展生产力”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在城乡差别存在、地区发展条件不平衡以及体制上的弊端等复杂情况下，搞市场经济难免出现利益集团的分化、贫富差别拉大乃至两极分化。这就会损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所以，邓小平在晚年强调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10]（P1364、1356-1357）
联系当前的现实状况，领会这些重要论述，可以领悟到：
其一，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二者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是否导致和加剧两极分化。
其二，正确理解和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和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流行的观念中，仅仅从物的角度和量的方面去理解生产力。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也是作这种狭隘的理解。这种理解就像军事上的唯武器论一样，只看到物的作用。这不是辩证的历史唯物论，而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科学技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科学技术是人发明的、由人来掌握的。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和强调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把这些观点割裂开来，是不懂得唯物史观的表现。
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的构成中，有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客体因素指的是劳动对象和工具、手段。科学技术必须有物质承担者（工具、机器、设备等）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的主体因素是劳动者。科学技术为劳动主体所掌握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5]（P194）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字面上看，马克思似乎把革命阶级列入“生产工具”的范畴，但从上下文的文脉来看，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来说的。资本历来是把劳动阶级当做工具和手段来对待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相反，社会主义的生产则应当把劳动者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来对待。从这个意义来理解，“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第一要义应是代表“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革命阶级本身”。如果社会关系阻碍生产的发展，生产力必将造反。这造反的生产力是什么呢？不言而喻。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岩佐茂指出：“生产力不论在对象形态中，还是作为主体的生产力，都是由量和质两方面组成。在资本的逻辑中，他们只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仅仅是因为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否取得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生产力之量的增长。对于资本来说，生产即使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也不感到羞耻。如果能够把生产力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统一考虑，关于唯物史观发展生产力的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间就不存在矛盾了”。[11]（P199-200）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把生产力的构成从主体和客体、质和量等角度全面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概念，不就有更切近、更确切的理解吗？这样，经济社会发展和“以人为本”不是可以更好统一、和谐起来吗？
这将涉及诸多实际问题，这里只提一点：我国是农业大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应当是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我记得，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这个问题作为他一生探讨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的工业化走西方以农民破产为代价的道路，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可见，“以人为本”，难道不应该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吗？在中国，解放生产力，难道不是首先解放农村生产力吗？
解放生产力，就是要解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用最先进的价值观念和科学技术把他们武装起来。总而言之，人类社会一开始就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的矛盾。在最初的阶段，人依附于原始共同体，之后，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乃至资本的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矛盾尖锐化到对抗。既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有希望为消除这种矛盾和对抗做出贡献。
但我们的头脑要清醒。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0]（P1364）所以，我们不能停止探索。这是真正的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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